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断想

把吴钩看了 201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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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座桥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宋健先生建议启动的。数年前，“863计划”由4位院士建议发起，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科技事件之一。但“863”属高科技计划，发端于自然科学家，顺理成章。而宋健先生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却是自然科学家“干涉”了人文科学领地，其中所蕴涵的意义，非同一般。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要达成的目标———为公元前841年前的夏商周三代帝王断代纪年，是2000多年来许多历史学家的梦想，也不断努力过，终因只是在历史文献堆中打滚，这一中华民族的“哥德巴赫猜想”就一直停留在猜想之中。

　　但宋健先生的思路不同：“彻底解决三代断代问题，要考古、历史和天文、计算专家合作，经过艰苦努力，定能作出成绩。”

　　考虑到以往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是“单干”，宋健的思路实际上一下打开了该课题的瓶颈：对一个涉及领域很广的科研课题来说，个人的学识能力与研究手段总是有限的；只有多学科交叉研究，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一课题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因此，作为自然科学家，同时也作为科技界领导，宋健所启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科研课题，而是一个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互融互动的科研工程。

　　这事儿很不简单。当今世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对立甚至冲突，已成为“现代病”。自然科学提出或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人文科学一准儿正等在那儿准备“纠正”。你刚刚在那里欢呼克隆技术，我就说那技术是“不道德”的；你刚刚假设太阳系可能还会发现一颗行星，我立刻讲“那是痴人说梦”；你欣喜地描绘信息社会的伟大，我立刻把一大堆世界毁灭的前景搬上好莱坞。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煞是热闹。虽说“真理越辩越明”，但也常常两败俱伤。似乎很少有人想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否可以融通、共建，共同创造我们生存世界的美好未来？

　　但宋健先生想到了，而且身体力行。多年来，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无时不关怀着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力促打破两种科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状态。

　　人文科学是一座桥，自然科学也是一座桥，两座桥上的人们各走各的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隔桥指责。这时，如果有人在两桥之间搭起了第三座桥，交流便豁然贯通起来，你来我往，取长补短，然后肩并肩共同扶持着前行。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前，宋健先生便搭起了这第三座桥。这一是得益于他的胆识，二是他当时正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搭桥”自然方便些。但官大不一定愿意干这种事，能够想到在两种科学之间搭建第三座桥，需要一点发自内心的人文情怀。

　　有一种说法，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想法是宋健先生在出访的路上逐渐形成的。他访问希腊、埃及、以色列……发现爱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都可有据可稽地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4000年！这使宋健感到“不适”。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历史纪年却徘徊在公元前841年，再也不能上行！回国后，他通过广泛的调查，更发现，这一中华文明纪年问题的止步不前，并非使他一个人感到“不适”：“近几年，民间巷里，科技团体，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自制黄帝纪年，国内外抄录者纷至沓来……冰积泉涌，激荡风起。”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问题是，自然科学家的人文情怀不是“专业”出来的，而是“修养”出来的。在专业之外，他眼光四射，对关涉人类整体发展的人文精神领域，具有不减于专业的兴趣。宋健先生曾自谦说：“作为自然科学家，我读科学史多些。”但我们阅读他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大会上的报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真觉得是一种享受。作为控制论大师，宋健谈中国上古史，谈世界与中国年代学的过去和最新发展动态，谈天文、考古，如数家珍。作为自然科学家，他谈及的许多现代物理学的技术手段，将为人文领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强大的科学武器。正是此种殷殷不断的人文情怀，促使他搭起了“第三座桥”，使具有崭新科研模式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得以启动。

　　在今天，这样的科学家———恕我孤陋寡闻———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种“通才”是学科专业划分越来越细的学堂培养不出来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复建，似乎是感到了“通才”的重要和难得。但惟其难得，我们更要呼唤“通才”教育和“通才”科学家。爱因斯坦常常面对居室中的叔本华画像演奏他心爱的小提琴，那种弦外之音，让人体会到一个伟大科学家兼容并蓄的情怀。

