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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老师对我上一次汇报所给予的鼓励。一些过奖和溢美之词，愧不敢当。盼望老师们继续多多指教。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汉语语法主要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
汉语语法研究有两个重点：①“字”，②“序”。“字”是按“序”组成“汉语”的基元单位。“序”是用“字”组成“汉语”的理据排列。 人类有许多民族语言，但是共同的“语法形式手段”主要只有两种：①“顺序”(sequence)，就是语言这个“一维性”的词语串中的先后位置。②“标记”(mark)，包括形态、虚词、停顿、加重(口语的“重音”和书面语的“着重号”)。 作为“非形态语言”的汉语的“第一语法手段”是“顺序”。 一、从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发展到“预想论” 1.1 从“象似性”发展到“预想论”的历程 1.1.1 戴浩一(1985)提出的汉语的“时间顺序原则”(PTS)是：“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顺序取决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世界里的状态的时间先后。” (1A) 他 乘公共汽车 来这儿。(汉语：“乘汽车”先发生先说，“来这儿”后发生后说。) (1B) He came here by bus. (英语：came here重要先说，by bus次要后说。) (2A) 他 来这儿 乘公共汽车。(汉语：“来这儿”先发生先说，“乘汽车”后发生后说。) (2B) He came here to catch the bus. (英语：came here重要先说，to catch the bus次要后说。) 1.1.2 徐通锵(2001)提出“有生话题句和无生话题句的语序”。徐通锵先生指出：戴浩一“时间顺序原则”只适用于有生话题句。而无生话题句的语序主要决定于说话人择取事物特点的观察视角，而后顺着这一视角依次对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描写。徐先生把这称为“空间顺序原则”，并且还举出茅盾的《白杨礼赞》对于“白杨树”的描写顺序为证。 1.1.3 我们(2005)提出“动象句和静象句的语序”。我们起初觉得，徐先生所说的话题的［±有生］应改为［±动物］。因为作为植物的“白杨树”也有生命，也是［＋有生］，但是句子却受到言者观察顺序的制约。如果改说“白杨树”是［－动物］，就容易解释了。再深入思考，我们仍然觉得不太妥当，即使话题是［＋动物］，如果自身静止不动，就仍然只受到言者“观察空间顺序”的制约。例如“靠门的病床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病人，面色苍白”。言者首先看见显眼的大空间“靠门的病床上”就先说，然后看见较大的整体空间“一个昏迷的病人”就后说，最后才看到较小的局部空间“面色苍白”就最后说。 再看一个[＋动象]的句子：“石头从山顶滚到了山涧里”，汉语临摹其“运动时间顺序”。言者先看见“石头”在山顶就先说，后看见“石头”在山涧就后说。“石头”虽是[－有生],却是[＋动象]。 我们最终区分出有两种顺序：主体持续运动的“动象句”，汉语临摹主体运动的“时间顺序”。主体相对静止的“静象句”，汉语临摹言者观察的“空间顺序”。 1.1.4 我们在戴浩一、徐通锵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汉语顺序的三条规律。① 时间事理先后律：时间早的先说,时间晚的后说；原因条件先说,结果推论后说。② 空间地位大小律：空间大的先说,空间小的后说；地位高的先说,地位低的后说。③ 信息旧新轻重律：旧知信息先说,新传信息后说；次要信息先说,重要信息后说。 第①条和第②条体现的是不受“语境”的影响只按语义角色来排序的汉语“常规句”中的规律。第③条体现的是受到“语境”影响并按交际意图进行语用移位的“实用句”中的规律。 1.1.5 “预想论”的产生。我们思索：在上述“汉语顺序的三条规律”的背后是否还有概括力更强的“高层语序规律”？是否还有比“象似性”理论解释力更强的体现汉族人“认知模式”的统一的语序认知理论？在各民族语言的语序存在差异的背后是否有最高层的语序规律？ 我们选择“为什么把某些名词排在谓语动词之前”和“为什么把某些名词排在谓语动词之后”的问题来进行研究。于是，我们选择了最简单的“人来了”跟“来人了”作为突破口。 (1A) 人 来 了。 (此句中的“人”在中枢谓词“来”之前，表示此“人”是事先想到的。) (1B) 来 人 了。 (此句中的“人”在中枢谓词“来”之后，表示此“人”是未曾想到的。) 我们悟出：汉语句子中枢谓词之前的周边语块是预想的，中枢谓词之后的周边语块则是未预想的。这样，汉语句子的中枢谓词就成了“预想”和“未预想”的分水岭。 进一步研究，用认知理据来确定各种语义角色的“固有预想度”可作“常规句”的排序依据，按语境需要来确定各个语块的“升降预想度”可作“实用句”的排序依据。于是，立足汉语实际而提出了对语序进行解释的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称之为“预想论”(The theory of preconception)。 二、“预想论”的基本理论 2.1 “预想”(preconception) 的“预”指的是“事先”，“想”指的是“思考” 中枢谓词是“事件”的代表，“预想”的就是在“代表事件的中枢谓词”之先所“思考”到的。 2.2 “预想论”在汉语“构词”和“造句”中的表现  2.3 “预想论”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 ① 所看到的一切有形的事物，即一切具体的概念和事件，都称为“象”，动态的为“动象”，静态的为“静象”。“预想论”指出：说汉语的言者，“先看到的先说；后看到的后说”。 ② 所悟到的一切有据的道理，即一切抽象的概念和推理，都称为“理”，体现为一切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关系很多，表中提到的“亲疏”关系和“利害”关系只是举例，并不全面。“预想论”指出：汉语的言者“关系近的先想到，先想到的先说；关系远的后想到，后想到的后说”。 2.4 句子中周边语块按出现在中枢语块的前后而分为三类 ① 可预想：某些周边语块无标记时是“未预想”的。 (他写了 一本小说。) 这些周边语块有标记时可以是“预想”的。 (他把小说 写完了。) ② 非预想：某些周边语块无标记时是“非预想”的。 (我蹭了 一身油漆。) 这些周边语块不能加标记而提到中枢之前。 (*我把油漆 蹭上了。) ③ 必预想：某些周边语块有标记时是“必预想”的。 (大家 向英雄 看齐。) 这些周边语块不能无标记而位于中枢之后。 ( *大家 看齐 英雄。) (1A) 陈芳 信步 走到了 电影院。 “陈芳”散步没有目的地，在她脑子里“电影院”是未预想的，排在“走到了”之后。 (1B) 陈芳 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后 急忙 往电影院 走去。 “陈芳”男友在“电影院”等她。她脑子里“电影院”是预想的，排在“走去”之前。 (2A) 马大爷 踩了 一泡狗屎。 “马大爷”如果事先知道有“狗屎”，他就不“踩”了。所以，“狗屎”是非预想的。 (2B) 马大爷 果然 把狗屎 踩上了。 这是一群顽皮孩子搞的恶作剧，故意把“狗屎”摆在“马大爷”的门槛外边，等待着“马大爷”来“踩”，他果然“踩上了”正是孩子们意料之中的。所以，“狗屎”正是孩子们所预想的。 (3) 妈妈 为女儿 着想。 在“着想”之前必须事先考虑“为谁”。如果不确定“为谁”就没法“着想”。脑子里必先考虑“为谁”，就先说“为谁[受益者]”，然后再说“着想”。所以在句子中，“为女儿”是必预想的，只能说“妈妈 为女儿 着想”，不能说：“*妈妈 着想 女儿。” 三、“预想论”对“构词”顺序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在语言之外找认知心理上的理据。 3.1 “预想论”对于“动象”的构词顺序的解释 ①“上下”：因为有“地心引力”，人看到“落叶、雨点、雪花、冰雹”都是先在“上”而后落“下”，所以就先说“上”而后说“下”。先出生的“父母”为“上”辈，后出生的“子女”为“下”辈。引申出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尊”者为“上”，“卑”者为“下”；“帝王”为“皇上”，“奴仆”为“下人”。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偏见很深，至今汉语双音节词为“男女”（西方相反：Ladies and gentlemen）。