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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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政府关注更多的是经济政策层面，缺少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关注。本文在对苏北王村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探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策略，来理解策略是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的建构。具体策略主要包括：紧扣农民需求、亮点建设的示范效应、市场化取向、抓阄、地基供给小于需求的原则。具体策略的运用抓住了农民的心理，形成中心村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并建立了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了集中居住过程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内耗，保障了中心村建设顺利进行。内在心理和外在制度促进了内在性发展，为参与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集中居住 中心村 策略 一、问题提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家园，必须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科学制定乡镇村庄建设规划。村庄规划建设与农民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促进农民科学合理地集中居住，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有着重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条件。而作为集中居住的典型表现形式--中心村建设，对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不断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提高农村公共设施综合利用效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中心村建设是复杂的社会工程，农民住房的拆除与重建不仅需要农民巨大的财力支撑，而且还要改变农民多年来的居住习惯，同时对村集体经济也是一种挑战。     中心村建设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尚且比较困难，经济落后地区更是困难重重。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庄规划、中心村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中心村规划的理念与选址问题、中心村建设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这些研究更多是关注对结果的功能性分析，对建设过程的具体策略尚未涉及。同时，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的社会心理也是值得研究的领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研究历程时感慨道，以往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还主要限于人文生态的层次，忽略了社会心态的层次。他并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费孝通，1993）。本文通过对一个欠发达地区村庄王村的个案研究，来探讨该村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策略问题及由策略引发的社会心理效应。 二、王村的基本情况     王村位于苏北Ｌ县的最北端，北接G 县，地理位置偏僻，离原乡政府所在地5 公里，撤乡并镇后，现在离镇政府所在地约10 公里。全村总面积5075 亩，其中，耕地面积2300 亩；1999 年前有村民365 户，约1650 人。过去的王村是有名的“锅底洼”，土地贫瘠，经常受灾，村民穷得叮当响，社会治安混乱，上访告状不断，村民守着猪羊过夜，可谓人心涣散，一盘散沙，是L 县14 个后进村之一。王村365 户人家分散居住在39 个自然村落，其中，50 户以上自然村落1 个，其余为10 户左右的自然村，自然村规模偏小，没有形成集中居住，在总体上呈严重的分散、零星状况。多年来，王村集体经济近乎为零，农民沿袭着传统的小规模土地耕作方式，农业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1999 年人均年收入500 元，比Ｌ县的人均收入还低150 元。 1999 年，王村开始着手中心村规划，今天的中心村，两层小楼连排而建，错落有致，社区内农贸市场、超市、外国语学校一应俱全，开通了公交车，办起了小灵通机站。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5000元。到2008 年底，中心村聚集了312 户村民，近85%的农户进入中心村。王村被江苏省委、省政府作为苏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王村在村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对农民拆房、建房没有补贴，中心村居民门前道路、下水道按村里规定的标准统一进行施工。农民拆房没有村干部上门劝说，更没有强行拆迁，拆房、建房都是出于农民自愿，在中心村建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户因建房而引发的上访事件。探讨王村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策略，对其它地区开展集中居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王村农民集中居住的具体策略 （一）紧扣农民需求     王村建设中心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部分农户“兄弟多，要求出宅子（建新房），但原屋基窄，又不准占良田”。1998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在耕地上建房，该法规定，农民建房使用耕地如果不属于村庄规划项目，则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致使部分农户的建房成了大难题。建房不准用耕地，但原宅基地又不够建房，而“兄弟多，要出宅子”是现实，分家立户要建房，儿子娶亲要建房，贺雪峰用“操心”说明了汝南农村父母要尽到抚育子女的责任，责任最终的体现是让儿子娶妻生子，儿子娶媳妇没有像样的新房子是做不到的（贺雪峰，2007）。这样习俗在王村同样适用。只要儿子没有结婚，父母就必须想方设法去建房。1999年，村支书WWZ说服村民，向县里申请村庄规划，并着手编制和实施中心村建设规划，这样就可以动用耕地建房，解决了农民无地建房的问题，并逐渐引导农民搬进中心村。立足于农民需求，是首批20户农民成功进入中心村的最根本原因，也奠定了中心村的雏形，是开展农民集中居住的基础。 （二）亮点建设的示范效应     第一批20户成为中心村最初的居民，当时绝大多数村民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要的是看得见的实惠，一旦有经济利益，小农便会追求利润而创新，因而村干部会考虑如何在规划中增加使村民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第一个亮点就是建设农贸市场，对于长期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来说，能够靠近农贸市场用于做生意，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好途径。