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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修武县志》记载：1750年，四十岁的乾隆皇帝沿太行山西行，途经河南修武县，当他得知这里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聚会的地方时，不禁大发思古之幽情，挥笔写下了《七贤诗》：
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
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
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
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自负的皇帝，对这七个古人感怀不已？
其实，“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由于他们曾经在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
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名称开始流传开来。
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逐渐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士人精神理想的象征。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名士走进“竹林”的呢？
关于这个事情，还要从汉朝末年说起。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经过二十余年时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
同年十月，曹操的儿子曹丕强迫汉献帝以“禅让”的名义退位，自己登基称帝。
226年，当了七年皇帝的曹丕病故。
临终前，曹丕委托司马懿和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真等人共同辅佐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
在中国，司马懿几乎是人所皆知的名字。 公元179年，他出生在河南省温县的一个世家大族。
司马懿出山后，在抗击东吴、蜀汉等战争中屡建奇功，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臣和谋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出色表现有着详尽的描写。
239年，曹睿去世，八岁的曹芳继承皇位，改元正始。由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辅佐。
作为三朝元老，谋略和声望都远在大将军曹爽之上的司马懿，用装病来麻痹对方。而暗中却等待时机，准备给予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
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为了免遭杀戮，许多士人不得不躲避于山林。随之而来的，是玄学的盛行。
所谓玄学，就是老庄之学。魏晋时代玄风盛行，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局不稳，在改朝换代的变动中，士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有干系者，往往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因此，如何避免受害和保全自身，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而老庄的“贵无“思想，恰恰有助于他们，对这一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解决。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总结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魏晋思想家不得不援老庄方外之观以自慰，而其流遂漫衍矣。”
而与玄学相伴相生的，是清谈之风的兴起。
著名学者林语堂说道：“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这是人权被剥夺时，社会必有的反应，古今同然。”
史料记载，曹芳在位时的正始末年，也就是公元248年期间，嵇康、阮籍等七位名士，经常聚集在当时河内山阳的一片竹林里。
他们远离仕途，崇尚老庄，在竹林中谈玄论道，纵酒行乐，过着潇洒飘逸的生活。
嵇康是七贤中的代表人物。生于公元223年。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县人。
还在嵇康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靠母亲、兄长抚养长大。
在讲究相貌风度的魏晋时代，他是人们公认的才貌出众、气度非凡的名士。
嵇康不仅长得出众，在哲学、文学、音律等方面也很有造诣，弹琴的技艺深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嵇康又善书画，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著作《书断》中，将嵇康的草书列为妙品。
作为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的名士，嵇康明白自己很容易招来司马氏的猜忌。
他觉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动者多累，静者鲜患”。于是就“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
于是，嵇康离开朝廷，在河内的山阳一住就是20年。
据考证，山阳就在今天河南省修武县一带，它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山，因在山的南麓而得此名。
在河南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内的百家岩，沿着古塔东面的山路前行百余米，有一块宽约三十米、长一百米的平缓地带。
从前人留下的碑记石刻中得知，这里就是竹林七贤的聚会地点之一。
百家岩所在地的云台山，总面积约190平方公里，景色秀丽。对于崇尚自然的嵇康来说，把家安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了。
同时，云台山距离当时的都城洛阳只有二百多里。修建有贯穿全国的古驿道，交通十分便利，在这里可以听到朝廷很多消息，因此，对于那些出仕是为了入仕的士人来说，是很好的隐居之地。
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居住在山阳的嵇康，爱好《老子》、《庄子》，鄙弃礼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虽然隐居在云台山的百家岩，但名声还是远播在外。
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都先后到这里与他结交，于是，就有了七人的竹林之游。
同嵇康一样，阮籍也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10年，河南尉氏县人。