再引申出活动的“开始”[如日出向上]为“上”（上班、上课），活动的“结束”[如日落向下]为“下”（下班、下课）。“并列双字词”天地、君臣、官兵、师生、父子、兄弟、姐妹、男女、公婆、父母、夫妻、儿女的顺序都符合预想论。 ②“东西”：因为“地球自转”，人看到的“太阳、月亮”都是先在“东”方而后向“西”方运动，所以就先说“东”而后说“西”。 ③“裁缝”：因为做衣服时先把布“裁”好然后再“缝”成衣服，所以先说“裁”而后说“缝”。 3.2 “预想论”对于“静象”的构词顺序的解释 ①“大小”：因为“大”就是“占的空间大”，比较显眼，是“先”看到的；而“小”就是“占的空间小”，比较不显眼，是“后”看到的。所以先说“大”而后说“小”。 ②“胖瘦、粗细、身手”等：都是先看到“占空间大”的先说，而后看到“占空间小”的后说。 3.3 “预想论”对于“亲疏”关系的构词顺序的解释 ①“亲友、亲朋”：“亲”的“关系比较近”，是“先”想到的；而“友”相对而言，就显得“关系比较远”，是“后”想到的。所以先说“亲”而后说“友”；先说“亲”而后说“朋”。 ②“人马、犬马”：因为“人”跟言者是同类而关系较近，“马”跟言者是异类而关系较远，所以先说“人”而后说“马”。对“人”而言，“犬”和“马”都是异类，按说关系远近是同样的。但是“犬”还可以是“宠物”，这就显得“犬”跟“人”关系更近。所以，先说“犬”而后说“马”。 ③“来去、来往”：“来”越走越接近言者，就先说。“去、往”越走离言者越远，就后说。 为什么还可以说“往返、往来”呢？那是另一种着眼于“动象”即“时序”的角度。在时间上：先“往”而后“返”，先“往”而后再回“来”。 ④“敌我”：从“亲疏”角度看，似乎“我”应该先说，“敌”应该后说。但在“警惕”的心理支配下，人们认为在战争中要高度重视“敌人的动态”，对于“敌情”了如指掌才能百战百胜。至于“我方”的情况总是清楚的。所以从“提高警惕”的视角来排序，就该先说“敌”而后说“我”。 3.4 “预想论”对于“利害”关系的构词顺序的解释 ① “南北”：因为汉族人生活在“北半球”，汉族人在空阔的地方盖房子，一定是房子的正面朝南，这带来了向阳采光取暖的利益。于是形成了中国一切的殿堂及正房都面朝“南”。人们看房子先看“正面(南)”而后看“背面(北)”，即“南”就代表“正面”，而“北”就代表“背面”。说话也先说“南”而后说“北”。对争夺天下的交战双方来说，胜利者“面南称王”，失败者“败北而逃”。 ② “好坏、真假、善恶、美丑、胜败、正负”：因为人们认为，一切“真、善、美……”的都是“有利的”；而一切“假、恶、丑……”的全都是“有害的”。所以先说“利”而后说“害”；先说“好”而后说“坏”；先说“真”而后说“假”；先说“善”而后说“恶”；先说“美”而后说“丑”；先说“胜”而后说“败”；先说“正”而后说“负”。 ③ “轻重、缓急”：从表面看来，似乎“重”是正面的，“轻”是负面的，好像该先说“重”而后说“轻”。但是从切身利害的视角看来，“轻”却是有利的。例如有一对夫妻去旅行，要带一“轻”一“重”两个皮箱，丈夫关爱地对妻子说“你别提这个重的，你提那个轻的”。成语之中的“拈轻怕重”、“避重就轻”说的就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如何维护个人利益。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视角看来：“轻的代表有利的”而“重的代表有害的”。于是，“轻重”就该先说“轻”而后说“重”。 汉族人在送行离别时都说“您慢走！”因为人们办事都力求稳妥，安全第一。这是最大的利益。在公路转弯处的提示牌上写的是“弯道缓行！”凡事当“缓”则“缓”，不可操之过“急”，一定要避免“欲速则不达”。所以，先说“缓”而后说“急”。 ④ “损益、赔赚、输赢”：从表面看来，“益”是有利的，“损”是有害的，似乎该先说“益”而后说“损”。但从切身利害的视角看来，固然要力争“有利”，但更需要防止“有害”。对于低收入的人们，攒了少量的存款，他们不敢去买可能收益很大也有可能赔本的股票，而情愿买收益虽小但能“保本”的基金。在“怕赔”重于“想赢”的“警惕”心理支配下，人们以“先避害后趋利”的视角来排序。就先说“损”而后说“益”；先说“赔”而后说“赚”；先说“输”而后说“赢”。 以上分析表明，用“预想论”对构词顺序进行解释的时候，不能千篇一律地都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多视角探索语言顺序的认知理据和认知心理活动。 四、“预想论”对于“句法”顺序的解释 4.1 “主述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汉语的“主语”基本上是“谈话题目”。言者把自己“预想”的谈话题目“某某”先说出来，以便引起闻者的悬念：“某某怎么了？”然后，言者再说出对“主语”进行说明的“述语”，用以消除闻者所产生的悬念。从预想论的角度来看，先说“主语”而后说“述语”是理所当然的。 4.2 “述宾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汉语的宾语是“述语”所涉及的。言者把自己“预想”的“述语”先说出来，然后再说出述语所涉及的“宾语”。从预想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 4.3 “述补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汉语的“补语”是对“述语”的补充，“述语”跟“补语”常有因果关系。预想论的一条规则是先说预想的“因”，然后再说“果”。即言者只有把自己“预想”的作为“因”的“述语”先说出来，然后再说出述语所造成的作为“果”的“补语”，当然很合理。 4.4 “定中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① “背衬·凸像”关系的先后：在认知语言学中，待辨识的“目标物”称为［凸像］(figure)，周围的较大的显眼的“参照物”称为［背衬］(ground)。按“预想论”，汉族人先看到“大空间”，后看到“小空间”，就先说“大空间”的［背衬］，后说“小空间”的［凸像］。但是英语的认知策略是“目标物”优先，所以英语就先说作为“目标物”的［凸像］，后说作为“参照物”的［背衬］。 汉语：书桌上的 铅笔 （先说“书桌上”[背衬]，后说“铅笔”[凸像]） 英语：a pencil on the desk （先说a pencil [凸像]，后说 on the desk [背衬]） ② “整体·部分”关系的先后：汉族人是大空间的“整体”先说，小空间的“部分”后说。 汉语：卡车的 轮子 （先说“卡车”[背衬]，后说“轮子”[凸像]） 英语：a wheel of the truck （先说a wheel [凸像]，后说 of the truck [背衬]） ③ “领事·属事”关系的先后：汉族人是相当于“整体”的“领事”先说，“属事”后说。 汉语：半导体的 导电率 （先说“半导体”[领事]，后说“导电率”[属事]） 英语：the conductivity of semiconductor （先说 conductivity[属事]，后说semiconductor [领事]） ④“修饰·核心”关系的先后 汉族人在“类比推理”的认知模式影响之下，从空间关系推论出下列关系的共同点是“先看到即先想到就该先说大空间，而后看到即后想到就该后说小空间”。 “张爱华的 手指”（“整体·部分”关系） “书桌上的 铅笔”（“背衬·凸像”关系） “张爱华的 铅笔”（“领事·属事”关系） “深绿色的 铅笔”（“修饰·核心”关系） 汉语的句法结构中只有“前置定语”，没有“后置定语”。但英语中可有“后置定语”。 汉语：在床上睡着的 男孩 （先说“在床上睡着的”[修饰]，后说“男孩”[核心]） 英语：a boy sleeping on the bed （先说a boy [核心]，后说sleeping on the bed [修饰]） 总之，汉语一切“定中结构”的顺序都遵守统一的规则：“修饰语先说，中心语后说”。这符合“预想论”。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概念体系”：下位概念＝个性特征(修饰语)+上位概念(中心语)。 4.5 “状述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汉语“状述结构”和“定中结构”合称“偏正结构”。上面已经论证了“定中结构”的“定语”在先。按“类比推理”的认知模式，“状述结构”的“状语”也应该在先。 4.6 “联合结构”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上面已分析过的“上下、东西、南北、大小、亲友、敌我、真假、善恶、美丑、好坏、轻重、胜败、输赢”等都是“联合结构”。大量语料表明，“联合结构”中的顺序是符合“预想论”的。 五、“预想论”对于“多音节词”构词模式顺序的解释 英语构词法以“派生法”为主，汉语构词法以“组合法”为主。汉语“构词法”跟“造句法”有一致性，所以都有共同的“句法结构”。汉语句法结构符合“预想论”，“构词法”也符合“预想论”。 