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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坟茔[1]
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洗尽铅华后的巴黎，少了点艳丽，多了些庄严。顺着塞纳河西北行，更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欧维尔实际上是一座距巴黎三十五公里的小镇，镇上惟一的萨都(大宅院之音译)，是昔日贵胄的宅邸，阔大而巍峨。在萨都的平台上远望，平林漠漠，轻雾朦胧，只有闪光的瓦兹河不舍昼夜地流淌。一百年前这儿还是淳朴的村庄，生活状貌和巴黎大异其趣。那时巴黎开始有了地下铁路，马路上驰行着方头笨脑的汽车，而辚辚马车声依旧在巴黎唤醒昔日的梦境。那儿有的是智慧深邃的贤哲、风华婉转的艺人，美女们在宴会中、沙龙里光艳照座，鲜花在园圃中、市肆上幽香袭人。那是一个充满了智慧、豪情和诗意，也充满了虚荣、狡黠和鄙俗的社会。巴黎的艺术家们风云际会，大展身手，其中佼佼者，浮动在社会视线之上，成为熠熠生辉的明星。然而造物不公，它造就了一些更卓绝的天才，却不相应地造就能欣赏他的观众。要等到这些天才死了很多年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等待他的是贫困和饥饿，他背着简陋的画具和破旧的行囊，远离这座他同样迷恋的巴黎城。我们来到了镇上的一间小客栈，这儿便是梵·高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居停。楼下是饭厅，楼上有两间客房，一间六平方米，没有窗户，只有大可盈尺的一扇天窗，也没有壁柜，阴暗而潮湿，住着绝境中的梵·高。隔壁一间八平方米，稍显宽敞，有一扇窗户，还有一个壁橱，住着穷困的荷兰画家歇尔启格[2]，今天他已以自己卓越的才华载入青史，然而他当时同样被社会所忘却。梵·高的屋中只能放置一张小床和一张破椅，他根本无法在室内作画。于是苍苍穹庐、恢恢大地便是他的画室。没有钱雇模特儿，他只好对着镜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自画像。客栈的主人有着乡下人的朴厚，梵·高每天花三块五角法郎便可食宿，梵·高为人质实和蔼，加上法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对艺术家的垂青，梵·高和店主关系似乎很和睦，甚至店主十三岁的女儿阿德丽娜三次给梵·高当模特儿。1954年她还以高龄健在，她回忆道：“文生先生(梵·高的名字)只在中午回来吃一餐饭，十分简单，绝不点菜，我们都很敬重他。” 在欧维尔，梵·高留下了他最后的杰作之一：《欧维尔教堂》。教堂外边竖着一块牌子，挂着这幅画的复制品，精通法文的杨起先生告诉我，这上面有诗人题句：“于大师杰构中，请君深悟梵·高生前心灵最后一字——上帝。” 在欧维尔，至爱的友人高更因误会[3]，与他大吵一次离去，从此音书顿杳，留下的是寂寞、困顿和社会对他的冷漠。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幅画，即使当时在巴黎已渐渐成气候的雷诺阿[4]、莫奈[5]、莫利索的拍卖会[6]，也累遭败绩，引起了一阵阵布尔乔亚们的嘲笑、评论家们的诟骂。人们根本不知道梵·高，也就是他连被人嘲笑和诟骂的资格也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比被弃置不顾、被彻底忘却更痛苦的了，那是冰冷阴湿的黑夜、是狭窄深陷的冰窖，那是与死比邻的生。梵·高爱叼烟斗，抽的是粗劣廉价的烟草，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的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了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一如这烟斗中袅袅的轻烟在人间消失，无影无踪。 一个伟大的天才，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艺术具有无限的生命，会永恒地受人热爱的时候，形骸之暂寓人世，那是毫无意义的。艺术既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平的社会用生命做了一次壮烈的抗议。然而他没有倒下，一路流淌着鲜血回到他的卧室，他呻吟流泪，无法说话，只有一声声悲惨的呻吟。据说天鹅之死都选择朝暾初上的清晨，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地吟哦，向自己曾用美奂的羽翼装点的自然告别。而梵·高，这一百年后将用他无量光焰烛照浑浊世界的伟大天才，在弥留之际的歌却这般凄厉惨烈。他死在深爱他的弟弟德奥的怀抱中。梵·高一生寡于交游，在他遗体旁的只有他的好朋友、穷苦的医生加歇和画家歇尔启格。神父拒绝为自杀者作弥撒，甚至教堂不给灵车送葬，只有在附近的梅里小镇借来一辆破旧的灵车将梵·高遗体送到墓地。他的弟弟德奥为了慰藉他的对艺术以生命与之的兄长，曾和另一位朋友合伙仅仅以几十法郎买过梵·高一张画，然而今天这一点点光明和温馨也深埋在梵·高的心灵，深埋在这最简单的坟茔之中了。梵·高生前曾有一封信致他亲爱的弟弟，信中说：“我相信终有一天，我有办法在一家咖啡馆办一次画展。”今天，所有的雄伟壮丽的画馆，无论奥赛博物馆或大皇宫，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荷兰和法兰西都争称梵·高是她的儿子，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巍然耸立着他的纪念馆，而一百年前，梵·高的理想却是在咖啡馆一悬他的心迹。印度诗圣泰戈尔说：“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这种“谦卑”，倘若仅是知其当为而为之，那就近乎矫情，而梵·高的谦卑来源于他的天真和懵懂，他完全不知道驻于他质朴灵魂深处的不朽天才，胜过了英国女王皇冠上的钻石。梵·高只是画着画着，热烈地不倦地画着，那是他灵智的本能，而是否是天才无关宏旨，他不会像毕加索[7]每天清晨懒洋洋地睁开倦眼问妻子：“我是天才吗?我有天才吗?”
