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人生意义与宗教---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作者：	陈 彪
期数：	200801
	人生意义与宗教 ----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Religion: Viktor Frankl’s Thought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陈 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编审 内容提要：在宗教心理学的领域内，精神分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这个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许多后继者虽都固守老师的传统，但基本都抛弃了他的负面的宗教观。还有一些人，也是精神病学的医生，在他们的早年与精神分析学派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后来却创立了自己独立的治疗学派。他们同样关注宗教与人的心理或精神健康的关系，但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对宗教现象的看法。其中有两个人的宗教学说不仅对心理治疗界，而且对神学界、教牧界以及与人的精神层面有关的一切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宗教在总体上不仅对因信仰原因患病的精神或神经病患者有治疗作用，而且对正常人，对所有人的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都有一种治疗（healing）作用。这两位大师便是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荣格和意义治疗学的创立者弗兰克尔。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 1905--1997）是奥地利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是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创始人。他在大学时期就成为已经背叛了弗洛伊德的弟了阿德勒圈内的成员，后来他把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派之后，创立了“心理治疗的第三维也纳学派”，也就是意义治疗学派。他的学说在宗教和人生意义以及心理治疗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为宗教心理学贡献了一种生存主义的洞察。 弗兰克尔1905年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193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后，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神经精神病诊所任职，并担任维也纳罗斯儿童医院的神经病科主任。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期，弗兰克尔没有逃走，结果和家人一起在1942年被捕并被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他被囚禁了整整三年，先后辗转奥斯威辛等四所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在他的家人中，除了他和一个妹妹外，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全部死于集中营。1945年获释以后，他忍受悲痛和混乱，一边恢复其专业工作，一边读他的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副教授，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升任教授。他还创立了奥地利心理治疗医学协会，并获得政府授予的奥地利公众教育国家奖。弗兰克尔一直与美国有着直接的联系，先后到美国巡回讲学50多次。1970-1973年担任美国国际大学教授，并先后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斯坦福等大学的访问教授 。 弗兰克尔先后出版了近30本著作，而且大部分都被译成外国语言出版。其中的《人对意义的寻求：意义治疗学导论》（开始名为《从死亡集中营到生存主义》）一书发表于1946年，成了世界性的畅销书，被译为20多种语言出版。他的其他著作都是进一步扩展和精致其意义治疗学。它们主要是：《医生与心灵：从心理治疗到意义治疗》（1946）；《心理治疗与生存主义：意义治疗学文选》（1967）；《意义的意志：意义治疗学的基础与应用》（1967）；《潜意识的上帝：心理治疗与神学》（1975）；《对意义的无声呼唤：心理治疗与人道主义》（1978）；《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当今心理治疗法》（1985）等。 （一） 意义、良心与宗教性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实际上是种“存在分析学”（Existenzanalyse），后来为了与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等人的存在分析学（Daseinsanalyse）相区别，才改称“意义治疗学”，其意取自希腊语Logos一词，即“意义”（meaning）或“精神”（spirit）。弗兰克尔通过对自己集中营中的经历，以及对大量临床病人的观察发现：人要活下去，必然要有某种意义的支撑。而人也有一种追求意义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良心”（conscience）起着指导作用。 1．追求意义的意志 弗兰克尔只所以要创立自己的“第三学派”，是因为他觉得，弗洛伊德只看到人追求快乐的意志（快乐原则），而阿德勒只看到了人追求权力的意志（权力原则），而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因素应该是追求意义的意志，这就是经他的意义治疗学要揭示给人们的真理。他认为，人的意志自由是人的经验直接给予的，是人的一个根本特征，人有生活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人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生活环境上受到各种限制，又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不过，弗兰克尔说，只有有限自由的人却有一种天生的反省能力，可以超越自己的有限的生存，达到一种“精神理智”（noological）的特殊境界。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对意义的寻求的过程。弗兰克尔在《意义的意志：意义治疗学的基础与应用》一书中说： 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价值判断过程进行现象学分析，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发现生命的意义：如创造一件物品，做一件事情，体验真善美，感受自然和文化；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还可以以自身独特的人性去与另一个独特的生命交往----也就是去爱另一个人。不过，对意义最高层次的领悟却只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件事、一个物品或在爱中发现意义的机会被剥夺了，但通过自主选择对待周围环境的态度而超越了其所处的困境，因而也超越了他们自己。 在弗兰克尔看来，人对自身困境的突围，或对自身的这种超越，运用的不是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中的所谓“信仰意志”，而是人类精神的反抗力量。他强调这种力量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使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弗兰克尔认为，我们人是心灵、肉体和精神的综合体，自我的这几个维度相互依存。一个健康完整的人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发展：生理、心理和精神，但其中关键在于精神，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行使意义的意志。任何一个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就会呈现病态：如果人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身体就会生病，如果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格就会出现障碍，而如果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缺乏对生存意义的理解，人就会体验生存的挫折并得“生存的神经症”（existential neurosis），“其特征就是在精神上脱离自由和责任” ，严重者会导致自杀。而他的意义治疗学就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生存神经症”的。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起源于欧洲的生存主义和现象学。他在《潜意识的上帝》一书中认为，正是现象学的作用使得每个人都有“本能的本体论的自我理解”的能力。这种本能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对人类生存的前逻辑的理解，一种是对意义的前道德的理解——即良心。弗兰克尔说，一旦现象学完成了它的任务，而把这种“内心的智慧”再解释为简单的语言以便它能够为普通人所利用，就是意义治疗学的任务了 。人最终都要面临意义，要认识到并实现其责任，意义治疗学就是要帮助病人找回他（她）的个人的特殊的生存的意义，通过“去反思”（de-reflection）、“矛盾意向”（paradoxical intention）或“转变态度”（change attitude）等方法，使他们重新找回或发现人生存的意义，这不仅能医好他们的病症，而且使其生命更为丰满。在弗兰克尔看来，每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寻求意义的意志，这是我们活着的主要动机。不过，追求意义离不开良心。 2．良心与宗教性 弗兰克尔说，寻求生命的意义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不懈追求。