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夫：书法一套名词之“书”义辨正书法一套名词之“书”义辨正（上） 陈捷夫 以散卓活动起家的书法，在唐朝获得专制统治者阶级的青睐，从此就不再鬼鬼踪踪了，而是公开地、变本加厉地继续扩张。“名不正言不顺”。为此他们要为散卓活动“正名”了。那便是通过劫持和绑架“书”概念，对“书”概念进行变相围剿，既为脸上贴金，欺蒙更多的人们，又借此讹乱图书领域和写字领域，一箭双雕。 变相地围剿书概念，最好方法是滥用“书”作名词。不仅书法方面进行大量自我渗透，而且古今字方面也遭到了大量渗透。书法一套名词即是其中之一。书与“书”原是概念明确的两个词，一指书籍，一指书写。一旦到了书法手里，“书”概念却被搞到乱七八糟，仿佛什么都是“书”、什么都可“书”似的，变得繁杂而无序。 “书法一套名词”，这里专指那些既与书法相关、又与“书”相关的各种称谓，诸如“书”、“书法”、“书道”、“书学”、“楷书”、“行书”、“草书”、“法书”、“正书”、“真书”与“百体”之“书”等。本文通过对相关“书”义与词源的辨正，逐一地揭露了书法用“书”作为幌子，进行乱“书”、乱字，以及以“书”反“书”的丑恶行径。 （一）“书” 首先，看一下相关书法文章对“书”的记载。如《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称：“……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又《唐朝叙书录》记称：贞观“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自此，以“书”为标题的文章，如《论书》、《书品》、《书评》、《论书表》、《书旨述》、《书断》、《书议》、《书话》、《述书赋》等，一时充斥。这里的“书”，究竟是指什么呢？ 书，本义为“书籍”，引申义为“书写”。但在书法里扮演了哪些角色呢？在搞清楚书法之“书”概念之前，再看一看相关记载。《笔阵图》记称：“凡学书字，先学执笔。又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再如《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称：“每作一点……每作一横画……每作一戈……每作一牵……每作一放纵……”这里有“书字”、“为字”与“作字”三个提法。“书字”意即“写字”，“为字”与“作字”，则多指繁饰字形过程中的操作特点。 书写文字有一个重要前提，便是用平行运笔法。但书法是完全排斥平行运笔法的，因之可断定书法不是在搞正常写字。书法始终以提按为运笔法，所以说，书法是在“为字”或“作字”，说白了，是在繁饰字体。 正如《书断》曾引南朝萧子良的话说，“王次仲饰隶为八分”。所以说，繁饰字形应就是书法的基本的历史定位。而寓“曲字”、“乱字”于“饰字”之中，则是书法的重大历史使命。由此可见，作为书写意义上的“书”，一旦遭到散卓活动即书法的劫持和绑架之后，其含义即已发生了讹变，也即从“书写”义讹变而成“作为”义，“炮制”义。自此不仅与“书写”分道扬镳，而且站到了“书写”的对立面，百般排斥“书写”，甚至千方百计地试图颠覆“书写”。也即是说，书法借“书”之名，行反对“书写”之实，即以“书”反“书”。 （二）“书法”、“书道”、“书学” 用“书法”、“书道”与“书学”等讹代散卓概称（含活动、作品）既是为魏晋以来散卓活动“正名”的重要名词，又是用于散卓活动的总名称。 “书法”、“书道”与“书学”，分别见于如下相关记载。如《书旨述》记称：“书法玄微，其难品绘。”又如《笔阵图》记称：“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再如《唐朝叙书录》记称：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书学”、“书法”与“书道”等词，均同时出现于唐朝相关文章，可见其时未有正式定名。 从上述看出，书既然是书法借“书”之名，行反对“书写”之实，行“曲字”、“乱字”之实，那么“书学”就是“曲字”、“乱字”之学；“书法”即是“曲字”、“乱字”之法；“书道”即是“曲字”、“乱字”之道，舍此将无从解释。 “书法”一词，出自春秋时期我国古代硬笔文化的一个常用术语，其含义为“记事方法”。据《左传•宣公三年》载，孔子（前551－前479）曾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董狐”，人名，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其中之一，与当时齐国的史官南史氏齐名。他们在担任史官期间，其所记录的言论、事物或事件，都坚持以事实为唯一依据，是则是，非则非，直笔而书。