5.1 “双音节词”6种主要结构的“构词模式”及例词 ① 联合：泥土、土木、道路、根本、矛盾 ② 定中：黄豆、奶糖、皮鞋、密码、飞机 ③ 主述：地震、海啸、霜降、耳聋、胆寒 ④ 述宾：司机、掌柜、围腰、道歉、悦耳 ⑤ 述补：改善、更新、提高、加强、抓紧 ⑥ 状述：公审、空投、误解、预习、好听 5.2 “三音节词”的“特构物”模式：［特征F＋构件P＋物体S］模式，即［FPS］模式 规则：如果存在“物体”S(Substance)，且S有“构件”P(Part)，且P有“特征”F(Feature)。那么，三个“语位”构成的［FPS］就一定是合法的“三音节词”。 有物体“鹿”，鹿有构件“颈”，颈有特征“长”，则可构成合法的三音节词“长颈鹿”。有物体“瓜”，瓜有构件“瓤”，瓤有特征“黄”，则可构成合法的三音节词“黄瓤瓜”。 有物体“鞋”，鞋有构件“跟”，跟有特征“高”，则可构成合法的三音节词“高跟鞋”。 按这个“词模”构成的都是合法的三音节词，并且有很大的“能产性”。例如动物：短尾猴、红鬃马、丹顶鹤、秃头鹫。植物：小叶杨、干枝梅、白皮松、包心菜。服装：短袖衫、开裆裤、长筒靴、厚底袜。器具：高脚杯、大肚瓶、独轮车、双帆船。 按“形容词Ａ＋名词Ｎ1＋名词Ｎ2”模式将生成荒唐的三音节词：*高瓤猿、*厚臂鞋、*红轮跟。 5.3 “三音节词”的“功能物”模式：｛[功能]+[物]｝→｛[(作用)+(客体)]+[物]｝ ①｛[(作用)+(客体)]+[耗品]｝：洗衣粉、止痛膏、消毒液、防锈漆、护肤霜、染发水 ②｛[(作用)+(客体)]+[机具]｝：洗衣机、吸尘器、洒水车、捕鲸船、洗脸盆、打气筒 ③｛[(作用)+(客体)]+[设施]｝：洗衣店、变电站、储油库、候车室、炼油厂、会客厅 六、预想论对已有理论成果及疑难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6.1 “预想度”(preconceptivity)表示预想的高低程度 在“收发室的桌上有两台电话”中，言者先看到最大的空间“收发室”，然后看到中等的空间“桌上”，最后看到小空间“两台电话”。即“收发室”［预想度］最高，“桌上”［预想度］次之，而“两台电话”［预想度］最低。所以，句子的语序是按［预想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的： “收发室”［预想度最高］＞“桌上”［预想度次高］＞“两台电话”［预想度最低］。 6.2 预想论对先前的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认知上找到合理的解释 (1A) 李老汉 给儿子 找了 一个媳妇。 (1B)* 李老汉 给女婿 找了 一个媳妇。 人们认为(1A)听起来顺耳，而(1B)听起来别扭。但用已有的语言学理论却难以说明(1B)哪里不合适，即便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也难以说明(1B)哪里不“象似”。 从“预想论”来看，(1A)符合“预想论”的“亲疏关系”顺序，所以句子合适。因为对于“李老汉”来说，“儿子”有血缘关系，预想度高，该先说。儿“媳妇”无血缘关系，预想度低，该后说。 从“预想论”来看，(1B)不符合“预想论”的“亲疏关系”顺序，所以句子不合适。因为“(女婿的)媳妇”就是“女儿”，有血缘关系。而“女婿”没有血缘关系，预想度当然比“女儿”低，不应该先说“女婿”。应该说“李老汉 给女儿 找了 一个女婿”。但是，下面的句子却是合适的： (1C) 李老汉 给丧偶的入赘女婿 又找了 一个媳妇。 此句“(入赘女婿的续弦)媳妇”已不是“(李老汉的去世的)女儿”，而是才认识不久的新人。虽“(入赘)女婿”和“(续弦)媳妇”同样跟李老汉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入赘)女婿”的熟悉度高于“(续弦)媳妇”，预想度也就高于“(续弦)媳妇”，所以“(入赘)女婿”该先说，“(续弦)媳妇”该后说。 6.3 用预想论解释“把”字句 朱德熙先生(1982)指出：其实跟“把”字句关系最密切的不是“主动宾”句式，而是“受事主语句”。此论断十分正确。从预想论的角度看：“把”字句跟“受事主语句”的近似是两种句式中的受事都是预想的，并都排在[中枢谓词]之前；“把”字句跟“主动宾”句的差异是“主动宾”句的受事是待晓的因而排在中枢之后。 6.4 用预想论解释“周遍句” 陆俭明先生在论文《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指出：“什么他也不吃”，“一句话也不讲”不是“前置宾语”，而是周遍性主语句。句子的自然重音都在句首。陆先生的论断很正确。从预想论角度看：既然言者考虑到某个语块是“周遍性”的，则该语块就已被言者周遍性地“预想”过了，且“预想度”很高，所以周遍性主语句的主语排在句子中枢之前。 6.5 用预想论解释“连”字句 崔希亮先生分析了“连”字句具有多重语言信息。 (1A) 那小伙子 没有上过 小学。 (1B) 那小伙子 连小学 都没有上过。 从预想论的角度看：句子既然说了“连小学”，就是言者已把“小学→中学→大学”这个系列预想了一遍，即“小学”的预想度较高，所以“连小学”排在句子的中枢之前。 6.6 用预想论解释吕叔湘先生提出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提出一个引起了学界关注的问题：“谁是张老三？”和“张老三是谁？”有什么区别。从预想论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谁”表示疑问时有两个意思。 ①“什么人”：表示对于某个人的身份和情况一点也不知道，预想度很低。②“哪个人”是在已知的几个人之中的“哪个人”，但不能指别出来。预想度略高于“什么人”。 于是，“张老三是谁?”可分化为：①“张老三是什么人?”；②“张老三是哪个人?”。 在①中，“什么人”的预想度为0.0。如果有人说：“*什么人是张老三?”听着别扭。在②中，“哪个人”的预想度略高。如果有人说：“哪个人是张老三?”听着顺耳。例如你去找不认识的“张老三”，别人告诉你“他正在那间屋打麻将。”你就知道“张老三”是那间屋打麻将的四个人中的一个，预想度(指别度)为0.25。如果别人告诉你“他正在那间屋打乒乓球。”你就知道“张老三”是那间屋打乒乓球的两个人中的一个，预想度(指别度)为0.5。显然比“什么人”的预想度为0.0要高。所以，基于预想论就能分化：“张老三是谁？”专门表示“张老三是什么人？”而“谁是张老三？”专门表示“哪个人是张老三？” 七、预想论对汉语常规句式语序的解释 汉语句子按照跟“语境”是否相关而分为两种：“常规句式”跟“语境”无关，其顺序取决于语块充当的语义角色的“固有”预想度。“实用句式”跟“语境”有关，其顺序取决于语块适应语境而做了调整的“升降”预想度。 7.1 汉语常规句中周边语块的分类 我们把心理学家米勒(G·Miller)的人脑短时记忆限度为(7±2)个“语块”的理论用到汉语研究之中，以汉语大规模语料库的统计作为依据，确认现代汉语句子的合适长度是(7±2)个“语块”，汉语真实句式是最多有(7＋2＝)9个语块的模式：[６个周边语块]+【１个中枢语块】+[２个周边语块]。 在“常规句”中的每个“周边语块”分别担任不同的“周边角色”，并且有确定的“序位”。 汉语句子“周边角色”按语序分类为（一）起因：［主体］、［情由］；（二）环境：［时间］、［空间］、［范围］；（三）状况：［同事］、［用事］、［涉事］；(四)后果：［量度］、［邻体］、［客体］、［系体］。 7.2 汉语常规句的“语块·角色·序位”  7.3 预想论对常规句中各种角色的“序位”的解释 ① [主体]是事件的发起者，没有[主体]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件，[主体]的“预想度”最高。所以[主体]应该排在【中枢】之前的预想部分，即排在第1序位。 ② [情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没有[情由]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件，[情由]的“预想度”第二高。 ③④ [时间]和[空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任何事件都必然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其预想度仅次于事件的[起因]。汉族人总是先说[时间]，后说[空间]。 ⑤ [同事]是事件主体的“同伴”，是跟主体共同保证某事件能够发生的重要条件。所以[同事]应在第5“序位”。如果“同伴”紧紧地接着主体，在[情由]和[时间]之前，那就是“联合主体”。 [用事]是事件主体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方式”等，是保证事件能够发生的重要条件。所以[用事]也应在第5序位。因为[同事]和[用事]通常不同时出现，所以都排在第5序位。 ⑥ [涉事]是事件涉及的“受益者”、“受损者”、“相关者”等。所以应在第6序位。 ⑦ 【中枢】是句子的“述谓语块”，【中枢】前的“预想部分”就是“事件的前因”，【中枢】后的“待晓部分”是“事件的后果”。作为预想部分和待晓部分的分界线，【中枢】排在第7序位。 ⑧ [邻体]是【中枢】所涉及的“邻近事物”。例如，无标记的[源事](下火车，出国)；[经事](过天桥，渡河)；[向事](送朋友，告诉妈妈)；[宿事](抵京，到深圳)等，都是“待晓”的。[量度]是事件之后才能测定的“量”，其中包括[物量]、[时量]、[频量]，也都是属于“待晓部分”。 因为[邻体]和[量度]通常不同时出现，所以共同排在【中枢】之后的第8序位。 ⑨ [客体]是【中枢】涉及的较远事物，包括[受事]、[客事]、[成事]、[致事]等，都是待晓的。当[邻体]、[客体]一起接续出现在【中枢】之后，人们先想到[邻体]而后想到[客体]。如【中枢】动词是“赠送”，人们首先想到“送给谁”，然后才想到“送什么”，所以[邻体]应排在第8序位，[客体]应排在第9序位。[系体]是事件中各种关系的“后系角色”，有[属事]、[类事]、[连事]，也是待晓的。当[客体]和[系体]一起接续出现在【中枢】之后时，人们首先想到[客体]，然后想到[系体]。如【中枢】动词是“任命”，人们先想到“任命谁”，后想到“任命为什么职务”，所以[客体]应排在第8序位，而[系体]应排在第9序位。 八、预想论对汉语实用句式语序的解释 8.1 汉语实用句的“话位”  8.2 实用句式的语块移位取决于特定语境中各个语块“预想度”的升高或降低 汉语的叙述句“共知信息”先说，“新传信息”后说。共知信息是言者闻者双方共知的，预想度相当高。言者选一个预想度最高的共知信息作[话题](topic)排在句首以便引起闻者的悬念。新传信息是预想度较低却是闻者欲知的，也就是“待晓度”较高的。言者选一个预想度最低即待晓度最高的新传信息作为[焦点]以最后消除闻者的悬念。预想度和待晓度是对立的。预想度产生“前推力”，待晓度产生“后推力”。某个语块的预想度越高(众所周知)，其待晓度就越低，“前推力”就把它往句首的方向推。某个语块的预想度越低，其待晓度就越高(闻者欲知)，“后推力”就把它往句尾的方向推。语块在句中的位置是其预想度的前推力跟其待晓度的后推力达到动态平衡的位置。 8.3 某个语块的预想度升高到众所周知的程度，其待晓度也降低到零而会被删除 (1A) 病人家属 为表示感谢 昨天 在医院 送给周大夫 一面锦旗。 如果医院职工在谈论“周大夫”，那么“周大夫”的预想度就会升高而前移作[话题]： （1B) 周大夫，病人家属 昨天 送给 她 一面锦旗。 （1A）句中的“为表示感谢”和“在医院”也因“待晓度”降低到零而被删除了。 如果有人问：“怎么今天墙上新挂上一面锦旗?”则“锦旗”的预想度就升高而作[话题]： （1C) 那面锦旗呀，昨天 病人家属 把它 送给 周大夫的。 因为问句提到“今天”，所以答句的时间角色“昨天”的预想度也升高而前移了。 8.4 问答句中，通常以问句的[话题]作为答句的[话题] 在问句中作过[话题]就升高了这个语块在回答者脑子里的预想度。 有个旅社中的某位旅客不小心踢破了走廊上的一个瓷痰盂，女服务员知道后，就准备去给旅社经理作下面的汇报：“18号房间的旅客[话题]踢破了走廊上的一个痰盂[焦点]。”服务员刚要说这句话，经理抢先问道：“走廊上那个痰盂[话题]怎么回事儿?”服务员立即改口回答：“痰盂[话题]是18号房间的旅客踢破的[焦点]。” 服务员原来准备汇报的句中“走廊上的一个痰盂”预想度低而待晓度最高，所以作为[焦点]。经理一问，服务员在经理的问句中先听到的就是“走廊上那个痰盂”，于是“痰盂”的预想度就陡然升高，她趁势把经理问句中的[话题]删除掉“待晓度”已降为零的“走廊上的一个”，把预想度上升到最高点的“痰盂”前移作自己答句的语料数据库，改口说出了合适的答句，还把“18号房间的旅客”从原来准备汇报句的[话题]后移作为回答句的[焦点]，从而消除了经理的悬念。 如果不能及时根据语境来调整答句的[话题]和[焦点]，就会产生“所答非所问”的现象。 8.5 汉语语序跟英语语序的对比 如果有Ａ、Ｂ两件事，Ａ(先发生较次要)Ｂ(后发生较重要)，则汉英语表达模式如下：  (1A) 教师 一 进来 学生 就 安静下来了。 (1B) The students were quiet as soon as the teacher came in . 汉语顺序的理据是“时序性优先”，英语顺序的理据是“要闻性优先”。这里强调的是“个性”。从人类语言“共性”的角度来看，既然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话都是先“想”而后“说”的，那么就应该说：每个民族语言都有各自的“预想论”，区别仅仅不过是各种“预想论”的原则不同而已。于是就能够说：汉语的“预想论”是基于“时序性”的；而英语的“预想论”是基于“要闻性”的。 8.6 “预想论”临摹的是认知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 (2A) I always close the window before I go out. (2B) 我 在出门前， 总是关好窗子。 (2C)* 我 总是关好窗子， 在出门前。 汉语(2B)的顺序显然不象似于“客观世界”，但是却符合汉语认知世界的“预想论”。因为汉语“预想”的原则是“先想到的先说”，这一句话正反映了在言者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要确保出门之后的安全(预防盗贼从窗子入室行窃)”，然后想到要“关好窗子”，最后才放心地出去。正是脑子里先想到“出门(安全)”就该先说，后想到“关好窗子”就后说。这个例句充分表明：汉语临摹的是“认知世界”中的“先后”，而并不是“客观世界”中的“先后”。就是说，汉族人的语言所表示的是说话前“思维过程”中的“先后”，而并不是“实际行动”中的“先后”。所以(2C)是不合适的。 总之，“预想论”是适合全人类的语序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是“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脑子里怎么想，话就怎么说”。这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至于语言顺序的“个性”则表现为不同的“预想原则”。汉语的“时序性优先原则”表现为对“动象”的“按主体运动的追踪时序律”和对“静象”的“按对象显眼的观察时序律”。英语的“要闻性优先原则”表现为对“动象”的“按新闻价值的优先报道律”和对“静象”的“按目标凸显的优先呈现律”。 汉语和英语逐步互相借鉴。英语“前置定语”日益增多。汉语“要闻优先”也成为时尚。 研究“语言顺序”是大有可为的。在各位语言学家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只做了一点语料数据库的工作，上述这些都是从语料数据库中提取的，很不成熟。请老师们多多指正。 刘庆俄 汉语的词没有性、数、格、时态的变化，西方语言中由这些变化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汉语由词序、助词来表示。因此，汉语是重词序的语言，即词序有很强的语法功能。同样几个词，排列的顺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就不同。“我批评了他一顿”与“他批评了我一顿”，用词相同，排列顺序不同，表达的意思就正相反；而“我一顿他批评了”与“我他批评一了顿”，就不成话，不能正确表达意思，别人也无法理解。这就告诉我们，词序是一个应该研究的问题。 对汉语的词序，鲁川先生提出了预想论，即先想到的在前，后想到的在后。这与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不妨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解释。对这种理论，尽管我一时还不能深入理解，但我认为，这种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当，欢迎大家批评。 我认为，决定汉语词序的有三个因素：句子成分、关心重点、表达需要，可以概括为成分论、强调论、修辞论。 一、句子成分 一个词在句中应该在什么位置，是由它在句中充当的成分决定的。一般来说，主语在谓语的前面；宾语在谓语的后面；定语在它所修饰的主语或宾语的前面；状语在谓语的前面；补语在谓语的后面；同位语要在一起；呼语独立于句子之外，既可以在句子的最前面，也可以在句子的最后面，有时还可以插在句子的主谓语之间；助词跟在它所辅助词的后面。例如： ①林姑娘来了！（《红楼梦》第三回） 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 ④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孔乙己》） ⑤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叫贾珠。（《红楼梦》第二回） ⑥小栓的爹，你就去么？