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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位唐朝诗人的心路历程3

2010-07-19  大飚
27、张继:夜泊枫桥畔
张继到达苏州的时候,天色已渐渐黑下来。对于一个普通劳作者,譬如撑船摇橹的那个船老大来说,夜色降临,泊舟岸边,简单地填饱肚子,然后,枕着一江涛声,沉沉睡去,一夜到天明。文人的漂泊与远行,本无多可记,然而,唐朝诗人张继这一晚的睡眠,后来却被无数人关注,借助文字,超越时空,进行想象和还原。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无非是借助于山水间的漂流,借助于车轮上的驰骋,借助于文房四宝的铺展与流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所有的艺术形态中,文字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譬如怀念一个人,怀想某件事,文字要多于其他的表达方式。一部罗列世间万象、胜败存亡的历史,亦多是以文字为主,其余为辅。张继所乘坐的那只船,在秋风日甚的水面之上,在中唐的浩渺烟气中,悠悠地、一点点地驶近了苏州这个文化重镇。

船就停泊在枫桥边。乘舟一日,饱览秋色。可对于张继来说,迟迟不得入眠,脑海里波澜起伏,身静而心不止。这是一个平常的秋夜,斜月如钩,伴着瑟瑟秋风,他站在船头,仍在张望什么,好一阵寒风,吹得水波翻滚,襟飘髯动!秋天,历来是敏感而多变的季节,繁霜满天,飒飒风声,尤其在空旷无人的江河之上,格外的清冷寂然,萧条四野。此刻,秋色正浓,夜色渐浓,张继却无端地被秋风所感,毫无睡意。读书人的睡眠,始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席间尚有一壶酒,并无人对饮。被叫过来的船家,只是默默地吃了一两盅,终究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疲惫,倒身便睡。张继是善饮的,倘有好友刘长卿或者皇甫冉在侧,那么,这将是一场浩大的酒事,可惜他们都不在身边。有多少次,文朋诗友,相聚在一起,只饮得春暖花开,饮得日落月升。现在,形单影只的他,坐在船边独饮,漫不经心地想着往事或者心事。偏偏这个时候,传来了乌鸦的啼叫之声。起先是一只,继而是一群。呃—啊—呃—啊……黑色的乌鸦借着黑夜的夜空,绕树盘旋,驱之不去,传递着悲凉凄迷、断肠销魂的凄凄鸣叫。月落之下,乌啼声声,江风阵阵,水流哗哗,张继的耳边,是一个充满了奇异声响的孤独世界。

这一夜,张继在想些什么,后来的无数人百般猜度,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刚刚落榜,失意之下,泛舟江南。有人说他伤时感世,揪心于安史之乱前夕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局。还有人认为张继正在赴任途中。总之,张继的交待是模糊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千里泛舟,远在他乡,作为一名孤独的旅行者,应该是复杂多元的旅人羁思,并不能确定地指向一个方向。有许多的人和事,一旦验证确凿,反而失去了扑朔迷离的神秘面目。旅途并非归途,他乡不是故乡,就像此刻张继站在船头,孤独地四顾怅望,那对岸边的点点渔火,远远地望去,明明灭灭,似母亲妻儿一双双盼归的眼睛,又似白日里见到的火红枫叶。这寒凉秋夜里的一点暖色,恰恰可以缓解紧张、释放内心的寸寸柔情。微醺之下,其实更难入眠,有一种东西,慢慢地涌上来。

那东西大约便是愁了。伴着张继缓缓躺下的,无声无形、难以言明却又蓬蓬勃勃、恣意萦绕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清愁吧。借着一点酒意,张继便进入了浮想联翩的思维空间。“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张继是一个内心安静的人,他在长安城里读书终日,从来都是借着诗书入眠,住了很长时间,却连王公侯门都不识一家,这与世情,与当时士子们干谒成风的普遍状况,实在是格格不入。李白尽管才高八斗,仍然写过为数不少的干谒诗,希望因此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的那篇《与韩荆州书》,就曾明确地描述了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的冲天激情。张继没有这样做,就像他在洛阳所写的一首诗:“书成休逐客,赋罢遂为郎。贫贱非吾事,西游思自强”。张继是一个严谨自律的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他只是想,文人要像李斯、司马相如一样,以一手锦绣文章,博取功名,然后安济天下,换得百世功名。

半部论语,一卷诗经,滋长着读书人的理想与希望。也许在张继的内心世界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风如雨,挥之不去。忽然,他想起夜宿洛阳的白马寺,那一夜,一夜秋雨,而这个流浪异乡的才子,也猛然悟出了“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的道理。短暂的安闲,可以令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思考身外之事。

现在,他浮于水上,如同一丛浮萍,随波逐流,前途不可测,归路渺茫茫。黑暗里,他轻轻地转过身来,复又转过身去,大约还有一声轻轻的叹息。漫漫长夜,他只能枕着淡淡清愁,半睡半醒。

夜半时分,江风渐小,乌啼暂歇,隔岸渔火也纷纷熄灭,慢慢地,张继在船体的轻摇之下,聆听天籁之音,心境渐平,睡意如烟。忽地,一记钟声,由远而近,穿透茫茫夜色,越过山丘,掠过树梢,贴着潺潺水波,传进耳里。可怜刚刚浅睡的张继,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兀地惊醒。钟声不绝,前音后继,撞击着一颗敏感的心灵。这个失眠的夜晚,注定了什么,暗示着张继,他披衣而起: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正是这短短二十余字,从此让人们记住了苏州,记住了寒山寺,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失眠的读书人,和他的一夜清愁。

枫桥不远处,便是寒山寺。翌日,张继一定是踏着秋霜,徒步去了寺里。昨夜的钟声,已经让他心仪神往。这钟声,让失眠的他猛然警醒;这钟声,安抚了他内心的愁绪,再次甜甜入梦。他一路循声,逶迤而往。寒山寺里的钟声,一直没有停歇。对于所有的士子,红尘中人,均可闲来驻足,都能听到这悠扬而示警的钟声的。张继的前往,只不过印证昨夜的诗境。

张继无意间的造访,却给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带来了游人如织、千年不衰的香火。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曾在《新修寒山寺记》如是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他所描摹的月下苏州,枫桥,以及寒山寺,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定格。人们今天听到这钟声,仍然会不自觉地与他当年的钟声联系起来。而张继与寒山寺的渊源,亦仿佛是天造地设。不知在此后的人间岁月里,张继的耳边,是否还会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清凉钟声。

苏杭二地,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秀甲天下。张继到了苏州,也登临了阊门,正是在这里,诗人的笔下,展现了一个令所有唐人为之惊骇的情景:

耕夫召募逐楼船,
春草青青万顷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
清明几处有新烟?
——张继《阊门即事》

今天如果我们到苏州城,不论大街小巷,还是酒肆街坊,都是人潮如涌,热闹与繁华,园林美景与江南美食,成为这座城市接纳八方游客的骄傲。可是,张继到达的时候,这座城市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人荒。就连耕夫都参军去了,万顷良田,长满春草。可叹啊,清明时节,就连焚香祭祖的新烟,也是寥寥可数。天地之间的一切,都为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杜甫失落的感喟,在公元761年张继的这次苏州之行里,同样得到了最残酷的体现。

盛世渐行渐远,从安史之乱起,讴歌江山万年青、春风花草香的主题,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天朝自信,以及梦想中国、倜傥不羁的格调,统统烟消云散,不复再来。接下来的中唐,仿佛一个加速衰老的老翁,坐在风雨飘摇、归期难料的夜航船上,激昂的情绪也随之平静,渐而被怀旧的主题,伤感迷离的格调所取代。这样的转变,是无奈的。尽管有许多人,还在内心深处,期待着大唐中兴的局面出现。
流年似水。苏州之行,并非张继的人生终点。之后,他还在继续“浮客了无定”的漂泊生活,直到最后与妻子相继客死洪州。张继死时,他的孩子还小。好朋友刘长卿声泪俱下地撰写了《哭张员外继》,“世难愁归路,家贫缓葬期”。张继习惯了漂泊,习惯了困顿,葬期之晚,已经不能算什么了。不过,他在枫桥畔的一夜清愁,已经定格了一位中唐书生的漂泊与清愁。

 

28、韦应物:今年学种瓜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诗人韦应物种瓜,该是怎样的情形?那年春天,他率性而为,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到农田里,破土撒种,浇灌施肥,兴致勃勃地开始学种瓜。

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
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
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
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
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
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
——韦应物《种瓜》

时隔不久,别人的田地里一片生机,他的园圃里还是杂草丛生,苗稀草广,惹得农民们一阵发笑。韦应物虽写得一手浑然天成的田园诗文,庄稼活做得却并不体面,他自己也曾自嘲过,园庐既芜没,烟景空澹泊。常常是,闲望着田地里的星星豆苗,一转身,又走进书斋,读古人书去了。很显然,种瓜于他,只是一种闲情与乐趣。

少年韦应物,对于种瓜之类的事情,应当是毫无兴趣的。出生于韦姓豪门(有唐三百年间,出了十多个贵为宰相的高级人才,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语),虽然家道式微,韦应物也还是仰仗祖辈门荫,进入宫廷,成为唐玄宗身边的一名侍卫。豪门出身,累世高官,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有时也会贻害无穷。少年时代的韦应物,是个十足的问题少年,据他自己后来的一篇怀旧诗可以得知,在这一阶段由于极度的“尚侠”,沾染上了很重的流氓习气,窝藏罪犯,赌博偷姬,识字无多,整日花天酒地,虚掷年华。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按照少年韦应物的种种行径推测,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高级泼皮无赖。叛军临城,大兵压境,唐玄宗仓皇出逃,平日里所有的生活与秩序,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平日出入宫闱、扈从游幸、无事生非的皇家侍卫,也纷纷下岗。“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这一巨变,想必给年少的韦应物当头一击。大约是忽然又想起祖辈家训,想起理想情操,韦应物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开始折节读书。很奇怪,有时影响到一生的重大改变,恰恰就是那么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句话。

从一个性格外向张狂的人,到含垢忍辱,含蓄内敛,再到后来的高雅闲淡;从一个不良少年,到自清污渍,立身高洁,再到后来成为一代名家。这期间,走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心路历程。韦应物的成长与转变,在整个唐诗史上,几乎是一个奇迹。他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当年让他就业又失业的唐玄宗,一个是让他想到种瓜继而恋爱山水的陶渊明。

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却需要一段时间。皇家侍卫不当了,放下刀枪,进入书房,做一个知书达礼的书生,就得要接受礼仪习俗的熏陶,横直竖平、内圆外方地上规矩。好在韦应物还年轻,悟性也很高,祖辈们在血脉里积累延续的文化因子,又适时地萌发涌动了出来。在文字的熏陶之下,他渐渐削平癫狂,复归平静。“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进入太学读书几年,朝诵晚读,青灯黄卷,韦应物出来时已是脱胎换骨,杀伐之气全无,练得一手锦绣文章。他的笔下,已经能够看见碧绿的山水,青青的禾苗,潺潺的流水。

随着后来的出仕与远行,走出书斋,放眼看天下,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山河,看到了更湛蓝的天空。

笔下即胸襟。看一个人的性情,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文字;看一个人的品位,看他的朋友。韦应物后来的朋友,都是顾况、刘长卿、皎然这些独步天下的文坛圣手,大有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之意。从模仿陶渊明的诗歌开始,韦应物也渐渐感悟到大自然给予他的悠闲神韵。滁州西涧,一个幽僻的去处,他却兀自躲在那里,品味春光: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

短短几行诗,一个悠闲自若的太守形象,立刻跃然纸上。随着不急不缓,张弛有度的语言节奏,我们感觉到的,是一派融融春意。而他,也成为那一蓬碧绿的幽草,独自享受着一个明媚的春天。

最好的文章得自神来。韦应物心向自然,忘机之间,觅得了诗歌与人性的真谛。他赋予文字清幽与灵动,文字也给予了他宁静与淡泊。

在所有的前辈诗人中,他有一个相去千载的朋友——陶渊明,他在天地之间,与斯人共通心气。要闲,就悠闲到极致,散淡到无为之境。韦应物在陶渊明的文章里,得了陶氏这一脉精髓。除了独坐西涧,他还会像当初种瓜一样,欣欣然地“种柳西涧滨”,带头植树,累得满头大汗,忙得不亦乐乎。或者,在闲暇的日子里,将满院的花草一一修芟。再或者,取道东冈,捕杀野雉。当然,他的箭法和农技一样,很是糟糕,但韦太守毫不在意,哈哈一乐,露出射翁之意不在雉的样子。

很有趣,陶渊明这样的角色,官并不大,位并不高,就因为辞官隐居,种田写诗,却换得了无数官场人的神往。在讲求建功立业的盛世里,隐士没有什么市场。但时隔不久,就会又诞生一批仿陶隐士来,影响了朝朝代代。韦应物所处的年代,已经是盛世之后的低落,他担当太守一职,负责一郡民众的吃饭生计,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也不可谓不多,但韦应物当得也还算称职,似乎已经掌握了从政与赋闲的两不相误,“世有征战事,心将流水闲”,实行劳逸结合的办法,适当减轻精神负荷,留给自己一定的时空境域,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责任尽量协同一致。比如闲来种瓜,酒后作诗。

文人多好聚。翻开唐诗,文人之间,总有聚不完的酒会,说不完的闲话,叙不完的旧情。不过,文人的朋友圈子不容易大,不外乎那么几个。几经进退,韦应物到了苏州做太守,当是他最为惬意的人生时光。他和身边,聚集着一批文人雅士,且看他为诗人顾况专门安排的一次聚会,焚香郡斋,嘉宾满堂,风雨飘洒,池阁清凉,“俯仰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章,群彦今汪洋……”韦太守端坐在席上,朗声劝菜,鲜鱼大肉为时下所禁,但蔬菜水果尚丰,敬请大家多多品尝啊。这席上,说不定就有瓜果出自韦应物亲手栽植浇灌的呢。倘若是,韦应物可称为种瓜太守了。因为清贫,他退职之后,干脆搬到苏州的永定寺中寓居。文章太守,自后来愈多,白居易、苏东坡,这些人,对于韦氏,无论人诗,俱是十分推崇。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苏东坡对韦应物的五言诗更是激赏不已,曾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的句子,甚至模仿着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就用原韵和了一首,寄给罗浮山中的邓道士。苏东坡也怪有意思,煞费苦心,翻唱一曲新词,还被后人嘲笑了一番,说一点也不比人家韦应物的从容淡定。宋代的欧阳修到滁州做太守时,也学了韦应物的样子,忙里偷闲,到醉翁亭边去一个喝得爽歪歪的,陶然物外。当官很累,因为心系社稷,心系民瘼,既要当好官,又能看上去不累,这几位,都是值得学习的。