阮氏家族世代儒学，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善解音律，曾经做过曹操的僚属。
受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阮籍从小就有奇才异质，显得与众不同。
《晋书》本传说长大后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阮籍的散文写得很出色，他尤其擅长诗歌创作。
作为名士的阮籍，自然是官场拉拢的对象。
大约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前后，久闻阮籍大名的太尉蒋济，准备让他做自己的下属。
阮籍听到消息后，写了一篇《奏记》，称自己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婉言谢绝。后来，在乡亲和亲属的劝告下勉强就任。但是，不久他还是辞职了。
正始八年，阮籍又做了朝廷的尚书郎。但“少时，又以病免。”
可是，没过多久，阮籍又接到大将军曹爽的征辟。
《晋书》本传说：“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这个举动，为他以后被司马氏看中，埋下了伏笔。
拒绝曹爽征辟的阮籍，每天“弹琴长啸”。他或者“游行丘陵，终日不返。”
在与嵇康结识后，阮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欣然开始了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当中，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
阮咸，字仲容。他为人放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阮咸和他的叔叔阮籍一样，都鄙弃世俗。《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他的有趣故事。
据《晋书·阮咸传》记载，有一年七月七，住在路北的阮家，家家都竖起了衣架，挂满了绫罗绸缎，十分张扬。
住在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竖起了几根长杆，把当时名为“犊鼻褌”的粗布短裤，找出来挂在了上面。
而阮咸却振振有辞地说，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这天晒衣服，我也不能免俗，就把这些衣服拿出来晒晒，又碍着谁了呢？
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的要数山涛，参加竹林之游时已经四十三岁。
山涛，字巨源，河南省武陟人。《晋书》本传说他：“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
《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人这样评价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同阮籍一样，走进竹林之前，山涛也经历过官场，做过河南从事。
结识了嵇康和阮籍之后，山涛深感荣幸。
他曾经对妻子韩氏赞叹道：“此生只有他俩可以做朋友。”
《世说新语》记载，之后，山涛的妻子对山涛说，他们的才智远远超过你，你只能以度量和他们交朋友。山涛赶紧回答说，他们也认为我以度量见胜。
然而，走进竹林中的山涛，对《老》《庄》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是口头谈谈而已。
《晋书》本传记载，山涛为布衣时家中贫寒，妻子常有怨言。山涛说：“且忍饥寒，我后当做三公，不知汝堪做公夫人否？”可见，山涛对做官早有盘算。
山涛还和司马氏有着亲戚关系。
当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政权时，他摸不准形势，不知道谁胜谁负，因此逃离了官场，走进了竹林。
但是，对钟情于仕途的山涛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
竹林七贤中有一位是山涛的同乡，姓向名秀。
向秀，字子期，擅长诗赋，曾经注过《庄子》。
据《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竹林七贤中，还有一位以嗜酒著称的人物——刘伶。
刘伶字伯伦，安徽人。他爱好《老》《庄》之学，为人通达诙谐，胸襟开阔，不拘小节。
《晋书》本传说刘伶身高六尺，仅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四十五。人矮小，其貌不扬，好饮酒。
至今，民间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喝酒的逸闻趣事。
刘伶平常沉默寡言，不轻易与人结交，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
但自从遇到阮籍、嵇康后，刘伶觉得与他们情投意合，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的行列。
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是王戎，参加竹林之游时只有十五岁。
王戎字濬冲，他的老家在山东临沂。
《晋书》本传还记录了王戎一个故事。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曾让人弄来一只老虎，关在京城洛阳宣武场的栅栏里。
年仅七岁的王戎，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当勇士断掉虎牙之后，老虎疼痛难忍，怒吼震天，扭转着身子，拼命地冲撞栅栏，仿佛就要破栏而出。围观的人全都惊呆了，有的四处奔逃，有的瘫坐在地上，宣武场上一片混乱。
但是，只有王戎纹丝不动，神情自若，看得津津有味。
坐在门楼上的魏明帝曹睿，见到这个小孩如此出众，不仅暗暗称奇，连忙派人前去打听他的姓名。
王戎的大胆镇定，因此为人所知。
王戎参加竹林之游，得益于阮籍。
还在阮籍做尚书郎时，就知道他的朋友、同样做尚书郎的王浑，有一个被称为神童的儿子。
阮籍比王戎大二十来岁，他们能在一起长谈，可见王戎有高超的言谈本领。
可是，参加竹林之游不久，阮籍就发现王戎有世俗之气，便找机会对他挖苦调侃。
有一次，嵇康、阮籍、刘伶等人在竹林中畅快地饮酒。
等了很久，才见到王戎的身影。
看到姗姗来迟的王戎，阮籍戏谑地说道：俗物又来扫人的兴！
王戎也不示弱，他微笑着甩过来一句话：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能扫你们的兴呢？
就这样，这些志趣，出身、经历并不相同的七位名士，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一起走进了幽静的竹林。
七贤在竹林中尽情地展露真性情，琴声、笑声时常回荡在百家岩的上空。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49年正月，一个发生在京城洛阳的事变，将改变竹林七贤的命运。
公元249年的冬天，竹林七贤聚会的云台山一片肃杀，天气寒冷异常。
史书记载，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离百家岩二百里远的洛阳打开了城门，小皇帝曹芳要到城外的高平陵，为他的父亲魏明帝曹睿扫墓。
让曹爽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刚出了洛阳城，一直装病在家的司马懿立即跳下床铺，实行早已拟定好的计划。
司马懿乘京城空虚的大好时机，迅速派兵占领洛阳各要地，关闭了城门，截断了洛水浮桥，堵住了曹爽的回城之路。
