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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念然:20世纪钟嵘《诗品》研究述评 - 文论 - 中国古代文学

2010-07-19  YIFENGKONG

黄念然:20世纪钟嵘《诗品》研究述评



  《诗品》与《文心雕龙》被誉为中国文论史上的双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诗品》研究就表现出研究人数多、研究起点高、成绩突出的特点,仅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就收获专著10多部,单篇论文20多篇;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人的批评史著作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形成了《诗品》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到新时期开始前,是大陆《诗品》研究的低潮期,除收获论文20多篇外,没有专著出现,倒是港、台以及日、韩的研究颇有成绩。新时期以来,《诗品》研究迅速复苏并兴盛起来,至上世纪末,收获论文近180篇,专著10多部,各种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著作也都辟单章或单节加以介绍、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梅运生的《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罗立乾的《钟嵘诗歌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台湾学者王国良的《钟嵘《诗品》研究论著目录》(《书目季刊》第21卷第1期)搜集整理了1926-1986年60年间中、日、韩、英文论著目录,为后学大开方便之门,尤值称许。从大陆20世纪《诗品》研究的历程看,其发展呈现出两高一低的态势。如果以解放前后为界,又可以发现,解放前“注”的成就高于“论”的成就,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论”多于“注”;20世纪最后20年,逐渐出现“注”“论”趋于平衡的研究局面。

  从内容上看,20世纪的《诗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诗人品第问题

  《诗品》将汉魏至齐梁的123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加以评论,引起了后世不少争议。20世纪的《诗品》研究,对这一问题仍然很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钟嵘将曹操、陶渊明置入下品或中品而将陆机、潘岳、张协、左思等人列为上品,有失公允。钱钟书《谈艺录》以及罗根泽《读诗品》、高海夫《读〈诗品〉札记》、李传龙《论钟嵘的“滋味”说》、李伯勋《“三品论士”不公的秘密》、陈庆元《钟嵘的当代诗歌评论》等专文都持此意见。(注:罗根泽文见《光明日报》1957年3月10日,高海夫文见《人文杂志》1985年第3期,李传龙文见《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李伯勋文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陈庆元文见《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有的学者对钟嵘的“品第不公”作了原因上的剖析,如段熙仲在《钟嵘与〈诗品〉考年及其他》一文中认为,钟嵘的“三品论士”是“门阀制度”的反映,“是阶级意识”的流露。钟嵘身处士族与寒门之间的阶级出身使其既“敌视甲族豪门”,又“轻忽寒人”,他的评价不公与其“变态心理”有关。李伯勋文也认为“三品不公的秘密”在于钟嵘的阶级等级观念。梅运生对段、李等人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钟嵘评诗中将当时的皇帝、王公贵族、文坛宗师甚至自己的恩师王俭都放入中品或下品,表明他并无门第偏见,其“品第不公”是由于钟嵘“偏爱丹采”的审美观念造成的,时代及文学的发展变化使“人们的审美观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钟嵘品诗问题应当将之放到产生它的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去考察。(注:梅运生:《钟嵘的身世与〈诗品〉的品第》,《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萧华荣也持与此大致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钟嵘的“品第不公”,主要是“由于钟嵘本人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的局限,同时也受当时过分看重文采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注:萧华荣:《钟嵘〈诗品〉诗歌批评体系》,《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也有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异议。如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认为,曹操无五言佳作,不能列为上品;陶潜在当时不为时人所重,而钟嵘推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还是比较合理的。王忠在《钟嵘品诗的标准尺度》一文中认为,钟嵘置曹诗于下品,是由于钟氏不被四言诗为雅正理想之传统观念所囿;而陶诗多用赋体,虽然质朴,但“患在意浮”,列入中品,亦不为过。(注:参见《国文月刊》第66期,1948年4月。)许总引陈延杰《诗品注·卷中》所录的《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的相关材料认为,将陶潜抑置中品,是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误,而非钟嵘之咎。(注:许总:《论钟嵘〈诗品〉的曹陶品第》,《中州学刊》1982年第6期。)顾农在《钟嵘诗品标准与理论精华》一文中认为,曹操的四言诗虽然多用比兴,但其五言诗却多用赋体,这与钟嵘专评五言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不相符的,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出发将曹操列入下品是合理的。(注:参见《河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徐达则从诗体演变、内容要求、表现手法、诗歌功能、自然英旨五方面认为,钟嵘诗论具有“上下联贯,前后一致”的评诗标准,钟嵘“自始至终按照同一尺度去裁衡诗人”,其诗歌理论批评体系“就是在今天看来,仍应当说是比较公允中肯的”,且“陶渊明晦于唐以前和显于宋以后,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学原因”,将其列为中品,“已经显示了钟嵘的眼光和魄力”。(注:徐达:《钟嵘诗论及其批评标准》,《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谢文学亦认为,将钟嵘对陶潜的品评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横的同时代”与“纵的即为历史”的两种比较中,可以看出钟嵘对陶潜“还是厚爱的”,将陶氏列为中品“还是显得开明的”。(注:谢文学:《论钟嵘〈诗品〉对陶潜诗歌的评价》,《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一些学者还对钟嵘的“排抑沈约”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蒋祖怡据《四库》所言,另参《诗品》“傅亮”条以及陈祚明《古诗评选》、胡应麟《诗薮》、王夫之《古诗评》中相关材料,力驳“抑约”说。(注:蒋祖怡:《诗品四辨》,《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值得一提的是,邬国平在《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说》一文中,对《诗品》中的上、中、下三品的变例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辨和梳理。他认为:“《诗品》在每一品具体评述诗人的时候,并不是纯客观地依其生活年代的先后来确定名位的,而是交叉运用基本上按年代、也适当考虑创作成就高低这样两种方法,特别是当品第的对象关系到体现作者的艺术理想和反映出他的独到见解的时候,创作成就的高低就成了安排诗人名位惟一的条件。”这些梳理及其结论,对理解所谓“品第不公”的原因都是极有帮助的。(注:分别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