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与其他几位文章太守不同,韦应物卸任之后,就留在苏州不走了。寓居在永定寺,永远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直到终老。韦应物的一生,始终处于出仕——闲居——出仕——闲居的循环之中,似乎与寺庙有着一种无法言状的渊薮。日本的一位学者赤井益久先生,在韦应物的作品里,破译了他的“高雅闲淡”风格的密码,即在每一次出仕之后,总会到一个寺庙探访,或者呆在那里生活一阵子。《唐国史补》中这样描述他,“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从佛门看红尘,从红尘到佛门,联系到他半隐半仕的生活,韦应物似乎在两者之间,寻求着某种精神平衡,而他想到达到的,大约就是人格的高洁吧。

种瓜太守韦应物冲淡闲适,性近陶潜,文和气定,虽然新旧唐书不见传,然后世评价愈高。从文字中看,这是一个脾气温和的诗人,但是,他的心中多少有些失落,“中心君讵知,冰玉徒贞白”,“无事久离别,不知今生死”,“孤鸟去不还,缄情从天未”,这些和他曾经愤而辞去洛阳丞一职相应和,大约和他处事不够圆滑有关,颇有君既不见爱、吾独爱江山的味道。贵人不赏识,那么,我就去种瓜,至少种瓜可以得瓜的。

 

29、钱起:曲终人不见

 

科举制度的兴起,对于许多贫穷无助、学而向上的民间子弟来说,实质上是一种福祉。在唐朝,每到开科取士之际,就会有一支赶考大军,从四面八方聚拢了来,星星点点,沿途相继,汇成一支规模巨大的队伍,行进在奔赴长安的途中。因为路途的遥远,交通的不够发达,他们必须早早地出发,坐车,乘船,或者步行,常常是日出而行,披星而歇,日夜兼程。这些寒窗苦读的举子们,怀着登堂入室、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跋山涉水,迈向皇城。

书生钱起,也是赶考队伍中的一员。他已经不止一次,往返在长安与故乡的路上。钱起的考试,已经前后历经数次,而且屡考屡败,每次都是铩羽而归。正如他自己所说,“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考得白发丛生,但仍然没有放弃。而他的赶考之旅,后来也成了千年科举中的独特范例。

赶考大军是一群有志者。不管后来飞黄腾达或者落魄潦倒,但毋庸置疑,他们多是博览群书、出类拔萃的优秀学子,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有宏大的理想,而且满腔热血,踌躇满志,是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关于这支由读书人组成的赶考大军,在历史上产生了无数的典故传说。他们的人员结构,也是十分庞杂。有名门之后,有官宦子孙,有民间草根。而他们的年龄,有的年富力强,有的初出茅庐,有的已届垂暮之年。许多士子,对于科举考试,抱着“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的意向,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科场考试正在进行之中,突然有一位年老的考生訇然倒下。他们考得精疲力竭,考得面黄肌瘦,考得家财两空,有的甚至前赴后继,比如中唐才子卢纶,自己毕生没有能够中举,心有不甘,将自己的四个儿子也送上考场,直到都中了进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场考试对于人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因此上,也注定了他们满腹心事,默默祈祷。

那一天,钱起夜宿客店,晚间难以入眠,遂在客舍之中独吟,忽然,“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十个字,犹如天人之语,钱起一惊,出来视看,哪里有人,眼前不过清风明月耳。是谁在吟诗,莫不是鬼怪?

不过,这两句话,钱起倒是记在了心里。

到京城,笔试就在尚书省。考生们一字排开,等待试卷的发放,大气不敢喘一声。考题发下来,钱起一看,是“湘灵鼓瑟”。审题之下,随即开始动笔,笔下清新致远,流畅如水。写到末尾,脑海里突然冒出那晚在客店里的情景,心下不禁一动,遂将那句无意间觅得的天人之语,作为落笔之墨。

喜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主考官李暐在众多的试卷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钱起!尤其是末尾一联,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击节吟味久之”,认为绝唱,并且说,“此必有神助之耳”。于是,钱起幸运地荣登金榜,一举成名。
这则故事,是一般读书人乐意接受的。中国是个喜好编撰故事的国度,有时一件事情可以有若干个版本,并由好事者加油添醋,广为流传,百年之后,真假难辨,弄得后人考据时绞尽脑汁,莫衷一是。钱起名列“大历十才子”,以至于后来的诗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首应考诗,尤其是末尾这一句。后人编出他有如神助这则小故事来,大约是惊疑于作者的神来之笔,有点类似于王勃登临滕王阁时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妙句,一创而新,仿之不得。当年与钱起同榜及第的进士陈季写的也不错,最好的一句是“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虽是佳句,相比之下,意境上远不如钱起的来得空灵自在。

命题作文,有时比的就是才气与文笔。这一首诗,或者说,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佳句,改变了钱起一生的命运。中国文人的垂名留史,有时就是靠一两个观点,或者一二佳句,垂名千古。

眨眼之间,昔日的穷酸秀才,立即成为闻名天下的进士名人。钱起的这次京城赶考之旅,以及觅得佳句,成为千古美谈。其实,灵感来时,思如泉涌,有如电光火石,归根到底,还是钱起的灵感,赢得了诗文美誉。

才子之名,钱起不是浪得。他的作品,诗人王维深为嘉许。两人是好朋友,常于月下徘徊吟咏,或于林下闲坐,性情相近,谈文论道,其乐陶陶,一派隐士君子之风。钱起是个安静的人,即便是安史之乱,他与友人投奔南山佛寺,一路疾走,气定神闲,也还能吟出“香云空静影,定水无惊湍”这样闲适的句子出来。但对于一个朋友的离去,他却是悲不能尽,发出“分袂一相嗟,良辰更何许”的浩叹。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是自乐鱼鸟性的人,习惯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所以他的笔下,寄情山水,心系宾朋。

在当时,钱起与郎士元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两人的名气,直追律诗高手沈佺期与宋之问。唐代著名选评家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里对这两位也是推崇有加,这本诗集,选录了唐肃宗至德初年(公元756年)到唐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20多年间作家作品,共有26人130多首诗。钱起和郎士元的诗作分别被作为上、下卷之首。书中提及,“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饯别,时论鄙视”。

(郎士元)与员外郎钱起齐名。时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无两君诗文祖饯,人以为愧,其珍重如此。
——《唐才子传》

那些出京的干部,如果请不到钱起或者郎士元出席,约不到饭局,等不到诗稿,就会很惭愧,很没面子,其他人也会笑话。可以想象,约请作诗的人纷至沓来,源源不断。今日送张中丞赴桂州,题有“寇恂朝望重,计日谒承明”等句;明天又王相公赴范阳,写得“去镇关河静,归看日月明”共勉,再后天又有蒋尚书调到东都洛阳任职,赠诗“长安日西笑,朝夕衮衣迎”祝贺;刚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又有裴裴侍御出使西蜀的宴请贴送来,还得要苦思冥想,成诗一首,带了过去。钱起可真是忙坏了,不去吧,不太合适,人家慕名而来,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去吧,有些人平时也不怎么熟悉,勉强为诗,总不那么舒服,况且酒席之上,无非张长李短,无非荤素段子,无非长吁短叹,或者喜形于色。这对于性喜清幽的钱起来说,或许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望着桌上厚厚一叠的请柬,钱起叹一口气,摇了摇头,还是去吧。做名人,敢情有时也挺累。

人生最大的浪费,便是将有限的时间,投身于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无实质性内容的宴请吃喝。从写作的层面,钱起的题材稍显狭窄,大半的诗,是赠人之诗,或送落第的秀才归乡,或送人入伍,或送人为官,提笔送人,满眼离情,仿佛整天都处于一日数宴、觥筹交错的应酬之中。钱起的局限性,亦缘于此。

饶是这样,钱起仍然可以将诗写得别具一格,有一首送日本僧人归国的诗,后来成为佳句,“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将内心的波澜化做笔下的点点秋水,可谓深谙禅韵,堪称跨国友谊的典范。送别,是相聚的一个环节,没有送别,相聚便不够完整。而怀念与牵挂,是相聚之后友谊的延续。怀念落在纸上,则是对相聚做的回忆和眷恋,赠人以诗,诉之以情。这样一来,通过钱起的送别诗,也就可以看出他与社会人群的普遍交厚,这其实是一个诗人对于朋友发自内心的尊重。

钱起虽是读书之人,却也是并非只读圣贤,还是一位关注农村的现实诗人。农村,历来是生活清苦、风景陶然、人心醇厚的去处。身为蓝田县尉,他可以坐观渔者垂钓,甚至会与“静若一沙鸥”的老叟抵足而眠,清夜长谈。或者煞有兴致地观看农人耕作,放牧山田,俨然置身于一幅至美的画卷。抑或跟随被贬的太守张九龄巡视农事,阴阴桑陌,漠漠水田,耕作者在他眼里,是最可爱的人,他甚至感到有些惭愧,想起古代贤人周任的“陈力就列,不能辄止”(能够施展才能的可以就职,如果不能施展才能就该退职),为官一任,本该体恤民情,情系百姓苍生才是。

但钱起的后半生正处于国家动荡岁月,安史之乱的变革,致使他常生遁世之心。而唐代宗时期的大唐帝国,天灾人祸,藩镇割据,朝廷党争日益激化,所有这些,都如同一道道阴影,弥漫于大唐王朝的宫阙之上。他在蓝田小地方做官,远离京城,风景也佳,倒是十分适应,像王维一样,立志修身悟道,正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希望像庄子那样,隐逸乡间。可是,一纸诏书,还是奉旨赴京,而后来的生活,有许多时间在为文造情、粉饰太平。钱起的内心悲悯而沉寂,文字华美而凄婉,一代才子,于淡淡哀愁中平静度过余生。

江山代有才人,各领风骚百年。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以一诗之秀,成为有唐三百年间应试诗中的佳作。在我以为,钱起本质上是一个隐士而非才子,真正的隐士,并非局限于身处何方,而是时时修身,处处养性,令自己一颗浮躁的心趋于安静闲淡、中正平和。钱起在赴京赶考的路上,也一定在寻找着这样的人生答案。这个世界,有人在寻找美,有人在寻找丑,有人在寻找宁静。就像曹雪芹,写下《红楼梦》,自己却不知隐向何处去了。

 

30、孟郊:久病蚌成珠


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里怜悯卖炭翁,发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祈盼,能让炭卖出个好价钱。而在他更早些时候的中国唐朝诗坛,一位名声显赫的诗人,却穷得连炭也烧不起。每日里只顾埋头苦读,发奋作文,家里的生计一塌糊涂,到了寒冬腊月,冻得手脚红肿,冻疮一片。好朋友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心疼不已,赶紧命人送了几百斤炭来。一时间,几块黑炭架起来,烧得炉火旺红,屋内方才有热气源源散出,渐渐地,“暖得曲身成直身”。乐得他又是欢喜又是笑,因为穷得无以为报,怀着一半感激,一半惭愧,写了一首《答友人赠炭》,聊表酬谢。

夜读唐诗,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文士命运多悲苦。高贵的诗歌文学遗产背后,常常是锥心泣血、不堪回首的辛酸与痛楚。这几乎让人有些泄气,但读至后来,渐渐也发现一个与之相伴的规律,越是身处逆境,诗人越能写出惊世骇俗的好作品来。他们大多人微言轻、身世坎坷,却又怀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位卑未敢忘忧国,屡遭穷愁困厄,痴心不改。这位穷得丁当响的诗人,就是被称做“诗囚”的孟郊。才华横溢,满腹文采,到头来连冬日取暖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苦难从一开始,便袭向对生活与命运毫不设防的小孟郊。父亲早早撒手人寰,遮风避雨的大树訇然倒下,对于任何一颗幼小的心灵来说,都是没齿难忘的灰色记忆与心灵创伤。幸好,孟郊有一位慈爱可亲的母亲。天底下的每一个母亲,就是一颗太阳,以百般恩泽滋润着青青小草。若干年后,背负行囊,在外的求学、漫游、为官的日子里,孟郊仍然深深记挂着家中年迈的母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一首《游子吟》,曲尽游子的思乡之愁和思亲之苦。从小丧父,隐居于嵩山一带,养成了“孤僻寡合”的性格,与一般人相处“少谐合”。但与母亲的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使得他在困厄艰难的岁月里,总能想起昔日慈母点点滴滴给予的温暖。孟郊的这番话,道出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他考试名落孙山,徘徊在遥远的商州客舍里,想起母亲,一定总含着几许无奈,诚如他在《远游》中所述,“慈乌不远飞,孝子念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心有违”,发出了深深自责。奔波流浪,求取功名,也许是想更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与教诲之恩。孟郊为了这个目标,苦苦奋斗了一辈子,也未能如愿。他的母亲,基本上可以确定,也是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

孟郊,字东野,少年便颇具才名,三十岁离开家乡,三十五岁抵达长安,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求仕生涯。离开家乡,辞别母亲,抱得功名济百姓,衣锦还乡归故里,应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可是,即便他才华超群,仍然屡试屡败。不是文章与学问不好,“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依孟郊清高孤傲的性格,自然不会游走于官宦之门,因此屡试不中、频频落榜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一考,便是十一年。

直到四十六岁,才得以考中进士。这一回,对照榜文,看了又看,确凿无疑,金榜高中了,孟郊的欣喜若狂,应该是溢于言表。十多年的赶考,几乎使他丧失了信心,他为此写的失意诗,还有下第诗,诸如“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将自己比作一口卷口生锈的青锋剑,还有诸如无颜面对家中老母,“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等,文中露出的壮志难酬之窘态、怒态、怨态、悲态,实在是不忍卒读。科举制度所成就的幸运儿,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饱读诗书的书生秀才,却是在年复一年的落榜中失意东归,含恨离京。而他们所留下的大量落第诗,实在是哀婉悲凉,情真意切。

孟郊登科,心花怒放,遂也作诗一首:“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先前积压在心中的痛楚的煎熬一扫而光,痛饮长歌,奔走高呼,简直是如升九天。几乎快要考成一个小老头的孟郊,以为自此天光大亮,苦尽甘来,天降大任于斯人了。

好运依旧姗姗来迟,又等了四五年,五十岁,垂垂将老的他,仅得到溧阳县尉这样一个芝麻官。大材小用,俯首低眉,哪里是一介狷狂自负的文人所肯为的?本来他不想去,可母亲要求他赴任。孟郊至孝,只得遵命。到了任上,无心政事,倒是为境内几处风景秀美的地方所吸引,整日呆在山水间,喝酒弹琴,吟诗作对,乐而忘返。

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孟)郊闲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新唐书 . 卷一百七十六》