最后的结局是，曹爽和他的重要成员，被司马懿杀害并诛灭三族。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的权柄，落到了司马氏家族手中。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明白，他的统治，毕竟离不开士人的支持。
因此，那些与曹爽没有太多关联的士人，特别是享有盛誉的名士，成为司马懿积极笼络的人物。
在司马懿笼络的名士中，就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
在司马懿看来，在云台山百家岩的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论道、抚琴吟诗的阮籍不但是名人之后，还是著名的才子，文采不亚于其父阮瑀，有很重的份量。
最让司马懿看中的是，阮籍曾拒绝曹爽的征召。这在他看来，阮籍没有倒向曹氏集团。所以，自然成为他拉拢的对象。
这一年，四十岁的阮籍不得不走出竹林，担任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从此，阮籍过上了“朝隐”的生活。
公元251年的8月，七十三岁的司马懿病故。由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接班辅政。
阮籍继而又成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此时，司马氏的权势日益膨胀，篡夺曹魏天下的企图“路人皆知”。
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企图除掉他的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新的君主。
曹髦继任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
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也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作为大将军府里的幕僚，阮籍目睹了司马氏的狠毒和阴险。他知道自己与虎狼为伴，必须小心谨慎。
《晋书·阮籍》传中说，司马氏的亲信钟会曾多次拜访阮籍，询问他对时事的看法，目的是寻找机会、罗织罪名。
阮籍自然明白钟会的用意，他或发言玄远，对时事不加评价，或大醉不醒，终于免遭陷害。
司马昭是司马师的弟弟。255年，司马师病死后，由他继任大将军，总揽朝政。
就在这一年，担任散骑常侍的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要到外地去做官。
他向司马昭说，我过去到过山东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想到那里去做太守。司马昭高兴地答应了。
于是，阮籍就骑着毛驴到东平上任去了。
这就意味着，阮籍原来由司马氏的属官，而转变为皇帝的臣属。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按照职务的要求，担任散骑常侍的阮籍，就应该竭诚地为曹魏皇帝服务和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对立面。
这对阮籍来说，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知道了这个背景，就知道他去东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
司马昭也担心，阮籍真的和曹魏王室绑在了一起。因此，对于阮籍到东平赴任的请求，他自然表示欢迎。
《晋书·阮籍传》记载，见到从东平归来的阮籍，司马昭十分高兴。把阮籍安排到自己身边，让他重新做了从事中郎。
谁知没过多久，阮籍又主动向司马昭提出做步兵校尉，其原因又是何在呢？
《晋书》本传记载的是：“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照此说来，阮籍出任这一职务的目的，是看中了那里储藏的美酒。
作为曹操故吏的后人和有正义感的名士阮籍，对曹魏王室在司马氏父子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日趋衰败，一蹶不振的局面，从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和怜悯之情。
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阮籍既要保持那份正直与良知，但又不能抒发心里的爱与恨，因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
于是，阮籍以游戏、放诞的方式开始了官场生涯。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窃取了朝中大权。当时的朝廷主人虽然姓曹，但实际的权柄却由司马氏一家掌握着。
为了统治人心，司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号，提出以“孝”治理天下。
公元256年，阮籍的母亲去世了，他是怎样表现的呢？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听到噩耗，跟他对棋的人赶紧说不下了。
《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将要下葬时，阮籍蒸了一头小猪，喝了二斗酒之后，才去向母亲做最后的诀别。
接着，他举声一号，又是吐血数升，以致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出殡之前，一个叫裴楷的官员前去吊唁。按照礼法，作为孝子的阮籍必须陪同他一起哭泣。
可是，阮籍散着头发，叉着两腿，坐在床上，一声不吭。
裴楷只管按照礼仪的规定，独自一人哭悼阮籍的母亲。
阮籍的母亲死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
嵇喜在朝为官，在阮籍的眼里是礼法之士，所以，阮籍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弄得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
等到嵇康带着酒，拿着琴前来吊孝的时候，阮籍十分动情。马上露出黑眼珠，热情地迎了上去。
阮籍在居丧期间违背礼教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一些礼法之士的反感。
阮籍的行为，任诞不羁。虽然有悖于名教和司马氏所提倡的“孝”。但他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他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品评，对司马氏的政权，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也是司马氏所以能够容忍阮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的原因所在。
就在阮籍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曾经在云台山百家岩聚会、竹林七贤中的的王戎，被司马昭征为相国掾。
为了保全自己，减少政治冲突带来的危害，《晋书》本传记载他为官时“与时舒卷”、“与时沉浮”，不大过问政事。
王戎的这种为官态度，是他处在危乱之世、旨在避祸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韬晦之计。
学者们研究发现，在竹林七贤中，像他这样采取韬晦之计的，是一种普遍现象。
据史书记载，王戎把日常事务都放权给下属。他自己却穿起便装，走出家门，骑着小马，到处游山玩水。
同阮籍一样，王戎在居丧期间，不拘礼制。依然喝酒吃肉，
他走出灵堂观看别人下棋。
