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2)论文关键词：诗史历史属性政治属性 论文摘要：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
这段论述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诗歌与历史一样“不虚美，不隐恶”，能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以察兴亡；二、他赞扬吉甫、奚斯、屈平、宋玉等人及其作品“不虚美，不隐恶”，不谄、不谤；三、大力张扬中国古代诗、史混同论，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具有同样“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宋人的“诗史”观与此何其相似!邵雍在《诗史吟》说：“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即“诗史善记事”，可以记录下真实而形象的历史画面，比历史书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真状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表明了宋人对于诗史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一个原因。不仅如此，宋人还把其他人反映社会现实、爱国忧民，甚至具有讽喻意味的诗歌也称之为“诗史”。如自居易、聂夷中等人的诗因此被称为“诗史”： 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日：“二月卖新丝，五月染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谓“诗史” “三百篇之旨”指《毛诗序》所云“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强调其讽时谕世的政治教化作用。自居易更是变本加厉，批评杜甫具有“风雅比兴”之旨的诗歌“亦不过三四十”，倡导诗歌直接干预政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达到“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的目的。这种“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不仅在于直陈时事以诗记史，还要如白居易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史一样明得失，“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作为一种直接干预政治的工具，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必然受到政治的反拨。白居易的讽谕诗当时就被“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苏轼因为写诗讥讽王安石新政，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掉性命，意味着以文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党争中碰了壁。韩评价云：“长公(苏轼)亲见庆历人才之盛，备知安石变法之弊，进身元{右更化，卒罗绍圣觉祸。凡所感激，尽吐于诗，其诗视少陵为多，其荣悴升沉亦与少陵仅以奔行在者异。少陵事状颇略，而长公政绩独详，唐之杂纂不载少陵，而两宋纪录非长公不道。”随着党争的日益激烈，新旧两党的争斗已从政见的不同扩展到文学领域，文字成了两党人内部倾轧的借口和重要工具。诗人经世致用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对现实逐渐漠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宋人又从杜甫的诗歌中体悟出了“忠君忧民之心”，这既与其忠君报国的理念相符，是政治属性在文学阐释上的具体体现，也标志着“诗史”概念的转型与内涵的缩小。苏轼认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观点在北宋最具代表性，绵延数百年，影响深远。南宋黄彻《巩溪诗话》最具代表性： 世人喜子关造次不忘君，尝观其祖审言《除夜》云：“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则教忠之家风旧矣。 老杜所以为人称慕者，不独文章为工，盖其语默所生，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 今观杜集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者，往往而是，岂直三四十而已哉，岂乐天未尝熟考之耶?” 在黄彻的眼中，杜诗中“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诗句，深得风雅比兴之旨。所以，在宋人的“诗史”概念中，它不仅指杜诗善陈时事的纪实性，也包括杜甫的爱国忧民之情。“忠君忧民之心”也因此成了杜诗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面，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中更为诗人所推崇，“他们对杜甫的体验仅与自己思想性格中‘终是爱君’的一面吻合，杜甫思想中那些与这种精神不相吻合的东西被忽略或有意舍弃了，杜甫的形象被高度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诗圣’的形象便由此奠定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经过靖康之难的洗礼后得到升华，超越了“诗史”的文学与历史意味，成为士大夫的道德准则。 经世致用思潮增强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强调文学的政教功利作用，并切合现实社会政治需要，使文学发挥了辅时及物的功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但也逐渐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忽视了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包容于“文”的概念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经学、史学和文学被同归于道之用，使文学观念又退回到魏晋六朝以前那种文学与经、史不分的泛文学阶段。这种观念潜藏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否定因素。在党争中累受贬谪的黄庭坚逐渐认识到“诗者，人之情性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引简言之，直接干预政治的诗歌“讪谤侵凌”，是“失诗之旨”。只有克服其消极影响，文学思想才能按照自身特性进一步发展。江西派诗人洪炎对此进行了反省：“夫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见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指责杜甫、自居易的如《石壕吏》、《秦中吟》等讽时谕世的作品“几乎骂矣”，要求诗歌回到它先前的发展轨道。到了明代，杨慎等人认识到了宋人这种文学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弊端。作为前车之鉴，他们对宋人的“诗史”说进行了重新认识，对其流弊进行了批评，指出“诗非史”，强调诗歌的文学属性，以纠时代流弊。 综上所述，宋人“诗史”说主要从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阐释诗歌属性，使人们对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不仅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诗、史混同的观念也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义论为诗的现象，使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被忽视。明人从复归文学特性方面对其流弊予以纠正，清人则从考据学角度对历史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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