    关于“滋味”说


  对“滋味”说的探讨,是20世纪《诗品》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热点主要是在解放后形成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滋味”说主要是钟嵘对当时诗坛堆砌典故、集事比类、玄风炽烈、过分追求声律的不良诗风而提出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于“滋味”说的内涵,是解放后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滋味”说内涵的解析主要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一)以“兴”义解释“滋味”的内涵。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钟嵘以“文已尽而意有余”来释“兴”,说明所谓“滋味”也就是要“文已尽而意有余”。(二)从审美理想入手论“滋味”。如吴调公在《论诗味——评钟嵘〈诗品〉的美学观》一文中认为,《诗品》是为辨明美丑、分清朱紫而奋斗的诗歌评论,钟嵘的美学理想就是“诗味”说,“诗味”已成为钟嵘美学理想的“标帜”。(注:参见吴调公著《古代文论今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三)从“滋味”的构成要素入手论“滋味”。如高起学《谈谈钟嵘的“滋味”说》一文认为,组成“滋味”说的三要素是激荡人心的生活事件、“三义”方法、“风力”和“丹采”的结合。(注:《人文杂志》1980年第2期。)贺大绥《“滋味”——有限无限的双重转化》一文则认为,“滋味”的核心是形象因素和情感因素。(注:《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四)从“滋味”的特征入手论“滋味”。如赵盛德在《论钟嵘的“滋味”说》一文中认为,“滋味”的特征就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滋味的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和情感性”,而赋、比、兴手法都是为了突出“滋味”说的艺术特征而提出的。(注:《广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五)从“滋味”的生成入手论“滋味”。如张少康在《论钟嵘的文学思想》一文中认为,钟嵘已认识到“滋味”同文学的形象特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提出要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注:《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4期。)(六)从“滋味”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入手论“滋味”。如郁沅在《钟嵘〈诗品〉“滋味”解》一文中认为,钟嵘不仅提出了“滋味”说,而且论述了“滋味”的构成和由来,形成了以“滋味”说为中心的创作理论,它包括:第一要描写具体事物,构成诗歌的艺术形象;第二要综合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第三要达到“丹采”与“风力”的统一。(注:《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七)从审美标准入手论“滋味”。如韩进廉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评钟嵘“滋味”说的审美价值》一文中认为,“滋味”说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对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作出符合艺术规律的审美评价。(注:《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八)将“滋味”与其他范畴相比较进行阐发。如李天道在《“滋味”与“兴象”》一文中将钟嵘的“滋味”同殷@①的“兴象”进行对照,阐述从“滋味”说到“兴象”说历史变迁过程中审美观的变化,以此来考察“滋味”的内涵。(注:《青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这些解析路径的不同,反映出对“滋味”说内涵的研究正在向多角度延伸。