王戎在母丧期间的做法，有人说，他是在模仿阮籍。从思想上讲，王戎是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的。那么，他不拘礼制的表现，可理解为是崇尚自然思想的反映。而他容貌毁悴的至孝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信奉儒家礼法的。
在竹林诸人中，王戎最佩服的人是山涛。
《世说新语》记载，王戎曾经这样赞誉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其名器。”
虽然，山涛在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饮酒，但是，他会经常眯起双眼、看山云翻滚。
他的耳朵，时常都在注意来自京城洛阳的消息。
由于当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不知“鹿死谁手”的山涛，
只好放弃官职，隐居在竹林中观望形势。
高平陵事变后，局势明朗。山涛主动离开竹林到洛阳找司马氏求官。
当时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热情接待了这位表亲，并用玩笑的口吻说道：“吕望欲仕乎？”
司马师说的吕望，就是商朝末年的姜太公。
相传他垂钓于渭水之滨。八十岁遇见周文王以后才步入仕途，终于找到了一展雄才大略的机会。
走进官场的山涛谨慎勤勉，深得司马氏信任。
公元264年，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西征平息叛乱。
当时，曹操的后人、魏氏诸王都居住在邺城。司马昭担心他们会趁机闹事，就让山涛担任邺城的行军司马，并派出五百名士兵镇守。
出征之前，司马昭嘱咐山涛说：“西边的事我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
待到司马昭西征归来，邺城果然平安无事。
于是，司马昭对山涛也就更加信任倚重。
山涛担任过的一个重要官职是尚书吏部郎，职责是为朝廷选拔官吏。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来年。
虽然，山涛曾经一度步入百家岩的竹林中，和嵇康、阮籍等人谈玄论道，但他真正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孝，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说，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山涛立即告假回家。看见面容憔悴、病重卧床的母亲，山涛失声痛哭。责怪自己没有尽到孝子的责任。
山涛整天守护在母亲身边，喂汤喂药。
连给母亲做的饭，他都要亲口尝一尝，看看香与不香。
《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去世之后，山涛虽“年逾耳顺”，但“仍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
山涛还准备在坟墓旁边结庐而居，为母亲守墓。这与阮籍、王戎居丧期间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山涛不是没有看到司马氏的劣行和朝中的凶险，他想借母丧的机会告老还乡。没想到他的请求被朝廷驳回。
山涛的家乡河南武陟县，距离他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只有四十里。
一旦想起在竹林中聚会的美好时光，他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嵇康弹琴的身影
向往自然、淡薄名利、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对着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抚琴自娱。
史书记载，嵇康的琴艺超伦，负有盛名。
嵇康最喜爱弹奏的是《广陵散》。
《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够得到它，还有一个故事。
《广陵散》声调绝伦，不同凡响。客人弹奏完毕，便将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临别时，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将这首曲子传给他人 。
于是，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弹琴的技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
他撰写的《琴赋》，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东晋时，人们已将它作为音乐之赋的写作参照尺度。
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功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仿佛气息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的问题上，嵇康以为音乐本身并不蕴涵快乐与悲伤。
嵇康对琴情有独钟。他不但经常弹奏和吟诵，还在《琴赋》的序言中强调：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赋予了文人闲雅超逸的精神追求。
因此，琴，在后代诗歌绘画中出现时，往往和飘逸宁静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也是文章大家。流传至今的有十五篇。
箴，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
嵇康撰写了一篇《太师箴》，并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的衰败，进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规劝。
嵇康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上古社会民风淳朴，君主寡欲少私，清净无为，而万民则自足自乐。
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
于是，后世的统治者就试图用倡导仁义来改造社会。
嵇康认为，好的社会形态是保持“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谐关系。
嵇康的《释私论》，也是针砭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
针对当时的伪善风气，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找出回复人之真性的道路。
嵇康的“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回复到自然的本性，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在触景而行、任心而动中体现善的准则。
但是，在一个崇尚名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里却有着充分的理由。
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虚名。 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
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