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即使在面对诸如愧疚、痛苦、不公、表面的混乱和无法避免的死亡等人生困境时，仍然能找到生存的理由。意义分析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精神上，而这正是重新获得一个完全人的健康、完整和爱心的关键所在。他分析说，一般人的经验，总是指向其他的人或物，而不是指向自我。但人通过对意义的寻求，通过这种有意的“自我超越”的行动，人类可以努力发现意义和目的，而这对人的完善和幸福而言是根本的。那么，现实中的人，如何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呢？各种不同的意义背后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根基呢？ 弗兰克尔认为，指导一个人去寻求意义的灯塔是“良心”，他把寻求意义看作是一种起源于超越需求的不可复归的现象。根据他对良心的认识和理解，良心既不是康德哲学中的道德警察，也不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中超我的延伸，它是人类在每一种情境中发现独特意义的本能。他认为，良心教我们去追求意义，而不是去追求美德。他说，正如对幸福的寻求是自我欺骗一样，一味追求一颗善的良心只会使我们失去实现它的机会，因为在追求它的过程中，我们变成了伪善的人。 他告诉我们,真正善的良心永远不可能通过刻意求取而得到,只能在为一项事业、为他人或为了上帝的名义而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实现或表现出来。 谈到良心，就不得不涉及道德与宗教的关系，因为宗教中的神往往成为道德良心的代言者。古尔德（William Blair Gould）认为，道德与宗教的关系在康德与弗兰克尔的哲学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康德是从一个学术和哲学的角度研究道德与宗教的实质，而弗兰克尔则以意义为侧重点描述与道德密切相关的宗教意识。“康德的虔信把道德简化为宗教服从，而弗兰克尔的精神感则把道德扩大到一个超越宗教习俗和教义的精神维度。” 弗兰克尔主张，对自我进行现象学-生存主义的分析，会使人超越纯粹心理的层面而导向一种潜意识的“逻各斯”（logos），一种灵性深处的“精神理智的层面”（noological dimension）。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种“潜意识的宗教性”（unconscious religiousness），一种与所有人的天赋的“超越”之间的 “潜在的联系”。因而精神的潜意识也就是“超越的潜意识”，一种有意向的指代物，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 弗兰克尔说，这种“原初的”、“内在的”宗教性，如果没有被压抑的话，还存在我们今天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它的结果就是空虚感受，无意义感，和变得越来越明显的轻浮，特别是在他生存时代的美国社会中表现突出。这种“生存的空虚”普遍地反映在沮丧、自杀、吸毒及酗酒之中，还表现在毁灭性的攻击行为之中。个人和社会要得到疗治，只有把人类的三个方面整合起来：肉体的、心理的和宗教的。宗教心理学家伍尔夫说，“尽管有把宗教贬低为促进心理健康的又一种工具或者是把心理治疗变成某种宗教观的侍女的危险，弗兰克尔还是认为，意义治疗师的真正任务就是让他们的病人明白他们个人的精神的核心或实质” 。 弗兰克尔虽然经历挫折，但他对未来并不悲观。他认为，在一个传统和价值日渐衰落的时代，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个人的良心，使它能够适应未来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并赋之以全面而丰富的意义。弗兰克尔发现，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个人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指向未来的意义。他说，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整个人类，不过它必然是一种共同的意义，“一种对共同目标的意识。”弗兰克尔的结论是，相信一个上帝是不够的；人们更需要一种关于人类一体性的意识 。这种意识潜在于人的自我之中，需要我们去发展和发现。 （二） 潜意识的上帝 弗兰克尔作为一个犹太哲学家，儿时的家庭信仰给他很大影响。一位加拿大的犹太法学博士鲁文•布尔卡（Reuven Bulka）写道：“在所有的相同点与相似点中，没有哪一体系比犹太教对意义治疗的影响更大，相似点更多。” 为了证明这一点，布尔卡指出，《圣经》和犹太教法典《塔木德》中的原则十分接近于意义分析的三项原则：（１）意志的自由；（２）意义的意志；（３）无条件的人生意义。意志的自由是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意义的准则和目的。这与圣经的誓约以及《塔木德》中“万事都是预知的，只有选择的自由是天赐的”这一教条是一致的。 追求意义的意志是自我的主要推动力量。意义分析提出了“人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意义”的一整套理论，包括价值观的形成，面对人生三大悲剧（痛苦、愧疚与死亡），及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等。其原型可以追溯到《旧约》与《新约》中讲述人类和上帝关系的故事。 