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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前方士兵寄送慰问袋，是日本的一个民族传统。国内的亲友将日用品或食品、慰问信等，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特殊布袋里，寄送到前方以表示慰问和鼓励。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日军士兵来说，慰问袋是一种精神寄托。 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已经十分困难，日军士兵收到的慰问袋逐渐减少。反战同盟在根据地的军民支持下，开始制作慰问袋。 太行山有核桃，盛产的就是核桃。于是，慰问袋里就装了好多核桃。当时对敌占区的日本人来说，核桃是奢侈品。 这些富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慰问袋，受到日军士兵的普遍欢迎。同时，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特别通行证”和日文宣传单，也通过这种温馨的形式，巧妙地传播到日军士兵的手中。当年，许多日本士兵就是拿着这样的通行证，直接投诚到八路军、新四军中。 时任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长的保谷政治，在中国化名水野靖夫。60多年前，这个名字在冀鲁豫一带家喻户晓。他和支部成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战宣传，令日军十分头疼。 小林宽澄给我看当年给炮楼日本兵看的宣传片什么样 同样让日军头疼的人物还有秋山良照。能写善画的秋山良照，根据日军内部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写日文宣传品。在艰苦的环境下，用极其简陋的印刷工具，仅1942年他编印的宣传资料就多达十几万份。他还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本士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抓住这一有利的新形势，制定出了新的斗争策略。 1942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针对日军内部矛盾，制订了《日本士兵要求书》。《日本士兵要求书》从保障日军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了228条要求，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尖锐矛盾。比如说，反对长官打嘴巴。《日本士兵要求书》很快成为日军中最容易接受的宣传品。此后，反战宣传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人性化。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日军士兵不仅了解了战争的真相，而且了解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中有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组织。更加滋长了厌战情绪。 据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统计，八路军每年俘虏的日军中自动投降和投诚的，1940年仅占7%，1942年增至18%，1943年则达到48%。 据日本防卫厅统计，仅1943年，从年初到11月底，就发生日军投诚事件18起。 据八路军作战参谋部公布，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8年间共俘虏日军6213名，日军投诚数为746名，其中后 3年相应的这两组数字分别为4500名和500名。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始终“以拯救日本士兵的灵魂和生命为最迫切的任务”。面对血与火，他们义无返顾，将生死置之度外。 1944年这里曾经历车桥战役。车桥战役历时8天，毙伤日伪军800多人，俘虏日军24人。这是1944年以前，新四军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在车桥战役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反战同盟战士的名字——松野觉。 松野觉，1918年生于日本广岛。1940年加入侵华日军，1941年12月被俘。曾任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 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正在生病的松野觉，强烈要求到战场最前沿喊话。在阵地上坚持了四天四夜后，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说，我是战士，不是客人。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士就不能离开战场。 在攻克最后一座碉堡时，松野觉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在了战场上。 金野博，又名中野博，1919年生于日本秋田县，1939年8月被俘，1941年6月任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宣传委员，1943年夏任滨海支部支部长。1944年春，金野博在到江苏赣榆县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时被逮捕。他遭到严刑拷打，誓不投降，义正词严地说：“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后被日军残酷杀害。 宫川英男，又名宫川启吉。日本山梨县人，1942年5月被俘，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在宫川英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地很多群众都知道他的故事。1945年6月7日，日伪千余人“扫荡”冀南大峰山一带。在官庄村检查反战工作的宫川英男，不幸被日军包围。宫川英男突围不成，在最后一刻毅然拔枪自杀。 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对我说：我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过的学生，有30几人牺牲在对日作战的前线了。寻找宫川的遗体，保谷政治在场。原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支部长保谷政治向大家回忆：那天下着雨，到处都是尸体，哪个是宫川的尸体分辨不出来，在大雨中，大家一起找，后来终于把宫川的尸体收敛了。 当地老百姓将宫川英男隆重安葬于大峰山烈士村，后移葬于济南长青区烈士陵园。 90岁的小林宽澄和94岁的前田光繁告诉我：在延安工农学校旧址上，有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牺牲者纪念碑。这是矗立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的是当年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反战同盟成员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他们是： 松山速夫 大山邦雄 鲇川诚二 小又长福 吉田武 黑田嗣彦 田中实 醇田嗟产 金 金野博 松野觉 铃 坂谷义次郎日本大阪人 原广见 砂原利男 住野甚七 宫川英男 田畑作造 ……，……。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反战同盟成员开始陆续回国。