同嵇康一样，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进入朝廷做官。
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地孤独和苦闷，使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诗作中，反映了这种心境。
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
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
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在春秋末年。
他见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
这首诗，明确表示了阮籍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士的决心。
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又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
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充分体现。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
最后，阮籍这样总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达庄论》中，又一次写到了一位逍遥在神游境界中的老庄式人物：
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
先生以为“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
《达庄论》中的先生具有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无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这种思想带入了他的散文创作。
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玄学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的解放。
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之外，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等篇。
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的痛苦转变过程。
同阮籍一样，嵇康也写过一篇名为《卜疑》的文章， 文章里的“弘达先生”，也是一位虚拟的庄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达先生”没有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虚幻飘渺的神采。
嵇康、阮籍创作中的玄学化倾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内心十分痛苦。
《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一个人驾着车子，载着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直到走到路的尽头，再也无法前行了，他开始走下车来号啕大哭，哭够了，才按照原路返回。
于是，阮籍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
专家考证，中国的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年。正始年间玄学产生后，酒就开始普遍进入士人的生活。
竹林七贤和酒密切相联。他们聚会在竹林，肆意酣畅。
而在七贤中以饮酒闻名于世的，还要数刘伶。
关于刘伶的好酒，可以从这幅古画中窥见一斑。
画的作者是唐代的孙位，画名为《高逸图》，右上角的题识为宋徽宗的墨迹。最早著录于《宣和画谱》。
近人研究发现，此画所绘内容，正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画中的刘伶，正回头准备漱口，而双手仍然端着酒杯，似乎对杯中之物恋恋不舍。
学者研究发现，刘伶是把酒后的玄意写入散文的第一人。
学者们认为，竹林七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的影响而言，则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情趣上。比如中国文学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传神之美。都与竹林七贤密切相关。
竹林七贤中另一位以饮酒著称的人物是阮咸。
阮咸虽然在文学上没有高深的造诣，但却“妙解音律”，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
阮咸不但“妙解音律”， 还善弹琵琶。
阮咸在那个年代里发明的琵琶，一千多年来，一直给人们带来快乐。
史书记载，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也是一位写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涛集》，可惜今已不存。
魏晋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学的追求、放达的行为反映到书法上，就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期。
从此，中国的书体从单一的篆隶，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功绩。
他们的书法放任、洒脱、飘逸，如行云流水，鲲鹏展翅。
字如其人，透过墨迹，人们看到了他们“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论道：“这种高超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其中，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称道。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论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们难以想象，在充满杀戮与残暴的魏晋时代，却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士人，他们用智慧和情感，开创了深奥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诗歌、书法等艺术。
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中，去寻找生命的真我，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
在竹林七贤中，最能代表玄学人生旨趣的是嵇康。
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而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世俗之外、自由闲适的恬静生活。
因此，当阮籍、山涛走进司马氏掌权的朝廷做官之后，嵇康仍然隐居山野，坚守在竹林中。