因之深得时人和后人的赞誉和敬仰，故史书上有“南董”之说，成为著名的历史典故。“书法”，这里泛指“记事”之方法。“不隐”，即不隐瞒、不掩盖、不曲解。大意是说，董狐是一名古代优秀史官。其记事方法，是以事实为基本依据，如实记事，秉笔而书，不作任何隐瞒、掩盖或曲解。这便是“书法”一词的基本含义、发源和历史典故。将表示记事方法的书法一词，变成反对写字记事的曲字之法之称，简直就是扭曲与讹夺。 据《辞海•书条》（1979年版，缩印本）所载，“书法”有二义，一指“毛笔书写方法”，另一指“同法书”。这显然是不妥的。笔者以为，“书法”一词之本义既与所谓“毛笔书写方法”毫无关系，又与所谓“法书”毫无关系。 “书”固然通“写”、通“记”等，但“记事方法”与“书写方法”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书法”一词显然不是指“书写方法”。然而，“书法”一词被后人“挪用”于“散卓”活动的代称，含意即完全不同了：它既不表示“记事方法”，又不表示所谓“书写方法”，而是变成“乱字”之法，“曲”字之法。由此可见，将表示“记事方法”概念的“书法”一词，变成“书写方法”，本来就已不妥当的，而变成“毛笔的书写方法”，则更为荒谬了。毛笔运笔有平行法与提按法的区别，前者与书法无关系，后者才与书法有联系，究竟当指哪一种？可见，《辞海》的相关训诂是极其不当的。换言之，将表示“记事方法”的“书法”一词，变成散卓活动的泛称，这其实就是一种扭曲和讹夺。其目的在于淡化“记事方法”，淡化“直笔而书”这样一些既古老又现实的思想概念，继而削弱古代硬笔文化的历史基础。 “书道”一词，可能是对战国诸子百家中某一思想概念的曲解和讹变而来。如《庄子•天道》记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贵”，崇尚。“道”，泛指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这里引申为社会时尚、风气、习俗等。大意是说，为社会上人们所崇尚和追求而价值高于其他事物的，当首推书籍了。这也许是庄子（前369－前286）其人，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重视知识的理性倾向的一次总结，也是庄子重视现实和重视知识的一个重要思想。如果说将“世之所贵道者，书也”提炼成“书道”一词是寓有正面和积极的涵义，那么将“书道”一词用作于“散卓”的代称，则变成寓有“负面”和“消极”的涵义了。换言之，“书道”一词发源于庄子思想，而将“散卓”活动美称之为“书道”，不仅严重地扭曲和扼杀了庄子的相关思想，抵消了庄子思想的相关影响，而且扭曲了书本知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正面作用，贬低了书本知识的实用价值。 此外，“书道”一词似可从李世民“书学小道”句简称而来。但从时而设置“书学馆”，时而又称其作品为所谓“法书”、“真书”看，“书道”一词显然不是出于“书学小道”句了。 “书学”一词，可能发端于隋朝，其涵义当泛指经、史、子、集等，属文科范围。关于这一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李世民口中的“书学”，既称为所谓“小道”，其含义显然与原来不同，而直接成为与“书”、“书法”、“书道”同义的“散卓”代称。这一点，仅从后来改称“弘文馆”为“书学馆”，增加明书为考试科目即可获得证明。将原来通指经、史、子、集即“四部”的“书学”一词，变成继“书”、“书法”、“书道”之后的“散卓”代称，反映了为了愚民，可以不择手段。 值得指出的是，李世民将“书学”一词套在“散卓”活动身上，说明其曾妄想过尝试创立一种所谓“散卓”学说，在思想文化上做些建树，这从其亲为陆机、王羲之两人作传赞的行为本身，即是证明。而唐朝御用文人之所以为“书”大做特做文章，可以说与李世民的荒谬主张不无关系。 从“散卓”、“书”、“书法”、“书道”到“书学”，集中地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取名和更名，频繁、重复，摇摆不定，反映了其项目本身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严重缺乏。除“散卓”一词赤裸裸地过于暴露之外，其余名称皆转向于隐蔽。这一过程反映了其间的策略调整。所有名称都集中地反映了“散卓”和“散书”的愚民策略和用心。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陈捷夫 于 2009-5-4 11:3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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