    关于钟嵘的批评观

  (一)批评标准问题。学者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梅运生在《从〈诗品〉的批评标准看钟嵘的文质观》一文中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是钟嵘审美要求的总原则,而他的具体审美标准则大致可以用怨、雅、气、奇、秀、词六个字来概括,其中前三者属于质,后三者属于文。作者认为,钟嵘评诗表现出重怨、贵雅、尚气、好奇、爱秀、慕采的特点。(注:《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徐达认为,钟嵘品评诗人的标准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所谓“风力”,指充实的内容、丰富的情感和雄浑、悲壮、厚重、有气势、有力度、具有阳刚之美的风格;所谓“丹采”,指华美的词藻、音韵铿锵的音节、鲜明紧健的文字以及善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技巧。(注:徐达:《钟嵘诗论及其批评标准》,《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沈波对钟嵘的批评标准形成的基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钟嵘的批评标准是建立在自东汉末年至齐梁时代的五言诗创作的“文学空间”上,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同时也与传统价值标准结构相关联。其标准主要有三:一是赋、比、兴的标准,二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标准,三是“滋味”说的标准。作者还认为,赋、比、兴的标准主要是从表达方法的角度来立论的,“风力”、“丹采”主要是从语言的修饰、文采与语言表达等方面来考虑的,“滋味”则是从读者接受和作者创作两方面来考虑的,是诗歌评论的内在标准。(注:沈波:《钟嵘批评标准的现代阐释》,《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二)批评方法问题。对钟嵘“溯源流”、“定品第”的批评方法,大多数研究者停留在介绍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牟世金、蒋祖怡、张伯伟、曹旭等人的看法。牟世金在《钟嵘的诗歌评论》一文中认为,“溯流别”、“定品第”这两种批评形式,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路子,尤其是“溯流别”将汉魏至齐梁的诗人归于《诗经》、楚辞两大系统,比较科学地概括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历史。(注:《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张伯伟的《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一文,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学体系的目的出发,以比较诗学的视野,将钟嵘的批评方法概括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其异同”、“喻以形象”、“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曹旭《诗品研究》一著也对钟嵘的批评方法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并分为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批评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形式。张文和曹著关于钟嵘批评方法论的研究,既有历史梳理和现实反思,也有中外对比,不但视野开阔,而且历史实感极强,是钟嵘批评方法论研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佳作。