史书记载：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除了弹琴自娱之外，还和竹林七贤中的向秀，经常在自家门前支起炉灶、打铁为乐。
嵇康虽然家中贫寒，却从来不收取金钱。
嵇康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吕安。
吕安，山东东平人，他气概不凡，不喜仕宦。
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嵇康与吕安交情很深，每当他想念吕安的时候，即使相隔千里，也要立刻坐车去拜访。
后来，把嵇康看成知己的吕安，干脆从东平迁来山阳，与嵇康朝夕相处。
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隐居在山林，也会被打扰。
嵇康正和向秀在门前打铁，他们一个人扶砧，一个人抡锤，干得叮当作响，十分热闹。
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贵公子钟会。
史书记载，钟会曾经撰写过《四本论》，书中讨论人的才干与性格的同、异、合、离问题。
此时，只比嵇康小一岁的钟会，担任朝廷的司隶校尉。
《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对前来拜访的钟会不理不睬，“锻而不辍”。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嵇康的傲慢，给钟会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热衷于打铁的嵇康和向秀，闲暇之时，还对养生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这是一组典型的辩论文章。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是嵇康、向秀玄学清谈的真实记录。
嵇康对那些长生不死的神话并不真正感兴趣，而是关注如何通过养生来延长寿命。
在嵇康看来，一般的人是由于疏于保养，所以不能够达到神仙的境界。
嵇康以为，人世间存在着“特受异气，禀之自然”之人，这类人活千岁不难指望。
他的理论是，人要长寿，既要养形，又要养神。
嵇康相信，在自然界里，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药物，能延长人的寿命。然而，许多人只知道食用五谷，而没有认识到这些药物的作用。或许知道了也不能坚持服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把养生的见解写成了文章的嵇康，还身体力行。
嵇康的山间别墅，在云台山下的百家岩。
云台山峡谷幽深，人迹罕至，自古以来就是道家、高僧的修行之所。
同时，云台山山林茂密，药材众多。
《晋书》本传记载：为了养生，嵇康时常到深山采药。并服食一种叫“五石散”的药物。
鲁迅先生考证：五石散包括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等。
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服用“五石散”，一是为了延年，二是暂时忘却精神的痛苦。可是，让大名士嵇康苦恼的事还是接踵而至。
公元255年，司马昭想起了隐居的嵇康，想把他征召到朝廷装点门面。
厌恶官场的嵇康得到消息后，只好离开竹林，躲到了河东，一走就是三年。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讲究服食养生的嵇康，在大山里遇到了隐士王烈。于是，就有了他们交往的记录和传奇的故事。
王烈，河北邯郸人，他常年在太行山一带的深山里修行，研究养生之术。
据记载，当时已经三百多岁的王烈，看上去却像一个青少年。
嵇康与王烈相识后，十分高兴，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到山里采药。
258年，躲避官场的嵇康，还在大山里遇见了另外一个大隐士孙登。一些史书也记载了他与孙登交往的逸事。
嵇康与孙登相处长达三年，可多次向他请教问题，孙登都不予回答。嵇康时常为此叹息。
孙登接着告诫嵇康：你有才能，却缺少远识，要在当今之世免除灾难是很难的。今后你要谨慎做人，一定要少发表议论。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孙登的确有先见之明。
公元261年，在朝廷担任吏部郎的山涛，将升迁为散骑常侍。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
山涛不由地想起了仍在百家岩隐居的朋友嵇康。
山涛清楚，在247年，嵇康娶了曹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后，被朝廷“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但这只是一个闲职而已。
有人认为，山涛是考虑到嵇康的名气太大，如果再不出仕，会引起司马昭的猜忌，有性命之忧。他推荐嵇康做官，是对嵇康的保护。
不过，也有人认为，自从山涛走出竹林进入仕途后，很快就成了司马氏的宠臣和心腹。
他那块竹林名士的牌子，不仅能招徕热衷清谈的士人，还可以分化那些依附曹魏的名士为司马氏所用。
因为山涛知道，嵇康不会出来为司马氏服务，更料定他会“标不屈之节”来回绝。果然，嵇康这样做了。
得到这个消息，嵇康决定给山涛写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的题目就叫《与山巨源绝交书》。
信中写道：足下举荐我做官，恐怕不是想要真的抬举我，而是因为足下独自做这样的官感到害臊，所以要拉我去做你的助手。就像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独自屠宰下去了，要拉一个祭司去帮忙一样。
在绝交书中，嵇康一一列举出自己难以做到的、官场上的“必不堪者七。”
接着，嵇康又说明了自己不能进入官场的“甚不可者二”是：每每非议商汤王、周武王而鄙薄周公、孔子，为礼教所不容，此为甚不可者一；
性情刚直、放肆直言，遇事便忍不住，此为甚不可二也。
因此，嵇康责怪山涛不了解朋友的天性，强人所难。
嵇康表示自己“愿守陋巷，饮酒弹琴，教养子孙，也绝不出来做官。”
《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也是一篇拒绝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书。为嵇康被杀害埋下了祸根。
不久， 一个让司马昭捉把柄的机会到来了。
嵇康的好朋友吕安的妻子，被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吕巽，用酒灌醉后奸污。
可是，吕巽却做贼心虚。他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以虐待老母亲的罪名，把吕安告上了法庭。
吕巽的禽兽行为，让“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拍案而起，他愤然写了一封给吕巽的绝交书。
嵇康的绝交书写得极其悲愤，他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而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
可是，当时担任大将军司马昭相国掾的吕巽却毫无悔改之心。在他的蛊惑下，吕安获罪，并被判发配边疆。
吕安的内心激愤难平，他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踊”，“披艰扫难、平涤九区”的词句。
这样的文字，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扫平司马氏政权”的意思。
在司马氏专断独行、满腹猜忌的魏晋时代，这样的信件很容易授人以把柄，招来司马氏的嫉恨。
