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先生离开我们已15个年头。我们常常惦念着他。 去年，我们几个人集体创作《一九三七一十二·南京》的时候，边画边海阔天空地聊。画室的大板上钉着德拉克洛瓦、列宾等中外名作的画片，其中也有蔡老的《延安火炬》。我们的话题，绕着美术史中的大师们，也常绕着蔡老。我们始终想着他，想着他的绘画所曾经给予我们的某种人生与生命的理解。对于他的追怀如此频繁，又如此集中地伴着我们的绘画，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美术的历史中从来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大历史的线索。把握这一线索，我们得以认识历史，切近那一个个时代的真相。另一条是艺术作品自身所构成的历史线索。这种历史线索往往超越特定的大历史框架，在人性隐秘的深处，勾连起最为深刻的心灵踪迹。追寻这一踪迹，我们串联起一个个创造者的灵魂，从而与不同时代的精神世界相照面。 作为艺术的创作者，我们倍加深切地体会到第二条线索中的诗性力量，以及纠结于其中的对于人性的痛切而又复杂的感情。追怀是美术图像心灵阅读的一种特殊方式。借着这种方式，我们得以深入到专业的层面中去，从那语言的性格表情之中，揣测曾经生活的意蕴，体验创作者生命的境域，进而勾连起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心灵关系。上世纪50至70年代，蔡老以历史画创作著称中国艺坛，最具代表性的是《延安火炬》。那跳跃的火炬，那长城一般蜿蜒盘桓的炬阵，那火把映照的欢腾人群，已成中国当代绘画的经典。夜晚的光流，从一边穿过整幅画面，人流火光映衬着生动的形象性格。这让我们想到了伦勃朗的《夜巡》。蔡老喜欢伦勃朗的绘画，尤喜伦勃朗绘画中的调动“光”和用光塑造“形”的方式。这种“光”让照亮的生动凸显，让隐蔽的隐在阴影之中。“光”曾经在西方绘画中体现为宗教性的灵魂开启的意义，又通过伦勃朗的画笔，发显出油性色质的可触可感的真切力量。蔡老在画里大胆地用“光”来构图，让光演化成整一的光流，来照亮暗夜中的人心。蔡老在创作的当年是否真地想到和借鉴了伦勃朗呢？我们未可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被一代代西方大师们开启的光色与构图的方式及其中蕴含的表现的力量，正被蔡亮这一代人活化为民族历史与心灵表达的自觉的语言。 真正使这些艺术的方式活起来的，是另外一种更为深刻的追怀。1955年，蔡老被命运抛到大西北，在祸福难测、前途未卜的时候，就被直接派往延安。正是在那个曾经的革命圣地，那个保存纯朴民风，同时被注入新时代的民生内涵、被寄予淳烈理想色彩的黄土高原，那种纠结着浓浓中国色彩的生活元素深深打动了他。一边是发自“丹田怒吼”的秦腔，久远而深固的“穴居”习俗，朴厚浓重的民风；另一边是一代共和国领袖曾经的神圣居所，那种经常的扭歌游行的宣传队伍。它们交叠在一起，让远离城市生活、因而也逃脱了政治斗争的蔡老，从心里感受到了安生的慰藉。这种慰藉甚至达到一种对这片土地新奇而感恩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蔡老在延安，第一次看到了沿着沟壑山脉夜晚里的“提灯游行”。一个被命运抛向远方僻壤的人如行暗夜，但在那僻壤中重获家园之感的时候，就有如获得明灯。这“提灯游行”不仅是一种新鲜，一种迥异于都市的集体的政治奇观，它还迅速地转化为生存的体验。正是这种体验揪住了蔡老孤独的心，给予他一种向着红色历史追怀的启迪，同时又给予了一种个人的生存救赎与塑造的暗示。于是，他必然地要将这一幕化生出来，让延安的火炬照亮起来。它的意义不仅是延安的精神，不仅是中国人的坚韧、达观、从容的民族精神，而且是困境中的人们求得自新自强的救赎的精神，是借着艺术创作重回生命境域的真正的造化精神。 蔡老在黄土地上20多年，蔡老与农民相对着，与这些莽莽高原上的汉子们相对着，与农民的真实境域相对着，记写眼前真实所见。蔡老画出陕北人的坚实的骨架，画出他们俊朗的面庞，更画出了他们的神情，那种质朴中带着诙谐、谐谑中含着憨厚的神情。在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通过蔡老的素描肖像来认识北方农民的。这也就是说，蔡老的素描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农民的肖像。正是在那种谐谑而憨直的农民的表情中，我们一再地看到了蔡老本人，看到蔡老与我们生活工作在一道的朝朝暮暮，那种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表情，那种彼此交心、心心相印的深沉气息。在绘画高潮来临之时，在恰逢此时的澎湃的心灵追怀之际，蔡老便会悄然地活在我们追怀的世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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