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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自17世纪70年代清圣祖亲政起，到18世纪末，被史家誉为“康乾盛世”，前后经历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时期。当时的清朝，国力昌盛、地域广阔、空前统一，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振兴经济、巩固统一、抵御外侮、开发边疆等活动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满族也取得丰硕成果，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满族建立起与国内各民族的密切关系，自身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满族的历史贡献
清前期是满族人才辈出的时代。康、雍、乾祖孙三人均是有为的君主。三朝执政共154年，超过清朝一代统治的一半，在清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顺治朝10余年，执掌国政的仍是来自关外出身奴隶主的老一代满族政治家，他们在满族建国的事业中曾惯经征战，屡建功勋，声名赫赫，入关以后仍旧依恋本民族的一些落后制度，并在关内汉族地区强行推行圈地、投充，剃发、易服，并颁行“逃人法”。
清圣祖即位时年仅8岁，由勋旧老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辅政。4大辅臣是满族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在“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的名义下，继续推行满族的落后制度。
1667年（康熙六年）圣祖亲政，面对的是经济调弊、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频至沓来的局面，首先翦除4大臣中最为专横的鳌拜，将统治权收归己有。在满族诸帝中，从圣祖开始自幼研读儒家经典，亲政后颁行《圣谕十六条》，中心内容是以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表明在汉族地区成长起的新一代满族政治家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圣祖基本采取适合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首先废止了圈地、投亢等扰民苛政；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组织纂修明史，多方延揽汉族文士，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趋于和缓。为了复兴残破的经济，他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制定“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认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①。于是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整顿赋役，减免课税，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大修黄河，6次南巡，亲阅河工。圣祖的这些努力为重振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圣祖在位61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1673年（康熙十二年）以后，历时8载，运筹指挥，调动满汉将士，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的大规模叛乱。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遣水师收复台湾。设府置县。东北是满族的故乡，为了抵御沙俄入侵者的步步侵逼，圣祖于奉天将军（盛京将军）之外，相继设立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瑷辉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兵驻防。指挥收复雅克萨的两次战役，迫使沙俄政府议和。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在以后百余年中保持了相对稳定，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圣祖率八旗兵亲征塞外，大败南犯的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战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全部内属，由清政府按盟旗制度加以管理。同时，加强了对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以及西藏地区的控制。圣祖为政宽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执政期间初步奠定了清朝繁荣兴盛的基础。
清世宗胤禛在位仅13年，由于立志“以勤先天下”，励精图治，仍多所建树。政治上，积极整饬吏治、清理亏空，力矫官场中积弊，使渐染贪黩风习的清朝政局一时颇有振作气象。改革中枢制度，设立军机处，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臻于极点，为以后历朝所遵行。经济上继续康熙年间行之有效的政策，并对赋役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摊丁入亩”的措施使农民负担趋向合理，保证封建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执政末年库存银3400余万两，国用充裕。世宗继承乃父事业，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统治：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北部疆界；先后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北准噶尔蒙古和西藏地方贵族之动乱，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世宗虽为人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基本国策多与圣祖一脉相承。同时又有所损益，加之关心民瘼，自奉又比较俭约，因此推进了清朝兴盛的势头，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高宗弘历生于封建社会的“盛世”，继承父、祖两代人创立的基业，却不甘心作守成之君，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抱负，并使清代封建经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中叶，库存积帑7000余万两，田亩增至741万余顷，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全国人口已增至3亿7百余万。强大的经济实力使高宗得以进行一系列边疆战争和反击外国入侵战争并确立起清朝统治。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用武力平定准噶尔部酋长阿睦尔撒那的叛乱，使困扰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前后历时六七十年的准噶尔部分裂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久，进兵天山南路，统一全新疆。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立伊犁将军为西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彻底扭转了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管理不力的局面。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高宗派军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军，次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权限，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朝最终奠定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乾隆年间在康熙间编纂《清文鉴》和雍正间二体《清文鉴》（满、蒙文鉴）基础上；陆续纂为、三体《清文鉴》（满、蒙、汉文鉴）、四体《清文鉴》（满、藏、蒙、汉文鉴）、五体《清文鉴》（满、蒙、藏、维、汉文鉴）。