现在，轮到司马昭给嵇康判罪的时候了。
司马昭心里也明白，他们父子提出以孝治国，只不过是用来篡夺曹家政权的一个幌子而已，其实，对于孝与不孝，司马昭自己并不在意。
司马昭在意的，是嵇康的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司马昭看来，这是一封与他决裂的公开信和挑战书。嵇康在绝交书中把官场仕途说得一无是处，这等于是对他把持朝政的不满和攻击，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正在这时，钟会求见司马昭。
自从拜访嵇康受到冷遇后，钟会一直怀恨在心，这时他便趁机跑到司马昭面前进谗言。
钟会接着对司马昭说，您知道嵇康给山涛写绝交书的背景吗？据我了解，嵇康想帮助别人谋反，由于山涛反对没能成功。因此，他才与山涛绝的交。
钟会列举了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名人的例子之后，建议说：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的。现在如果不除掉嵇康，将难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听了这些谗言，司马昭勃然大怒，决定杀掉嵇康。
但是，没有想到嵇康非常不给面子，竟然写了一封绝交书，把他的态度公示天下。
嵇康在绝交书中，还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一下子就更刺到了司马昭的痛处。
嵇康、吕安最终被判死刑。
在监狱里，嵇康浮想联翩，想到孙登的嘱咐，他不免有些懊悔。
自知难于免祸的嵇康，在监狱里给十岁的儿子嵇绍写了一篇《家诫》。
在《家诫》中，他嘱咐儿子说：
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
不要强劝别人饮酒，也不要力拒别人的劝酒；
人们的闲谈，大可不必介入；
官长的家不可常去，也不可留宿；
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告密的嫌疑……。
教导孩子如此琐碎，与秉性高傲的嵇康判若两人。
262年8月的一天，嵇康被带到了刑场。
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嵇康镇定自若，神色不变。
他环顾日影，见临刑的时间还没到，就要来一把琴，当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
弹奏完毕，嵇康感叹道：“早先，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学习这支曲子，可我始终不肯教给他，《广陵散》从今绝矣！”
说完，引颈受刑。
史书记载，嵇康被杀，“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就这样，一代名士嵇康悲壮而又潇洒地、走完了四十岁的人生历程，他给世人留下的是千古绝响。
公元262年8月，伴随着一曲《广陵散》，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是如何呢？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
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
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与臣僚在府中议事。
《晋书》本传记载：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传说尧帝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他俩不接受，就逃到箕山隐居，因此，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
向秀回答：“巢父、许由是狷介之士，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钦慕和效法”。
向秀的这番回答，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
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
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个“朝隐”之士。《晋书》本传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
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又仿佛看见了嵇康、吕安等人的身影。
272年，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四十五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
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墓冢依然醒目。
嵇康被杀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
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阮籍知道，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离改朝换代的日子就不远了。
一个叫郑冲的官员提议，《劝进表》由大名士阮籍执笔。
最后，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原来，他只顾喝酒，竟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
来人赶紧叫醒阮籍，说《劝进表》等着急用。
其实，阮籍心里不愿意写《劝进表》。想用醉酒的办法搪塞过去，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
于是阮籍带着醉意，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好了《劝进表》。
司马昭看了《劝进表》后，满心欢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
写了《劝进表》的一两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五十四岁的阮籍，在痛苦、失望、忧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
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 ，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咏怀诗：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叟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去世两年后，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
四个月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然后，率领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了隆重的“受禅”典礼。
司马炎登帝位，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随着司马炎登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官也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