孟郊不务正业,县令气得没有办法,向上报告,大约未置可否,只得另外请一个人,坐到大堂上,代为履行公职,并且分了孟大人的一半俸禄给代职者,作为补偿。这倒是很有趣,孟县尉为了赏景写诗,擅离职守,州府居然也没有管束,似乎也未加责怪,给予了默许,而且,还保留了一半的工资。看上去,有点接近现在的停薪留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停(半)薪留(虚)职,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梦寐以求地进入官场,可惜又不能适应。过不了多久,孟郊便彻底厌烦了,与其这样别别扭扭,倒不如无官一身轻,于是干而脆之地辞官,将自己的进阶之路彻底封闭,回到了老家,与明月清风相伴。
这就是孟郊。他像一个走火入魔的诗歌学者,“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因为长期的书斋经历,令他进入了一个追求奇妙光焰、奇特语境的地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残酷无情的。“天下无义剑,中原多疮痍”,生于乱季,天下不平,而他想恢复的,也许是诗歌所应具有的风骨,或者说,他在实现自古以来高士们的道德情操。孟郊的远离尘嚣,将自己与外界的人情世故相对封隔起来,除了与一帮文友交游应和,陷入了苦吟不已的悲鸣诗境。

孟郊坚持自我,不与世俗苟同,努力寻求摆脱精神的困顿,求索文学的回归之路。其作品题材的严肃,措辞的奇峻,独特而犀利的文风,也赢得了文坛的普遍尊重。唐代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对他大加赏识,在写给郑馀庆的《荐士》一文中,甚至将孟郊的重要与难得,拔到与开辟一代新风的陈子昂、李白、杜甫同样的高度相提并论。孟郊比韩愈大十多岁,深为敬佩,后来在为这位长者的墓志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及其为诗……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年轻的韩愈从年长的孟郊文章中,看到了一介文士不平则鸣的勇士风采,看到了一个书生的松木本色,也看到了一位诗人的诗魂诗胆。

诗文如秋菊傲霜,青松挺雪,但所有这些文学的成就,并不能改变孟郊寒酸文人的生活面貌。经济的贫穷,生活的逼迫,像一把刀剑,威胁着饥寒交迫的诗人,比之于当年的落第的失意,更加刻骨铭心。失意数十载,贫穷也是几十年。在唐朝所有的诗人中,唯独孟郊不避贫,在诗中直言不讳地倾诉自己的穷苦。他曾经感叹道,本指望文字发达,却不料因为文字穷困一生。关于生活拮据的描写,在他笔下俯拾皆是。“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居住的陋室也是破漏不堪,“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清苦的生活,使得他又枯又瘦,几乎要瘦得“惊步恐自翻”,担心自己走路都要跌跟头了。文人的体面生活,孟郊何尝不想拥有,但是,生活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的诗歌里精神富足,又让他在诗歌里贫穷困厄。

贫贱文士百事哀。少年丧父的孟郊,青年时经历了落第不举的失意,中年时经历了官场的不适,还有中年丧妻之痛。到了晚年,在五十八岁那年,数日之内,三个儿子相继去世。孟郊抚着三具僵冷的尸体痛哭,他对着最小的儿子说,你负我十年的恩情啊。在《杏殇》一文中他写道,“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此诚天不知,剪弃我子孙”。这个倒霉穷困的父亲,几乎是绝望地,向昊天诉说了他内心深处的疼痛——亲人埋在地下,他甚至连踏着土地,也是小心翼翼,心怕弄疼了沉睡的孩子。何等的悲凉,何等的伤心欲绝!

一个一个地送走阴阳相隔的亲人,一身病体,老迈穷困,在生活的屡屡重击而前,孟郊依然没有倒下,“至亲唯有诗”,他至少还有钟爱的诗歌。怀着宗教般的意志,他继续写诗,殚精竭虑,摹写黑暗、寒冷、饥饿与疾病。有唐有来,他是继杜甫之后忍忧受苦、坚守诗歌王国为数不多的精神贵族。

又过几年,原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郑庆余一纸聘书到宅,他豁出老命赴任,途中暴病而卒,年终六十四岁。孟郊临死,家徒四壁,存钱无多。韩愈、张籍、樊宗师等一帮诗友,将其哭葬。

时间是公平的,孟郊一生的苦难被定格,他诗风清奇僻苦,与他的承受的苦难遥相呼应,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则成语典故,晶莹剔透的珍珠,恰是因长久的、痛苦的磨砺孕育而成的生命精华。孟郊的一生,恰是蚌病成珠的过程罢。


31、韩愈:贤者唱古声

 

科举取士,常常以一篇文章定夺终身。唐朝有位考生,连考三次不中,到了第四次,仍然冥顽不化,坐在鸦雀无声、一派肃静的考场里,将上次落第的文章《不迁怒不贰过论》,一字不改,抄了一遍交上去。

“不迁怒,不贰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门徒,可惜二十来岁就满头白发,不幸早死。孔子哭得伤心极了,对鲁哀公说,颜回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怨气随便地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是一个可塑之材。《不迁怒不贰过论》这篇文章是去年的,考官也是去年的考官,叫陆贽。不料,陆贽仿佛忽然醒悟过来,又细细读之,击节赞赏,认为是一篇上好佳作。于是,做论者被圈点中了进士。

这位作出惊人之举、充满自信的考生,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从此,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韩愈的坚持与固执,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需要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有谁敢将失败的作品再次抄录,捧献庙堂?恰恰遇到了陆贽这样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一代贤相,方才得以脱颖而出。陆贽是一个称职的伯乐,像颜回那样“不贰过”,当他在文章里准确地识别出一匹千里马之后,立即毫不迟疑地作了荐举,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两年之后,陆贽就因故被罢相了(韩愈很幸运,如果换了其他考官,说不定就会“骈死于槽枥之间”)。无独有偶,20年后,韩愈执笔撰写《顺宗实录》,在其中为陆贽立传,为我们形象地勾勒描摹了一位博学、正直的宰相生平事迹。历史的机缘巧合,有时就是这样,烟雨不定,不可估量。

作为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盛誉的韩愈,自幼喜好读书。可是他读的,多是“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的经典古籍著作,对那些时尚、媚俗的近代文体,并不推崇,甚至十分反感,于是自辟一路,希望能够达到以文载道,文以明道,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风气。

诗文到中唐,盛唐时代的大师们相继凋零,其时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安史之乱之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反省之中,徘徊与观望,隐逸的主题再次被中兴局面的逐渐打开而冲淡,大历才子们的清秀笔调与清雅文风,再次被貌似火热的政治经济氛围所笼罩。这时的唐朝文学,最需要的是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

浩劫过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如何痊愈伤口,重振雄风。韩愈的博学,渐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尽情演讲的讲坛。国子监的学生曾联名上书,要求请韩愈做他们的老师。在经历了几年的节度使幕府任职生活后,三十出头的韩愈,做了国子监的四门博士,成为一名专职教授,这对致力于恢复古风的他来说,无异是复兴传统古学的最佳时机。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

教育的回归,道德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韩愈以如椽巨笔,不辞辛劳地发表着他的见解。“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不啻是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弊端的迎头棒喝。做学问写文章,哪里是论资排辈,怎么能倚仗投门走穴,又怎么可以偏执顽固地抱守门户之见呢?还不止这些,韩愈的政论文章,诸如《原道》、《原说》、《进学解》、《答李翊书》等,言之有物,陈言务去,更重要的是,他以万民社稷的道德情怀,力倡孔孟之道,以深厚绵密的复古内核,因此赢得了朝野的认同,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贤者唱古声。韩愈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人本思想(韩愈在唐朝诗人中学生最多,从者如流)。若干年后,苏东坡怀着敬畏与赞许之情,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写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他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此言不虚。

大官人韩愈将奥援之手,伸向了更多的天下寒士文人。韩愈以他的个人努力与魅力,向最广泛的文士群体,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在一个和风拂柳的初春,抑或是风清云淡的秋日,韩愈的召唤来了。比他年长的孟郊,和尚贾岛,比他年轻的天才李贺……纷纷聚集而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召唤,比如那个杀人遇赦的莽汉诗人——刘叉闻讯后,也怦然心动,投奔韩门,献以《冰柱》、《雪车》等诗。韩愈等到人,微笑着接纳了他。

与元白诗派相比,“韩孟诗派”的精英们研讨的内容,更多的是文化复古这一严肃话题。韩愈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苦苦修行,终成正果,他与当时的杰出诗人并肩鏖战,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微言大义,直朴刚正,凝聚着心怀万民的悲悯情怀,并由其倡导形成了百卉含英、大有可观的“硬体诗派”。在政治上愈合创伤、卧薪尝胆的中唐王朝,因为文化的补钙,由此再一次迸发出奇光异彩。

韩愈一介儒生,下笔千言,汪洋恣肆,做起官来却是一顿三跌,仕途坎坷。他心中装着的是上古道德情操,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难免不平则鸣,直言其事。官差借着宫中购物之名,鱼肉百姓,这一点,韩愈注意到了,立即做出反应,上书痛论宫市之弊,用词却是直白坦诚。果然,立即招致了非法获利者们的强烈反应。时隔不久,他就被贬到远僻的阳山做县令。

不过,韩愈凭借其文章的影响力,以及必要的人际援助,很快又回到了京城。

公元818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得胜还朝,奉诏写《平淮西碑》。碑文写就,着人刻好,路人争看,以为奇文。可是碑文刚一面世,就遇到了尴尬。有好事者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无济,论功第一,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多写裴度,以为不妥。消息传到李愬的耳朵里,自然不快活,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外甥女,于是借着“出入禁中”的机会,诉说“碑辞不实”。就这样,宫里发出话来,责令将三丈高的大碑推倒,磨去文字,又令翰林大学士、李愬的女婿段文昌执笔,重新撰文。韩愈在撰写碑文的过程中,可能夹杂有私人情感,但并非过度宣溢,却使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不过,富于戏剧性的是,到了北宋时期,石碑所在地的一位州官上任伊始,又命人将段文昌的碑文磨掉,重新换上韩愈当年撰写的内容。所以就有了苏东坡的《平淮西碑》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长;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小瑕不掩真玉,韩愈即使写得稍稍走题,也会有人替他说话。

韩愈的一生所遭受的几次挫折与失落,几乎都是因为文章而风波骤起。公元819年,年过半百的韩愈,又由于一篇文章,差点送了性命。

这一年,韩愈被招回京城,恰遇到唐宪宗奉迎佛骨。眼见得佛骨被迎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这种崇佛过甚的不正常现象,使得他如梗在喉,不吐不快,随即呈上了《谏迎佛骨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陈敬佛之祸,认为伤风败俗,甚至把皇帝奉若神明的佛骨指为“朽秽之物”。这篇文章虽然流芳百世,但在当时,韩愈对佛祖大不敬,说了很多不悦耳、不吉祥的话,言辞十分激烈,简直是置国君颜面于不顾。而唐宪宗其实早已为奉迎佛骨这件三十年一遇的盛事,定下了调子。这一下,终于闯出天大的祸事来了,宪宗勃然大怒,说韩愈狂妄至极,准备处以极刑。幸好,宰相裴度等人极力劝阻,加之朝中国戚显贵们也纷纷出来讲情,韩愈的人头才没有落地,但他必须离开京城,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在经受这场劫后余生的风波之后,韩愈仍然认定,自己上书言事,是在为“圣朝”除弊,可见决心之坚。不过,他也已是胆战心惊,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苏东坡评价韩愈“忠犯人主之怒”,事实上,执政者若不能闻过则改,不识时务的智者贤人说真话,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韩夫子再次被贬,到更为遥远的潮州任职。
被贬期间,韩愈倒是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他在袁州刺史任上,还了数百名奴隶人身自由。他曾任职的阳山县许多百姓感其恩德,皆以他的姓氏“韩”字为子弟名。倔强的韩愈,是中唐时期自觉地、彻底地、全身心地实践新儒学的新王道论者。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头号人物,一生著作颇丰,却也是个感情丰沛的通达之士。他才名贯天下,却甘为人梯,愿做伯乐,对贫寒诗人孟郊、张籍等人极力提携,两人未成名时,就引为知己,不惜为之奔走推荐,后来果然名扬天下。韩愈自幼孤苦,三岁时丧父,由兄嫂抚养,后来兄嫂也过世,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也因病去世,这对于从小便受兄嫂之恩的韩愈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那篇以血泪文字写就的《祭十二郎文》,明心见性,催人泪下,为古今祭文中罕见的佳作。

在当时,名声大振的韩愈,也常常会被人家请了去写碑文、撰墓志。文章交付,也得了为数可观的润笔费,作为报酬。投奔他的刘叉,有一次负气出走,临行前,将韩愈放在桌上的数斤黄金悉数取走,并且留下话来,这些都是你韩愈阿谀死人所得财物,不如给我老刘用来养家糊口。刘叉携金,一走了之,门人朋友闻讯,义愤填膺,请求韩愈告官。对此,韩愈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追究。没有古仁人之心,或许很难如此放达的吧。

心怀圣人之志,笔唱大道古声,历经热烈、悲壮复归平淡的一生,也许最适合韩愈的,是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做学问,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职业。毕竟他留下来的,还是儒家最为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文章。前不久,遇有好事者问我,现时的文风,有没有矫揉造作的浅露之嫌?要不要再来一次文以明道的尚古回归?这个问题我无法作答,但倘若韩愈在,一看便知。


32、李季兰:相思渺无畔(上)

 

张爱玲说唐代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比喻奇特而措词明丽,足以令人对那个朝代瞩目回眸,观瞻盱盱。人文之风盛于唐,这个橙红色的时代里,也涌现出了一批红粉诗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还有被刘长卿誉为“女中诗豪”的李季兰,堪称唐诗四大女杰。时过数百年之后,元代的辛文房作《唐才子传》,给了女才子们一席之地,并且在李季兰的传记里,辟出长长的篇幅,并且不吝笔墨地大发一通对于历代女性文人的种种感怀,可谓文以性近,异代通心。

一个女子,如果貌美,已令人称羡可观。倘若再才华出众,诗情翩翩,则更会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啧啧称赞。李季兰不但长得百里挑一,美艳出群,而且又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有这三个“一手”,大约是很难遇到的。李季兰的美貌与才情,得到了当时文士们的刮目相待。

更为特别的是,李季兰一生下来,就仿佛注满了相思情怀。她在年幼时,目睹其父搭蔷薇架,随口说了一句,“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言下之意,这蔷薇,架子虽未没有搭好,但是心绪却已开始出格飞行了。按照《唐才子传》的说法,那时的李季兰才六岁,以一个六岁的女孩,说出这等有想法的话来,而且暗藏着某种预言性的不祥内容,这不能不让她的父亲担忧。早在其先的骆宾王,七岁时作了一首咏鹅,被父亲和一帮朋友夸得要死,认为志向高远,将来不可限量。而李季兰的咏蔷薇,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李季兰的父亲看到的不是她的聪明才华,而是红颜祸水。这个心怀忧虑的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其送入深山,希望可以使她潜心修道,谨遵妇德。