（《药》） ⑦万人都这样说，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红楼梦》第二回） ⑧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故乡》） 例①是陈述句，其中“林姑娘”是主语，是句子陈述的对象，所以在谓语“来”的前面；“了”是时态助词，是辅助动词“来”的，所以在“来”的后面。例②是疑问句和判断向，其中“我们”是“敌人”、“朋友”的定语，所以在“敌人”、“朋友”的前面；“革命”、“首要”是“问题”的定语，所以在“问题”的前面；“的”是结构助词，所以在它所辅助的代词“我们”、名词“革命”的后面。例③“人”的定语“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是由两个并列动宾短语充当的，所以也在“人”的前面。例④的“大”是谓语“睁”的补语，所以在“睁”的后面；“怎么”、“这样”、“凭空”是“污人清白”的状语，所以在谓语“污人清白”的前面。例⑤的“政老爷的夫人”和“王氏”是同位语，所以连在一起。例⑥的“小栓的爹”是呼语，所以放在句子的最前面。例⑦⑧是复句，分别由两个、三个分句组成，每个分句词的排列顺序，与单句相同；分句之间的排列顺序，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从略。 二、关心重点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有时主语被放在了句子的最后，宾语被放在了谓语的前面，定语被放在了中心词的后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说话人为了强调某些词而在词序上作了调整。例如： ①怎么了，你？（《荷花淀》） ②伊的儿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地说，……（《风波》） ③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故乡》） ④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刘巧儿》） 例①的主语“你”，放在了谓语“怎么了”之后，是作者为了强调水生嫂在看到水生异样表情时，关心他怎么样了，所以急切地问“怎么了”，而问的对象当然是“你”，不存在其他可能，不会引起歧义，所以放在最后。这是谓语前置。例②“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中的“饭篮”是摔的宾语，本应放在摔的后面，但为了强调七斤嫂当时对九斤老太的不满，使劲摔饭篮子，所以就用介词“将”把它提前，放在了“在桌子上一摔”的前面。这是宾语前置。例③中“红的绿的”、“鬼见怕”、“观音手”都是“有”的宾语，但为了强调它们，都放在了“有”的前面。这也是宾语前置，但不用介词提宾。例④的“一个”本是“人”的定语，本应说成“一个人”，但为了强调“人”，就把“人”放在了“一个”的前面。这就是定语后置。 三、表达需要 诗歌是讲究押韵的，格律诗更要讲究格律。这就使得诗人们为了押韵和遵守格律，不得不临时改变词序。例如： ①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 ②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③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④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 ⑤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例①的意思是不知黄鹤飞到哪里去了，现在留下的只是供人游览的地方。为了遵守格律，毛主席把“不知黄鹤何去”压缩调整为“黄鹤知何去”，使诗句非常凝练。例②“国际悲歌”显然是“歌一曲”的宾语，但为了修辞和格律的需要，毛主席把它调整为“国际悲歌歌一曲”，这与下句“狂飙为我从天落”，在句式上更整齐、在韵律上更和谐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和必胜信念，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例③的“风烟滚滚来天半”以艺术的手法反映敌人的熊熊气焰，“来天半”显然是“从半天空而来”的改写。例④是描写当年战争十分激烈，在前村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的弹洞，为了格律的需要，毛主席把它调整为“弹洞前村壁”，使得诗句洗练而有韵味。例⑤的“黄河入海流”的意思是黄河东流入海，但为了与上句对应，更为了格律的需要，作者把“东流入海”改为“入海流”，表面上看很生硬，但深入体会便觉得十分妙，妙到无可替代。这些诗句都改变了正常的词序，但这种改动，不但不让人觉得别扭，反而让人觉得诗句凝练，韵律整齐，充满了格律美。 林连通 鲁川先生在计算机和汉语语法上颇有造诣，他今天在《汉语语法主要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的报告中提出了“预想论”。他认为汉语语法主要是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字”是按“序”组成“汉语”的基元单位，“序”是用“字”组成“汉语”的理据排列。“预想论”的基本理论就是“说话时先想到的就先说”。我听后，觉得这一理论很有新意，典型地演绎了“标新立异、严谨求证、自圆其说”的科研方法论，对我们汉语语法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化语言学理论的创建一定会有启迪。 汉语语法的研究，如从《马氏文通》（1898）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语言学界的广大学者，在借用西方的一些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努力地探索和创建符合汉语语法规律的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同的时期对于句法和语义（意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有时以句法分析为重，有时以语义分析为重，有时句法和语义二者并重。汉语是非形态的语言，或说是形态非常不发达的语言，单纯从形式入手进行分析，似乎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如同样是“动词+动词”的词类序列，却可以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表示多种的语义关系。例如“实验结束”、“读书写字”、“清洗出去”、“打靶归来”、“生产管理”等，虽然都是“动词+动词”，但却分属于主谓结构、联合结构、述补结构、连谓结构、定中结构，等等。由于句法分析的局限性，以及计算机语言学发展对语义研究的需要，于是大家在句法结构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语义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语义决定性原则”，并认为“语法是意义之法”。这些看法是否全面、妥当，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他们能从汉语的实际出发，看到语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那是非常可贵的。鲁川先生认为汉语是意合的语言，于是创建了“预想论”，从意义入手，分析汉语语法。从刚才他对汉语的一些实例的分析来看，这一理论似乎很简便，并具有汉语自身的特色，可以说，它进一步丰富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但不知是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在分析汉语时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如“地震”，鲁先生说是因为先有地才会有震，先想到的是“地”，后才想到“震”，所以“地”排在前，“震”排在后。但像“花钱”、“娶亲”等一类词儿，似乎就不太好解释了，按常理，应该是先想到钱而后才想到花，先有亲而后才能娶。我希望鲁川先生能把“预想论”的局限性或遇到的难题也讲一讲。一般来说，一种理论如能管百分之六七十就不错了，要包打天下大概很难。但我们总是希望它管的面越大越好。我们现在高校的一些语法教科书，常常只讲符合规律的东西，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常有一些问题是不合规律的，如果能把这些问题摆出来，让人们去思考讨论，我想，也许会更有利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鲁川先生在报告中说，“预想论”的研究立足于汉语，旨在探求普遍语法。