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国维校注〈录鬼簿〉考》《王国维校注〈录鬼簿〉考》 一 王国维无意于《录鬼簿校注》的出版和《校注》的底本为曹本 王国维在生前并未将《校注》当作当作专著看待，可由以下几点得到证明： 一、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提到了他的著作情况，但没有《校注》。 二、《校注》在王国维的生前没有出版过。而他的其它著作都在其生前得到了正式的出版。 （隆按：稿纸已佚的《曲调源流表》除外。） 三、赵万里《录鬼簿校注》二卷跋（原载于《王忠悫公遗书》第四集，见于《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录鬼簿校注》二卷：先生所撰《宋元戏曲史》及《曲录》中杂剧一部分史料，几乎全凭此书为之。后于暇日录。。。。。。与此书互证者为笺注。又以所见明抄本及江阴缪氏藏清初尤贞起抄本，以校通行《楝亭十二种》刻本，著其异字于行间，朱墨灿然，可称家塾善本。稿本后归上虞罗氏振玉处，罗氏儿孙辈录为校注两卷，入四集中刊之，实则殊失作者本意矣。”云。 由于王校《录鬼簿》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详见本文第四部分），且王校的目的是作为“家塾善本”自己用的，故王国维就没有对他的《校注》的底本为我们作一个说明。（隆按：王氏在《校注》的校记中称为“原本”，在《校注》的跋语中称为“此本”均未曾说明。）因为后人对《校注》的底本是什么？是否有底本产生了疑问。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遗书》所收之《校注》的底本确为曹本。因为《校注》的作家作品排列，及行款全据曹本。（隆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所收《录鬼簿》的底本为曹本，但其行款已改为三排。）且据王国维为其《校注》所作的校记，凡校记中称“原作某”“原本作某”的，其必据曹本，无一例外。（隆按：《集成》本《录鬼簿》于“李寿卿”条小传有误，其底本已改为“除县臣”曹本此处本作“徐县臣”。王校云：“除原作徐，从钞本改”。） 二 钞本与《校注》无关 由于王国维在《校注》的跋语中提到了尤钞本，故后人便认为《校注》有尤钞本参校。最先这么认为的是赵《跋》：“又以所见明抄本及江阴缪氏藏清初尤贞起抄本，以校通行《楝亭十二种》刻本”。其后《集成》第二册《录鬼簿提要》沿袭此说，云：“近人王国维在清宣统元年到二年，取〈楝亭藏书十二种〉本的〈录鬼簿〉各明季精抄本、清初尤贞起钞本两种旧本加以校勘。”由于《集成》的影响很大，故此说几乎成为《遗书》本《录鬼簿校注》的通用说法。其后，陈鸿祥先生据罗振常辑《观堂诗词汇编》所收一王国维所作之跋为《校注》所无，推断出：“王氏手校之《录鬼簿》有两：其一，以曹楝亭刻《录鬼簿》这底本，而以明季精抄本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等校之，。。。。。（原注：今传《新编录鬼簿校注》），其二，以明钞本《录鬼簿》为底本而以曹本、尤钞本，并参照他书校之，即此第三校本，。。。。嗣后，罗氏即取一二校本刊入《遗书》，漏录此第三校本，故不独王氏跋文有佚，且凡据尤本所作校语，均未补入，而《遗书》本《录鬼簿》王跋内虽提到尤本实则其校本与尤本全无涉。” 陈先生能仅据《校注》漏载一条跋文而作出“校本与尤本全无涉”的结论，其眼光诚可谓之独到和敏锐。但也许是因为《年谱》的体例所限，陈先生并未对对此祥加论述，将“金针”度与我辈且其推论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错误的，（说见后）故未能在学界中产生足以改变《校注》有尤本参校这一传统说法的影响。如1997年出版的《中国曲学大辞典》和2000年修订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于《录鬼簿》条分别作： 近人王国维《录鬼簿校注》本系取《楝亭藏书十二种》校以明季精钞本、尤贞起钞本，并以。。。。。。（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91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 近代有王国维校注本：以曹寅刊本与明末精抄本，清初尤贞起抄本相校勘，。。。（钱仲联、傅璇琮、王运熙、章培恒、陈伯海、鲍克怡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修订本）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惜陈《年谱》未能详细说明原因，本文试为之论证。