武王克商年：残酷的排除

　　武王克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我们所知道的，多来自《封神榜》，魑魅魍魉，莫可名状。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那一年，周武王出动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由镐京出发，第7日陈师牧野。在那里，武王发布战誓，列数纣王之罪，其中一条是，他只听女人的话，把国家搞砸了，因此该死。此后便是牧野大战，不到一天工夫，武王便获克商大捷。从此，一个新的周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

　　这故事很热闹，很好看，讲起来，添枝加叶，全国都是说书人。但要问具体年代，科学家还没有定论。

　　2000年来，为确定武王克商年，许多历史学家倾尽心血，贡献一生。东汉刘歆首开先河，此后古今中外学者纷纷考证再考证，直把武王克商之年“证”出了44种说法，最早的为公元前1127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相差109年！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武王克商年既是商、周分界，又是周的始年，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确定这一年，此后西周各帝王的在位年代便好安排，并可据此上推商年和夏年。因此，确定武王克商年，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这是场“残酷”的“战役”，其“消灭”的对象，是2000年来所“证”出的44种说法，或者说是其中的43种说法，而选中的那一种，恰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再次科考结果吻合。这很像无法当庭和解时的法官断案：最后的结果，总会有输有赢，有哭有笑。

　　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九大课题，“武王克商年研究”九据其一；共设40专题，有关武王克商的有4个，可谓非同小可。对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中的“一年”如此重视，称得上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弄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就是干这个的：在最终成果诞生之前，与其相悖的所有结论，都不过是科学的“过客”，最终将被“残酷”地排除。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科学的诞生也不例外。

　　先头部队是考古。考古的地点是丰镐——今陕西省长安县马王镇。1997年3～5月，考古工作者对该地遗址进行发掘，在最底层获重大发现。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建立镐京的时间，距周武王伐纣，仅有13年。只要将此遗址中出土的木炭、兽骨、炭化小米进行碳—14测年，再参考其他考古成果进行印证，便可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大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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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遗址遗存物的系列样品进行碳—14的测定结果表明：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050～1020年，其间距30年。这就是说，以往2000多年中外学者所“证”出的间距109年的44种说法，大部分已被排除！

　　面对这样的成果，“工程”专家们自然欣喜有加。为不枉下结论，他们还需要“武王克商时的天象研究”专题成果出来，以印证考古和测年得出的结论。简言之，商代后期遗址殷墟，曾出土一组记载有5次月食的甲骨，天文学家将根据这些月食记录，确认其发生年代，再经年祀考察，推定出武王克商年的范围。结果竟殊途同归：天文学家所证认出的武王克商年范围也是公元前1050～1020年！

　　但“残酷”的排除过程仍然没有完结。“工程”专家们继续前进，在已经大大缩小范围的30年间距内，再经天文推算，最后得出武王克商年的惟一解。这过程是如此专业，如此繁复，使我们这些外行要表述清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所能理解的只是这样一个比喻：推算的过程好比拿着一个大筛子，将不符合条件的年代、日期一个个筛出去，筛呀筛呀，直到筛出那个最符合所有设定条件、最逼近科学考证真实的武王克商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了专家们仍然谨慎地称之为“首选之年”的武王克商年和克商日，它们是：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近2000年来为武王克商年考证出44种说法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去世的，无缘再见这最后的科学成果；仍然在世的，有许多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课题的专家。可以说，他们亲手埋葬了自己和同行多年“证”出的成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新纪年抱出了一个新生儿。

验证“天再旦”

　　周懿王是周朝第七位帝王。他在位时，没什么政绩，《史记》只说，他一上台，周朝就开始衰落，还有人写诗讽刺他。就这么点记载。幸运的是，古代曾出土一部书，叫《竹书纪年》，上面有句话：“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夏商周断代工程要确定懿王元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全在这十分简约的9个字中。