五体《清文鉴》共收辞条18000余条，是以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辞书。同时完成的还有《西域同文志》（六种文字对照的人名、地名汇编）、《同文韵统》（梵藏汉标准译音表）。多民族语文辞书的出现，是各民族关系日趋密切的反映，并且推动了彼此间在文化上的交流。高宗本人熟谙满、蒙、汉文，粗通藏、维语。他自己叙述过：“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十年而毕能之。”高宗勤奋学习民族语文的目的，在《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联中外之性情”。这种识见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实属罕见。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政府，对于边疆和民族事务尤为关注。中央政府设有理藩院，专门处理边疆和民族事宜。根据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等制度。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进一步巩固。清朝对民族地区实行了就封建社会来说最成功的民族政策，其统治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满族杰出政治家的最活跃时期，在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最高代表，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殃及后世。封建专制主义，到情代前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种种恶果。由于对广大汉族人民猜疑防范，不断制造“文字狱”，以高压手段钳制人们的言论，禁锢人们的思想，将新思想的萌芽芟夷殆尽。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助长了虚骄愚昧的社会心理，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障碍。而高宗对贪官污吏的宽纵及其本人对奢侈生活的不厌追求，更是清朝政治积弊丛生、日愈腐败的祸源之一。
在当时中央政府和封疆大吏的满族人中，虽不乏耽于享乐、追逐奢侈、贪墨成习之徒，但施政利民、清廉自矢、勇赴国难、建功边陲的贤臣良将也大有人在。康熙年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执法严明，因反对权贵圈占民地，被誉为“铁面”，受到圣祖嘉奖。两江总督傅拉塔，任内清弊政，斥贪墨，体察民虞，奏免民欠，谳狱明慎，为民人称颂。鄂尔泰、于康熙末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曾拒绝胤禛违例需索，胤禛即位后（即世宗）因他严于执法擢为布政使，后任云贵总督，勤劳任事，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世宗夸赞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乾隆年间大学士阿桂一生戎马倥偬，屡建边功。在整饬吏治，惩治贪污，兴修水利，屯田边域诸方面多有功绩；为官清廉自持，与大贪官和坤同任军机大臣十数年，互相对立，世宗虽题匾额为“一团和气”，而后人却譬之为“薰莸不相合”。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贵族珠儿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计杀叛首，自己却不屈自尽。这些满族的优秀人物，虽然有着他们的历史局限与阶级局限，但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建树。
清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民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满族人民在开发边疆，主要是东北和西北的活动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东北是满族的故乡，清朝入关时为夺取全国统治权，驱使大批满族人入关作战，以至富庶的辽沈平原一度呈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衰败景象。康熙年间为了抵御沙俄入侵，开始将大批旗兵调回东北屯戍驻防。因顺治年间，东北全境八旗兵仅2403名，康熙前期增至9454名，此后与俄关系虽趋缓和，驻兵仍持续增加，雍正朝已达26750人，乾隆朝以后长期保持在3万余名左右。出关旗兵均携眷前往。在满汉人民的辛勤垦拓下，东北地方的大片荒原被辟为熟田，旗地数目迅速增长：1644年—1667年，奉天旗地有461382晌，到1693年，为1167544晌，增加了两倍半；以后陆续扩展，1765年达2893500晌，增加又有两倍多。
东北旗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清初分给八旗官兵的“份地”。
1645年（顺治二年）奉天等处初设防御，各授禄米田50晌。
1675年（康熙十四年）添设城守尉等官职后，予禄米田80晌。旗下兵丁，各授口米田10晌。这些土地就是后来的所谓“老圈地”或“旗红册地”，性质与畿辅旗地相同，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二是旗人自行开垦荒地。清初奉天一带旗人赡养家口，拴养马匹，购置军械，举凡一切开支均出自农耕，所以任意开荒，收获颇丰。对于振兴关外经济，起到良好的作用。
1644年以前，吉林、黑龙江的农田为数很少。
1652年（顺治八年）八旗兵丁驻防吉林，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驻防黑龙江，推动了垦荒事业向边远地区的发展。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上述地方的旗地，官庄地已有61万多晌，主要是八旗人丁亲手开垦的。满族人民对东北边疆的开拓，为当地从事采猎的兄弟民族，起到示范作用。
19世纪初，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也渐知树艺，辟地日多，①提高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水平。
乾隆中叶，清政府在控制天山南、北路以后，为了巩固西北边防调集大批八旗人丁携带家口，千里迢迢移驻新疆，并兴举屯田。驻防伊犁惠远、宁远两城的八旗满洲、蒙古和锡伯、索伦两营兵丁的屯田称“旗屯”。1812年（嘉庆十七年）八旗丁口共87640人，旗屯地44000亩。②1802年（嘉庆七年），伊犁旗人为解决屯田水源问题，曾在伊犁河北岸、惠远城一带修建了长达数十里长的大渠二条和支渠，名“通惠渠”，灌溉田地数万亩。八旗兵丁屯田生产，有利于中原地区农业技术、水利知识的转入与推广，促进当地粮、棉产量的迅速增长。满族等民族的“旗屯”与维吾尔族农民的“回屯”、汉族移民的“民屯”和绿旗兵丁的“军屯”，共同改变了新疆的生产面貌。
满族人民在清代“生则记档，壮则当兵”，当兵是每个满族人丁义不容辞的义务，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八旗兵丁作出了重要业绩。在平定“三藩之乱”、反击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部动乱等历次战役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不少人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建功立业。一部分八旗人丁，长期屯戍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三姓、珲春、归绥、宁夏、凉州、庄浪、乌鲁木齐、伊犁等沿边重镇，构成一道从东北到西北绵延数万里的边防线。
长年的出兵打仗，对于旗人来说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带来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每一次大的战役，都给旗人增添一批孤儿寡妇。1731年（雍正九年），八旗兵丁曾与准噶尔部骑兵大战于新疆境内的和通泊。由于统帅傅尔丹轻敌冒进，八旗兵大败，折损人丁6881名，其内半数以上是从征的帮丁和仆役。①仅在1731年（雍正九年）至1740年（乾隆五年）短短10年中，西北驻防重镇右卫一处的阵亡兵丁就达577名之多。②长期的战争给旗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鳏寡孤独废残者的抚恤，始终是八旗内部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啸亭杂录》作者昭槤说：“八旗士卒，多效死疆场，故丁口稀少。”满族人世世代代以先世的赫赫武功感到骄傲，又不能不因战争的残酷而陷入痛苦忧患之中。
