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1）

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1）

这是一股大潮： 　　 这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大潮！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社会生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由于农民工的流动而集聚成的大潮所产生的冲击和震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员，自然被卷入这股大潮之中。 　　出生于山东莱西县水集镇的赵树凯，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他喂过牛，还赶过马车。 　　赵树凯在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东北的丹东。同今天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当年的流动也是依托“社会网”的支持展开。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父亲以曾读过五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之后，父亲难耐思乡之苦，又返回家乡。三年的“闯关东”经历，历尽艰辛，用今天的话说，却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实现新的职业流动的基本资源。赵树凯认为，虽然当前的农民工流动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当年的“闯关东”；但是，胶东这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热土，所弥漫着的浓重的流动氛围，很可能已经在他的内心酿造了对当代农民工流动研究的兴奋点。 　　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九0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还交钩３２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