　　关键在“天再旦”三个字。有专家认定，这是一种奇异的天象，从字面看，意谓“天亮了两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天亮两次”呢？只有在太阳出来前，天已放亮，或者太阳刚好在地平线上，忽然发生了日全食！这时，天黑下来；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就是“天亮两次”———“天再旦”。

　　借助速率强大的计算机和专业软件，现代天文学已经可以推算古天象记录。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对相关时代的日食状况作了详细计算，提出发生“天再旦”的懿王元年为公元前926年或899年。贵州工学院的葛真先生核算出：公元前899年或925年确实发生了日全食。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三位科学家的计算结果更为具体：“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指的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发生的日食，陕西一带可见。而“郑”是今天的陕西华县或凤翔。看来，公元前899年就是懿王元年，问题似乎解决了。

　　但科学不能只有孤证。例如医学，有了一种新药，仍然需要临床证据，才能在药店出售。当年，爱因斯坦在“计算”出广义相对论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广义相对论预言了一个新现象：引力场会使光线偏离。爱因斯坦计算出，恒星发出的光线，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光线偏转角度为1．7秒。这就是说：空间是弯曲的，宇宙是有限的。但怎样证明呢？白天，阳光强烈，但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但太阳又下山了。怎样才能在有太阳的时候看到星光呢？只有在日全食的时候。这时，月亮遮住太阳，瞬时间，仿佛夜幕降临，紧挨着太阳的星光清晰可见。

　　当年，据说相信广义相对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爱因斯坦本人，另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爱丁顿。为此，后者亲率远征队来到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一次日全食，那里是最佳观测和拍照地点。时候到了，日全食发生了，在302秒的日食时间里，他拍摄了16张照片。结果显示：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星光拐弯了，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

　　现在，“天再旦”———夏商周断代工程遇到的也是个日全食问题。虽经数学推算，同样缺乏实际验证。懿王元年的纪年确定，完全依赖“天再旦”三字，但它真的是导致“天亮两次”的日全食吗？

　　真幸运！1996年7月26日，“懿王元年”专题组报告：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将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其发生时间，在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于是决定多角度观测这次日食，以印证“天再旦”的视觉感受，并使感受得到量化的理论表达。

　　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刘次沅先生负责此专题研究。为使观测结果能够真正地说明问题，他和专题组成员做了缜密的准备工作。

　　众所周知，太阳出来后，天光随太阳的地平高度而变化。由于大气散射，太阳在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就开始亮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定量表达，却又必须定量表达。因此，刘次沅专题组首先对22个日出过程作了450次测量，并通过天体力学方法进行计算，得出一个可对日出时的日食现象进行数学描述的方法：
　　日全食发生时，当食分大于0．95，食甚发生在日出以后，就会发生很明显的天光渐亮、转暗、再转亮的过程，即“天再旦”现象。

　　实际观测是否符合上述描述，是“天再旦”是否确为日全食记录的关键。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1997年3月9日，日全食发生了。专题组收到60人从18个地点寄来的35份报告。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中，看到当时的观测结果与结论：
　　“观测结果是：日出前，天已大亮，这时日全食发生，天黑下来，星星重现；几分钟后，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一过程证实了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的天光视亮度变化曲线”

骨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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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的一天，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病了，到药铺去买一种叫“龙骨”的药材。“龙骨”其实就是“龟骨”，这一点，王懿荣是知道的。但他忽然发现，他买到的龟骨上居然有字迹，于是仔细擦拭，仔细观察，啊，可不是字迹么！他的病登时好了，再赴药铺，说，“这种带字的‘龙骨’还有吗？我全要了！”从此，一门崭新的学问———甲骨学诞生了，至今整整100年。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近代有四大发现：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档案，还有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很古老，甲骨学很年轻。自从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并不惜重金收藏，昔日每斤数钱的“龙骨”身价倍增，成为每字价值二两五钱的“古董”。但价钱再高也要购买，因为这甲骨上的文字所显现的，是几千年来一直隐藏在迷雾中的商代后期历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让骨头说话，说出商代后期十几位帝王的在位纪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甲骨文100年的研究成果。这很不容易。甲骨文太难懂了，需要进行艰难的破解。