我认为这一做法是很值得称道的。首先他明确创建这一理论的目的在于探求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的研究意义很大。比如，它可以促进世界语的建立，推进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等等。世界如果能建立一种共同语，人们的交际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可以省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一些生光发电的东西，为人类谋求更多的福祉。神经语言学是一门前沿的学科，它的研究对于揭示人脑的秘密、修复失语症等具有很大的意义，有人说，它是语言研究的终极，但它的研究也需要普遍语法的帮助。哲学常识告诉我们，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这些共同的语法，应是寓于具体的语法之中，因此必须立足于具体语言的研究方能有希望。现在是学术繁荣昌盛的时代，各种语言学理论层出不穷，例如认知、生成、功能、配价、篇章、标记、焦点、分布、类型、统计、三维语法、小句中心、字本位，等等。应该说，不同的理论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观，有着它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目的任务。但这些年来的一些理论，似乎研究其具体的分析方法较多，而讲目的任务似有不足之嫌。据说，有的人研究了一辈子语法，不知道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常是不了了之，自感遗憾。我想，语法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应该是一样的，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任务，或为教学服务，或为规范化服务，或为计算机服务，或为查考服务，或为创建世界共同语服务，等等。这样，既便于人们对理论的选择，又便于对理论的评价。 以上说的只是一点粗浅的感受，可能有许多不妥之处，仅供参考。谢谢。 李润新 鲁川研究员的两个学术报告《汉字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和《汉语语法主要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都是难得的精彩的学术报告，听了让人感到很振奋，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我认为这两篇论文，不愧是关于汉字汉语研究上的两颗创新的硕果。最可贵的是，鲁川先生把现代电脑科技引入了汉字汉语研究，给古老的汉字插上了现代化的腾飞的翅膀，使生生不息，一枝独秀的汉字焕发出更耀眼灿烂的青春光彩。 一、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鲁川先生是新中国培育出的第一届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是我国第一代杰出的计算机专家。他亲身经历了以数据处理为中心的计算机发展的初级阶段，又亲身投入了以知识处理为中心的计算机的高级阶段知识工程语言学的研究。这无疑是最前沿的高科技研究课题。 鲁川先生提出：“我国的知识工程语言学要立足汉语实际。”这是十分正确的。唯有立足点正确，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科研成果，才能在汉语教学、汉语学习理论和创建本土语言学汉语语言学上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鲁川先生“立足汉语实际”的理念，为我国知识工程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鲁川先生很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他从“人类基因图谱测序”的最新成果中，给自己致力研究的知识工程语言学以两点重要启示：“（1）要探索并确定语言的‘基元单位’，即有意义的作为生成出发点的基因元素单位；（2）要探索并构建语言的‘意序模式’，即由基元单位层层构成的语意角色序列模式。”这两点启示，可说是我国知识工程语言学上的两大契入点和理论上的两大突破点。它像两面显微镜一样，使汉语的基元单位和意序模式都非常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鲁川先生进而指明了任何语言的“基元单位”都具备5个主要条件：（1）在历史上，基元单位是该语言最早的“原始单位”；（2）在内容上，基元单位对应于认知上的“基元概念”；（3）在形式上，基元单位具有十分明显的“离散界限”；（4）在功能上，基元单位是各层级单位的“生成起点”；（5）在根源上，基元单位取决于各民族的“思维模式”。鲁川先生以这5条为准，透析了汉语和英语等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汉语的基元单位是“字”，英语等印欧语的基元单位是“词”。这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了解汉字发展史的人都会公认，汉字的原始单位就是“基元单位”，是汉语的“基元概念”和“生成起点”。众所周知，在《马氏文通》引入中国前，我们民族语言汉语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字本位”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字本位”一直是“正宗”。在“字本位”历史时期，我们产生了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等伟大的文学家，写了《诗经》、《论语》、《楚辞》、《史记》、唐诗、宋词、元杂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永彪青史的名诗名著，都是作者以“字本位”的正宗汉语“基元单位”“炼字”炼出来的。同样，在“字本位”时期，汉字传遍全世界，并形成了环中国的“汉字文化圈”，上下五千年的灿烂的中华文化也传遍了五洲四海。 自从《马氏文通》把西方“强势语言”英语等印欧语拼音文字的语法理论传入中国后，伴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伴随“全盘西化”思潮的大肆泛滥，英语等印欧语的“词本位”就侵占了汉语“字本位”的正宗位置。中国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汉字成了“词本位”的附属品。一百多年来，“词本位”主宰着汉语教学，“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汉字难教难学的恶果。直到上世纪未，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和吕必松、潘文国、张朋朋等一批人通过历史的反思，才省悟出“词本位”不适合汉语教学，才又回归到传统的“字本位”。徐通锵先生指出：“我们为什么弃‘词’而选‘字’，倡导‘字本位’呢？就是由于‘词’是一种舶来品，在汉语里没有根，因而需要以‘字’这个‘纲’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不然就难以有效地实现语言研究的预期目标，找到普遍有效的规律。”（2005）徐通锵先生在“字本位”理论上的梳理和创新，确有石破天惊的震撼之效，一时引起了语言文字学界强烈的反响，不少头脑仍被“词本位”教条桎梏的人都反对他“字本位”的理论。鲁川先生以现代最先进的高科技，以无可辩驳的理据，证明汉语从古至今，本应是“字本位”的，绝非是印欧语的“词本位”。用“词本位”取代“字本位”等于在汉语中剔除了其“原始单位”，即“基元单位”。著名作家王蒙说过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的“命脉”、“灵魂”、“根基”。“词本位”篡夺“字本位”的位置，对汉语教学的危害，对我们民族的“命脉”、“灵魂”、“根基”造成的危害之大之深之重，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在十多年前就尖锐地指出：从教学理论上看，尤其在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编写原则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上，目前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危机，“汉语教学还处于一种危机状态，这种危机表现在针对汉语特殊性的研究，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没有跟上汉语教学的需要。”