离别延安时，一封写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告别信。这封信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 信中写道：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致深厚的谢意……。我们报答你们好意的方法，惟一的便是记取你们的教诲，加紧锻炼，力求进步。在前线则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当我们离别延安时，对你们的立誓。 绝大多数的反战同盟成员始终牢记这一誓言，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战争结束后，反战同盟组织随之解散，成员大多数回到了日本，有一部分人，征得其同意，暂时留了下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延安日本工农学校200多名学员中，有100多人到了东北，帮助遣返80万日本侨民。 前田光繁被安排去协助管理一支被八路军接收的日本人航空队。 曾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当时也被派往这支航空队去学习飞行。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这个部队，就是加上我们还有他们。大概收集到日本残留下的，飞机有120多架，还有发动机，有200多台。再就是航材还有一部分。这样以后，就在牡丹江成立了一个航校。 2009年，我和山东画报社的秦超编辑一起，在山东日照，采访过原航校飞行教员王延洲先生。在病床上的王延洲也向我回忆起在那个学校中，有很多日本教官的事情。 原日本航空队共有300多人，航校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日工科，前田光繁任科长，负责日本教官的思想教育工作。 日本教官和年轻的中国学员之间难免有时会产生矛盾。 “上飞机下飞机要敬礼”中国人就不愿意给日本教官敬礼。 因为你是一个日本鬼子。所以，要做中国同志的工作。 正是在原反战同盟成员的反复教育说服下，以严谨著称的日本教官，帮助新中国培养出了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林虎、李汉等第一代飞行员。 遇到发生矛盾的问题，前田光繁和原反战同盟成员就反复地做日本教官的工作，纠正其打骂恶习，保证了教与学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段历史，前田先生始终认为，反对和制止战争，要靠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只有具备了自卫能力，中国才会不再被帝国主义欺负。强大的中国，是亚洲和平、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前田先生是1958年最后一批回到日本的反战同盟成员。 河北党史研究室对前田光繁的采访，和前田光繁本人口述：“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前田回国后，曾一度受到警察盯梢，也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老年后难以享受基本的福利基金，直到今天仍在清扫公园。” 我个人对河北党史研究室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在日本国生活过多年，在日本国，只要有工作，就可以养活一个人；就可以有医疗保障。比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万人到日本国去留学，开始不都是贫困的学生吗？ 前田光繁说，在日本，生活虽然清贫，但有他的工作。他要把自己的反战信念坚持到底，时刻警惕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也是许多当年反战同盟成员的共识，他们组织起来，纷纷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书，并到处演讲。 前田光繁这么说，让我感觉到他像老八路；或者，像文革中正在受冲击的老干部。 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告诉我：八四友会，意思是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他们都是八四会的成员。两位老人说：当年的反战同盟成员仍然采用这一富有凝聚力的称谓，继续着各种反战活动。只是年事已高，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我在日本国生活多年，日本国首先是民主社会。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原日籍八路佐藤猛夫是“八四友会”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这个战友会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再次踏上悲惨的战争之路。反对当局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 香川孝志回国后，与前田光繁合写过一本本书。他说，要使日本真正繁荣，只有巩固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他把反战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 在日本，保谷政治也出版过图书，保谷政治也在回忆录中说， “我对自己在青春时期度过的反战历史的一页，至今并不感到有丝毫的悔恨。”“由衷地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够从我们这些人当年所经历过的烦恼和苦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来正视现实”。 日本战后，由于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右翼势力时有抬头，我们很难想像，他们经常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奔走呐喊；战后的世界，风起云涌，中国也曾经历跌宕起伏。是以怎样的一种信念支撑自己，坚持反战的呢？ 反战同盟的成员回国以后，他们被日本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他们在战后长期的日中友好运动中，又成为日本和中国友好的中坚力量和桥梁。 这批反战志士始终在为反对军国主义复活而奔走于日本各地。在他们的努力下，纷纷成立了椰子实会、日中和平友好会、航七会、四川会、延安会等组织。他们著书立说，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的战争罪行，呼唤人类永久和平。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包括一些侵华老兵，开始对那场罪恶的战争进行深刻地反省。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名，其中有1200多人参加了反战同盟。 本文参照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从鬼子到八路》。本人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顺便说明，我方军曾经给他们介绍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本多立太郎等人采访。 本文照片，参照了《中国抗日战争图鉴》。 2010-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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