　　正是借助于对甲骨文的破解，一位西方甲骨学专家“在想象中”为我们描述了甲骨文诞生的过程。

　　武丁是商朝后期的一位帝王。他在位第11年的一天，忽然牙疼，颚骨从夜晚一直疼到清晨。他怀疑这是死去的父王作祟，因此决定占卜真相。在夯筑的祭坛上，平放着5块龟腹甲。腹甲的正面，打磨得光洁圆润，像玉石一样，反面却坑坑洼洼，是钻凿出来的孔。一个占卜者手持一条烧红的火棍，刺入龟甲上的一个孔，口中叫道：“牙疼不是父王所致！”助手在旁边挥扇不止，使火棍保持高温，以持续灼烤龟甲。忽然“啪”的一声，最沉默的动物———乌龟发言了：一个“卜”形兆纹显现在龟腹甲上。就这样，卜者将火棍不断刺入孔洞，使它呈兆，直到将5块龟腹甲上所有的孔洞灼完。最后，卜者指着其中的几条卜兆说：“吉！”一直焦急等待占卜结果的武丁王这才感到了解脱：很好，父王与他的牙疼无关！他高兴地让人把这一结果刻在龟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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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约的描述，来自100年来甲骨学的研究成果。它至少告诉我们如下内容：
　　———商代帝王很迷信，自觉有“通天”本领。而商王与神仙“通天”的法器就是龟腹甲。当然还有牛的肩胛骨。
　　———占卜前要对“法器”进行整治，使之正面平滑，反面充满钻孔。
　　———占卜时用火棍灼烧孔洞，利用热胀原理使正面爆出裂纹，这就是“灼兆”。
　　———灼出的“兆”，其裂纹各式各样，这就是神意的显示，是吉是凶，某事能不能做，全在这上面决定。
　　———“兆”的结果，有的要记录（刀刻）在甲骨上，称“卜辞”。

　　据统计，到今天为止，从商代后期国都———殷墟出土的甲骨已有10多万片，其中包含的占卜内容，从国家大事到商王的老婆生孩子问吉凶，无所不包。历史学家就根据这些骨头上的文字，再参照稀少的传世文献，为我们再现商代后期的历史。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要“断”出商代后期十几位帝王的在位纪年，仅有这些成果还不够。“工程”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专设课题，并分4大专题。他们要继续采集甲骨，制成标本，进行科学的碳—14测年，首先“断”出殷墟文化分期和殷墟甲骨分期；然后，还要进行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研究，并根据甲骨文记载的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计算、推定出商后期各个帝王的在位纪年。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这一任务已经达成。

　　但无论如何，甲骨文出土和甲骨学诞生的百年史，是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没有甲骨文，中国的青铜时代便模糊不清；没有甲骨学，商王朝是否存在都将是疑问。我不知道有多少考古学家顶着烈日风霜，挥着小铲子，在殷墟寻找破碎的甲骨；我只知道，仅1928～1937年间，他们便进行过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获得24918片甲骨。我无法统计百年间究竟出版了多少甲骨学专著和论文，但我看着他们在数万片甲骨上拓出的数万张文本，以及一字一句的考释，只有叹为观止。而浏览早年殷墟考古报告，却看不到他们流汗流血吃苦受罪的自况，充溢文字间的，只有科学家们与远古神圣的东西直接沟通的愉悦。

　　在一部殷墟考古图集中，我看到一张照片。那是一辆商代木质马车，很完整，使你惊奇它怎么会在泥土中保存了3000多年。看一篇文章才知道：它的确已在泥土中腐朽了，只留下了点点车痕。于是考古学家用小铲和竹签，把那痕迹从腐烂的泥土中，一点一点地剥剔出来，终于神奇地复原了这辆3000年前商代人使用的完整马车。

