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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达 仿王维雪溪图 绫本水墨 镜心 70×77cm
观董邦达画作
2009-01-07 保利拍卖2008春拍拍品
在清中期的词臣书画家中，董邦达（1699－1769年）是才华突出并倍受乾隆皇帝青睐的一位。董邦达字孚存，号东山，浙江富阳人。家贫力学，雍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土，散馆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正考官，乾隆九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学士。乾隆十二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七月擢内阁学士。后历任、工、吏等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卒，年71岁。赐祭葬，谥文恪。嘉庆十二年加恩入贤良祠。邦达为人博雅好古，曾主持和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及《明史綱目》、《皇清文穎》、《西清古鉴》、《乾隆盘山志》诸书（注1）。
董邦达艺术造诣较为全面，他工诗，善书画，书法精于篆隶，绘画以墨笔山水见长。其山水画取法董、巨及黄公望，钩勒皴擦，多具逸致，是清代中期继王原祁之后的山水大家。其画始终受到乾隆皇帝赞赏和推重，许多作品都“上邀宸眷”，蒙赐御题。另外，他也代笔了不少乾隆款绘画如乾隆款《盘山图轴》，或是与乾隆合笔创作如《豳风图册》等（注2）。乾隆称誉董邦达的山水已达到了繁简皆佳、运转自如的境界，认为他可与中国绘画史上最伟大的“南宗”大师董源、董其昌并驾齐驱：“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前称北苑后香光，艺林都被卿家占。”（注3）这虽不免有过誉之嫌但也由此可见乾隆帝喜爱董的山水画的程度，证实了其山水画在当时宫廷中占有的地位。
可惜的是，虽然董邦达是位多产画家，仅《石渠宝笈》著录多达202件（不含合作），但大多已经散佚。即使是庋藏清代文臣书画最多的故宫博物院，收藏董画多达213件，但其中三成以上是扇页小品，曾经《石渠宝笈》著录的卷轴也为数不多。
近日所见乾隆御题董邦达画《山水图》巨幅册页，亦应是董邦达担任文学近侍期间的奉命之作。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可知，乾隆帝在董氏画作右侧所题“名画大观。董其昌画禅室旧藏”，指的是乾隆内府秘藏的《晋唐宋元明画大观册》（注4）。
此册原名《唐宋元宝绘册》二十幅，是董其昌竭四十年之精力搜集的古代名家的“聚珍本”，著录于董其昌《容台集别集》以及安歧《墨缘汇观》等（注5），此册在成册后不久即为好事者易去，复归收藏家程季白、又归书画家王时敏，其间不断增汰，如1619年，程季白从青浦曹启新处补入王维《雪溪图》，淘汰马琬山水及元人无款花鸟画等（注6）。最终择存十二幅，即后入清内府的乾隆题为《名画大观》的《晋唐宋元明画大观册》。
从《石渠宝笈》著录看，乾隆皇帝在《名画大观》的每幅作品或裱边上都题写了诗文，由此可以推断，董邦达这件山水是和乾隆此项鉴赏活动紧密联系的，但他此画作并未在《石渠宝笈》有关《名画大观》的著录文字中看到，这与《石渠宝笈》著录的其他一些古代巨迹的本幅或副页、尾纸上文臣奉命进行书画创作被《石渠宝笈》一并著录的情况不太一样，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张若霭作《梅花》、《王献之中秋帖》后董邦达作《山水》、及沈德潜作《三希堂歌》等，均在《石渠宝笈》文字中有详细记述（注7）。因此，可以肯定这件山水画并非册页内的副页或对开。另外，《名画大观》各开画心高和宽的最大尺寸分别为一尺九寸八分和一尺六寸，按中国传统书画册页的装裱方式推算，董氏此作尺寸为77×70厘米，恰好应是《名画大观》装裱后的外形尺寸。