二、入关以后满族的发展
入关以后的满族，因不断融合外民族成分而壮大。同时，也有一部分成分分离出来，融入其它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有益于满族自身的发展，又密切了与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一）“新满洲”入旗
“新满洲”是相对于“陈满洲”而言的身份性概念。入关前，部分东北边远地区的居民在内迁编旗时称“新满洲”，当时实行“八家分养”制，被分散编入满洲八旗的“新满洲”，参予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此后所谓“新满洲”是指1644年清朝成为中央政府以后入旗的东北边民。
1644年（顺治元年），随同清军入关的就有不少被征招而来的边疆各民族。据当时旅居北京的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记载：“大批鞑靼人（当时西方人将蒙古人与满族人统称之为“鞑靼”）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③这里提到的“鱼皮鞑靼”，应是指来自黑龙江流域的赫哲人部落。作者还声称，他本人曾亲眼看到很多来自西北方的一些蒙古族部落。
当满族刚刚在关内站稳脚跟时，作为他们主要发祥地之一的黑龙江流域却受到来自北方的沙俄哥萨克的侵扰。清朝政府当时将主要兵力用于与南明政权的战争，无力在黑龙江北岸组织对侵略者的反击，只好在顺治末年将自己所管辖的黑龙江上、中游的边疆民族人民分别南迁到嫩江流域和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当地部族首领进一步扩大招抚的范围。
1653年（顺治十年），通过混同江流域（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处下迄今俄境哈巴罗夫斯克市即伯力的一段）的赫哲族部长库力甘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副使哈喇等九姓432户，以及入海处的“东海费牙喀”（今尼夫赫人，旧称基里亚克人）的9村居民。1654年（顺治十一年），派遣“兴堪”（兴凯湖）的库雅拉姓酋长札斯胡里等10名噶栅达（满语：村长）随同清廷章京分赴乌苏里江流域的额思库伦等地，招回当地壮丁
114人。1656年（顺治十三年），辉春地方的库雅拉部“总管”责达库奉当时东北最高军政长官沙尔虎达之命，率噶栅达16人，部民164人、分赴阿库里（今俄境瓦库河）、尼满（今俄境伊曼河）、厄勒（今俄境滨海省的雾迷大沟）、约索（今俄境纳赫塔赫河一带）等处，广为招徐散居部落。厄勒、约索位于锡赫特山脉以东，距珲春500余公里之遥，途中山岭纵横，窝集（森林）密布，夏潦冬雪，人迹罕至，终于招回壮丁860人，迁入珲春。大规模的招抚活动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始告结束。清朝南迁并集结黑龙江上、中游边民的同时，又招徕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东的大批壮丁，作为“新满洲”编入旗籍。
1670年（康熙九年），清政府首先把宁古塔将迁来的壮丁编为14个“库雅拉佐领”（额兵845）。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另在珲春编设了3个“库雅拉佐领（额兵150）。“库雅拉”是满族旧姓之一，原籍珲春及以东地方，这里作为对乌苏里江以东广大滨海地区和珲春河附近归附部落的泛称。编入“库雅拉佐领”的各民族主要来自珲春、喜禄河（伊鲁河，今俄境别利措瓦山附近）、雅兰河源（今俄境滨海地区南端）、乌苏里江源，以及北迄阿库里、尼满、厄勒、约索一线。①其中部分民族编入旗籍后，成为“新满洲”的一部分。
1674年（康熙十三年），清政府在宁古塔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新满洲”编旗活动，将迁来的4700余名壮丁以及他们的眷属编为40个“新满洲佐领”（额兵2000）。其中部分民族的主体是来自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北毕瞻河（今俄境比占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并吸收了乌苏里江下游及支流毕歆河、诺罗河、木伦河的散居人民。“新满洲”入旗，为圣祖组织对沙俄入侵者反击，收复失地提供了一支主力军。
东北边疆局势安定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整个黑龙江下游各族部的有效管理，完善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驻防制度。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将徙自黑龙江中游的德新（在乌苏里江口）、集纳林（黑龙江同江勤得利）、喜鲁林（今黑龙江省抚远县境）等地1500余名壮丁编为4个新满洲佐领。
1731年（雍正九年）将当地协领衙门升格为副都统衙门的同时，再加以乌苏里江口以北、黑龙江下游的“八姓”赫哲人壮丁，增编16个新满洲佐领，总共2000兵丁。
“新满洲”来源地域广泛，覆盖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及毗邻地区。人口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入旗壮丁超过7000余人，全部人口不少于三四万人。这里本来就是满族的发祥地，当地居民早在清初即参与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因此南迁入旗不过是重新踏上前辈的足迹，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在“新满洲”众多族姓中，除宁古塔、纽呼特、萨克达、尼马察、颜札、库雅拉、巴雅拉、富察这样一些传统的满洲旧姓，还包括墨尔哲勒、乌札拉、托科洛、葛依克勒、努业勤、恰喀拉等等属于赫哲族、乌德赫族的姓氏。“新满洲”族姓大多被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事实充分说明，与满族有着密切血缘关系与同一文化背景的东北民族成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参与了满族的壮大和发展。
对于入旗的“新满洲”，清朝均按八旗满洲制度进行管理。相对于封建化的满族来说，这些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是比较落后的。为此，圣祖提出对来归之人“施以教化”即以封建文化思想加以熏陶，并派出部分满洲官兵分别编入新满洲佐领，教习“满洲礼法”；“新满洲”原先以渔猎为主要生业，1678年（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将31个新满洲佐领共壮丁3500余人，眷属11000余口移驻盛京，按满洲制度“计丁授田”，发给籽种、耕牛。“新满洲”的面貌随之发生全面变化：从不知稼穑的渔猎民变为“以耕读为本”的旗人；新满洲入旗前原无文字，刻木记事，入旗后学习满文，到康熙未年，严然是礼貌言谈，与满洲无异了。在服饰上也发生“初服鱼皮，今则服大清衣冠”的变化①。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显示，“新满洲”已从生产方式、思想意识、文化习俗全面满化，成为满族的正式成员。因此，《吉林通志》说：“佛（陈）与伊彻（新）、库雅拉，皆满洲也。”
康、雍年间，以集结在嫩江流域、祖籍黑龙江上游和精奇里江的达斡尔、鄂温克（索伦）、鄂伦春族编为”布特哈（打牲）八旗”，它是参考八旗制度而建立的军、政、经合一的组织。康熙中，陆续抽调一部分壮丁编为39个八旗索伦佐领和达斡尔佐领（额兵2340），分驻瑷辉、墨尔根、齐齐哈尔诸城。这些被编入八旗的达斡尔、索伦入在八旗制度的严格管理下同样全面接受了满族文化的熏陶。明末清初精奇里江的达斡尔族酋长巴尔达奇，编入京旗后隶正白旗满洲，授一等男爵。精奇理、克音、乌力苏、德都勒、托尔佳、敖拉、倭勒、多锦、多拉尔等众多的达斡尔、索伦族姓，均作为“满洲一姓”，被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正是部分黑龙江上游土著民族与满族融合的反映。
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将东北边疆广阔地域内经济落后、组织涣散、民族成分复杂的土著民族聚集起来，统一管理，并改造为八旗驻防的一支劲旅，对于巩固东北部边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满族发展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事件。清末人估计，黑龙江驻防八旗中，陈满洲所占比例，不过十分之一罢了。②