算是为陈《年谱》作一个补充吧！ 1．《校注》的跋语明言“以明季精钞本对勘一过”，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尤钞本入校，只是说：“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知此本即从尤钞出，（隆按：王国维认为尤抄为国初抄本，曹本从尤抄出，实误。据王纲先生的考证，尤抄抄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见于《录鬼簿版本摭谈》，《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故不能称之为清初抄本，曹寅《楝亭十二种》刊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早于尤抄，王氏云“此本从尤抄出”，实误。）而易其行款，殊非佳期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无聊记此。”据此跋语，我们本不可断定《校注》有尤本入校，可自从赵万里如是臆测之后，后人便信而不疑。实际上，王国维在此处只是对当时他所拥有的三个本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并未在我们现在所见的《校注》中写上尤本的校语，即陈先生所说的“实则其校本与尤本全无涉”。至于王国维后来是否以曹本，明抄本校以尤抄本，则未可知。（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2．据《校注》王氏所作的因“对勘”而做的校记。这些校记，如“从钞本”、“据钞本改”、“据钞本增”等据钞本而改底本（即曹本）凡有37条（隆按：《录鬼簿》（外四种）附录的《曹刻本录鬼簿校勘记》系据王国维《校注》的校语，但此文漏载一条。“李寿卿：太原人，将仕郎，除县臣。除原作徐，从钞本改。”）。在这37条中都只称其为钞本（此钞本必为跋语所称之“明季精钞本”因为跋中已明言“以明季精钞本对勘一过”，以观堂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若其果真以两种抄本入校，一定会加以区别，如以“明钞”“尤钞”称之以示区别。 3．尤贞起手抄本今已不可得，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误以为《校注》中有尤抄的校语的原因。但刘世珩《暧红室汇刻传奇》所附刻的《录鬼簿》所依据的本子就是尤抄本。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本子的比较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录鬼簿》上卷高文秀小传，暧红室本作：“东本人，府学生，早卒。”《校注》则全据曹本未改，作：“东平人，府学，早卒。”王国维写《校注》时（“宣统改元冬十二月小除夕”日“对勘一过”，除夕日“校勘既竟”）没有得到尤本，故未改。相反，宣统二年八月得到影抄尤本后，才发现曹本“殊非佳刻”，此后作著，此条均作“东平人，府学生，早卒。”（隆按：《宋元戏曲考》、《元刊杂剧三十种 》如是。） 三 明季精钞本 据《校注》跋，王国维曾以一“明季精钞本”入校，但其为何种抄本，难考其详，仅可据《校注》的校记考出“明季精抄本”不同于曹本的38处。（隆按：前文的据钞本37处，再一处为下卷沈和条：《欢喜冤家》（钞本无），此条则据以曹本。） 后来，日人榎一雄先生的文章《王国维手抄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称东洋文库发现了王国维手抄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注：原本发表于《东洋文库书报》第八号，王国维。。。及《王国维文集》第四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均收入）其中《录鬼簿》两卷赫然在列。榎文还抄录了王国维为这本录鬼簿所写的跋，此跋与陈《年谱》据罗《汇编》所引的跋大同小异，但由于此为王氏真迹，兹全文引录如下： 黄陂陈士可（隆按：即陈毅，曾任学部参事。）参事，新得明钞录鬼簿，精妙可喜，因手抄一过，七日而毕。原本间有讹字，悉为订正。此为第一善本矣。光戊申冬十月，国维记。 此书一刻于淡生堂余苑，再刻于楝亭十二种，余苑本今不可见，楝亭本，行款虽异，然亦有吴门生及觉梦子二跋，盍与此本同一祖本也，越四月又记。 