李季兰的命运,其实是被他的父亲设计好了。然而殊不知,这株蔷薇,早已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橙红色的情思。

入得深山,住进道观。年轻的女道士——李季兰平日的生活,舞文弄墨,净手弹琴,基本是清静的,惟有高人入观,才可共语一番。况且李季兰又是修道中人,手执拂尘,神情萧散,飘逸之态,尽可以想象一番。这样的女子,站到谁的面前,都是一道风景。那么注定与她交往的人,都是卓尔不群的人中龙凤。唐代的佛寺道观,是一个联结文化与政治的神秘场所,唐高宗为了娶到父亲的妃子武则天,将其安排到寺院过渡,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迎娶到手。唐玄宗看中貌美如花的儿媳妇杨玉环,也是拐弯抹角地将其送往道观,作了女真人,掩人耳目一番,最后风风光光地占为己有。

道观与外界的大量接触,使得李季兰一面进行着青灯黄卷的读书生活,一面又与社会名流保持着频繁的交往。而她的才华与美貌,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造访。她的生活圈子里,就有茶圣陆羽、诗僧皎然等高人隐士。果然,到后来连唐玄宗也闻其大名,心驰神往,特诏进宫,一睹芳容。

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对于功名利禄的向往,恐怕要远远低于对于纯洁爱情的追求。而寂寞的深山生活,总有让她心动的男子,这样的现实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李季兰的情感生活里,她作过一首诗: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李季兰《相思怨》

这是一首怎样热烈奔放的含情之诗!她在思念着谁?她的相思,跨过了湛蓝的海水,越过了缥缈的月色,手上琴弦响,心中相思浓,可怜弦肠断,洒泪衣襟上。而这样的绵绵情思,比之早年的蔷薇诗,更为热烈,更为哀怨。她在呼唤一个可以寄情的七尺男儿,她需要一个温暖的肩膀,来消融这无边的相思,排遣心中郁积多年的等待。可是,这等待太漫长,煎熬得人比黄花瘦,只有空倚楼台,仰看明月,俯盼流波,对月临水,以琴以心,倾诉无边的幽怨。

中国文化史上的女性写作,是一个慢慢融入、徐徐切入的过程。历来的道德文章,评判标准,以及社会交际的主阵地,都为须眉男子所把持。对于女性的社会要求,分为两个层次,上流社会的女子,基本定位在闺房与后花园,经济丰厚、地位较高的人家,为自家的女孩儿提供了棋琴书画等必要的文化哺乳。而一般人家,则主要在“洗手做羹汤”的厨房,以及“汗滴禾下土”的田间。唐代的思想解放,开放的文化格局,尤其是武则天时代的女子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女性的思想文化禁锢,迅速由松弛转向宽松。

生活于吴兴一带的李季兰,身处于文化经济繁荣的重镇,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她以一个女冠诗人的名义,将寂寞红袖的相思情怀抒发到了极致。她在《春闺怨》里,更是毫不避讳地说,“百尺井栏上,数株桃已红;念君辽海北,抛妾宋家东”,那古井栏的四周,数株桃花正红艳,那个远在辽海北的人啊,你把孤单的我扔在这里了!李季兰的笔下,是一圈圈自由爱恋的冲击波,充满了女性解放的前卫呐喊。她并不惧怕,坦诚地说了所想所思。

山中的隐士朱放,大约是她生命中第一个相思驿站。郁郁山木,绵绵野花,见证了他们曾经的激情岁月。可惜这个隐士后来辜负了她的期望,远出做官,音讯全无。那个当年她所倾心的男人,身披官袍,看遍牡丹,再也记不起山中的野蔷薇了。李季兰在信中,自曝其“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她一次次徘徊在月下,花草又绿,山水依旧,然而物是人非。山中旧色,成了她呼唤离人、期盼望归的伤心之地,她在回忆旧事,等待重逢,倾吐比海水更为汹涌澎湃的离情。她有一首《明月夜留别》:“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倘若翻译成现代散文,仍不失为一篇意境幽远、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在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曾经有过缠绵的别离。

可惜朱放,配不了这样的文章与女子。(待续)

32、李季兰:相思渺无畔(下)

 

阎伯钧也是出入道观较多的才子。阎才子的才情,大约也令李季兰为子心动,所以在李季兰的诗里,有两首专门送别阎郎的情诗。其中一首是:“妾梦经吴苑,君行到剡溪;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虽然此地分手,你去做官,但千万别学汉代的阮肇,迷恋女色而不知返啊。这样的诉求,几乎是苦苦哀求,纵使李季兰貌美才高,矜持高雅,仍然心有疑虑。阎伯钧在一顾三回头的依依惜别中,踏入他乡,赶赴锦绣前程。李季兰坐在山中,又开始她的等待。

相思是一种刻骨的痛。宋代词人晏几道写的《阮郎归》,“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可以从中感觉到长长的孤寂与深深的无奈。李季兰就是整日生活在这样的情状之中,痴痴迷迷,梦见阮郎归来。阎伯钧似乎比朱放要稍好一点,时隔很久,还有一封信寄回。不过,这封信已经是不痛不痒的象征性挂念,李季兰在《得阎伯钧书》里,没有丝毫的快乐与欣喜。

苦苦的相思之后,她没有得到阎才子当初的承诺。男人的负情,一直遭到社会的唾弃,而李季兰的相思之痛,却是贯穿一生。

除了男女间的恩爱恋情,李季兰的心中柔情似水,也有别样的相思。她与诗僧皎然、茶圣陆羽等一帮性情高古之士,也曾结下过不解之缘。皎然乃谢灵运十世孙,大家常在一起诗会,时间久了,意趣相投,李季兰不免心动,遂将信纸折成双鲤之状,腹中藏匿文,以诗探问。这首《结素鱼贻友人》写得很俏皮:“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皎然接到书信,迟疑半晌,也挥笔作了一首《答李季兰》:“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一个心猿意马,一个心如古井;一个含春带笑投石问路,一个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一个是活泼的才女道姑,一个是得道的才子高僧。一问一答,一来一往,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藏匿己久的心事对白。想必以这样温和的问答方式,倒是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纯正的友情。

与茶圣陆羽之间,也是彼此的牵挂。陆羽性情高古,精通文学,更是志在天下茶山,时常与李季兰在一起品茶论诗,其乐融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陆羽从他乡采茶归来,访李季兰。李季兰正在病中,好友重逢,她心有寂寞苦痛,欲语不能,泪先双流。不过,从她的《湖上卧病喜陆羽至》来看,“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对于陆羽在大雾天造访,李季兰是高兴的,快乐的。毕竟陆羽出门很久,还牵挂着她。李季兰卧病也已久(仿佛是由于相思太久,忧郁成疾),还是强支着病体,与茶圣痛饮一场。

热闹的人自有热闹,寂寞的人,最后归于寂寞。沉湎相思,在相思中痛苦,也在相思中收获,李季兰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落笔为墨,便成为了优美而干净的诗话。她后来在《八至》诗中曰:“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看透男女之情,复归于内心深处的平静。应该说,李季兰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因为独特的生活经历,开启了相思与情爱的细腻描写。而她的努力,也赢得了把持文坛的须眉男子的尊重与肯定。唐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的百余篇诗中,独选了她的六首,称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

在她一生的交往中,有九五之尊的帝王,有从容淡定的高僧,有清正高雅的茶圣,还有文采裴然的才子诗人。李季兰的一生,寂寞却不空虚。

(李季兰)尝会诸贤于乌程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诮曰:“山气日夕佳。”刘应声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
——《唐才子传》


在一次诗友聚会上,得知诗人刘长卿患有阴重之疾(疝气),李季兰半真半假地开起了玩笑,问,“山(疝)气日夕佳”?自诩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长卿,冷不防被李道姑开了个不轻不重的玩笑,想必十分难堪。那时的疝气治疗,多是用布将肾囊兜托起来,减轻痛苦,刘长卿急中生智,也回以陶渊明的一句,“众(重)鸟欣有托”!于是满座大笑。刘长卿尝于761年旅居江浙,这时候已经年过半百。如果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李季兰与刘长卿同年,翁媪二人,开了这样的玩笑,的确很有趣。

细细回味,这个笑话是历代异性文人之间开得忒有意思的一则,堪称不雅中的大雅,落俗中的脱俗。

可是,剔开这一节,美艳出众,才思敏捷的她,终年生活在以等待和相思为基调的悲苦氛围中,竟没有赢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丈夫。李季兰的一生,表面浮荡风流,却是锦心绣口,都付了相思,有如天边的一轮中秋之月,尽化做橙红色的绵绵相思。相思二字,耗尽了她的青春。

 

33、白居易:千里故人心(上)


公元815年,九世纪初叶的中唐,驿道之上,骏马奔驰。衣襟飘飘的邮差怀揣一叠信件,快马加鞭,经州过县,用当时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乡村之间。这位无名的邮差也许不晓得,他像《莺莺传》中的红娘一样,为当朝两位最著名的文学家——白居易和元稹——传送着温馨的问候。他不知道,这薄薄的书简之内,有许多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诗篇。他更不知道,除了传承着友谊的接力之外,他还幸运地担当了那场诗歌变革的新乐府运动的绿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门而立,北望长安。已经数月没有音讯来,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长两短。想当年元白二人同跃龙门,俱有才情,自此书信往来,相互唱和,引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弹劾众多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让宦官强占宿舍,并与之发生打斗),办事又得罪当权者。于是一贬数千里,远放外调。案牍劳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诗书。

这样的书信来往,已经持续多年。邮差策马而来,元稹一眼看见熟悉的笔迹,急急展书,顿时喜笑颜开。昨日梦见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诗笺数页,见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经收到了,前些日还在吟咏白居易的诗句,原来友人在京城也念着自己的诗文。反复揣摩,反复把玩,远隔千里,不见声音,不见容颜,一幕幕旧情,因诗重现。“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读到这句,元稹笑了。相见不如怀念,通过诗书,他们彼此倾诉,记挂着对方。更多的信,其实是诗,以诗代笔,以诗为信,成了沟通心灵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贬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见,白居易的书信成了他最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着远去的烟尘,元稹轻轻一笑,复又回身书房,捧读友人的诗书了。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第三十二 . 卖炭翁》

读诗毕,元稹拍案叫绝。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好友白居易,已经离开京城,被贬任江州司马了。而他即将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满悲悯与同情、反映社会底层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头给他写信,而这封私人信件,将是开创诗坛新风的文学宣言。

其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永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风皇帝唐顺宗李诵不幸被宦官所害,整个朝廷经历了一次颠覆性的人事调整。不满二十岁的唐宪宗李纯开始接任执掌皇室。这位年轻的皇室继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开创一个盛世。就是这样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好文之主”,终于在十多年的整饰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镇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气与威望重新上升,实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日渐清明的政治时局,又重新酝酿了文学史上的一次变革与发展。

诗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犹如一次火山大爆发,光焰冲天,热浪袭人。此后数十年,由于国势急转,诗坛沉寂,无有顶尖的诗人出来接过旗帜。见证了盛世、创造了诗歌奇迹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相继迈入暮年,巨星相继殒落:

公元761年,王维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当涂;
公元765年,高适卒;
公元770年,岑参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诗歌的种子毕竟有顽强的生命力,诚如白居易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着沧桑与变迁。“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八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诗歌巨匠纷纷谢世,而与此同时,一批诗坛新秀,也在这二十年间呱呱坠地:

公元768年,韩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刘禹锡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贾岛生……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的巧合。仿佛是为了承接某种历史与文化的重任,这批诞生于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秀们,在九世纪的“元和中兴”的时代里,担当起了诗歌济世的重任,迸发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现,是中唐时期的一次诗歌繁荣与振兴,文学的花圃再次绽放如春,梅开二度,余香袅袅。当时的文坛,一派以韩愈为首,一派推白居易为尊,遥相呼应。韩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重振诗歌雄风。白居易以诗讽喻,针砭时弊,赢得了人们对于诗歌价值的新体验。他与陈鸿等人同游马嵬,相约撰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陈鸿写成《长恨歌传》的小说体文章,而白居易挥洒自如,写就《长恨歌》。就是这首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于一个歌伎在应聘时理直气壮地夸口,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岂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待续)


33、白居易:千里故人心(下)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诗歌的价值在哪里?白居易与元稹已经在来往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探讨过,他们深知《诗经》美刺讽喻的社会功效。反映民生的讽喻之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当政不谐,实际上,这样的美刺,正是通过巧妙的文学社会化传播方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期间,拜官百日,就献疏言事: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六》

诗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风雅、升官进阶的工具,而是要“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返璞归真,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上下交和、内外相谐的目的。他将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将视角定格在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中。他的足迹遍布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耳闻目睹,用笔记述、抨击着人间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员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却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饥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肠,红光满面,却不知牢狱中的囚犯,几乎冻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间的悲声,民间的呐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读下层百姓的悲惨遭遇,甚至,他还为上阳宫里的白头宫女鸣不平。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乐府诗,也成了五十支愤懑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无穷激情。

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将这样的文学理想,带进了他的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起初,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有一次进谏不听,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脱口说出“陛下误矣”的话来。弄得皇帝勃然变色。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此大张旗鼓地抨击时政,这不啻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依白居易这样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评,当政权臣并不喜欢,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书,请捕刺客,但“执政方恶其言事”。执政方还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借口,说白母看花坠井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大逆不道,“甚伤名教”,奏贬为江州司马。

元稹终于等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坏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邮差递上一封远信,他迅疾拆开,忽地泪流满面,一旁的妻女惊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坏消息?这是谁的信?细细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这样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信来了。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白居易《与元九书》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点也不错,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诗书寄来。能让元稹为了一封信而动容的,也只有千盼万念的友人诗书。那位领了赏钱欢喜而去的邮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这封长达三千多言的《与元九书》,却是奠定新乐府运动理论根基的重要论著。警言妙语,时见其中。

这一封信,元稹读了又读,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变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书信,从此载入文学史册。

被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静心写作,由讽喻转向闲适,由崇儒转为事佛,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白居易诗如其名,直白易懂,流传甚广。自他被贬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人题写于墙头柱上,也亲耳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中,听他们吟咏自己的诗句。这也是寂寞贬途中,令其欢欣鼓舞的事情。

相传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读给识字无多的妇孺下人们听,听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别人明白方才作罢。今天我们读白诗,一千多年的时空差异,丝毫没有感到文字与情感沟通上的困难,仿佛其人就在身边娓娓道来。不像今人的许多作品,凭空弄出一大堆噱头出来,动辄洋洋百万字,捧读装帧华美、价格不菲的煌煌巨著,阅后不知所言为何物,当世已经看不懂,实在叫人担心如何传之于后世。白氏之诗留传下来的诗有3800首,数量为唐人之最。可是,有谁知道,他少时发愤读书,昼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时仍然是瘦弱一书生,未老而齿衰发白。以文为生,终究是一件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这样的苦?