（二）外族人的“满化”清太祖努尔哈齐建国时创立的八旗组织，原本就是多种民族成分的综合体，据《八旗通志》记载，在天命年间的400个牛录中，满洲蒙古中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其中，满洲蒙古牛录以满洲为主，又编入了少量蒙古人和汉人。以后，归附日众，人口加增，分设蒙古、汉军八旗，但满洲旗内的蒙、汉成分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对外掳掠战争的升级与规模扩大而不断增长外族成分。
1629年（天聪三年）至n38年（崇德三年）短暂10年间，八旗军兵4次破关而入，掳掠汉民不少于二三十万。清朝入关以后畿辅一带被迫投充旗下的汉民约有5万人。所有这些沦为奴仆的外族人，绝大多数被编入满洲旗下。
数十万计的外族人员或者被编入内务府三旗和下五旗王公府属包衣佐领、包衣管领、旗鼓佐领，沦为皇家与王公贵族的私属和家奴，或者附入八旗满洲官兵户下，充任仆役。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这些外来人员对于满族文化耳濡目染，逐渐满化。③据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记载：“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真无别。”外族人子弟，最易被同化，在用满语，著旗装的同时，生活起居无不同于满俗。男人剃发，女子天足，不用汉姓，改易满名。
早在满族开国时代，随侍努尔哈齐左右的家人中就有一汉人，满名洛翰，本姓刘，因扈从努尔哈齐受伤致残，被赐姓觉罗，这是汉人改从满姓的开始。①满洲旗下还有一部分汉人，最初是辽东地方的平民，因为在关外时曾与满人一同戍守边台，被称为“台尼堪”（意即“坐台汉人”）。入关以后，他们仍旧世代与满洲人同编一佐领，享受同等待遇。子嗣随之将汉姓隐去，改用满姓满名，或者取“台尼堪”中“台”的谐音。改称“台姓”、“唐姓”、“谈姓”，是他们在民族心理上与满族产生认同感的重要标志。②乾隆年历仕浙江总督、杭州将军、兵部尚书等显赫职务的正蓝旗满洲人性桂，先祖王国左，原本是明末辽东义州的汉人，1622年（天命七年）随蒙古兀鲁特部长索诺木归附金国后，世代隶属满洲旗。性桂位居一品，任职满缺，名列《满洲名臣传》。书中全然未提及他出身汉人，俨然已成为满族中的一位显宦。满洲旗下汉人中能够如性桂一家发迹的为数寥寥，但他的家庭历史所揭示出的汉人满化的基本事实，不仅对于满洲旗下汉人，而且对于有过相似经历的朝鲜人、蒙古人、藏人、维人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体例中载：“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丽（即朝鲜）、尼堪（汉人）、台尼堪（台汉人）、抚顺尼堪（抚顺汉人）等人员，从前入于满洲旗分内历年久远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书中共载八旗满洲1276姓，除满洲741姓外，附载蒙古235姓，高丽43姓，尼堪247姓。这些附载族姓，都是清初被编入满洲八旗和内务府的外民族人后裔。因为与满族长期相处，生活习俗、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均已满化，所以经清廷批准，列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清初满族统治者对于旗下外民族成员，施行强制满化政策，而满洲旗人享有的特权地位，又促进旗内的外民族人员主动地接受这种同化，这就推动了外民族成分同化于满族的过程。外民族人脐身“满洲”的途径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奴仆开户。清初八旗兵丁东征西讨，随带奴仆同行。满族统治者为减少满洲兵丁的伤亡，提倡奖励军功政策，允许立有战功的奴仆豁除奴籍。在原佐领独立开户，称开户人。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用兵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事方酣，苦干兵源不足。世宗下旨遴选京城旗人奴仆2000名组成“家选兵”，又将阵亡将士的家奴编为“复仇兵”，派往军前效力。凯旋后，这些家奴连同眷属均被授予旗下开户的权利。
1746年（乾隆十一年），驻防绥远城的“家选兵”计有2400名，10岁以上幼丁和壮丁6400余名，全部家口不下一二万人。八旗开户人已形成人数可观的阶层。
奴仆开户后，可以当兵，食饷，担任低级军官，享有高出于奴仆的政治地位，但与正身旗人相比，又时时受到歧视和压抑，开户人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不尽如意的处境，唯有混入正身旗人一途。世宗目睹这种危险，曾发出警告说：“八旗现今开档人（即开户人）及养子（即抱养的民人和旗奴之子）当前锋、护军者甚多0，[若]辈即与满洲等矣”。③前锋、护军是满、蒙旗丁专占的头等差使，收入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大批旗奴、开户人充补满洲佐领兵缺，在身份上逐渐与正身旗人混淆莫辨。
1729年（雍正七年）以后，清统治者曾花费20余年时间，对旗人户籍进行大规模的清查整理，清查的重点对象便是混人满洲人中的开户人。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廷允许被清查出的大批开户人出旗为民，但仍有不少逃避过清查的开户人继续爱缘于正身旗人之列。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高宗下谕终止旷日持久的清查：“其二十二年以前，阅年已久，无凭查核，著无论有无情节，亦悉加恩免究，均令作为另户旗人”①。一部分满洲旗下开户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争取到与正身旗人同等待遇同时，实际上实现了向满人身份的转移。
第二，抱养义子。清代满族人以当兵食饷为主要经济来源，如果无有子嗣，就意味无法享受这种待遇，因此必须抱养他人之子为子，一些满洲佐领由于本佐领下阵亡壮丁较多，户口凋零，人丁不旺，也鼓励旗人抱养义子。抱养的对象，除族中子弟外，还有户下家生子（陈奴之子）、开户人之子以及民间子弟。清初对旗人抱养对象并没有任何具体限制，无嗣人抱养他人之子只须报明本主，送部注册，即可增入本佐领壮了册内。一些汉人、开户人、养子借此混入满人之列，数辈之后即自称“满洲”。
旗人养子不全是民人或奴子，但二者的确为数不少。雍正年间禁止抱养民人之子，但收效甚微。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高宗承认：旗人抱养民人之子的事件无论在京旗、还是在驻防旗人中均为数可观。
清代中叶，随着满汉轸域的日益消泯，抱养民人之子问题大有不可抑制的趋势。
1821年（道光元年）清查出混入满、蒙八旗的民人及子弟多达2400余人。荆州一地的满、蒙旗人中抱养民人之子的就有400余名；江宁、京口驻防的满、蒙旗人中，抱养民人之子为嗣的竟达1795人之多。②在有数千额兵的驻防地，抱养民人之子的竟有如此之多。驻防八旗散居各地，与民人形成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分散进入到满洲家庭中的民人子弟，自幼与养母养父生活在一起，自然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第三，缔结婚姻。清太祖努尔哈齐起兵后，继续沿用部落时代旧传统，以建立联姻关系，作为与其它部落和民族首领联盟的重要手段。满族与蒙古语言异而服制、风俗相似，两民族贵族在战争中形成共同的政治利益，努尔哈齐一家与归附的蒙古各部酋长曾建立稳定的联姻关系。此后，与蒙古王公世世联姻，成为清历朝统治者恪守的国策之一。其中，皇室与蒙古著姓博尔济吉特氏的婚姻最为频繁③，正是蒙族通过婚姻加入满族的一个缩影。
清初满、汉人间亦互为姻媾。抚顺明将李永芳降金后，娶贝勒阿巴泰女；佟养性自明投附，娶宗室女，两人对外均称“额附”（满语女婿之义）。皇太极攻取大凌河城以后，采纳贝勒岳托建策，以诸贝勒女妻明朝一品降官，以诸大臣女妻二品降官，以全国中汉人女和庄头女给配众降兵。④同时，汉人女嫁给满洲人的也决非寥寥可数。《顺治朝题本》即提到亲王阿济格有“尼堪福晋”（福晋，对夫人的尊称）。
入关以后，世祖仍准满汉官民相互婚娶，又制定婚嫁报部的具体管理办法：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以及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呈报礼部。无职者听其自便，无需报部。1665年（康熙四年）定例：“宁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听”50000016_776_1①，说明当时还没有满汉通婚的限制。
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同隶旗籍，故婚姻不受限制。清朝诸帝往往挑选汉军秀女：世祖皇妃中有4人出身汉军；圣祖所娶汉军女子更多，其生母孝康后（康熙时尊称慈和太后）是汉军佟图赖女，而佟图赖妻又为满洲觉罗氏；嘉庆帝母孝仪后也出身汉军。清制：后族出身汉军者准予抬入满洲旗。在中下层旗人中，汉军嫁女满洲旗人者，更为司空见惯了。
内务府三旗包衣管领与包衣佐领下人，最初是不准互相通婚的，同时，包衣佐领下女子也不准嫁给八旗佐领下人，这完全晕因为包衣人身份比较低下的原故。1737年（乾隆二年），清廷取消了这一限制，有利于内务府包衣与满族旗人的相互融合。