宣统庚戌，艺风先生（按：即缪荃孙。）影钞尤贞起抄本是寄，益见此本之佳。 据此跋，我们大致辞可推断出《校注》跋所言之“明季精钞本”即为此明抄本，除了本跋所云“明钞”之时代大致同于《校注》跋所言“明季精抄本”这个原因之外，还有： 1．“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后，对明季精钞本云：“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对明钞则说：“益见此本之佳”。可见两者都得到了王国维的称许。 2．综合两跋，我们可知：王国维自“光绪戊申冬十月”录明钞本于陈士可后，至少在“宣统二年”“冬十一月”这段时间内（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宣统二年冬十一月）是拥有此明抄本，并在宣统元年除夕完成《校注》之前将其看着是“第一善本”的。那么在这段期间作“对勘”曹本的必为此明抄本，也就是说《校注》跋所言“明季精钞本”即此明钞本。 另据榎文，此抄本后还有罗振常的藏书印记各和跋，跋曰： 丁卯孟夏（按：当为1927年），以大云书库所藏旧抄尤本校过，知艺风先生虽以影抄尤本寄示，观堂未及校也，罗振常记。后文又曰： 此本无跋，别录之。 据罗跋，则王国维未用影抄尤本校明抄本。如此则陈《年谱》所说的“以明钞本《录鬼簿》为底本而以曹本、尤钞本，并参照他书校之，即此第三校本”之语是不可信的。 四 王校《录鬼簿》之拟测 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陈士可“新得明抄录鬼簿”，王国见其“精妙可喜”便“手抄一过，七日而毕。原本间有讹字，悉为订正”并视之为“第一善本”，此本可看着是王校《录鬼簿》第一本，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特藏部。 宣统元年四月，开始探求《录鬼簿》的版本，“此书一刻于淡生堂余苑，再刻于楝亭十二种，余苑本今不可见，。。。”又将明抄本与曹本对比，根据“楝亭本，行款虽异，然亦有吴门生及觉梦子二跋，。。。”推测“盍与此本同一祖本也。” （以上据东洋文库藏明抄本《录鬼簿》跋） 宣统元年冬十二月小除夕，“以明季精钞本对勘一过”。除夕日“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覆校一过”，称其“居然善本矣”。此时，王校《录鬼簿》第二本成，此即《遗书所收之《新编录鬼簿校注》。 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此时手中已有三种梦觉子系统的《录鬼簿》，一为手抄明抄本，二为《校注》本，三为尤抄本。 宣统二年冬十一月，“病眼无聊”，将手中三种《录鬼簿》比较后认为：“知此本（隆按：即曹本）即从尤钞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期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 （以上据《遗书》本《校注》跋） 由于我们所能见的王校第一本、第二本，均未见有尤抄本入校的痕迹，若果如陈《年谱》所说的有一个“第三校本”的话。那么我很怀疑王国维是以他所有的影抄尤本为底本，而“著”曹本和明抄本的异字于其上形成的。 王纲先生的《录鬼簿版本摭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王校第三本之迷。王文提到：“前年秋末，我在北图善本部见到一个从未被人提及的旧钞本《录鬼簿》，而尤贞起的跋语赫然在焉。”又据“其行款与傅增湘著录合（按：即傅增湘《藏书群书经眼录》卷十九著录之尤抄本《录鬼簿》），格式与刘世珩刻本全同，尤跋字迹近赵孟頫体，又与缪荃孙著录合（按：即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八著录尤抄《录鬼簿》“字迹近松雪体”云），惟无尤贞起印。”“知此非尤钞原本，而系影钞尤本。”更令人惊喜的是尤跋前还有“王国维印”一方。正文“有朱笔校改的痕迹”。若此影抄尤本果真为王国维旧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就是“艺风先生影钞尤贞起抄本是寄”的本子。只是不知此“朱笔校改”是王国维据曹本和明抄本校改的呢，还是如王纲先生所推测的“似抄录后据原本校正者”，若属前者，那么这个“影钞尤本”当为我们前面所推测的王校《录鬼簿》第三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