在《潜意识的上帝：心理治疗与神学》一书中，弗兰克尔讨论了他的学说与宗教、神学的关系。他认为，在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层都有一种宗教感（a religious sense）。而且这种宗教感甚至可以在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如精神病患者中被感受到；也可能在其他环境，如监狱里的囚犯中被意识到 ，所以它是一种普遍的潜意识现象。他说，对宗教做精神病学的探索是合法的、必要的。因为在宗教和精神病学之间虽有区别，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只是不同的层面的区别；如果按定义来说，一个高的层面更具包容性，而低的层面附属于并被包含在高的层面中的话，那么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学（noology）和神学就有这么一种从低到高的被依次包容的关系 。 弗兰克尔说，精神学的层面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它最能代表人类的实在。如果说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对意义的寻求”，那么宗教就是“人对终极意义的寻求”（man’s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 。他赞成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观点，有信仰（to be religious）就是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因此，所谓信念和信仰就是对终极意义的“相信”（trust）。他认为，宗教必须在一种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心理病学家也是在研究这个现象，尽管仅仅其中人的方面才可以做心理学的研究。 弗兰克尔关于终极意义的看法有其自己的含义。古尔德分析说，“弗兰克尔理论中的终极意义并不是一个教义，它实质上表明了一种信念。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既适用于信教的人又适用于不信教的人，弗兰克尔试着让每个人自己来决定他们对终极意义的理解――是听从于直觉的良心，他人的需要，社会的期待，还是听从于上帝的安排？弗兰克尔发现，对一些人来说，终极意义是指一种终极关怀或者带有一种超乎意义的意味，而另一些人则把终极意义看作是一种不能理解或十分神秘的东西。” 弗兰克尔认为，宗教中的确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寻求终极意义的方面，但对弗兰克尔来说，就是这一倾向本身也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我们之所以有“超人类”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对那些虽然看不到却希望其存在的事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赖。 在弗兰克尔看来，真正的宗教性必然是自发的和个人的，是人人面对的指向超越的倾向性和关系，而不是荣格的与个人无关的宗教原型 ；他说，如果你把这种潜意识的关系称为“上帝”，似乎应该叫“潜意识的上帝”。它不是说上帝对他自己是潜意识的，而是指上帝对人而言可能是潜意识的或者人与上帝的关系可能是潜意识的。弗兰克尔说，信仰不可能附属于强加的命令或意志。而且，宗教的概念在其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当然要远超出那些宗派的和制度性的宗教所树立的“上帝”的概念。他反对那些宗派主义的行为，他们提出一种特殊的“上帝”要求人们相信，或者是布道劝别人接受信仰、希望或爱。他认为，企图实现这种有意向的行为就把它们（信、望、爱）变成了对象，因此就有可能丧失这些对象所代表的意义。弗兰克尔说，如果你希望别人信仰上帝，你就必须“带着信仰的态度去描绘你的上帝，而且你自己必定会信实地去做” 。因而，你不可能给别人意义，而只是表明你自己把寻求意义当做生存的义务这样一个例子而已。 弗兰克尔认为，“上帝”就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独白的伙伴。他认为，这样定义上帝既利于运用这一概念，也避免了无神论世界观和有神论世界观之间的分歧。所以一个人要虔诚地面对生活，就要善于从自己的生存境遇中去找到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一个无神论者会比一个有神论者更虔诚，或说更有信仰。表面上看，弗兰克尔是站在中间立场上，强调内心独白必须做到绝对真挚与诚实。但他随即总结道：“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一定不会与那些不信教的人争论，因为他们仅仅是把他误认为他们自己，并叫错了他的名字。” （三） 意义治疗与神学 在谈到他的意义分析和治疗学说与宗教及神学的关系时，弗兰克尔虽然强调宗教对人的治疗作用，但他主张心理治疗和神学是有区别的，它们有不同的任务，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他认为，在临床实践中，精神病医生应该认识到，不仅那些信教的病人，而且那些明显是非信徒的病人也必定有潜在的宗教性，所以对那些本人也是信徒的治疗师来说，就要用同情的态度去理解病人的信仰，并帮助病人释放被压抑的宗教性。这并不难，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潜意识的上帝”。