（三）汉军出旗为民
当大批外来成员逐步同化于满族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不同程度已被“满化”的汉军旗人被满族统治者逐出八旗，这就是乾隆年间发生的“汉军出旗为民”问题。
汉军旗人虽然出身汉族，但因为久隶旗下，凡事取法满洲旗人，文化上受到满族的强烈影响，所以曾被法国人白晋称作“满族化了的汉人”②。
不过，在为数众多的汉军旗人中，因入旗时间和入旗缘由的不同，在“满化”的程度上也各有差异。汉军旗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人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天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③。其中，关外入旗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后裔满化程度最深，不但因为他门与满洲人相处时间最长，而且由于“从龙入关”的光荣经历，自有一种其它汉军所没有的优越感，反映在习俗上，“知满洲礼者十居六七，知汉军礼者十居三四”。而入关以后入旗的汉军旗人（新汉军），在祭祀仪礼上依从满洲礼者仅十居一二，从汉人礼者却十居七八。④这部分汉军资历较浅、来源复杂，入旗后又不能摆脱汉人社会的影响，何况在满族统治者眼里他们“本系汉人”，往往与满、蒙旗人另眼相待，凡此种种原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旧的文化传统。
1742年（乾隆七年），高宗旨在缓和“八旗生计”的压力，谕令在京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只有“从龙人员子孙”即陈汉军子孙因为“旧有功勋，历年久远”，所以特别优待，不在出旗之列。随后，各省驻防汉军旗人也被强令出旗。截至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除广州驻防仅存1500名汉军外，其它地方的驻防汉军己几被剔除一空。同时，满、蒙、汉军旗内开户人、抱养民子、另记档案人，内务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属的汉族血统包衣人，也多被出旗为民。
1723年（雍正元年）八旗汉军与包衣汉人壮丁共计44万余人，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616845人）的72％；中间经过乾隆一朝，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八旗汉军与包衣汉人壮丁仅有22万余人，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523009人）的43％①。90年间，八旗汉军人丁反而大幅度减少的事实足以证明，乾隆年间汉军与包衣汉人的出旗为民规模是巨大的。
大批汉罕出旗为民以后，腾出的兵缺粮饷主要归满、蒙旗人占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生计的窘困。一部分满洲化的汉军归入民籍，成为沟通满汉文化的桥梁。有些汉军旗人改入民籍后始终保持了满族族籍，出旗为民使他们重新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与汉族人民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情，这对满族自身发展来说，影响也是积极的。
在“新满洲”入旗，汉军、开户人、包衣旗人的大部分被出旗为民以后，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趋于稳定。而尚未出旗的仍占相当数量的各种非满洲成分，在心理素质、社会地位各方面进一步“满化”，并最终成为满族共同体成员的一部分。
（四）满汉关系的发展
入关以后，满族人民经历了一个与汉族和其它各民族人民从互相隔阂到逐渐了解、互相学习和融合的过程。满族贵族在入关初，推行圈地、投充、剃发、迁海等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三个小朝廷、平定“三藩”过程中，八旗兵丁也曾扰害汉民。满汉矛盾长期激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满族贵族推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政策，而满族落后领主制与汉族封建地主制的冲突，又为民族压迫注入了阶级压迫的内容。随着满汉杂居共处局面的形成，彼此交往增多，语言、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诸方面差异缩小，尤其是满族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使妨碍满汉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得以祛除。
1.满汉杂居的形成。清朝入主中原，实行旗民分居制，旗人居住京师内城，汉人居住外城。规定除八旗投充汉人不动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城南居住，百般阻挠旗人与民人的正常交往。清朝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旗民分治”，意在利用八旗组织拱卫满洲贵族的统治宝座，“八旗乃国家根本”一语，形象地道出了清统治者对八旗的严重依赖。但事与愿违，旗人倾慕汉人街市繁华，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定制不久，旗人也有移往外城居住的。乾隆初，外城居住的旗人已400余家。嘉庆年间，宗室觉罗也纷纷移往，例不能禁。当不少旗人移居外城时，而内城居住的汉人增长更为迅速。形成旗民杂居共处的局面。
在畿辅，清朝统治者实行大规模圈地的结果是旗人的屯村星罗棋布。最初，“老圈旗地界址甚为分明”。圈内民户被强迫迁往它处。清统治者强令旗民分住，但未能如愿。旗圈内有少数民户因恋土重迁，“不肯舍房就地，是以父子祖孙相沿居住”②。旗地采用租佃制后，“民佃旗产半僦居以谋食”③。随着旗民间的频繁交产，民人有典买圈内旗地者，旗人有置买圈外民地者，旗屯汉民杂居共处的局面在康熙年间大体形成。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旨在防范旗人渐沾汉俗，一度强迫在屯居住耕读为生的旗人子弟全部移住京城。但被集中到京城以后，他们完全脱离生产领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仰食父兄，不士不农不商不贾，非兵非民之徒，生计窘苦。
1739年（乾隆四年），经直隶总督孙嘉涂奏准，八旗闲散人等仍准在屯居住自行耕种。清朝统治者被迫放松对旗人屯居耕农的限制以后，畿辅旗人与民人发展起日益密切的联系。
在直省各地，驻防旗人被集中在满城后，与民间交往一度受到严格限制。但成百上千的旗人侷守一处，日用所需无不仰给外界，如果断绝与当地民人接的触，显然是不可能的。驻防兵丁携眷驻守一地，首先必须解决粮食问题，除内陆各省可以就地征收或截取漕粮以供兵食，边远地区的八旗驻防在官粮以外，大多招民垦荒。乾隆初年在绥远城设立驻防后，在当地拨出大片“代买米地”，招内陆汉民出塞耕垦。热河、山海关以及关内外大片旗地，也多由民人耕种。旗民交往的普遍形式是贸易。驻防旗人的饷银只有与汉人交易才能够消费。尤其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内陆省份，寄生性质的满城是汉族商贾攫取利润的最理想对象。先是，雍正年间筹议在山东青州设立驻防时，曾有人认为该处偏僻，不宜设防，世宗批驳说：“如云地方贫苦，商贾不至，则建立大镇，驻防多兵，贸易者自将辐辏”。①旗民间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促使各地满城内的店铺、酒楼、当铺应运而生。绥远城建立后，汉、蒙商人纷纷涌至，城内戏楼酒肆大小数十百所，整日燔炙煎熬，管弦讴歌，旗民杂沓，列座喧呼。江宁、青州等处汉民，日日肩挑柴草，贩人满城，以为生计。汉民先佣值于满城，随后便携眷居住的现象也普遍起来。雍正末年，山东德州满营内空隙地上民人自盖店铺已有200余间，旗人借此向民人敛取租银。乾隆年间，汉人在满营内佣估、贸易，已成为令统治者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事实。②
东北是满族肇兴之地，在辽沈地区，早在努尔哈齐统治的天命年间已形成大范围内满汉杂居。清初当地满汉人民随同迁入关内，留下大片荒地。但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处，却依旧保持满汉杂居的传统。顺治年间行经山海关外中后所的旅行者看到：当地“杂满汉数十家，又东滨海，多蒙古屯牧焉”③。满、蒙、汉人同居一地，耕农牧放，形成经济上的共存关系。顺治年间清政府为振兴辽东经济，实行“辽东招民授官例”，鼓励汉族地主、官吏招民出关。尔后民人日渐聚集，又触动清政府的隐忧。