“以适合表音文字的语言的教学法去教汉语，会把汉语复杂化”。（白乐桑，1997）白乐桑先生的论断，真可谓一语中的。对这种“危机”状态深受其苦的教师，都有切肤之感；汉语教学被“复杂化”的现象，真是比比皆是。但是，白乐桑先生这种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断却没有引起国人的惊醒。白乐桑先生又进一步指明了“危机”的根源：“无论在语言学如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汉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白乐桑，1997）这一论断，真是说到病根上了。我们不禁要问：白乐桑先生指出的“汉语教学危机”为什么我们许多中国汉语教育者和研究者都熟视无睹呢？为什么白乐桑先生已指明“危机的根源”，我们许多汉语教育者和研究者都麻木不仁呢？为什么身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语言汉语汉字的特殊性硬是不予承认，又“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呢？除了有“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麻木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有些人仍患有半殖民地社会的后遗症。在“强势语言”英语面前，心存自卑感和弱国心态，觉得汉语跟英语比，矮半截，汉语是落后的语言。这种弱国心态，年深日久，积重难返。鲁川先生从科学道理上分清了汉语与英语固有基元单位的不同，汉语的基元单位是“字”，英语的基元单位是“词”。用人家英语的基元单位词来替代汉语的基元单位字，这等同阉割了汉语的精髓和命脉；等于把基因不同的物种互换一样，是违背科学的。 “字本位”是汉语的核心理论，是汉语几千年一脉相承的正宗的本体理论。一百多年来的“词本位”是舶来品，不能也不该让它继续霸占着“字本位”的宝座。我们百年来汉语汉字教学的深重教训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回归传统，与传统的“字本位”理论接轨，并发展“字本位”理论，这才是使汉语扩大“汉字文化圈”，进而走向全球的康庄大道。 二、汉字是易学的文字 汉字是易学的文字，这是历史上早有共识的定论。中韩曾有一千年同文的历史，中日曾有五百年同文的历史，两国文字发展史上，从没有汉字难学之论。即使现在，韩国仍有1800个汉字，日本仍有1926个汉字，在韩日没有汉字难学、难记、难写之论；相反，日本从婴幼儿开始，就把汉字作为增智开慧的“智慧文字”大加推广；还有，在“汉字文化圈”和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汉字难学论也毫无市场，相反，汉字的招牌、字号、广告、对联等，更是琳琅满目，光彩耀人。许多华人华侨都把汉字视为中华民族瑰宝，视为民族的“灵魂”、“命脉”、“根基”。总之，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无限热爱汉字，使汉字“生生不息，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一枝独秀”（徐通锵，2006）。 自从马建忠把西方语言学的主、谓、宾和名、动、形等语法概念引进中国后，随着英语等拼音文字“词本位”取代“字本位”，“汉字难学论”就成了日益深重的冤案。它似乎成了人们公认的“定论”，在第八届国际汉语研讨会上，有人竟以《汉字难学死了！》为题，历数汉字如何如何难学、难写、难记。这种题目，听之吓人。国内的众多汉语汉字教育者和研究者，都听之任之，随声附和者更是大有人在。而法国白乐桑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对此进行了反驳，以自已学习汉字的感受，证明汉字一点也不难学，他还指出：“我经常听到中文难这种说法，很奇怪，说这话的都是你们中国人”。是啊，这确实让像白乐桑先生这样热爱汉语汉字的外国人感到“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祖国本来易学的文字硬扣上“难学”的帽子呢？世界各大语种，为了走向世界，都在大力宣传本国语言的优越性，都在千方百计消除学习者的畏难心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却偏偏宣传汉语汉字难学呢？这究竟为什么呢？ 鲁川先生的两个报告，以十分透彻的理据和充分的数据，论证了汉字是易学的文字，又通过与拼音文字英语的对比加以鉴别，说明了汉字比英语好学得多。在论述和比较中，也使我们明了汉字难学论产生并流行开来的缘由： 其一，在西方《普通语言学》语音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的浸染下，人们只承认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而不承认我们汉语还有特有的第四要素———汉字。由于汉字被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只被视为书写的符号，视为词的附属品，所以汉字教学就被冷落到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在海内外，又大行用拼音法来教语音、词汇、句子，使得汉字的认读书写都被大大地淡化和轻视了，有的甚至只教拼音汉语，学成了文盲。 其二，数以百计的对外汉语教材，都是“语文一体”，“语文同步”。学什么语，即学什么文。这样打破了汉字固有的书写规律和结构规律，使有序变成了无序，有规律变成了无规律，彷佛马路上没了交通规则一样，各种车辆乱成一团。学生把汉字视同画画儿一样，认读、书写和记忆都事倍功半，形成“难认、难写、难记”的“三难”印象，铸成学习汉字的心理障碍。（吕必松，1999） 其三，民语族言上的自卑感。人类各种语言兴亡史告诉我们，经济上、军事上强势的国家其语言必定也是强势的。为什么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在沦为殖民地期间，其母语式微乃至消亡，其官方语言却成了英语或法语，其原因就是列强侵占带来的后遗症。我们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后，在政治上，出现了买办阶级；在经济上，出现了买办资本；在文化上，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在思想上，出现了崇洋媚外观念；在心理上，出现了弱国心态。民族语言也就成了弱势语言，跟“强势语言”英语等拼音文字相反，有些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人，也认为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是难学的语言。可见“汉语难学论”是半殖民地时滋生的汉语观，是弱国心态在语言上的反映。 鲁川先生对民族语言和汉字的炽爱之情，溢于言表。他把汉语汉字的优越性，易学、易认、易写的本质特征，阐释得非常透辟，真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人心服口服。他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比较学和相似学的视角，多侧面地透视了汉语汉字，既有理化的论述，又有量化的例证，把“汉字难学论”彻底破解了，使听者树立起汉语汉字的崭新理念：汉字是一种易学的文字。 三、汉字是一种先进的文字 一百多年来，“汉字难学论”和“汉字落后论”两重大帽子，如同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民族语言的头上。“五四”运动时期，“两论”充斥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有人甚至辱骂汉字“真正是最龌龊、最要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当时的《国语周刊》的“汉字改革”专号的封面上，竟然把汉字画成仓惶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明明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遭到如此辱骂，被打成“牛鬼蛇神”，世界各种文字中，有哪一国哪一种文字遭受到如此劫难和辱骂啊？这难道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字史上的大冤案吗？ 