再后来,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风光秀丽的江南,在相邻的两郡之间,两位太守开始了更为密切频繁的书信往来。截瑯琊竹为筒,其内置诗,或为千言,或为数韵,互通心声,一寄一读,趣味盎然。实在忍不住了,两人便相约境上,停车泊舟数日,吃酒吟诗,彻夜长谈,尽兴而归。远离朋党之争,远离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闲情面对大好河山,尽情地享受人间春色。当然,作为具体的执事官员,他可以为老百姓做许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为白居易在任时修建,一个风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观赏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顷田园,官民两便。闲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卧西湖边,其乐陶陶,不知梦醒何处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乐参半,官升数级,老来得子,却不过三年又痛失爱子。好在他得了一处幽静的宅子,自号香山居士,与世无争,隐逸不出,和刘禹锡等诗人相酬往来,与一帮僧侣结社交游,后来因病放妓卖马,广施家财开凿龙门石滩,安闲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个春秋。

尽管元稹后来在官场生涯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攀附权贵、负情薄幸的不雅之举,白居易却始终未改文人的本色。书信往来,谈世事变迁,谈得失成败,谈文学与生活,这样的友谊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岁寿终。在元白二人的诗集中,有数百首诗,记载了他们相互唱和的情景。诚如白居易所说,两人“心源无异端”。白居易一度贫困,元稹分俸救济;夜里互梦对方,彼此吟咏诗句;白有《长恨歌》,元有《莺莺传》;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白居易为元稹亲撰《墓志铭》……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驿道之上,邮差怀揣诗书,奔波往返千里,那是两颗友谊的灵魂,在一路舞蹈。

 

34、薛涛:妾住浣花溪(上)

 

我一直以为唐诗是一部传奇,不光关乎诗与文学,而且堪称管窥时代与人生命运种种传奇的集大成者。在唐诗的山林里,住着一位名叫薛涛的女子,时光历千载,诗颜不曾衰。这个居住在成都浣花溪畔的美人,女性诗界里的佼佼者,一生热闹却又境遇悲凉的女子,留给后人的是点滴追思。

薛涛本是良家女子,后随父亲为官蜀中,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孀居的母亲带着她,艰难度日。不过,因为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不光人长得端庄漂亮,而且能写得一手好字,吟得一手好诗,加之聪明伶俐,谈吐优雅从容,渐渐地,诗名外传,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十六岁那年,韦皋入蜀,任西川节度使,闻听其才名,颇感兴趣,随即“召令侍酒赋诗”,酒席之中,不禁被薛涛过人的才气和机警的表现所吸引。于是,召为军营乐伎。

乐伎者,以歌舞陪侍以取悦于客人也。这次见面,小薛涛有幸得到了诸侯丞相级的宰臣垂青,从此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陪酒赋诗,娱乐贵官。

想当年,薛涛父亲在庭院里吟咏梧桐,只才说了两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小小年纪的她便接了过来,“枝迎南北鸟,时送往来风”。谁知一语成谶,日后果真不幸沦为营中乐伎,如鸟入笼,一生不得自由身。

唐朝另一诗人李季兰小时候也因为父亲在搭蔷薇架时,说了一句“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而被父亲认定将来可能成为失行妇人。一作梧桐诗,一作蔷薇诗,仿佛暗示了某种命运安排。其实不然,多为后人据诗前推的戏说。中国文化的成语,多以故事流传,未必经得起推敲考证,不过易于流传耳。

不过,薛涛生得冰雪聪颖,貌美如花,承宠帅府。最为引人的是,她机警灵活,能言善辩,在种种酒场诗场中,应变自如,即席酬答,并且谈笑风生,能够恰到好处地渲染席间的氛围。才貌双全,诗赋出众,又解风情,这是最能引起男人关注与怜爱的一类女子。

西蜀官妓曰薛涛者,辩慧知诗。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带禽鸟鱼兽,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觉。
——《唐语林》

唐人擅饮,尤好群饮。酒桌之上,难免不出个题目,行令作诗,举凡经史百家、诗人词曲,信手拈来,比试才学,拷问智力,以此来佐兴提神,调节气氛。比之今天某些喝酒场合的大呼小叫,比阔气,讲排场,拼菜肴,讲段子,气氛上是一样的热闹,不过格调却要清雅得多。黎州刺史以“虞”的谐音代“鱼”,别人忍笑不罚,轮到薛涛,也从《千字文》中找了一句,众人以不合酒令要求请罚,但她当即辩驳,“衡”字中间藏有一“鱼”呢。薛涛的机智聪明,可见一斑,也为酒桌之上添了一道风景。

出入幕府,薛涛渐渐成为侍酒赋诗的第一人选,她的不温不火,诗情风采,娇容美貌,博得主事者的信赖与垂青,“历事十一镇”,为多位入镇西川的节度使(有许多后来做了宰相)服务,深得历任川主的青睐,每日必有宴,每宴必有薛涛,无不受到嘉勉与赞赏。

奇怪的是,我从薛涛现存的近百首诗中,几乎没有看到醉酒之类的话语,想必薛涛注意节制,不似许多风尘女子,以酒自醉,耽情娱弄风月。观薛涛的诗,确是少见香秾软词,一派中正,难怪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里称赞:“薛工绝句,无雌声”。

花香蝶自来。薛涛的名声渐远,词达四方,几乎成为蜀中女才子的代名词,甚至有人(一说系韦皋,一说系武元衡)上书,奏请将其任为“校书郎”一职。要将一个下等阶层的乐伎晋升为朝廷认可的“校书郎”,提议者显然是为薛涛出类拔萃的才名所倾心,显然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求贤心态,但是按照旧制,况且她是一个女儿身,显然是不会批准的。于是作罢。不过,经过这样的渲染,倒是越发提高了薛涛的知名度。京中官宦入川,纷纷下帖,鞍马劳顿、公务闲暇之余,都以与她一见为幸事。

薛涛的闺房内,摆满了各种求见的帖子。可以想见,行程自是十分繁忙,迎来送往,游历山水,被官人们众星捧月一般围拢着,颇有些女明星的味道: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茫。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薛涛《送友人》


据元代费著的《笺纸谱》记载:“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其间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佑,余皆名士,记载凡二十人,竞有酬和。”

这些节度使,都是出将入相的重量级人物,薛涛游离于其间,小心翼翼,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且都得到了好评,可见,她是适应这样的生活状态的。

在她的交游圈中,贵胄公子、名士高官、禅师道流,比比皆是,单是文士一项,就有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数十人之众。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也确像她在幼时的梧桐诗中所说,“枝迎南北鸟,时送往来风”,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柔弱女子,仅凭诗书才华和机智巧辩,跻身官场与士林之中,薛涛的一生阅人无数,也堪称是女子中的传奇。


34、薛涛:妾住浣花溪(下)

 

迎来送往,深得垂青。求见的人,难免各怀心思,观睹芳容者有之,附庸风雅者有之,遗金赠玉者有之。有一次,节度使韦皋得知薛涛私受财物,以为坏其名节,盛怒之下,将其远逐,罚往边关。

军爷震怒,花摇枝颤。薛涛在一片嘘唏声中,黯然离场,从此远离帅府,踏上了类似贬谪一样的边关之旅。

离开了帅府,也就意味着失去所有的人脉,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甚至失去人生的方向。正是在这次远行中,薛涛回忆起了韦皋的知遇之恩,回想起了曾经火热的军营生活。她的忏悔之情油然而生,含着委屈的泪水,写了十首感人至深的《十离诗》,诉说自己离开主人后的悔过自新之意。如在《燕离巢》中,她写道,“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枕,不得梁间更垒巢”,深深自责因为不慎而致流落的悲苦,而离开她所眷恋的帅府,好似如笔离手,如马离厩,如燕离巢,如鱼离池,如鹰离鞘,如竹离亭,如镜离台……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这十首诗,发自肺腑,含泪带悲,终于感动了怜香惜玉、重文爱才的韦大人。

薛涛再一次凭借着她揣度人心、真诚温润的语言,平息了这场风波,得以再入营中。可是,这十首诗中,却是一个弱女子无限的叹息。也正是在远赴边关的途中,她还写下了“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诸将莫贪羌族马”等一类巾帼壮语。她的心里,还在关心着国家大事。

风花日老,佳期渺渺。妾本多情,谁来怜卿?薛涛也有红妆女子的执着情思,内心深处也蕴藏着绵绵的情丝。她又何曾不想遇到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才郎俊杰?

作为一个女子,薛涛是想将自己嫁出去的。当年,名满天下、年轻气盛的大才子元稹身为监察御史,因为公差入蜀。闻知薛涛才情,“密意求访”,于是有人曲意迎合,令薛涛出场接待。两人一见倾心,互为才情所动。虽然薛涛要比元稹大几岁,但是以她的容貌,和不俗的文才,还是令已有婚娶的元稹陷入了情网。

风流才子与绝品佳人,总会要产生一段刻骨的情愫。果不其然,薛涛也为眼前这位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新乐府运动的年轻少帅所折服。

郎才女貌,一见倾心,除了酒桌上的应酬来往,他们以诗唱和,以诗言情,踱进了更为深入的情感世界。也曾有过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也曾有过花前月下的恩爱之约,本是平常的饮酒陪侍,却不料也使一向镇定从容的薛涛坠入爱河。缠绵复缠绵,分手泪连连,薛涛几乎认定,这就是她想嫁的如意郎君。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薛涛《牡丹》


实指望可以红袖添香,鸳鸯戏水,朝朝暮暮,相伴终身。可惜元稹种下相思豆,归京以后,就像当初遇到莺莺、又遗弃莺莺一样,又迅速进入了全新的爱情。可怜陷入情网的薛涛,还在苦苦等待。她以深红小笺,叙写着无边的哀怨与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然而佳期如梦,纵使望穿秋水,泪湿枕巾,始乱终弃的薄情郎元稹一直没有践约,并且另结新欢。元稹在被贬江陵的任上,纳了一妾,这时离他的结发妻子韦氏去世,不过两三年功夫,离开薛涛也不足三年。又过二年,元稹又续娶裴氏。此时的元稹,早已将西川的薛涛,忘到了脑后。

元稹一生最大的败笔,一是迷恋官权,失却文人本色,招致讥讽。二是始乱终弃,移情别恋,成为负心郎。他一面放纵多情,一面却写出了祭奠亡妻的华美篇章,如在《遣悲怀》中写道“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又在《离思》里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表现出了一个丈夫悼亡的无限哀思。包括他在《赠薛涛》的诗中,也有“别后相思隔烟水”这样情意绵绵的话语。也许,元稹自有他的无奈,但是,无论如何,元稹对待情感的方式,终为后世诟病。比之丧妻三十年不娶的才子王维,元稹的悼词与情诗的背后,却无意中暴露了他对于情感的把握极不稳定。

而薛涛不忘旧情,在晚年还有《寄旧诗与元微之》等作品,看上去爱意转淡,而友情还在。她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也有诗歌互为唱和,看来元稹对他的朋友们也公开了这段恋情。不知薛涛有没有原谅昔日情人?

一池春水,干涸到秋。到了晚年,褪去红妆,换上道袍,寂寂终年。“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薛涛终身未嫁,一朵睡莲,终究未能如期盛开。

浣花溪畔,有她亲手种植的一大片密密匝匝的菖蒲。这位昔日帅府豪门的乐伎诗人、名过其实的“校书郎”,失意于情场的美女才子,摇身一变,成了身着道袍、手执经书、清闲终日的女道士,面对一蓬蓬温和素静的菖蒲,坐在夕阳里,回想着曾经的繁华,白发如絮,心思如烟。《莺莺传》是一个传奇故事,薛涛也可称是唐代的一个传奇女子。薛涛的一生,有如孤鸾翔空,有如吉光片羽,浣花溪畔,流淌着不尽的思绪,后来者不禁要问:谁负了她的一生?


35、柳宗元:独钓寒江雪(上)


纵观唐朝三百年间,诗家迭出,名篇佳作亦如江上渔舟、林间花木,令人目不暇接,读来心旷神怡。然而,唐诗是含蓄的,如果仅仅满足于表层的阅读,容易被优美的文字善意地欺骗。唐朝的诗人又多是隐忍的,煌煌数万首诗背后,常常蕴藏着诗人难以言明的心路历程。走近柳宗元,可以细细体味贤者失意的悲凉与哀痛。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渔翁》

且从这首《渔翁》说起。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柳宗元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远在江湖、与世无争的渔翁,生活在青山秀水之间,闲来捕鱼,生起袅袅炊烟,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实在闷得慌了,咿咿呀呀地吼上一嗓子,满眼碧水青山。或者坐在船头,俯看流水,仰首白云。这样的生活,似乎轻松自在得无以复加。

柳宗元置身于这一片山水之中,暂时可以忘却诸多的烦恼忧愁,乐而忘返了。

风光虽然秀美,然而此时的他,正是一个贬逐之臣的身份,在远离京城的永州任司马,而他的心情,也许不如诗中所写那般悠闲。之所以如此描述醉人的风光,或许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到了屈原。屈原当年被逐,也遇到了一个渔翁,渔翁问何以如此憔悴,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渔翁劝其不必自命清高,而应懂得放弃,自寻幽境。这样的对话最后竟是不了了之,最后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中。柳宗元的内心深处,或许不过是借助于这首诗,重温屈原的心境罢了。他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像屈原那样,不与世合,沉水江中。再有,就是像渔翁建议的那样,随遇而安,乐天知命。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老渔翁如禅如仙一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然对柳宗元产生了足够的影响。然而,他的心中,也一直被某种阴影笼罩着,被某种看不见的绳索拴系着。他的目光,一次次移向京城,那高高的皇城里,此时正在发生和上演着怎样的故事呢?