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在奉天清丈土地5484155晌，分定旗地4605380晌，民地878775晌，④后者仅占全部地亩的六分之一。为了防止汉民侵占旗地，伤害旗人生计，清政府自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开始严格划定旗民界限，禁止旗民互相越界耕垦。旗界内，除旗人“份地”（红册地）和“旗余地”（旗人在份地外开垦的荒地），还有大片有待垦辟的生荒地。清统治者试图用一道人为栅槛来保护旗人的经济利益，隔断与民人的交往，但大批关内民人的涌入使这一希望成为泡影。旗民之界很快从混淆不清发展到再无旗界、民界的地步。
奉天以北宁古塔等地顺治年间尚少汉人足迹，以后流入商贾逐渐增多，康熙未年，宁古塔城已有居民三四百户，商贾36家。最初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和东西城门外，以后汉人徒入城中。⑤。
吉林、黑龙江等地的满汉关系伴随民人的涌入而迅速发展。
1734（雍正十二年）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将近50年中，吉林地方旗地由8426余顷增至24305余顷，只增长了近3倍。同期，民地由273余顷猛增至11619顷，增长了42.5倍。①民地的迅速增长，反映了汉族流民经辽东向东北边远地方不断扩散的迅猛趋势。
2.满汉关系的发展。满汉杂居局面的形成，为两个兄弟民族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畿辅，随着旗地生产关系的变化，一部分满洲贵族与上层旗人转变为封建地主，下层屯居旗人则耕田度日，甚至沦为满汉地主的佣工、佃户。满汉人民阡陌相通，疆理与共，在浚河、捕蝗、修渠诸方面通力合作，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关外满汉人民长期在垄亩相连的田地上共同劳动，创造出多种农作的轮种制度：“今岁豆，明岁粟，三岁谷，周而复始，地乃不伤”。②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增产方法，1747年（乾隆十二年）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称：吉林乌拉原先仅有旗人，而后民人陆续移住，与旗下满洲杂居，彼此结为好友。很多满洲人生计拈据无力娶妻，因为贪图民人富裕多与之结亲③。旗人聘妻，俗尚重礼。往往贫家无力纳采，婚姻失时，只好转娶民女。这助长了旗民通婚的蔓延。
（五）满族文化的繁荣
清初的满族文化，带有渔猎民族古朴、生动、丰富多采的内涵，在与汉民族长期交往中，又经历了一个汲取汉文化的过程。随着两族文化上的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发展水平日愈接近，满族文化获得空前繁荣。在经史、诗词、文学、书画等汉族文化的传统领域，满族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文化教育。满族肇兴时代，“无论长幼，争相奋励，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娴于骑射，疏于文教。建国以后，满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广大汉族人民的统治，逐步沿用“汉法”，改革旧制，同时开始注意到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曾下令满族王公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④。满族统治者提倡就学读书，旨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但是，同时对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廓除落后的思想意识，也的确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清朝入关伊始，为八旗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规定满洲官员，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1子入监。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俱为荫生。其余各官之子，俱为监生。1665年（康熙四年）规定，恩荫子弟，先送国子监读书，后授官职。先是，为了扩大旗人教育的范围，1644年于满洲八旗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教习八旗子弟，翌年，定牛录各取官学生2名，以20名习汉书，余俱习满书，普通旗人子弟逐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1656年（顺治十三年）世祖谕内称：“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⑤为此，规定：凡额外私自读书子弟，不准选用考试。清朝统治者耽心八旗子弟重文偃武，销磨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勇气，所以采取限制措施。但这正好说明，重教育喜读书开始在满人内蔚然成风。
除八旗官学外，清朝统治者又逐步开设景山官学（内务府旗人子弟）、咸安宫官学（内务府旗人幼童及官学生中的俊秀者）、宗室学（八旗左右翼各一），觉罗学（八旗各一），八旗义学。各地驻防八旗也纷纷兴建学校。这样，到雍正年间，基本健全了八旗子弟的教育制度，使不同阶层不同旗属的旗人子弟，普遍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入学子弟，课读经史，学习满汉文，兼习骑射。除各类官办学校外，私家教育也渐有起色。乾隆年间前因居士《日下新讴》诗云：“学贴标门教满洲，旗童秋爽竟来投，跏趺满炕喧功课，‘阿厄呜窝，念字头。”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北京城内私塾先生教授满族幼童的情景。当时私塾先生训蒙，往往标贴于门，大书一“学”字，以招学人，如果是满洲师傅，则贴一满文“学”字。学习满文，须先从十二字头念起，阿、厄、呜、窝，便是字头起首之音。私学与官学相结合，使满族人享有比一般汉族人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和较多的机会，满族的文化素质普遍有所提高。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满族统治者所作的另一项努力就是组织人力翻译汉文书籍。从努尔哈齐时起，曾命著名满族文士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作为施政用兵的参考。皇太极改设文馆（书房）以后，为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组织专人在达海指导下大规模迻译汉籍。达海生前参予翻译的就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实即《三国演义》）、《大乘经》、《武经》，又节译辽、金、宋、元四史。内容涵包经、史、军事、宗教，说明满族人所涉猎的汉族书籍已经相当广泛。尽管《三国演义》尚未译完，其中一些典故已为满族各阶层人所喜闻乐道。
清朝进关，设翻书房于太和殿西廊下，加快了汲取传播汉族文化的步伐。阿什坦与和素父子，是这一时期满族的翻译大家。1645年（顺治二年），译《洪武宝训》，以明开国君主朱元璋的训谕作为清朝治国施政的重要依据。1650年（顺治七年）世祖将满文《三国演义》颁赐满洲诸王以下，八旗甲喇章京（参领）以上，当作兵书阅览。康熙时，汉族儒家学说精粹《四书》、《五经》的满译本均已出齐，作为满族人行为规范的楷模。乾隆年间，用20年时间，完成了对佛学经典《大藏经》满译本的翻译。此后，满族人多已习用汉语文，不再借助满文读本，大规模的译书工作始告完竣。汉文书籍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满族人中来，对满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满族统治者组织翻译汉籍的宗旨始终是为了统治利益的需要，因此，对于官方译本以经史政书为主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些书籍大多“词义深奥，难以诵习”，真正在满族民间大量流行的译本仍是《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早已在汉人中脍炙人口的通俗读物。康熙年间，“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①，在满族民间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翻译家，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却为满族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2.满族思想意识。满族从皇太极在位时开始阐扬汉族的儒家学说，但当时统治者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开疆拓土，奠定基业上，文化建设非常薄弱，况且全民族文化水平很低，传统观念甚至氏族部落时代的残余意识在社会中仍保持强烈影响。