山涛为官清廉。他虽然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
283年秋天，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
山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潇洒地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知道他“得以寿终”。
《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机应不差。”
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但是，他依旧嗜酒如故。
刘伶整日喝酒，不谋其政，每当朝廷询问时，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
最终，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
据有关资料记载，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开酒店做起了生意。
“桑古寺”靠近古驿道，加上刘伶酒名远扬，善于经营。因此，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生意兴隆。
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刘伶村。”后来，又更名为刘固堤村。
大约在公元300年，八十岁的刘伶病逝。
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游。自从他们两个逝去，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
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
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游”。
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
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
东晋思想家、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
鲁迅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得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
认识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
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
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无羁，破坏了纲常 ；
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
“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
鲁迅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
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
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
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
南北朝之后，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
在后人的歌咏中，他钟情山水，饮酒弹琴，不受羁绊，不肯随俗，桀骜不群。成为高士形象的代表。
杜甫在《入衡州》一诗中写道：
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
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
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
陆游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
华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懒为妨。病于荣宦冥心久，老向端闲得味长。
似水流年，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经演变为“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影响着后人。
在魏晋士人中，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嵇康。
嵇康正直、刚毅、高傲、反叛，不肯随俗。在他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913年，鲁迅开始重新修订《嵇康集》。
他历时二十多个春秋，参考多种版本，经过数十遍的校对，终于使《嵇康集》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
鲁迅校订《嵇康集》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文学的地位。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今天的人们该怎样评价和看待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呢？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提出、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并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
但是，如果将它们强调到极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使人们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
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
可以说，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本质上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
当然，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竹林七贤自然也不例外。
时光越千年，但是，他们仿佛还没有走远。
可以肯定的是，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今后，仍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被关注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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