　　看着在不到半张纸上写定的商代后期帝王纪年，我想，这“工程”一定比考古学家复原那辆马车还要艰辛，于是在严寒的冬季，感到了一丝科学带来的温暖。

科学不是单行道

　　由4位首席科学家领衔，170位专家（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劳动了4年，取得了22项有显著突破的重大科研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很少见诸传媒。一个原因是，上古年代学过于深奥，记者很难登堂入室。但据笔者得到的消息，几位“攻关不畏难”的记者有个共同感觉：专家们不愿接受采访。而且专家们的口径出奇地一致：“这不是我个人能完成的成果。”

　　想想也对。在古代，以司马迁那样的史才，面对残缺不全的夏商周三代纪年文献，也只好望文兴叹，把难题留给后人。在近代，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史学文学考古学无一不精通，却也在年代学的门坎前止步。这是场“海陆空”外加“电子战”的“立体战争”，就是“千军万马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的赵子龙，单枪匹马也绝无取胜的可能。

　　走进某地方博物馆，迎头便是一幅中国历史年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有的帝王纪年，历历在目。据说那是某位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但也是据说，那是秉承上头的意思创作出来的，就好像创作一部小说，免不了虚构的成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需求这张年表的急切，以及真正得到这张年表的艰难。单个人要制作这张年表，那便只有“虚构”，只有“创作”。

　　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性成果报告·简稿》，有这样一段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言简意赅，探究起来却很不简单。

　　先说“量化”。170位专家，天文学家也好，历史学家也罢，要迈出研究第一步，都需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但前人的“肩膀”是2000年累积的资料大山，一个人搭上一辈子时间，到图书馆“通查”，眼睛像扫描仪，也总有打盹的时候，免不了漏掉一句一行。而科学不允许疏漏，否则就难称“量化”。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设置的首项，便是建立“文献资料库”。一个班子的人马“通查”2000年古籍中的所有夏商周年代、天象资料，并录入计算机。这样，专家们要在2000年的资料中寻找什么，敲一下键盘全有了。但这工作，实非个人所能完成。

　　再说“科学化”。考古学家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东西，骨头也罢，木屑也罢，要断定其年代，必须进行碳—14技术测年。但在过去，测年仪器精度不够，测出的结果，总在正负数十年之间，这就不够科学。因此，工程9大课题的第8项，便是“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但仪器的关键部件要进口，骨质样品要处理筛选，都需要花钱，据说是笔大钱。改进后的测年技术，测试精度超过了3‰，实在让人欢欣鼓舞。这当然更不是两袖清风的专家学者们个人所能承担的。

　　还有就是“多学科交叉研究”。2000年前司马迁写《史记》，虽说有国家图书馆做后盾，但遇到“古文咸不同”的上古纪年文献，剪不断，理还乱，束手无策，丢了拉倒。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一个人再有天才，总不能精通百家之学，我们常说某古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其实是谬赞，是希望。后人的知识不断跃进，但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遇到夏商周断代这样的大事，也很难大包大揽。这样，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各课题组先“内部深入研究”，隔段时间，就来一次跨课题、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桌上还争不清楚，就集合到考古遗址现场，面对实物资料，继续“真理越辩越明”。据统计，4年时间里，这样的学术会议开过37次。司马迁要是活到今天，并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恐怕高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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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特色。说来让人感动，一位工程首席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要在过去，搞这样的断代研究，你刚提出来，就是一场乱仗！说的也是，都是本科研领域的大专家，谁服谁呀！现在，大家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只要你说得对，我就照你的办”，确实了不起。但这更是现代科研的特色：个体作坊式的研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科研要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协同合作，团结就是力量，正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