入关以后的数十年间，自幼生长汉地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新一代满族人迅速成长起来，思想意识焕然一新。圣祖自幼研读儒家经典，熟习程朱理学，对宋儒朱熹尤为推重，认为他的学说：“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②。在位时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纂辑《朱子全书》，积极推举儒家学说。1670年（康熙九年）颁行的《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实质上是以汉族传统思想程朱理学作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全社会的统治思想，以巩固封建王朝的根基。世宗即位以后，规定：每月初一和教场射箭之期，由佐领传集所属兵丁，讲解《圣谕广训》，以后又将职守转给佐领下的各族长，成为宗族活动的首要内容。①在统治者大力灌输和汉族的影响下，儒家的一套伦理观念很快在满族中风靡一时。思想意识的深刻变迁有益于汰除传统意识中一部分陈旧落后的糟粕，并推动满族封建化进程，作用是积极的。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成为满族人行为准则以后，贞女节妇年年受到统治者的“旌表”。《八旗通志·列女传》卷二三九说：“每稽岁终妇女节烈，则旌门之典，莫盛于八旗，而从殉者尤多。”许多年青寡妇成为封建礼教可怜的牺牲品。
3.满族语言文字。满语又称“国语”或者“清语”。清初满族人无不国语纯熟。入关后，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接受了大量的汉族影响，作为满族交际工具的满语自然失去它当初的重要性。
1671年（康熙十年）清政府因满官已熟习汉语，撤销了各部衙的启心郎（满语：通事），到康熙末年，北京城内闾巷间满、汉人交往皆用汉语。乾隆时，京旗满人“清语生疏，音韵错谬”②，大都忘却本民族语言。关内各地驻防的八旗满洲也已经通用汉语。本来清朝规定，满洲官员必须通晓满语文。后来，因不谙满语而受到皇帝斥责的满洲官员越来越多。东北虽然是满族的故乡，亦因旗民杂处，康熙末年盛京地方的满人中有的已经疏于满语。往后，这种变化波及更为边远的吉林、黑龙江。《吉林外记》卷三记载：“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这实际上反映了满、汉人民长期交往的需要，又是两民族关系日益密切的结果。
在满族逐渐使用汉语的同时，汉族人民也从满语中汲取了不少富于表现力的生动语汇，这一点，在北京和东三省汉语方言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清中叶以后，满族中下层人民在日常谈话中，兼用满汉词汇，称“满汉兼”，是满、汉语言交汇中出现的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
满文同样走过了由盛而衰的变化。清朝前期，政府的重要公文均使用满文，康雍年间逐渐杂用汉文。乾嘉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今天，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满文档案尚有150万份之多，它是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边疆事务、中外关系以及满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清代满人还用满文撰写或翻译关于政治、历史、法律、民俗、宗教、文学、语文等方面的大量著作。现今收入《世界满文文献目录》③的文献就有1100余种及满文碑刻拓片646件，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康熙年间，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洲旗人傅达礼等人，奉康熙帝意旨，集35年功力，完成《御制清文鉴》，全书共280类，12000余条，是清朝官修满文辞书的第一部宏篇巨制，其中积蕴着满族的许多传统语汇、释义及早期生活的丰富信息。以后满文增加了大量新词汇，语法结构日益严密，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乾隆年间纂成的《五体清文鉴》，共收辞18000余条，不但是满族辞语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清代藏语、维语、蒙语等民族语言的历史特点及其彼此关系的重要依据。
4.满族小说诗辞。小说诗辞是汉族文人传统创作领域，清代前期，满族在这个领域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运用娴熟的汉文写作技巧，完成了一批不朽之作。
在文学创作领域，最著名的作家是曹雪芹。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内务府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乾隆年间完成小说《红楼梦》80回，内务府镶黄旗旗鼓佐领下人高鹗续补后40回，成120回。小说以满族贵族家庭生活的素材为基础，贯穿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的主线，真实再现了清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风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有力揭露和大胆抨击。小说结构宏伟谨严，语言生动自然，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上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乾隆年间镶黄旗满洲人和邦额创作文言体短篇小说集《夜谈随录》12卷，这是作者依据在各处所见所闻写成的。半为传奇体，半为笔记体，主要描写满族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对街肆奇闻也有涉及。作者对满族皇帝草菅人命公开表示不满，在《陆水部》一篇中对遭世宗流放处置的汉族知识分子陆生楠寄予同情，曾被贵族昭槤斥为“悖逆之词”。和邦额与曹雪芹等满族作家表现出的反封建意识，是满族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
正黄旗满洲人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子，字容若。多才多艺，尤擅写词。著《饮水集》、《侧帽集》，内容以抒情写景见长，描写北方风光的作品，真切动人，词风清新婉丽，名冠清代词坛之首。清代满族诗作之多，令后人叹为观止。圣祖、世宗、高宗均能诗善文，在他们倡导下满族上层社会中诗风常盛不衰。铁保编《熙朝雅颂集》136卷，1804年（嘉庆九年）刊行，收录清初至中叶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诗作7700余首，是旗人诗作的总结集。
5.满族民间文艺。清初满族民间原流行反映传统祭祀活动、狩猎生活的满语歌谣。入关以后，又汲取汉民族歌谣曲艺的素养，汉人中传唱的“边关调”，就曾译为满语传诵。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沂水秀才》篇，提到当时流传的“满洲调”，是一种满语俗曲，而汉族民间广为传唱的“乡荷包”，就是一支源于“满洲调”的俗曲。1795年（乾隆六十年）刊行的民歌集《霓裳续谱》中搜集了一些留传于京师一带的满族民歌，其中反映了满族祭祖、跳神的传统习俗。这些民歌虽然用汉语传诵，却带有满族文化的鲜明色彩。
满族人还独立创造了一些新的曲艺形式。乾隆年间京城外火器营人文小搓，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凯旋归途中自创“马上曲”，因名“小搓曲”，后来又讹称“搓曲”、“岔曲”、“脆唱”，成为满族八角鼓曲艺的创始，①当时，北京内城禁止开设戏园，旗人只能以杂耍、八角鼓、曲词自娱。八旗子弟将营中传唱的俗曲改为雅驯的词曲，名曰“子弟书”。子弟书是一种说唱艺术，有唱词，无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天咫偶闻》卷七说：“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说唱子弟书的不仅有旗人，而且还有民间的艺人，它逐渐成为市井中喜好的一种曲艺形式。子弟书传世之作约400余种，多取材明清小说、传奇，也有一些作品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奕赓（鹤侣为笔名）作《侍卫叹》、《老侍卫叹》等作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清代中叶旗人生活与神态，揭露和鞭挞了满族统治阶层的腐朽。无名氏《螃蟹段》通过一个满族青年和汉族妻子吃蟹过程的喜剧情节，歌颂了满汉人民间的爱情。子弟书文学价值较高，对后世北方曲艺影响很大，许多优秀作品成为京韵大鼓、东北大鼓、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的保留节目，是民间文艺中的一枝奇葩。