这时一个治疗师就扮演一个神职人员的角色，但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神职人员。而且只有那些本人也是信徒的治疗师才有资格把宗教运用到心理治疗中。另一方面，非信徒的治疗师要允许信教的病人拥有他们的信仰，但没有权力利用宗教做工具来处理病人的宗教感情 。 弗兰克尔说，“尽管宗教对病人可能有非常正面的心理治疗效果，但它的目标并不是心理治疗。尽管宗教可能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和内在平衡，但它关心的并不是心理上的结果，而是精神的拯救。” 宗教的目标比心理治疗更远，尽管心理治疗也可以为宗教所用，但那只是从副带效果来说的，它不能成为宗教或神学的附庸。弗兰克尔说，如果说心理治疗或意义治疗学是医治人的灵魂，那么宗教或神学就是拯救人的灵魂。 尽管弗兰克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力图清楚地区分他的学说与宗教及神学的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的意义治疗学说与神学之间很难划清界线，这是因为作为心理治疗手段的意义分析学说已跨越了心理的层面，进入了他所谓的“精神”世界，这也是神学的世界。意义的发现固然使心理得到慰藉，但更重要的是使灵魂得到提升。其中，自我超越的概念是中间的桥梁。弗兰克尔说，自我超越使他发现了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意义。这使他意识到，沉积在人生经验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挖掘出来，过去并不是一去不返，无可挽回的。它们总在一个人痛苦绝望的时候被重新拾起，给人以新的勇气。自我超越还能够使我们实现与生命意义的相遇。这种相遇在《圣经》中有描绘，而在马丁•布伯那里称之为“我-你”关系。弗兰克尔说，“一个人无论通过‘意义的实现’还是通过‘爱的接触’超越自身，都体现了‘自我超越’。”只不过，前一种情况包含一种非人格意义，后者则包含一种人格意义。 他认为，幸福也只在人类存在的自我超越中产生：“当一个努力做一件事或真心关爱一个人时，幸福便悄悄来临了。” 在他看来，道德思想和行为依赖于它们背后的意义。意义是独特的，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我们正在接受或传达正确的意义，或因此正在履行正确的责任。但他很欣赏奥尔波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在半信半疑的同时全心全意（地去做）。” 我们知道，对詹姆士而言，宗教就是对一种模糊的人类需要的模糊反应。出于对实用主义的信仰，詹姆士曾总结说，如果一个人需要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就一定存在。弗兰克尔则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身的信仰，而信仰必须在经验中被检验。神学在根本上是存在主义的。他认为，哲学探讨的是存在的结构，而存在主义神学注重的是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没有意义感，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作出选择。他相信，一个对神学保持开放的人能够体验到终极意义或者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其实是一种自我哲学，这种哲学与宗教、特别是一神论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点：即提倡一种对人类整体的关注，包括呵护其健康，也包括个人向内寻找心灵、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向外越过各种冲突、失望与痛苦发现生活的意义。自我超越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弗兰克尔的学说是从苦难中发现和提出的，苦难也是宗教和神学永恒的主题。旧约圣经中说，一个人通过苦难与上帝靠得更近。弗兰克尔虽然也认为苦难是人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却从未说过它是发现意义的必要条件，他并不认为无辜受难是合理的。但他非常关注苦难如何被用做一种获取意义的手段。他认为，意义可以通过苦难被发现，但并不是因为有了苦难才存在。当苦难不可避免时，即使我们不能改变外部环境，我们还能改变我们自己。自我的精神力量使我们能够在痛苦中发现意义。在《圣经》中，力量的上帝与苦难的上帝是完全统一的。同样，在意义分析中，快乐的现实与苦难的现实都是一个完整人生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这种完整是通过对生活意义的肯定实现的，而不是在否定和泪水中实现的。这便是弗兰克尔的“悲剧乐观主义”：一种在面临痛苦、愧疚以及死亡的情况下肯定生命的方式。 这是一种最深层次上的乐观主义，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 通过对以上一些重要概念的分析，我们看到，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不仅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工具，而且成为了一种宗教性的哲学理论。