酬“断代工程”初遂

宋健

　　“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战告遂，新发现不少，收效甚丰，科学界为之振奋，一致推举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学成就。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孔子写“春秋”242年，就战战兢兢，“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马迁称《史记》为“一家之言”，他也没有绝对把握。两千多年，每到一个兴旺的时代，庙堂民间，就有人出来说话，耿耿于怀，不少人为此耗尽一辈子生命。到了20世纪初，在革命洪流中，打倒孔家店，把古代典籍中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泼掉。那种革命的激情，自有他的理由。夏商周距今已三千多年，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研究，一直没有人做过。这次参与“工程”的170多位学者，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主力，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都作出了贡献。领导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齐心协力，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这一工程的实施，受到学界的尊敬和赞扬。北大和社科院考古所的14C测年工作贡献特别大。席泽宗院士花了很多心血，领导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历史科学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界都理所当然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断代工程”意义重大，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科技成就。周谷城先生曾说，“立题本身就是成就，几十年前讲这个问题都不可能”。这件事能够做到今天，离不开科技部、基金委的支持。应该特别感谢社科院的领导和科学家们，因为社科院是主力，承担这个任务很不容易。

　　从长远看，“断代工程”还仅仅是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开端。中国古代史，延伸到远古史，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最近有不少生物学家提出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从非洲来的，那是从分子生物学基因进化分析中进行推理提出的科学假设。也有古人类学家主张亚洲包括中国在内也可能是现代智人的发源地。最近中国科学家在溧阳、垣曲发现了4000万年前的曙猿化石（Eosimiassinueses），比在埃及找到的类似化石还早500万年。原来认为1000万年前的第三纪中生世的猴子祖先的化石，只有非洲发现过。人是猴子变的，我们都是它的后代。现在中国也找到了猴子祖先的化石。近几年，中国科学家还在湖北的龙骨洞发现170万年前人类用过的石器工具。这些新发现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杂志上刊登后，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重视。不用说几百万年以前人类的远古史，就是1万年前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过去认为水稻是从地中海一带传过来的，然而在中国找到了1万年前的稻谷遗存，毫无疑问地证明那时中国已经种植稻了。一万年前，能有人把稻种从欧洲传来东亚，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有人提出中国是水稻发源地之一的假说，至少已有少量事实见证。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来自何处这类远古史问题现在是人类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

　　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新事实，找出新的规律性的东西，提出新理论，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内容。没有年代的历史，等于没有历史，只能称为传说或神话，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古代史。众多的欧洲历史和考古学家一直在研究考察荷马史诗中的历史遗存和作者身世，从传说中找到科学事实，把古代传说中被科学证明了的东西纳入到古代史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研究的主题比荷马时代更久远，因而更有科学意义，任务也更艰巨。

　　二千多年来，研究古代史的人们为追求真理，常孤身奋斗，发奋而为，求留一家之言。“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与过去根本不同。有170多位科学家联合起来，按9个课题、40多个专题展开，分工合作，随时进行综合集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历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众多专家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目标，为一个“工程”而共同奋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比较成熟而容易取得突破的古史问题，较快做出有根据又比较合理的年代学。现在得出的最早的确切的古史纪年要比《史记》的记录前推近800年。

　　全国科学界都热切地注视着工程的进展。老一代科学家们还提出了重要建议：当前最重要的是科学地建立一个古代史框架。全世界都在用公元纪年，至今人们并不确切知道耶稣一定是公元零年生的。自然科学家们认为，以14C测年分辨率来确定古代历史的年代，有10年至20年的精度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定出最可能的年代而标出误差范围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是以概率论为基础依据“置信度”大小来断定某一事实的。这将为以后的研究改进留下很大空间。任何人如果以后发现新的证据，找到更准确的结论，现在认识中有不对的就应该改正，这就是科学态度。