柳宗元痛苦的源头,正是来自京城,来自一场轰轰烈烈而又转眼成空的政治变革——“永贞革新”。

柳氏一门,在初、盛唐时,才人辈出。曾伯祖柳奭官至宰相,由于得罪武则天而被处死。父亲柳镇又因为触犯奸臣窦参而惨遭迫害,直到临死前才得以平反。柳宗元在二十一岁考中进士时,唐德宗查阅新科进士名单,看到柳宗元的名字,身边的人提醒他,这就是忠臣柳镇的儿子啊。德宗一下子回想起来,“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百十年间,柳氏家族屡屡蒙冤受屈,以致“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

可是正直刚烈,却成为一种家风与品质,世代相遗。柳宗元才情翩跹出众,在入仕之初,就锋芒暂露,“诸公要人,交口荐誉之”。过不多久,唐顺宗李诵继位,侍奉其读书的王叔文等人随即得到重用。王叔文对柳宗元等一帮文士十分器重,上奏天子,御前重用。针对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赋税过重、宫市扰民、宫女积压等弊政,他们几个抱着济世安民的心胸,打算做一回医生,彻底地动一次手术,以求恢复元气,重振大唐雄风。

“永贞革新”自唐顺宗登基伊始,便紧锣密鼓地实施开了,蠲免税赋、罢免宫市、释放宫女、起用贤人……一项项举措在柳宗元等人的笔下,立就成文,布告天下。政令出台,人情大悦,老百姓拍手称快。

偏偏革新时弊的主帅唐顺宗即位时,已经抱病在身。这位皇上患了中风,口不能语,整日卧病在床,顶多是亲临大殿,供群臣瞻望而已。王叔文等人依附一个弱势皇帝,想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立即招致了致命的反击。未能如愿得到重用的朝臣、宦官们与强大的藩镇势力紧紧地抱成一团,因为他们估计唐顺宗撑不了多久,于是将赌注押在了年轻的皇太子,后来的唐宪宗身上。变革实行半年左右,唐顺宗便被迫禅位。重新掌权的权贵集团们耿耿于怀的,是权力的分配,以及对于“负罪者”如何处置的问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所难免,当初所有参与变革的治国干臣,一夜之间全都沦为罪人,一律放逐。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没有到任,继贬的诏令又到,柳宗元再贬永州司马。

中唐的这场“永贞革新”及“二王八司马事件”,与清朝后期发生的“戊戌变法”和“六君子遇难”如出一辙,贤者参与改革或者改良,有时要付出血泪的代价。柳宗元的厄运从此开始。

变革失败,三十三岁的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被赶出京城,怀着悲愤,踏上左迁之路,一直被贬至临死。比他早一千年的屈原,也曾因为“造为宪令”,希望通过变法使楚国称雄一方,但这样的变法,触及到了保守的贵族阶层利益,于是屈原被放逐。柳宗元参与变革图强,同样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中国文官系统的权力之争,在变法的问题上常常是交锋激烈,不择手段,牺牲了无数贤者的锦绣前程。年轻的柳宗元不理解,他所视为神圣、一心为之的家国之事,在新君上任之后,就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从京城到永州,路途千里。一家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柳宗元的母亲在到达永州之后,因为水土不服,忧虑交加,不久便病故了。仕途失意,母亲病故,上不能尽忠于先皇,下不能尽孝于老母,忠孝不能双全,这样的打击,对于年轻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身为罪囚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柳宗元。他唯有兢兢业业地工作,恪尽职守,不授人以柄。来自朝廷的一双双监视的目光还在盯着他。他必须含垢忍辱,不能有任何过急的言语和举止,否则,灾难会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闲来无事,来到偏远的山间,坐看渔翁劳动,或者到风景独秀的幽谷小憩,朝廷是管不着的。至于他吟咏山水,也是当事者能够容忍的。文章写得好,收些徒弟,喝点小酒,旅游玩乐,只要事不关朝政,只要不发出与当政不谐的声音,他与人交往的名片上,也是可以继续保留“永州司马柳宗元”字样的。(未完待续)


35、柳宗元:独钓寒江雪(下)


远谪荒凉之地,一面勤于政事努力工作,一面寻幽览胜以文自娱,柳宗元的内心,还是向往京城。他不止一次地写信到京城,写信给友人,诉说内心的感受。他希望通过时间来改变朝廷对他的印象,可以重新入朝为官。

柳宗元在给政见不合的武元衡写信时称,“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飞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低头认错,放低语调,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同情与帮助。他在写给京兆尹许孟容的信中提到,如果能够将任职之所稍稍往北去一些,离京城近一点,就非常感激了!

然而执事者对这帮有志之士厌恶至极,唐宪宗甚至下诏,“纵缝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无疑在政治上宣判了永无天日的极刑。柳宗元在永州一次次的努力,赢得了一些正直之士的同情,亦有人向上说情,但按照《新唐书》的说法,“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至少,唐宪宗是不太高兴这样的角色回京任职的,臣下们多少还要察颜观色,看看主子的态度。

一贬整整十年,到了公元815年,柳宗元终于接到了奉诏入京的命令。

这一次,柳宗元以为真的要有说法了。毕竟,那场政治陈账已经清算过了十年之久。而自己这十年之中,政绩有口皆碑,无愧于朝廷。在被贬的地方官员任上,他也一如当年执事为民,释放奴隶、破除迷信、挖井开荒、植树造林,做了一桩桩造福于民的好事(柳宗元死后,当地的百姓为之立庙祭祀,对他的政绩给予肯定)。

他梳理好满头早生的白发,兴冲冲地返京。乘坐的船只途经岳阳,经过屈原当年的投江之地,他仍然心有余悸,但又充满期待地作了一首诗:

南来不作楚臣客,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柳宗元《汨罗遇风》


归心似箭,柳宗元以最短的时间,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京城。他终于回到了善和里的旧宅,流着眼泪,看遍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旧居,抚摸着老屋里沉寂多年、蒙有灰尘的几千册藏书。然后,又来到郊外,跪在先人的坟前,烧香祭拜。有许多老朋友,也还是要悄悄地会上一会的。

柳宗元的期待显然落空了。

他得到的消息是,按例擢升,但还要继续流放,到更远的柳州当刺史。当初写信给他的武元衡,已经贵为当朝宰相,可是武宰相一本正经,并无半点宽宥之意。柳州比起永州,向南更远五百里。“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正月到京,朝廷一纸令下,三月,他就又要动身,前往柳州了。

复官无望,思归不能,柳宗元抚笔长叹,“贤者不得志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将志向,转向著书为文。寄希望于朝廷已然不可行,寄希望于山水文章,或者可以寻求心灵的解脱吧。
柳宗元最好的文章,都是写于被贬之后。“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在放逐里,实践着屈原未竟的文章事业。《捕蛇者说》、《黔之驴》……出笔不凡,寓意无穷,一篇篇文章里满含着对于时弊的斥喝。时局莫测,他遂与山水与结下不解之缘,《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等小品文随手拈来,入木传神,韩愈评价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远在江湖砺心志,古来贬官多妙文。贬谪文化是苦涩的,却又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韩愈、柳宗元二人同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但文章风格却是同中有别。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贬逐之臣屈原是他的榜样,山水之外,柳宗元的一系列骚体文章,继承了《离骚》中贤者失志的悲鸣呐喊;韩愈身为国子博士,学的是孔孟之道,文章里多是《论语》般崇儒复古的呼声;还有白居易,身为左拾遗,以微言大义为重,《诗经》中温和平实的美刺笔调,成为白氏文章主流。这三人,在元和年间,担当了文章道义的脊梁。不过,韩愈与白居易在仕途上尚有几次进退回旋,最后都能“功德圆满”,而柳宗元却真正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带罪流放的阴影,蒙贯终生,挥之不去。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他唯有在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在丘壑林泉间寻求心灵的慰藉。他描写的那些人迹罕至的清幽之地,也正是以景写自身,陈幼石先生在《韩柳欧苏古文论》中写道,“永州那远离京华的自然环境,山水之奇崛几乎就是他自己被弃绝不用的美才的写照”。这些美景没有多少人能够抵达,换而言之,那里远在庙堂的权贵集团,又有谁真正抵达到柳宗元的心灵深处?他像渔父一样,僵坐在清冷的寒江之上。他在钓鱼吗?一半是,一半不是。

也许,他在垂钓一位贤明的君王,吊唁一个已逝的圣朝。而他在到达柳州之后,不过四五年光景,在失意悲伤的氛围里郁郁终日,体弱心碎,一病不起,死年四十七岁。

《诗经》以下,自古诗人多慷慨悲歌。诗歌之美与诗人现实生活的幸福程度,有时是不成正比的。相反,多是因为思想的极度苦闷而捉笔成文。

柳宗元,一个年轻的士大夫,参与了一场志在匡正时弊的“永贞革新”,却不幸蒙冤被贬至死,实在令人心痛。那一首《江雪》,清新隽永,意境如画,可是,若对照他的经历,却是无奈的垂钩独钓,孤舟之上,一个贬官的叹息,一个贤者的心声,又有谁能听得到?

 

36、刘禹锡:应不向秋悲(上)


时下交通发达,旅行团生意火爆,天涯海角,桂林山水,九寨风光,诸如此地,风光旖旎,动辄就有几万人的旅行军团,成群结对,不远万里,飞行穿梭于异地风光,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然而在千年之前的唐朝,这些风景区,却是贬谪官员们为之心惊胆战之地。

史载,“永贞革新”的主将韦执谊,因为害怕南谪,与同事研究国家大事时,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韦执谊当了宰相后,见书房挂有一图,起先没有注意,过几日无意一看,竟是崖州地图,“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等到革新失败,韦执谊所要赴任的贬所,恰恰就是边远的崖州!韦执谊贵为宰相,而一朝跌落,沦为州县小吏。但他当年害怕闻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是游人如织,令人神往。再又如,唐朝女子以丰满为时尚,到了宋代,又改成以瘦为美……世间万物,人事变迁,有如沧海桑田,岁月更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和韦执谊一起参与“永贞革新”的刘禹锡,也经历了这样抛物线式的起伏跌落。不过这样的跌落,却是无意中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诗豪”。刘禹锡的代表性在于,他在贬谪期间,仍然豪气冲天,以乐观豁达,浴火重生,成为一个健康长寿的诗人,一个幽默风趣的诗人,一个富于战斗精神和哲学思考的诗人。

刘禹锡起初也不是职业的文人,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继而为官。因为才华出众,被当时“永贞革新”的主将王叔文所赏识,出入禁中,所言皆“朝廷大议秘策”。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


自称是中山王刘胜后裔,曾经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工作,甚得杜大人赏识,并荐举入京为监察御史。应该说,刘禹锡不仅有一定的家族背景和工作经验,还具备有较为突出的政治才能,否则不会进入革新派的核心领导层,王叔文甚至将他作为未来的宰相人选,进行栽培。王叔文作为下棋高手,也深深知道,在唐顺宗登基前后,亟需一批年轻得力的后生贤人,为新政护航。

刘禹锡的才华过人,并且器宇轩昂,谈吐之间,胸怀天下,应对如流,被引入禁中,视为奇葩,也就不奇怪了。

可惜唐顺宗在位期间,一点也不顺。他的中风不起,导致整个王朝政权也来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中风。开局良好的革新局面仅维系了半年,便告夭折。唐宪宗上任,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迫于扶持者的压力,不得不重新洗牌,在变革中受到冲击的权贵势力,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们一面弹冠相庆,一面发号施令,将列入黑名单的官员一个个贬逐出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分别贬到八个州任刺史。

执事者觉得对跟随“二王”的八个人的处置仍旧嫌轻,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心头余悸,于是再下诏令,再贬一层,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觉得还不解恨,第二年又追加诏令,这些人扰乱朝纲,“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内”。

当初的宰相后备人选,现在成了戴罪流放的逐臣。刘禹锡的脚步迈出京城,从此开始了壮丽的文学朝圣之旅。

这一贬,就是长达二十多年。不过,刘禹锡也没有闲着,据《旧唐书》载,他到任之后,“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这样的流放,也成了刘禹锡别有天地的文学创新之旅。当地民间多有巫祝祭神的活动,唱有各种词调,刘禹锡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参加了进来,创作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竹枝词》,诸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很快流传开来,直唱得一帮青年男女们眼热心跳。再后来,巫祝们祭神吟唱的词曲,也请刘大人也写了,刘禹锡也乐得泼墨挥毫,立就成文,以新辞代旧文。

自古以来,历经沉浮、命运多舛的文人,常常能写出刻骨铭心的好作品。比如三闾大夫屈原,含悲远走,上下求索,尽得离骚之痛。譬若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后犹如虎落平川,繁华落尽,只剩满腹苦闷惆怅。又如李清照,一个孤独幽怨的女子,帘卷西风,与花比瘦,字字见愁。文章虽好,但生活得并不滋润如意。他们的身份,起初并非职业文人,因为生活所迫,最后却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宽,甚至成为一代大家,名垂文坛。唐朝的著名诗人,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都说作家写作要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刘禹锡当年身在皇城,大块文章、鸿篇巨制能写得出来,一旦被贬,也能写出怡情悦性、便于歌吟的民间歌谣,“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在被贬期间,无意中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心态之健康,可见一斑。

被贬十年后,刘禹锡奉诏回到长安。这时候,裴度等热心人已经开始替他周旋,“复欲置之郎署”。巧的是,这年春天,长安城的玄都观内有一大片桃园,植有桃树千株,桃花相继开放,景致可观,吸引了许多游人。刘禹锡闲不住,和朋友们一起去看,回来忍不住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问题就出在了这首诗上。刘禹锡写这首诗,当时只想博得友人一笑,却不料迅速扩散,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当年的罪臣,出现在观赏桃花的队伍里,已经很扎眼,还写了这么一首诗,什么意思?