第二个亮点就是建设步行街，步行街是中心村第三产业的集中区，门面可以做生意，可以出租，它周围的宅基地也颇受欢迎。第三个亮点就是建设农民休闲广场，休闲广场为农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这一系列的亮点，提升了亮点周围地基的价值，使其具有较高升值空间，从而调动了农民到中心村建房的积极性，用老百姓的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当时参与抓阄的大部分村民是受到这些亮点的吸引，入住村民近100户，这时，中心村建设已初具规模。中心村的初步建成打消了人们对中心村能否建成的怀疑，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心村成为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随后，随着王村外国语小学改制成功、定期集市形成，中心村显示了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与聚集效应，中心村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说就像是一座灯塔，照亮了周围，吸引农民的眼球，引导农民入住中心村，进一步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的开展。 （三）市场化取向     中心村是一个集生活、生产、居住的复合体，中心村在规划过程中，明确了要通过建市场来拓展中心村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因此，1999 年开始建中心村，2002 年便着手开办集市。中心村很快成为该地区的“商业中心”，促进了中心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中心村的影响力。2002 年元月，中心村集市正式开业，吸引周围众多客商，当日有上万人前来赶集，当年新集市交易额达500 多万元，全村有20 多户做起了百货、药品、水泥、电焊、饲料、肥料等生意，平均每户年收入在2 万元以上。目前，中心村已形成固定的集市贸易（农历每旬的三、六、九逢集）。2004 年，中心村建成120 米长、80 米宽的农贸市场。2006 年5 月9 日逢集，笔者对集市作了实地考察。集市路边有近150家商贩，较大型商贩有近100 家，经营商品有服装、鞋帽、饰品、副食品、农资、农机、玩具、水果、蔬菜、肉类等，其中，经营服装鞋帽有25 户，副食有22 户。集市从早上6 点开始从中午12点结束，当天有近3000 人前来赶集。进入中心村的农户中有近100 户在中心村集市做起了买卖。几年来，中心村新增个体工商户105 户，新增200 多人从事商业活动。中心村有商业店铺40 多家，涉及超市、药店、饭店、窗帘、建材店、美发、照相馆、食品、电动车等众多门类。从经营状况来看，接受调查的36 户经营户中，有30 户即83.3%的经营者持满意态度，只有6 户认为经营不理想。中心村有29 户出租门面房，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回村办起加工厂，乡村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市场化的策略不仅体现在建设市场上，而且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比如资金问题，当时村里资金不足。同时，中心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导致中心村规模扩张缓慢，而外村一些富裕的农民希望到中心村建房。村领导决定拿出少量的地基进行拍卖，既获得了资金，缓解了村集体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促进了农民集中居住规模的增加。 （四）抓阄     抓阄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博弈方式，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仍是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对于最初来建房的农民，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中心村好的环境，也有中心村可能存在着改变其生活命运的“第一桶金”。因为在一块地基中，是存在着优劣之分，同样是在马路两边的地基，但最靠近路边的地基对一般村民来说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村民入住中心村，不仅是为了居住，如果能够有发展，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能得到紧靠路边的地基，即便不做生意，也可以出租，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比如要新建两排住宅，共20块地基，可以做生意的地基只有4块，如何获得这4块地基，这就成为想进中心村建房20户家庭关心的内容。时任村书记WWZ指出：“老百姓来选择地基就是冲着这几块来的。”在村民看来，抓阄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用他们话说，“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就相信这个（抓阄），这个没有鬼”。抓阄至少做到了形式的公平，这种公平使村民不能埋怨别人，只能把责备对象归于自己，减少了不满，减少了对村干部的不信任，避免了人为制造的矛盾。     通过抓阄获得中心村的地基还体现了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平等，村干部没有优先的权利，没有特殊原因（比如，建房的那片地是村民A家的责任田，这时他可以优先，如果不给他优先，那谁都甭想建房，而大多数农户都能理解这种优先），任何人都必须通过抓阄的方式获得地基。时任村书记WWZ的地基也是通过抓阄得到的，而且他家的地基是一个水塘，光填土就花了5000多元。这种方式减少了干群之间的不信任所引发的冲突，对普通农户来说，能不能拿到好地基，只是运气问题，而没有其它问题，从而增加农户参与抓阄的积极性。 （五）地基供给小于需求的原则     供给小于需求的原则是指中心村提供的地基数量要小于正式参与建房抓阄的农户数量。比如，村里决定将商业街两侧的36块地基用于建房，村里通过广播向农户宣传，要求想建房的农户报名，只有报名的农户超过36户才决定开始抓阄，如果等于或少于36户都不开阄。村里规定，参与抓阄的农户要交5000元保证金。如果农户没有按照规定同时开工、完工、铺设下水道、修建门前道路，就要没收5000元保证金；如果按照规定建房，房子建成后，村里把5000元保证金还给农户。由于中心村房屋是一排一排地建设，因此，要求同一排房屋的农户必须同时施工，也基本同时完工，这样有利于下水道铺设和门前道路的施工，从而不损害其它农户的利益。如果供给的地基数刚好同需求的农户相等，一旦有一家反悔，决定不建，就将影响其邻近的两家，因为下水道的铺设、门前道路的施工将无法进行，而且由于楼房是两家连在一起的，这就使相邻农户投入增加，从而引发纠纷。由于想建房的农户数是超过地基供给数的，比如说，地基有20处，抓阄的农户有24户，因此，就有4户没有抓到阄，但是他们还是想建房，如果抓到阄的20户有一家不能按时开工，这个地基将转给那些没有抓到阄的4户来建房，从而抑制了一些拖延的农户，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这种需求大于供给原则形成的倒逼机制将矛盾从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转移到村民与村民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一般村民不敢轻易违反，这也使村干部从复杂的关系中解脱出来。 四、策略的理论分析 （一）心理学解释：吸引到强制     第一批村民进入中心村是因为实实在在的需要，因为不建房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这种需要是刚性的。接下来进入中心村的村民是因为吸引，中心村有做生意的机会和良好的教育环境，这些可以改变祖祖辈辈农民的命运。另外，中心村还有一个农民向往的“下雨天出门，鞋子没得泥”。“鞋子上有泥巴”成为中心村人的一种外在的标志。     泰勒在分析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从众的行为时指出，当人们认为群体成员是正确的并且希望被群体所喜欢和接受时，人们就会更加倾向从众于群体的行为（泰勒，2005）。