6.满族满族史书、笔记。满族统治者注重本朝和本民族历史的整理和编纂。清太祖、太宗二朝，形成大量满文档案，后世称“满文老档”。现存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共180册，按年月编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军国大政、文化风俗、民族关系，它是满族早期历史的最原始记录。满文老档原用老满文书写，乾隆时人们已难以辨识，1775年（乾隆四十年）重新整理缮抄，删汰重复，成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正、草本各一部，不久又重抄二部，老档抄本今分存北京、沈阳两地，原本藏于台湾，今已影印出版名为《旧满洲档》，10册。
清朝继承历代修史的传统，以编年体裁纂修历朝皇帝《实录》。雍正、乾隆年间官修的本族专史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洲实录》等，专史保留了有关满族源流、演变过程、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的丰富史料，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满洲实录》图文并茂，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对照写成，是历代官修史书中前所未有的新体例。乾、嘉年间，满族上层贵族官员稽古右文，热衷私家著述。宗室奕赓所撰《佳梦轩丛著》与宗室昭槤所撰《啸亭杂录》和《续录》，是记述清朝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和满族风俗仪礼的两部著名笔记。
7.满族书画艺术。乾隆以后，满族在书画、鉴赏、藏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清前期的几位皇帝均雅好书画，在他们的奖掖提倡下，王公贵族子弟也多游艺于笔墨。昭槤曾感慨地说：“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①这说明能书擅画在满族贵族中已蔚成风气。成亲王永瑆与铁保的书法素享盛名，与汉人翁方纲、刘镛并称四大家。满族宫廷画家唐岱参用西法，绘画山水，风格沉稳深厚，被圣祖称为“画状元”。满人的指头画，更是独步画坛。索额图、明珠精干鉴赏，曹寅、昌龄富于藏书，均名重一时。
8.满族自然科学。圣祖嗜学而不囿于偏见，积极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绘画、哲学、拉丁语，在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中堪称第一。在位时组织编修《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以后，高宗命编绘《乾隆内府皇舆图》（俗称十三排），反映大一统国家的地理全貌，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正白旗满洲人博启，精于勾股和较之术，他的成果在乾、嘉年间很有影响。满族传统医学尤精于正骨，觉罗伊桑阿医术精湛，是著名的正骨专家。文通著《百一三方解》，奇克唐阿著《厚德堂集验方萃编》，均是有名的医学著作。
9.满族宗教信仰。满族人早期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努尔哈齐时，立竿祭天，用兵及有大事必祭，是崇信萨满教的一种表现。满族人平日在家中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
1616年，努尔哈齐称汗立国之初，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盖造了佛寺、玉皇庙（实为堂子）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说明满族形成之初，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已不陌生。满人在祭祀天、地、山、川、禽鸟动物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又说明，在满人的萨满教信仰中，渗入了外来宗教的神祇。入关后，儒家学说与佛教等深入人心，与满族传统信仰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只能是古老萨满教的进一步衰落。不过，由于在八旗制度束缚下的满族人民始终居住于相对封闭的聚居区中，自成一个小社会；加上满族人民固有的民族意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心理，使萨满教的习俗，甚至在满族语言已无法保存的时候，仍得以在家庭内世代传承，不绝如缕。
关内满族萨满的活动，散见于清代文人笔记、小说中。《夜谈随录》记述了乾隆年间北京城内萨满驱鬼的故事：时有一人名叫庄寿年，为黑狐所祟，病况弥笃，无药能医，于是延请镶白旗蒙古人穆萨满作法驱怪。其日，“邻人观者如堵”，只见萨满头戴兜鍪（神帽），腰系金铃，“挝鼓冬冬，日诵神咒”。跳神之后，趋步登楼，遂用神叉杀死一狐。从此怪绝，病者痊愈。这个故事虽掺有荒诞不经的成分，却证明直到乾隆年间，萨满教在京旗中尚有一定影响，但从“观者如堵”的场面来看，萨满的跳神活动已是一种普受欢迎的现象了。然而在比较边远的东北农村，满族人家家门前立神竿，堂屋里供“祖宗板子”，更是很普遍的现象。
10.满族风俗习惯。满族先民长年居住山林河谷，渔猎活动使他们养成精干骑射的特长。妇孺亦均娴于骑射，女子执鞭驰马，无异于男子。男婴降生后，在大门上挂一副弓箭，预示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满族迅速过渡为农业民族，骑射开始受到影响。进关以后，战争渐少，生活环境比较安定，骑射技艺日益荒疏。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的战斗力量，不得不三令五申地提倡“国语骑射”，但终无济于事。
当满族的生活方式与汉族的生活方式日臻趋近时，改变了若干旧有习俗。满族人氏族社会末期群婚制的某些残余，“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指后母）”①。弟妻寡嫂的现象也非常普遍。1631年（天聪五年）皇太极力矫此陋俗，谕令：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永行禁止。②康熙朝以后，八旗每年旌表妇女节操，未婚守节的寡妇，又强调严旗人男女之别，氏族制度遗俗渐为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所取代。
满族人在关外原实行火葬：死于家者，第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如死于外出征战，由同伴烧尸作灰携回族寨。入关初仍袭此俗，如果死者是贵族，火葬时还要同时焚烧生前所着的大量衣物和褚帛。顺治年间，北京旗人逐渐改行土葬。但清统治者担心驻防官兵与汉民合流，不准他们死后在当地设立坟茔，而必须归葬京旗，规定：情愿装盛棺木送京者，听其自送；如贫乏不能自送，仍火化官送。使火葬旧俗在驻防贫丁中得以残存下来。乾隆中，慑于驻防旗人家属回京后无以为生，始明令驻防旗人死后就地土葬，一概不准进京。③满族的葬俗也与汉族同归一致。
但在很长时期内，满族仍继续保留着若干传统的风俗习惯。平日注重礼节，相见时曲右膝，右手沿膝下垂，俗称“打千”。亲朋相见，行抱腰接面大礼，男女皆然。喜好歌舞，宴筵时，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一人唱歌，众人呼“空齐”以和之，即“莽式舞”。清宫廷中有“庆隆舞”，扮演骑马逐兽的舞姿。兽应弦而毙，人称“射妈狐子”④。这是源于满族早期狩猎之制的舞蹈。满族始终保留传统服装发饰，男子剃发，身着袍褂，女子穿长衫，天足。
满族在文化方面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是与其由渔猎民族转入农业民族，由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的。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是满族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这种发展缩小了与汉民族在文化生活上的差距，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满族在文化领域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实了祖国文化宝库的积蕴，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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