那些在永贞革新之后翻身上来的一群人意识到,诗中有话,什么意思,不是影射我们这些人嘛?人家也不示弱,赶紧拿了这首诗,报告上去。这首语焉不详的诗送呈上去,立即招致了强烈的反应。

其时,唐宪宗正在为吴元济造反之事烦心不已,听说了这件事后,好不恼火,于是有司将这首诗鉴定为“语涉讥刺”。结论是,刘禹锡在京城不能呆,还得再贬,贬到更远的播州。

(未完待续)


36、刘禹锡:应不向秋悲(下)


和刘禹锡一起远贬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柳宗元被贬柳州,不过听说刘禹锡要贬到更远的播州,而且上有八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联想到自己母亲的死于贬所,上书坚决请求与刘禹锡替换任所。裴度也帮助说了好话,好不容易,刘禹锡才得以到近一点的连州当刺史。

郎州司马十一年,连州刺史七年,再接着转到了夔州当了五年刺史。二十三年,刘禹锡几乎是创下了中国文官的贬期之最。对于从政者而言,仕途的失落无疑于最大的打击,况且他又是唐宪宗下诏不得重新起用的对象,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令人感到惊奇和振奋的是,挫折不但没有击垮刘禹锡,相反,倒使他变得更为坚强和自信。刘禹锡是一个豁达之人。他与好友柳宗元不一样,柳宗元同样被贬,但失意消沉,忧心劳神,四十几岁便殁于贬所。中国文官的贬谪之路,几乎都是一路哀歌,有许多人因为禁不起精神失落与生活窘迫的打击,意志消沉,颓废沉沦,时间不长就失意而死。柳宗元坚持了十四年,就再也坚持不了。

不过,刘禹锡坚持下来了,而且,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成长于唐德宗年间,辉煌于唐顺宗年间,自贬谪之年算起,他从宪宗朝又坚持到穆宗朝,再到敬宗、文宗,一直坚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身跨七朝,最后直到古稀之年逝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长寿诗人。

宪宗一朝,是刘禹锡最艰难的日子。左岸沉沦,右岸豁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挫而不颓、挫而不废、挫而愈坚、挫而愈勇。他照样写他的文章,看他的山水。

好运姗姗来迟。从公元805年被贬,到公元828年,时隔二十多年,当初的年轻人,已经熬成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翁。

刘禹锡又回到了京城。不过,这时的他,已经不是戴罪之身,已经成为集贤殿的大学士了。

转眼又到了春天。刘禹锡忽然心有所动,兴致勃勃的要去看桃花,重游玄都观。这一回,他看到的不是满眼芳菲,昔日桃园已经面目全非,但见满目萧条。刘禹锡不禁感慨万千,又作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好一个黑色幽默的刘郎!

好在唐宪宗已死去多年,朝廷政局已经重新洗牌,否则这样大胆的戏言,非得再吃苦头不可。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刘禹锡,也已并非当年的毛头小子,历经磨难,他已宠辱不惊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下之意是,谁又能富贵权威一万年?

当年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时,刘禹锡和白居易同返洛阳,在扬州见面。酒宴之上,香山居士即兴作了一首为之惋惜的感伤诗,“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可是,刘禹锡却回了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想见,昂头扬脖的刘禹锡,有多么的可爱!人生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刘禹锡的内心世界里,又何尝不充满着伤感与辛酸,但他不甘沉沦,在《浪淘沙》里给出了一条勉励自己、掷地有声的座右铭: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的坚持与豁达,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历经种种难以言说的苦楚,到了晚年,刘禹锡终于回到长安,过上了安谧的生活,活到七十一岁寿终。

晚年时期,白居易与刘禹锡相互以诗唱合,好不惬意。有一次,白居易在诗中诉说老境已至的悲苦,却不料刘禹锡在回信中劝他,“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乐观的心态陶然可见,难怪白居易要称之为“诗豪”。临终前,刘老先生还卧在病榻上给自己立传,并且念念不忘地给当年改革失败的盟友王叔文以肯定和评价。为人至此,也算是尽善尽美了吧。

对于刘禹锡的文章,后世好评如潮,以为盛唐风骨,尽入文风,效法者如苏轼、黄庭坚、徐渭、袁宏道等,不乏其人。刘禹锡有一篇《陋室铭》,写得风趣生动,似乎是与友人谈笑之间一挥而就的小品文,简陋的居室,高尚的道德,颇有“惟存浩然气,相共赏烟霞”的盎然意趣在内。

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内写这篇短章时,想象他历经霜雪、处变不惊的境遇,复又捧读那些令人齿颊生香、顿悟猛醒的诗句,仿佛他对坐案前,不语而笑,不禁心中一动,抬头望窗外,星光璀璨,月华如洗,好一片明净浩渺的银河夜空。


37、李贺:何当金络脑(上)


骑驴与做诗,本是两件格格不入的事情。

在唐朝偏偏有这样的诗人,一个李氏皇族旁系远支的落魄公子王孙,每每骑驴觅诗,自费走游山水,灵感勃发之际,遇有好句子涌出来,便随手记下,投入身后的锦囊。待到晚上归家,就着明明灭灭的烛亮,将囊中纸条翻倒出来,一一整理,连贯成文。这个独立特立的写作者,就是有“诗鬼”之誉的少年李贺。

(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课程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
——《新唐书 . 卷二百三》

早出晚归,踏歌而行。李贺看上去游手好闲,然而却是眼观六路,耳接八方,见到一景一事,一人一物,有所感悟,立即突发奇想,停驴写诗。不是一气呵成地写完一篇,而是写一两句即罢,然后继续前行。再遇到点什么可以入墨的,就再停下。反正,他有足够的时间。他背后的锦囊袋子里,渐渐就多了一张张纸片。那纸片上,常常是龙飞凤舞,佳句连连。

他母亲对于这样的写作方式,似乎并不太赞成,也许是少年李贺的身体,不允许他这样劳心伤神。她在一旁心疼不已,说,吾儿何苦这样呕心做诗啊。

作为“韩孟诗派” 的杰出诗人,李贺的身世,与“初唐四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在年少才高方面,他与骆宾王有同样的记载。骆宾王七岁赋诗咏鹅,李贺也是少年早慧,,据《唐才子传》介绍,“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年幼时就名动京华,有如神童,而且《新唐书》里也提及,大诗人韩愈和好朋友皇甫湜曾经见到李贺的诗,奇之而未信,两人很惊讶,尤其是韩愈,不知小李贺是古人还是今人,当听说此儿只才七岁,十分惊奇,约了好友一起登门求证。高轩马车自门前停下,小李贺开门迎接贵宾,被要求当场作诗一首: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摩空。
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李贺《高轩过》


才气过人,文笔老到,令韩愈折服不已。

这则温情看望的故事,一直被视为文坛美闻。而实际情况是,李贺七岁时,韩愈不过才登进士第五年,正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为观察推官,官职一般,何来豪华气派的高轩?真实的情况是,李贺到十八岁时,赴京赶考途中,到洛阳拜谒文满天下的国子博士韩愈,韩愈看了李贺带来的在小毛驴上作就的许多诗篇,比如那首十分有名的《雁门太守行》,以“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开头,气势磅礴,文辞优美,迥异他人,十分惊讶。在这期间,韩愈到李贺下榻的临时住所去看望,倒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官至七品而止,李贺也是位居下僚,甚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青年时期的李贺,也希望通过一番努力,鱼跃龙门,声闻九皋,他的诗歌里,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也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一腔热血。那一年,他兴冲冲地拜访过韩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然后兴冲冲地到长安,准备应进士第。

不过,李贺这一次遇到了麻烦,原因是他父亲叫李晋肃,如李贺考中进士,“晋”与“进”同音,有避名讳,因此不能参加考试。
才高遭人忌惮,当事者以触犯家讳的理由,在资格审查时设置障碍,不让李贺参加考试,简直匪夷所思。奇怪的是,就是这样荒唐的事情,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毁之者坚称不可。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这成了闭塞诗人用武之地、几乎令人绝望的酷刑。

关于名讳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说过:“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韩愈也曾为李贺鸣不平,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可纵是韩愈雄辩滔滔,仍然无法挽回。李贺终究未能如愿一博。一生不得志,怀才不遇贤达,往往是古代文人最大的心理障碍,也成了抒发内心积怨的最大题材。

后来,李贺只勉强当了一个九品的奉礼郎的小吏。“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命运从此将他推入暗不见天日的深渊。试想一下,若是一只鸟儿折翅淋羽,不能翱翔于空,它能做些什么?若是将一个好端端的人终日置于幽深的暗室,他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呢?李贺所能做的,惟有饮酒作诗,聊以自遣。恍恍惚惚,少年心事,恰如满天愁云,黑云压城,不见散日。李贺比起杨炯,官场更不如意。(未完待续)


37、李贺:何当金络脑(下)


卢照邻年轻时就卧病辞官在家,李贺也是瘦弱不堪。

史载,李贺长相奇特,“纤瘦”、“通眉”,“长指爪”,生来就病体缠身。他在老家昌谷发愤读书时,常常是“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在出门离家三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自称一身“病骨”;黯然离开长安时,也是“还车载病身”,加之读书辛劳,特别是忧郁成疾,使得年轻的李贺早早地白发染头,“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脱发似乎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文字工作是一项费心费脑的劳动,常常一坐半晌,需要相当的体质才行,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时间一长,各种病症相继而来,腰肌劳损、颈椎僵硬、视力不佳、消化不良,乃至焦虑失眠,损耗很大。李贺的一生愁病,使得他的文章中,也就经常出现这样的疾病暗示词语。

最让李贺愁眉不展的,还是仕途失意的打击。尽管韩愈深为激赏,“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但这似乎更加重了他的失落感。几年之后,他拖着疲惫而脆弱的病体,含着眼泪,离开了京城。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既是成了命运的弃儿,但李贺的才华并不因此而萎缩而枯竭。与李白一样,李贺也有着非凡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不过,更多的却是黑暗里的思索,困境里的呐喊,秋风里的悲歌。在他的笔下,也有一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奇诡冷艳的幻境世界,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李贺文中涉及色彩的词占到百分之三,就连王维也只是他的一半。

李贺的文中多是冷艳的色调,并且“鬼气”阴森,诸如“鬼语洒空草”,“秋坟鬼唱鲍家诗”,“鬼灯如漆点松花”,“呼星召鬼歆杯盘”……鬼与死亡的意象,常常出现在他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让人惊骇,一个年纪轻轻的诗人,本该在明媚的青春里放歌,却发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对于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的沉重思考。

等待着李贺的,似乎只有迅速来临的死亡。李贺没有经得起科举禁考的沉重打击,从此沉沦,身陷沉疴,死年只有二十七岁。只留诗名在人间。

李贺与“初唐四杰”的王勃,共同点更多。王勃小时候也是出了名的神童,九岁著书指出《汉书》瑕疵。李贺七岁名动京邑。两人写作寻求灵感的方式,也是曲异同工。王勃写作时打腹稿,《唐语林》中说他“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既寤,援笔而成,文不加点”。而李贺写作之前,则是目中无人如梦游之状,凡吐三次,立就成文。样子都有点吓人。王勃因一篇文章失意,李贺因一次考试沉沦,皆不得志。最可叹的是,两人都是才长命短,差不多的青春年华,就弃世而去。又如贾谊,也是天纵之才,二十三岁就忧伤而死。莫非是,上苍命他们送来了美言妙语,复又收回?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幻荒诞也。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

李贺殁后多年,残存的诗集引起晚唐两位大诗人的注意。杜牧为其作序,李商隐为之作传,可谓隆重之至。李商隐在传记中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李贺临死前曾有升天为天帝当差写新楼记的梦境。《太平广记》亦说李贺死后,某日梦托梦给母亲,说自己在凡间不受重用,天帝召他上天作《白玉楼》记了。李商隐在传记中听闻其事,发出“上果有帝耶”的质疑,然后话锋一转,将“帝独重之(李贺),而人反不重耶”的诘问,重重地抛向世人。杜牧则在诗叙的末尾,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如果李贺不死,那么他那凄清艳绝的文字,再经过时间的历练,可以直追《离骚》了。

一切皆因为李贺过早地离世,而成为一种猜想。

这个天才,自有他百倍于别人的勤奋笔耕,病体下纤细华丽的语言,以及离奇绝尘的人生哀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天才的迅速成长和迅速衰亡吧。

李贺大约生前喜马,曾作过关于马的组诗共有二十三首。我最喜其中的一首:“大漠沙似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明快清澈,晓白流畅,他希望驾着一匹套着黄金笼头的骏马,迎着秋风,意气风发地行走在无垠的大漠上。

这匹马儿,虽然同李贺一样的瘦弱,可是你再敲敲这匹瘦马的脊梁,却是铁骨铮铮,犹自带着青铜一般的铿锵音质!李贺正是凭着他的天才,完成了这一跨越人生的激情想象,成为唐朝诗人中一匹御风而行的千里马。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上)

 

唐诗的繁荣,究其原因,不光有自上而下的兴趣喜好,以文取士的激励机制,以文会友的文化传承,更为重要的一点,得益于唐诗是一种开放的、大众化的文体,帝王将相,秀才淑女,平民布衣,兼容并包,来者不拒,甚至是参禅悟道的宗教人士,也都可以欣然加入。

诗僧贾岛,一个半僧半俗的寒酸文人,也凭借其独特的诗文佳作,跻身诗林,自成一家。

《唐才子传》提到,晚唐时的李洞,对贾岛的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奉之为佛,“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成了典型的贾岛迷,遇到有喜欢贾诗的人,他一定要手录其诗,赠之,并且嘴里叮咛复叮咛:“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生怕别人对贾岛的文章有丝毫亵渎与不敬。

李洞这样的追星族,不光仰慕,还挑了贾岛诗中的警句五十联,与其他唐人警句十五联,合集为《诗句图》,自为序,大力推播。

贾岛起初也是一介文士。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就去考试,满怀信心地迈身皇城。在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应试儒生中,梦想着撷取桂冠,一举成名,然后封官进爵,有所建树,这几乎是中国文人一个普遍且真切的谋生规划。

(贾)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往京,居青龙寺。
 ——《唐才子传》


旧时科举,成就的是极少数幸运儿,更多的人屡屡遭受名落孙山的打击。贾岛的考试并不顺利,“连败文场,囊箧空甚”,可以想见,一考再考,不但没有考出功名,反而考得满身疲惫,带来的银子,全都花在了吃饭、住宿、交通上了。更为要命的是,贾岛久考不举,心有怨言,遂作了一首《病蝉》诗:“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意思很明显,自己仿佛是一只满腹才华的病蝉,而那些黄雀、鸢鸟一样的权贵老爷们,并不能赏识,还心存不善,百般迫害。

这首讽刺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那些“黄雀”和“鸢鸟”觉得贾岛简直是疯了。不过他们也不甘示弱,立即对这样的“病蝉”采取了强制措施,将他与其他的几个口出狂言、扰乱考场的文士定性为“举场十恶”,加以贬斥。

梦想金榜题名,却不料到头来因为一首诗,引起权贵大怒,结果黯然离场,贾岛心灰意冷,不禁仰天长叹。

失意之下,“遂为浮屠”,贾岛干脆心一横,入了佛门,穿起了袈裟,与另一个堂弟无可一起做了和尚,法名无本。

即使当了和尚,贾岛仍是身在佛门心在诗,研读不辍。青灯黄卷,晨钟暮鼓,这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将禅味浸入诗中。纵观中国历代大儒,有许多都是晚年崇佛,他们由儒入佛,从诸子百家到参悟佛经,有时可以打通人生的思想芥蒂,站在更为高远的时空境界里看淡事物,拔地而起,自成一尊。

寺庙的生活,让失意书生贾岛渐渐冷静下来,也许人生还不仅仅是求官一途,也许还有别样的柳暗花明,玄之又玄,不可言说。佛寺的清静,为贾岛的读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后来,在贾岛的诗中,不乏有渐修顿悟的禅机妙语,夹杂其间,生色许多。