对于那些进入城市愿望难以实现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能进入中心村，住上楼房，雨天出门鞋上没有泥，是他们莫大的荣幸和自豪。当中心村最初建成之后，中心村一直是当地农民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非常羡慕进入中心村的居民，以至于当地小伙子娶媳妇，男方彩礼少点可以，但一定要在中心村建房，否则，女方家人就不同意。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进入中心村集中居住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因此，他们一直在不断地效仿，当然，最初的效仿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损失和足够的建设资金的基础之上的。     需要与吸引之后，中心村对于那些没有进入中心村的农户来说，就是一种强制。中心村的变化是明显的，不仅逐渐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商业中心，还成为当地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中心村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同，居住在中心村，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当这种认同逐渐增加时，便形成一种强制的力量，如果你不能入住中心村，显示你能力不足，在村里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而且中心村的人与未进入中心村的居民已经形成两个截然分开的社会群体：中心村的居民与村外居民。由于中心村居民比较集中，相处的频率较高，群体意识也逐渐形成，并具有较强的优越感，总是对未进入的居民说“早点来”这样的话语。村外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群体意识比较差，而且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说的更多的是，“有能耐的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了”。这些语言的背后就是如果不走，就是没有能耐的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观趋向单一，村落的地域范围和开放程度有限，所以，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相互影响性和趋同性更强。在中心村建设过程中，趋同性的社会风气促进了中心村的不断建设，但为了避免被别的村民隔离，所以要想方设法进入中心村。 （二）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     诺斯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提供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所谓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提供激励与约束来减少由人的行为及环境的复杂性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薄弱村建设中心村，其困难和挑战是可想而知的：最初人们的怀疑、几乎为零的集体经济、较低的农民收入，因而中心村建设过程中要尽量减少由于地基获得、公共设施成本分摊、房屋建设而产生的矛盾，特别是协调好因建房发生联系的村集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提高中心村建设的效率，因而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中心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中心村建设过程中，村庄建立了获得地基的规则，包括抓阄、保证金、地基供给数小于参与抓阄的家庭数、同排地基同时施工同时竣工等一系列的制度。这些制度简明，实用，很容易为村民所接受与遵守，具有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提出的有效制度的一般特征：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柯武刚、史漫飞，2000）。     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比如抓阄，这种以惯例和习俗为基础的内在制度具有一种自动解决问题的协调能力，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遵守内在规则。正如村民所说：“我们不信上帝，就信抓阄。”外在制度则是由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保证金、同时施工同时竣工、地基需要小于供给制度等就是为了减少矛盾和冲突由村干部设计出来。外在制度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惩罚。内在和外在制度共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的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在中心村建设过程中没有出现一户抓阄后不建的事件，这也说明，一个有效的制度可以使村民之间达到有效协调与信任，保护个人权利，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内耗，促进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的目的。 五、结论与思考     农民集中居住的策略是王村村民智慧的结晶，中心村的建成也是王村居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心村建设的策略建构了内在的社会心理和外在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又促进了中心村的良性发展。策略所建构的社会心理诱发了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促进了社区发展和资源的整合，为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就中心村的发展而言属于内生性发展。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主要是由农民自己来推进，策略所创造的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为中心村发展提供了外在的制度保障，可以说，中心村的发展也是参与式发展。     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策略的使用是中心村建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些策略的运用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问题：其一是形式与实质理性的矛盾。这些策略无论如何运用，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贫穷的家庭和一些无助的老人没有能力进入中心村这使得王村被分解成两大社会群体：一个是比较富有、居住集中、有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话语权的中心村村民，另一个是一些贫穷、分散、福利受损处于边缘地位的散居村民。其二是增进福利与增加经济负担的矛盾。农民集中居住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他们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在中心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多数农民进中心村建新房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