20世纪30年代西方某些评论家不能容忍梵·高的离经背道，认为他的画只是神经不健全的产物，殊不知他们自己的神经正因作茧自缚而日见脆弱，受不了新事物出现的震动。这些评论家大体不是胃口欠佳，怪食品不好，便是属于信守狭隘，见过驼背恨马背不肿。再过半世纪的今天，一些对艺术全然无知的神经病学者声称梵·高的天才之谜在研究痴呆病患者中找到答案，说什么“这种人尽管可能永远不懂艺术这个词的含义，却能展现艺术才华”。有了这样的伪科学结论之后，他们还不甘心，梵·高死后这么多年，他们在没有任何实证和临床记录的条件下断言梵·高患有癫痫病、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病，甚至还有口射病等多种病症，一位可恨的日本耳科专家断定梵·高可能有梅尼埃尔氏病……喂!你们这群蝉蛄般嘹噪的科学家们烦不烦人?你们懂艺术吗?你们饶了梵·高行不行?他生前很清醒，对艺术忠诚而痴迷，为人和蔼厚道，对友情很挚着，对弟弟、母亲很关切。“文生先生”在他客栈主人女儿阿德丽娜的眼中有一点点痴呆的痕迹吗?一位如此不朽的、质朴的艺术天才，生前备尝人间的辛酸，死后蒙受如此不逊的、披着科学外衣的诟辱，实在使人愤怒。当然，不排除艺术界中笨蛋太多，而小有才情者又装痴卖乖，很容易使人们把美术史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 当今天这幅《没有胡须的梵·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被那些富商大贾竞相投标、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切和寂寞痛苦的梵·高毫不相干，对此，我只想一挥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悲怆之泪。 古往今来的画家，车载斗量，可谓恒河沙数，不可胜计，然而可大分为三：第一类画社会认为最好的画；第二类画自己认为最好的画；第三类则是置好坏于度外，被冥顽不朽的力量驱动着画笔作画。第一类人终身勤于斯而不闻道；第二类人则“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三类则如《庄子》书中的啮缺与道合而为一，其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他的艺术就是天然本真的生命，世俗形骸消亡之日，正是他的艺术走向永恒之时。 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极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是一抔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比起公墓的所有墓室都寒酸而简陋。没有比冬天于公墓凭吊更使人凄恻的了，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九泉梵·高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一位英国无名的旅游者在一张小纸上画着欧维尔教堂和梵·高的像，他写道“感谢您对绘画的挚爱，您的画使我有勇气走向完美的人生。”而一位儿童献上的是一束麦穗和几朵野花，他知道梵·高生前酷爱这里的麦田和野草闲花，正是这些平凡的事物，点燃着梵·高热烈的、不熄的艺术之火。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坟》，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梵·高学会会长冉森斯先生知道我的来临，送给我一把纪念馆的钥匙，他真诚地说：“这是我们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品，您今后就是这儿的主人，您随时可以开门，我们永远欢迎您!”今后这把钥匙将伴着我走遍天涯，我或许不会再使用它，然而它将随时打开我心灵的门扉，让和畅的惠风一扫鄙俗的尘垢，从而满怀着赤子般的真诚走向人生。 1999年元旦于北京 选自《范曾散文三十三篇》，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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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藉。正如罗曼·罗兰说
梵·高不懂得“艺术”这个词的含义吗?他太懂了，他爱米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