环境的改变,导致了心态的转变。贾岛的急性子,开始慢慢平息下来。若干年后,他随便写了一首《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浅浅随意的句子,蕴涵着咀嚼无穷的诗意禅境。

贾岛不能算是潜心研佛的高僧,却是一个刻苦好学的诗人,作诗简直到了痴痴迷迷的地步。一日骑驴,满街游走,驴走驴的路,他构他的思。贾岛一旦思考起来,便进入了满心皆诗、不见其他、高度自由的精神世界,哪怕是王公贵人走在前面,也浑然不觉。

时值深秋,落叶正黄,“落叶满长安”一吟而出,想了许久,不得对,猛然间灵感勃发,得“秋风吹渭水”为对。这一下,可把贾和尚高兴得不行,大约是一拍腿一声喝,连人带驴,冲撞了长安市的行政长官刘栖楚先生的大驾。结果被关了一夜,才被放了出来。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关了一夜,他也没有闲着,结果关出了一首名作,值得。尤其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成了经典名句。

(未完待续)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下)


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贾岛是严肃认真的,以苦吟诗人著称。

苦吟二字,直白地说,颇有些书呆子气。不过贾岛比书呆子更甚,诚如他自己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要是一天不作诗,便觉心中荒芜,宛如废井,可以想见对于创作是如何的勤勉了。

好友王建说他“尽日吟诗坐忍饥”,肚子挨饿不算,有时骑驴出去,只顾着吟诗,驴放到田里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写作的时候,冥思苦想,心中有诗,目中无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因此,冲撞冒犯大驾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回,还是贾岛,还是骑驴,还是在路上冥思苦想。刚刚去了一趟个幽静的去处,想用诗来表述,想了一句“鸟宿池边树”,又想了一句,“僧推月下门”,不过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更好呢,贾和尚神游象外,揣摩半天,也不能定论。

结果,驴蹈覆辙,又冲撞了长安市的一位大官。这一次,冒犯的是当时的京兆尹——诗坛领袖韩愈先生。不仅撞出了答案,而且撞出了一段佳话,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与韩愈相遇,成了贾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的情况是,贾岛冲撞了韩愈的车队,左右将他带到跟前。韩愈比那起位刘栖楚大人,说话做事还要人性化一点,询问缘由,听说因为吟诗所致,态度和蔼,并且一起商榷,说,用“敲”门更佳。不但没有关押责罚,还“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和韩愈交朋友,是贾岛不曾奢望的。他的堂弟无可隐居修行,终成高僧,贾岛却被韩愈劝说还了俗,做起了专职诗人。韩愈对他十分器重,将其与孟郊并重,有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按照韩愈一生中对于佛教的态度来看,他一直坚持反佛主张,甚至因此受到重罚。但是,韩愈反佛归反佛,却始终与僧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韩愈对贾岛,也像对待孟郊的态度一样,百般照顾,贾岛的生活不好,“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无私援助。而且对于贾岛的名言警句,文章风格,也是推崇有加。

一席话,说得贾岛脱掉了袈裟,复为文士,从此声名大振。

不能不佩服韩愈的眼光,不能不佩服韩愈的影响力,几个寒酸文士,经过他的奖掖提携,李贺,孟郊,贾岛……后来都名不虚传,成为诗坛一景。

有一则经学者考证为失实的佳话,说是唐宣宗某日微服来到贾岛寄身的寺庙,听得楼上吟诵之声,乘兴而来,拿起贾岛的诗稿览读。贾岛可能厌烦别人打岔,也不知对方的身份,将其视为无礼的捣乱,上来便夺,嘴里还说,瞧您这副鲜衣白胖的样子,这些诗,哪里是您看得懂、弄得来的东西呢?宣宗的尴尬可想而知。

其实,这段故事是牵强附会于贾岛后来的无故被贬(《新唐书》载贾岛“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如此对待皇帝,态度傲慢,比起当年孟浩然对唐玄宗说出“不才明主弃”,性质要严重得多了。若真如此,后果远不止如此,可以说明的是,贾岛文心甚深,潜心做诗,而为官一途,基本上是失败的。

苦吟是贾岛一生的写照。他常常在路上吟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毕竟受到社会名流的知晓,可他有时遇到达官贵人,仍然沉浸于他的苦吟之中,“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这样不识时务的人,自然就会有人说他的坏话了,不就是有才吗?有多了不起。你看不到我,我还瞧不起你呢。

贾岛有一个好朋友叫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也擅写诗,他曾这样回忆贾岛:“洛下攻诗客,相逢只是吟。夜觞欢稍静,寒屋坐多深”。即便是好友之间的聚会,贾岛也是勉强应付一下,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吟诗去了。

在许多人眼里,诗既不能充饥,又不能显耀,只是寂寂于此的日日苦吟。不过,贾岛一首小诗《剑客》开头的“十年磨一剑”一句,倒是与其苦吟形象十分匹配。

据说每年初夕,贾岛都要将一年之中的作品放置案上,焚香而拜。他对自己的苦心孤诣是心有赞同的。这一点,当今陕西作家贾平凹倒是和他十分相似,结婚的时候,叫妻子一同焚香拜稿纸,对于写作的虔诚,可想而知。

唐朝的诗人贾岛一生贫穷,“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想起现时不少文化名人一年数本著作,如牛浅耕,一日数千字,量大酬高,令人长叹。依我看,不如闲来读读贾岛。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下)


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贾岛是严肃认真的,以苦吟诗人著称。

苦吟二字,直白地说,颇有些书呆子气。不过贾岛比书呆子更甚,诚如他自己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要是一天不作诗,便觉心中荒芜,宛如废井,可以想见对于创作是如何的勤勉了。

好友王建说他“尽日吟诗坐忍饥”,肚子挨饿不算,有时骑驴出去,只顾着吟诗,驴放到田里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写作的时候,冥思苦想,心中有诗,目中无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因此,冲撞冒犯大驾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回,还是贾岛,还是骑驴,还是在路上冥思苦想。刚刚去了一趟个幽静的去处,想用诗来表述,想了一句“鸟宿池边树”,又想了一句,“僧推月下门”,不过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更好呢,贾和尚神游象外,揣摩半天,也不能定论。

结果,驴蹈覆辙,又冲撞了长安市的一位大官。这一次,冒犯的是当时的京兆尹——诗坛领袖韩愈先生。不仅撞出了答案,而且撞出了一段佳话,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与韩愈相遇,成了贾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的情况是,贾岛冲撞了韩愈的车队,左右将他带到跟前。韩愈比那起位刘栖楚大人,说话做事还要人性化一点,询问缘由,听说因为吟诗所致,态度和蔼,并且一起商榷,说,用“敲”门更佳。不但没有关押责罚,还“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和韩愈交朋友,是贾岛不曾奢望的。他的堂弟无可隐居修行,终成高僧,贾岛却被韩愈劝说还了俗,做起了专职诗人。韩愈对他十分器重,将其与孟郊并重,有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按照韩愈一生中对于佛教的态度来看,他一直坚持反佛主张,甚至因此受到重罚。但是,韩愈反佛归反佛,却始终与僧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韩愈对贾岛,也像对待孟郊的态度一样,百般照顾,贾岛的生活不好,“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无私援助。而且对于贾岛的名言警句,文章风格,也是推崇有加。

一席话,说得贾岛脱掉了袈裟,复为文士,从此声名大振。

不能不佩服韩愈的眼光,不能不佩服韩愈的影响力,几个寒酸文士,经过他的奖掖提携,李贺,孟郊,贾岛……后来都名不虚传,成为诗坛一景。

有一则经学者考证为失实的佳话,说是唐宣宗某日微服来到贾岛寄身的寺庙,听得楼上吟诵之声,乘兴而来,拿起贾岛的诗稿览读。贾岛可能厌烦别人打岔,也不知对方的身份,将其视为无礼的捣乱,上来便夺,嘴里还说,瞧您这副鲜衣白胖的样子,这些诗,哪里是您看得懂、弄得来的东西呢?宣宗的尴尬可想而知。

其实,这段故事是牵强附会于贾岛后来的无故被贬(《新唐书》载贾岛“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如此对待皇帝,态度傲慢,比起当年孟浩然对唐玄宗说出“不才明主弃”,性质要严重得多了。若真如此,后果远不止如此,可以说明的是,贾岛文心甚深,潜心做诗,而为官一途,基本上是失败的。

苦吟是贾岛一生的写照。他常常在路上吟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毕竟受到社会名流的知晓,可他有时遇到达官贵人,仍然沉浸于他的苦吟之中,“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这样不识时务的人,自然就会有人说他的坏话了,不就是有才吗?有多了不起。你看不到我,我还瞧不起你呢。

贾岛有一个好朋友叫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也擅写诗,他曾这样回忆贾岛:“洛下攻诗客,相逢只是吟。夜觞欢稍静,寒屋坐多深”。即便是好友之间的聚会,贾岛也是勉强应付一下,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吟诗去了。

在许多人眼里,诗既不能充饥,又不能显耀,只是寂寂于此的日日苦吟。不过,贾岛一首小诗《剑客》开头的“十年磨一剑”一句,倒是与其苦吟形象十分匹配。

据说每年初夕,贾岛都要将一年之中的作品放置案上,焚香而拜。他对自己的苦心孤诣是心有赞同的。这一点,当今陕西作家贾平凹倒是和他十分相似,结婚的时候,叫妻子一同焚香拜稿纸,对于写作的虔诚,可想而知。

唐朝的诗人贾岛一生贫穷,“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想起现时不少文化名人一年数本著作,如牛浅耕,一日数千字,量大酬高,令人长叹。依我看,不如闲来读读贾岛。

 

39、杜秋娘:莫惜金缕衣(下)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
 ——杜牧《杜秋娘诗并序》

这首歌为杜秋娘带来了真正的好运。三十郎当岁的唐宪宗李纯爱上了这位舞姬,不仅免除了她的罪名,而且还深得宠幸。

唐宪宗在位,后宫嫔妃众多,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册立皇后。当时的郭贵妃,是郭子仪的孙女,她的母亲又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唐宪宗登基九年,仍然不立皇后,群臣都上表拥立郭贵妃为后,但他始终没有答应。《旧唐书》载,“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想想也是,郭氏一门,功高位重,宪宗担心,如果立为后,干预他的随意宠幸。直到宪宗驾崩,他的继承人唐穆宗才册立郭贵妃为皇太后。

杜秋娘由一个平民女子,骤为王妃(节度使宠妾),旋沦为罪民,继而被宪宗纳为皇妃,并且得宠。一波三折,起伏沉浮,与当初上官婉儿的命运何其相似。

“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杜秋娘没有想到,与李锜的情缘刚尽,便开始了她真正的爱情。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过突然。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于人。她的丈夫被人所杀,而她现在嫁的,正是杀掉前夫的人。这个人比起前夫李锜,更加有权有势,而且更加有威有为。爱与恨相互交织,情与仇相融并存。

年轻有为的宪宗皇帝,给了她无限的温情与慰藉。偌大的皇城,暂时安存了一个少妇多愁善感的心灵,杜秋娘迎来了她人生中最为华美、最为安逸的岁月。

花开无多,好景不长,唐宪宗四十三岁便告“暴崩”,带着中兴大业未竟的深深遗憾离世,杜秋娘后来的生活渐渐发生变化。继位的唐穆宗让她以“傅姆”(保姆)身份负责照看皇子李凑。

由此也可以看出,杜秋娘在后宫中为人处世与才情,得到了后宫的普遍肯定。起码有一点,她与郭贵妃的关系相处得较为融洽,否则,郭氏升为太后之后,威重后宫,也不会让她负责照看自己的孙儿。

失去第二个丈夫,对于杜秋娘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而她必须从痛苦从解脱出来,穆宗及时地委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她,负责照看皇子,让她老有所为。

漳王李凑在她的精心调教下,“有中外望”,很可能成为一代君王,谁料节外生枝,在一场剿灭宦官的失败举事中,漳王李凑无端被诬,以勾结宰相为名坐贬,削为庶人。

自唐穆宗以后,朝纲愈加紊乱。大唐初期精心营建的、严密有序的的组织机构,被藩镇割据弄得四分五裂,心率失衡;接着是宦官乱政,势力强大的宦官系统直接把持了军权,废立皇帝,已经不能由皇室和宰相来操作,有如肠胃严重失调;到了后来,党争四起,官场腐败,有如造血的肝脏系统日渐僵化,越发不可收拾。唐穆宗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竟然是由大小宦官们支配着轮流执政。

漳王李凑被黜为巢县公,击碎了杜秋娘苦心经营的希望与梦想,是她人生中的最不能承受的打击。“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的生活必须结束了!眼见得朝廷中风波骤起,祸事连连,安享晚年不成,杜秋娘含泪提出,请求放归乡里。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三十年的宫廷生涯,使她尝尽了天上人间的得失沉浮。杜秋娘拄着杖,离开京城,离开那个曾经令她欢欣鼓舞的温柔富贵乡,令她伤心绝望的险恶是非地。

只是,当年的裙裾飘飘的天真少女,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

回到故乡,原先的邻居早已改换门庭,孤独的她,只能黯然偏居一隅,默默度过余生。可怜当年曾经穿着金缕衣的女人,身披素服,赶着深夜,借了邻人的织机,悄悄纺织一生的哀怨。也许,这位擅乐的老妇人,口里还会悠悠哼起那首吟唱了一辈子的《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青春已逝,她也曾有过壮丽的人生,最后复归于平静。她一面劳动,一面歌唱。唯有劳动,可以抚平她那颗病弱的心灵,忘却种种伤痛。深夜里,幽幽的歌声伴着机杼发出的单调而沉闷的声响,穿透窗棂,漫向逼仄而破败的小院……

美人迟暮,穷病将终。事隔多年,多情的才子杜牧偶尔路过金陵,听了关于她落魄潦倒的生活近况,闻之唏嘘,借助于一樽烈酒,不吝笔墨,作了长长的《杜秋娘诗并序》,摹写其一生情状,发出“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的浩叹。他的好友张祜后来读了这首诗,拍案叫绝,也做了一首《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附之于后:“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大大夸奖杜牧的才华。

杜牧在这长达五百多言的长诗里,对这位同姓的长者妇人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复原了一个巫山沧海的传奇故事,传唱了一则跌宕起伏的人生序曲,恢复了一个女性诗人应有的历史坐标。

金缕衣虽极其华贵,然而却远远不及一去不返的岁月和情缘来得珍贵。杜秋娘也许早在年轻时,因为反复吟唱,深谙其中真谛。这个女子,为了青春和爱情,吟唱了一辈子。珍惜有限的人生年华啊,她以那支洞箫,以她的人生经验,咽咽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这时候,大唐的晚风已经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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