再看此画使用的材质，是清中期宫廷绘画外包装常用的素白板绫，光洁明净，纹理紧致，董画右侧有乾隆仿董其昌学颜真卿楷书御题一行，应是《名画大观》册之包装题签，这种形制与常见的将弘旿、永瑢、董邦达等宗室或文臣绫本绘画缝制于画套内侧，作为经过乾隆御赏、御题或绘有乾隆御容的书画或文玩的包装的情况如出一辙，如绘有乾隆及其容妃猎鹿形象的《威狐获鹿图卷》的包装套内衬永瑢画山水、乾隆御赏的“一统车书”玉玩的包装袱垫有张若霭画玉器外形及花卉、汪由敦等书法（注8）以及故宫藏虞世南《临王羲之行书兰亭》卷的包装内衬有董邦达之子董诰的山水、乾隆御笔《游戏黄庭图卷》的包袱内衬永瑢画岁朝三友图、还有去年嘉德公司春拍的曹知白《十八公图》的包袱内衬的董邦达山水等等，均是文臣们以板绫为材质，画作完成后由内府工匠缝制在织锦装潢内侧，而后在画面上加盖“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乾隆御赏”朱方印或“石渠宝笈”朱长方印以及各种乾隆文房闲章如“茹古含今”、“研精固得趣”等不同鉴藏印记，但均未见于清宫著录。可见作为包装物的乾隆本朝的宗室、文臣书画作品，本是这些著名书画、文玩完美整体的一部分，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珍视。
另外，这种判断与宝熙题识并不矛盾。仔细研读宝熙题跋亦不难发现，他于壬戌正月（1922）在宣统宫廷观看《名画大观》册时，虽欣赏了册中各幅作品，但并未见到董邦达此作，而是在甲子年（1924）年题跋前在北京琉璃厂购得董作。可能的情况是，宝熙观看册页时并未注意到册页包装套内的画作，而后此册流落民间，带有董邦达绘画的包装物内衬被人揭下重新装裱，成为一件独立的作品，最终为宝熙购得。
需要说明的是，董邦达此画的水平并不会因为是包装内衬而有丝毫的降低，反而因为是奉敕创作，较之他的许多逸笔作品更加经意和精密，为了与众多的古代巨迹相配，董氏肯定殚精竭虑地进行了构思和绘制，并且确实体现了不输古人的功力和韵致。图中所绘巨大圆浑的山石、屈曲丛密的杂树、逶迤的林峦幽谷、如虹飞架的廊阁、静谧的虚亭以及泛棹的高士，为人们展现了一幅苍秀的秋日山川壮丽而空寂的景象，无不传达出如同杜甫名句“反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的壮丽肃穆的意境。其缜密繁复的构图、沉稳又不失灵动的笔墨，精细而无刻露、圆熟之弊，代表了董邦达在乾隆初期高山水画的最水平，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如藏于故宫的乾隆10年作《弘历松阴消夏图》、乾隆11年作《三希堂记意图》、乾隆12年作《茂林远岫图》以及中贸圣佳公司曾经拍卖的《田盘胜概图册》等相比较，在布局手法、笔墨格调上都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应是同时期内董邦达奉敕创作中的精品。此外，《名画大观》册中除赵孟頫《洞庭东山图》尚存人间外（注9），其余各件已在民国年间散佚，董氏的这件画作，为我们领略和感受乾隆内府宏博而精美的书画收藏和装裱形制提供了难得的观赏和研究机会。
备注：
注1：《清史稿•列传九十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八十。
注2：此二作均藏故宫博物院。
注3：乾隆御题“董邦达秋山萧寺歌”，见《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页338。
注4：参见上海书店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册》第二册，页1222。
注5：见于《容台集别集》卷一，页七－九；《墨缘汇观》卷下。
注6：《珊瑚网画跋》卷十九，页六－七。
注7：参见上海书店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二册，页1167－1172。
注8：参见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包装展》图录页125、页155。
注9：现藏上海博物馆，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三册，页5，沪1－0161，绢本，设色。纵60.8厘米，横26.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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