　　很多关心古代史研究的人写信对“工程”给以诚恳指教。我看到，负责工程的科学家们对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垂教表示感谢。也有人对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资格提出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原则问题，很值得讨论。中华民族的历史，应属于各代人民。每代人都有权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和责任去学习、去研究、去发现以至提出新的理论和诠释。历史长河，世代相续。我们走了以后，下一代人就会把这个遗产接过去，成为他们的财富和知识源泉。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不能说上一代人研究过的问题，下一代人不能动。这不能成立。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长期积累，每代人都是科学的主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为科学大厦的壮丽作出自己的贡献。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不认为以概率论为基础的量子力学能正确反映自然规律。他有句名言：上帝不是靠掷骰子创造了世界。但是欧洲当时的青年科学家们坚持研究，创立和发展了量子力学这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成了当今几乎所有科学里的基础科学。原子能、微电子、激光、化工、仪表，以至空间和宇宙科学都须臾离不开量子力学。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总是不断提高的，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和能力推动科学的进步。历史科学也不可能例外。20世纪以前，那时还没有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技术，更没有电子计算机，没有现代科学的条件。例如，那时就无法证明古文献记载的夏初发生过的“星累累如贯珠，焕焕如连璧”这个天文时间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为古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工具，从而作出新的贡献。历史科学也要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前进。再下一代人写中国古代史，会比现在写得更好。应该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学习和研究历史。只要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大家重视、支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历史学家把中国古代史研究推向前进。

　　外国报刊对“断代工程”发表了不少评论，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恶言詈语都有，如有人诬“断代工程”煽动“民族主义”。外国人这么说，我觉得不必太在意。罗斯福夫人爱伦娜·罗斯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只要你认为是应该做的，你就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因为你做他要骂你，你不做他更骂你”。事情真这样，她的观察很准确。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他说是你偷的。发射火箭、卫星成功了，也说是偷了他的技术。如果什么都不会做，那就骂你“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所以我觉得外国人这么说，更不待说有些政客和附势者的恶言，不必太在乎，管他怎么说！曾到北大讲过一年学的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1919年到1921年在北大做过哲学教授，曾对北大的学生说，“中国人要明白，中国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强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如果有一致的地方，那是偶然的巧合。中国人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奋斗，才有出路”（见罗素《TheProblemofChina》，1993）。他讲得可能过于尖锐。我们不能光听别人怎么说，否则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各国近年出版的《世界史》和大、中学使用的主流教科书都说中国的古代史是从商代开始。包括罗素在内，他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真正有纪元的历史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他是取自《春秋》鲁隐公元年，连公元前841年都没提到。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祖先，研究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有什么错误？有些外国自由撰稿人写评论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这种闲言碎语，不屑恤虑，更不可为之心烦。有的人别有用心，不怀好意。也有人是善意，提些建议，我们应该认真听，加强交流，增进理解。

　　作为科学研究，我们应该做的必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这个观念是中国人自己先说出来，外国人再学过去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所以，不管外国人怎么说，自己的研究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对于那些好心提供帮助的人，从科学意义上提出过建议的人，特别对古代史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应该尊重，给予肯定和表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科学道德和科学态度。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付梓出版，中、英文版都应该有。希望主持这项工作的首席科学家和参与课题和专题研究的科学家们，都能撰写综合性和专题性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与全社会分享新知，同时承担责任。

　　“断代工程”是一项科研工程，以学术研究成果形式发表，顺理成章。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支持以后，当可推荐引用。现在教科书中年代学问号很多，可否参照“断代工程”成果改一改，当待智者酌决。

　　古年代学对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影响，早已有目共睹。最近看到一位美国朋友在南京的一个演讲《回忆赛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生动地说明古年代学对社会问题以至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作用。赛珍珠生在中国，曾任中央大学教授，30年代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她在美国费城的一个会上说，“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我在南京教过书，那里有很多朋友。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勤勉奋斗、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知识”。“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在四千六百多年中，中国人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我很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她进一步引申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诚然是错误的。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快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不能这样绝交。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仅十年后，赛珍珠的预言就实现了。她这段话在报章上发表后，当时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定义的黄帝纪元。

年代学对人类和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无论哪个民族，人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前覆后鉴，知故创新。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人类共有的禀赋和文明的觉醒。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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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爱族和念祖之心是人之常情，人人皆有。研究自己人民的历史是科学界的责任和义务，绝无可非。关于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特别希望下一代人，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恤闲言，勇往直前，续攀科学高峰，超过前人，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