这个理论摒弃了弗洛伊德对人的原子论、机械论和本能驱动论的观点，其宗教观自认为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真正的深层，即潜意识的精神学层次。弗兰克尔把宗教与良心联系起来，把宗教看作是人对意义和超越追求的一种倾向。他也反对荣格集体潜意识的宗教原型的观点，在那里个人的宗教是被决定的。他认为，宗教虽然不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但却是我们在生存中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趋向一种超越的倾向或关系，而且它对人有一种普遍的治疗作用。他的学说看到了生活意义对个人生存下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宗教作为意义之根基的地位。由于意义治疗学不仅是种学说，还发展为一种治疗实践且有广泛的正面效果，使其在临床心理治疗、神学、教牧心理学等领域都受到重视并发生影响。 意义治疗学不仅成为心理治疗的一个门派和一种技术，它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实用哲学，一种解释宗教的方式。对宗教心理学来说，它代表了二战后生存主义心理学对宗教的一种认识。尤其是弗兰克尔经历苦难却提供给人类一种乐观地面对未来、宽容地对待宗教的智慧，鼓舞了许多现代人。他的书不仅在全世界受到欢迎，而且在欧洲和在美国也引起了心理治疗界和神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批评 。不仅如此，它们还引起相当一些人做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来验证弗兰克尔提出的某些理论。如在美国，克鲁博（James Crumbaugh）和麦瑟雷卡 （Leonard Mathlick）设计了一种“生活目标量表”（PIL ，即Purpose-in-Life）来测量人们用来完善其生活所确立的有意义的目标的程度。尽管这些研究者发现，这个测量基本上与奥尔波特等的价值研究中的六个价值层面没有关系，但它与另外两个量表有重要相关性。弗兰克尔声称，意义不能在对自我中心的快乐的追求中找到，这得到了罗卡什价值测量（Rokeach Value Survey）的支持，在这个测量中快乐的程度，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和一种舒适的生活程度越高，在PIL中的得分趋低。在“救助”（Salvation）上得分高，在PIL上的得分也趋高。奥尔波特认为一种内在的宗教取向“因为动机和意义使整个生命变得丰满”也受到两个研究的支持，这两个研究发现，在“RO内在性测量量表”（RO Intrinsic scale）与PIL得分之间存在正相关 。尽管弗兰克尔在精神上是个生存主义者，但他对这一类的实证的研究和发现也感到满意。 意义治疗学对如今的人类仍有现实意义。如果说荣格提倡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态度，主张对非理性和神秘的世界、对那些深藏于哲学家的逻辑和科学家的工具之外的东西，人必须承认无限及其力量是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和控制之上的，所以最终我们人达到完善（fulfill）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有那种本能的倾向（他称之为“原型”），去应对个体遇到的挑战；那么弗兰克尔同样认为，人不得不面对如此之挑战。如果个人不能应对挑战，就会得神经症和精神病，甚至自杀；如果社会不能应对挑战，就会变得不和谐甚至毁灭。所以经过二战的荣格和弗兰克尔认为，在他们那个时代，自我反思应成为绝对必须和惟一正确的事。尤其是弗兰克尔从一个悲天悯人的心理治疗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注重对整个人性的了解，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并希望用其理论来认识、“治疗”社会和指导社会革命，促进建立一个免于冲突和毁灭的、理性和健全的人间乐园。我想，人类虽然已进入新的世纪，毁灭的阴影并没有抹去，他们的提醒仍然适用于我们，他们的理想主义仍可成为一种鼓舞力量。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和尊严仍然受到极大的威胁。在恐怖主义、环境恶化以及科技滥用的现实处境中，个体的生命和意义仍常处于虚化与焦虑之中。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不仅是值得反思的理论，而且仍是疗治现代人灵魂的有力手段。 附：内容提要 弗兰克尔为20世纪深具影响的神经病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本文通过对他的“意义治疗学”的一些关键概念的分析和评述，试图揭示他的这种哲学治疗方法的心理学意义和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并对他的宗教心理学作出一种简要的描画。弗兰克尔把人的生命或自我看成是心灵、肉体和精神的综合体，更强调一种精神上的治疗：不只是对“病人”的治疗，而是通过意义的追寻达到生命的提升，使一个“正常人”更健康和完美。这种宗教心理学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启发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当今这个价值走向衰落、对成功与享乐的崇拜占据主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