    关于《诗品》的比较研究


  将《诗品》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古已有之。在20世纪的《诗品》研究中,将《诗品》与《文心雕龙》进行比较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解放前,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钟、刘二人的自然观和感应说作过简单的比较。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对钟、刘二人的感应说、比兴论以及对五言诗的看法等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此外,齐畸的《钟、刘诗论参稽》、徐中玉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培风的《钟、刘诗论比较观》等文章,先后对钟、刘二人的诗论作过初步的比较阐发。(注:齐畸文延《晨报》1941年5月20日、27日、6月3日,徐中玉文见《时代中国》第9卷第2、3期(1944年2月),培风文见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2月10日。)建国后,罗根泽、文铨、萧华荣、谭帆、邬国平、蒋祖怡、吴林伯、顾农、顾钧、王运熙等人都先后参与到讨论中。如罗根泽在《读〈诗品〉》一文中,引《诗品序》和《文心雕龙》“明诗”篇及“物色”篇中论诗人情感产生的几段话进行对比,认为《文心雕龙》中的论述“只限于自然界的感召,没有提到更重要的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与刺激”,而在历史上首先指出由于社会各种矛盾与刺激而产生诗歌的则是钟嵘。(注:《光明日报》1957年3月10日。)文铨则认为,罗氏之说是以偏概全。钟嵘的看法在《毛诗序》中已有论述,并非首创,且《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感物吟志”的“物”已包括一切客观事物。(注:文铨:《关于〈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异同》,《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萧华荣在《刘勰与钟嵘文学思想的差异》一文中认为,刘勰的儒家思想比钟嵘浓厚,“刘勰论文更强调思想性和教育作用,钟嵘则更强调抒情性和感染作用”,这种差异导致了钟、刘二人在创作思想、审美趣味和批评标准方面的分歧。(注:《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谭帆对钟、刘二人文学批评方法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相似点表现在:都试图通过“振叶寻根”来清理先哲或时人在文学欣赏中的混乱,都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作家或作品,都用比较的方法来品评作品的高下。不同点表现在:刘勰在文学欣赏上重“人情”,而钟嵘重“讽味”;刘勰在历史批评方法上重“铺规”,而钟嵘重“溯源”;刘勰在比较批评上重“见异”,而钟嵘重“定品”;等等。(注:谭帆:《刘勰和钟嵘文学批评方法的比较》,《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王运熙在《钟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比较》一文中,对钟、刘二人的文学思想(诸如对民歌、历代五言诗人、文风、声律等的看法)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王文既深入细致,又条分缕析,是钟、刘比较研究中的一篇力作。(注:《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此外,顾农、顾钧还在《各具特色的默杀—一刘勰、钟嵘、萧统文学史观一瞥》一文中,对比研究了《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三部著作对那些他们看不起的作家所运用的“默杀”手段(如刘勰对刘宋以来作家的不屑、《诗品》不提女诗人蔡琰等),由此比较研究了三人的文学史观,认为刘勰的文学态度相对比较保守,钟嵘较刘勰相对开明,而萧统的文学进化史观表现得最为明显。(注:《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诗品》的比较研究还呈现出多对象的特点,如蒋祖怡将谢赫的《古画品录》与《诗品》相比较,寻找它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注:蒋祖怡:《〈画品〉与〈诗品〉——钟嵘“诗品”探源》,《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之望则对钟嵘与司空图的诗“味”说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钟嵘主要是从“实”处谈“味”,是指艺术形象本身给人以味感,而司空图虽立足于“实”却着眼于“虚”,着重从境界和风格美的高度谈味。(注:王之望:《钟嵘与司空图诗“味”说辨》,《牡丹江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在20世纪的《诗品》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提高的地方,如:研究范式仍然比较陈旧,在研究方法上过分依赖社会历史批评;在结合现代文艺学、美学原理来阐发《诗品》的现代价值方面,尚缺乏力度;对钟嵘诗学的一些重要范畴或命题常常以西方或现代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直接的甚至生硬的比附,流于以“西”释“中”或以“今”释“古”,缺乏历史的本真还原或一种更具理论整合力与灵活性的范畴阐释方式,等等。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古代与今天的日本和韩国,以及现代的欧美、苏俄,都有汉学家对《诗品》进行研究。《诗品》事实上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古代文论著作。因此,“文化的《诗品》学”应当成为超越现有《诗品》研究模式或方法之外的另一条入思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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