更为严重的，是由“两论”而发展成的“废除汉字论”。从“五四”运动至今的电脑时代，汉字一直处于被废除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国的汉字也要走拼音化道路，“汉字改革”上升为国策，“走拼音化道路”成为主导思想，搞拼音化的人成为主流，当然也都居于领导地位。1957年“反右”中，凡不同意拼音化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开始反思百年来走拼音化道路的教训，反思汉字被贬损的“苦难史”，开始从拼音文字的理念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并主张应大力宣传汉字可简化而不能搞拼音化，宣讲汉字的优越性，弘扬汉字文化。一些“主流”中学术带头人如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带头人吕必松先生和语言学研究家潘文国、戴汝潜、杨自俭、鲁川、张朋朋等人，率先提出了“字本位”的理论，开创汉语本体语言学的新天地。然而，他们却遭受了依然抱着拼音化理论教条不放者的围攻，有人甚至抡起“伪科学”、“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学术骗子”等铁棍子，采取了“文革”伎俩，不惜采取诬陷、诽谤的手段，对宣传汉字文化的人点名围攻，妄图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有人在电脑日益普及的今天，又公然宣称：“汉字不改成拼音文字，就要丢掉一个电脑时代”，“电脑的出现，宣布了汉字必亡。电脑是汉字的掘墓人”。可见“废除汉字论”一直阴魂不散。 但是，汉字却如我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一样，生生不息，永葆青春，自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进入电脑时代后，它更焕发出青春的光彩，电脑这一现代科技给古老的汉字又插上了翅膀。历史无情地宣告：一百多年来喧嚣不已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废除汉字论”都可以休矣。 “汉字落后论”，主要是西方宣扬语言文字发展的“三段论”即“象形—音意—拼音”基础理论误导的结果。我国不少人把“三段论”视为世界各种语言文字发表的普遍规律，把西方的拼音文字视为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先进阶段”，认为汉字仍停留在表意阶段，当然是“落后文字”，应“走拼音化的必由之路”。 鲁川先生采用了汉英对比的方法，从认知模式、简约程度、信息量的多寡等多方面，阐释了汉字的优越性。他从汉人的“整体感知”的认知模式上，论证了汉语用很有限的“字”，表示了无限的意义；从“意向思维”上论证了汉人的最佳认知模式：事件记忆，使汉人在“画图记事”之后创造了自源性的“记事文字”；又从汉人认识侧重于类比推理，使其能用很有限的“字”组合成无限的词语，表示“知识聚合系统”。总之，由于“汉字的基元性和字数的守恒性”，“词语的拆装性和语汇的家族性”，“结构的意合性和句序的理据性”，使汉字汉语具有英语等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鲁川先生以大量的实例证明： 1.汉字是最简约的文字 在信息时代，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的文字，在竞争中，哪种文字最简约，最经济，哪种文字就必成为优胜者。在知识经济时代，时间就是金钱，一切都以快速为取胜的先决条件。迄今已为世界公用的“通用数码符号系统：阿拉伯数字系统”和“通用语音符号系统：拉丁字母系统”之所以为各国所公用，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是最简约的。进入信息时代高级阶段人类呼唤着“通用语义符号系统”。鲁川以大量的例证，多视角全方位地论证了汉字的最突出、最根本、最明显的优胜于英语等语种之处，就是它具有无可比拟的简约性，因此，“世界通用语语义符号系统”的最佳候选者是“有限的汉字系统”。 2.汉字是最易学的文字 在各大语种的推广传播中，尽管经济的强势起着很大的作用，强势经济与强势语言往往是相辅相成，同步相伴的。但是，语言文字自身的易学还是难学，作为文字本体的内因，终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鲁川先生在两篇报告中，都以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汉字是最易学的文字。一种语言是易学还是难学，关键是看它记忆、模仿要素的多寡和繁简。汉语汉字的须记忆和模仿的要素与英语等语种相比，是最少的。汉语的音节只有1333个，通过6个声调形成了数以万计的音节字。汉字只有26个笔画，通过组合生成数以万计的汉字。语法主要是字组合生成的“顺序”，其次是“标记”，没有拼音文字的性、数、格、时态的繁杂的变化。由于汉语汉字学习中须记忆和模仿的要素是最少的，语法又是最简单的，所以它的易学性是不容置疑的。鲁川先生与志同道合者合作，通过多年的字频统计，得出结论，只要认读两千个字，就可以阅读99.6%以上的读物。汉字的基元性和字数的守恒性，使得它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而英语等拼音文字，却如滚雪球，生词量可以无限地增多，要读懂与汉语汉字等量的99.6%的英语读物，最少也要记忆两三万个词。所以有人比喻，学汉语宛如下山，学英语宛如上山，是很有道理的。 3.汉字是世界文字中独有的智慧文字 大量科学实验证明，汉字属于智慧文字。大脑科学证明汉字属双脑文字，认知汉字时，双脑同时起反应，对大脑的发育，对人增智开慧，都大有裨益。日本、德国的科学家通过百名儿童智商的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儿童由于学习汉字，其智商高于同龄的德国儿童。还有，汉字是汉人智慧的结晶，说读汉字的过程，就宛如在智慧之海里游泳、浸泡一样。比如，一见金字旁字，就知其为金属科；一见草字头字就知其是草本科；一见木字旁字，就知其为木本科等等。这些知识祖先在造字时已标明了。人们在学字之时，也兼学了科学知识。其三，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每个字都含有其他文字不具备的丰富信息量，它在信息时代，真可说是如鱼得水，其信息量大是很明显的优势。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是当之无愧的。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著名语言学家盛成先生都曾预言：“汉语将成为世界语”。鲁川先生从汉语的基元单位是汉字及其易学性、先进性、守恒性、拆装性，意合性和理据性等方方面面，论证了汉字必将成为“通用语义符号系统”。他给具有无限生命力，超越时空的汉字，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果说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曾经并至今仍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以充满自信和自豪之情宣示：中华儿女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大发明”汉字，也必将对人类文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双宝 我不会游泳。我和别人一起学游泳，别人学会了，我没有学会。这说明体育老师教的方法没有问题，只能怪自己学游泳不得法。体育老师的问题在于没有针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法。李润新先生说到教外国学生汉字的说汉字难教，学汉字的外国学生说汉字难学。这里也涉及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教的人如果掌握了汉字的特点，而且知道教的对象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就应该寻求适合于对象的方法。欧美学生会英语的学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言，通过找对应关系，掌握同中之异，学起来自然快，也不会觉得难。他们学汉字，几乎全是“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授者利用规律，讲究方法，成组成批地教，学生就可能不觉得那么难，而如果进入了汉字的美妙天地，还会产生无穷的乐趣。安子介先生为外国人学习汉字编写的《切文劈字集》，目的在于引导读者成批成串学习汉字。日本早稻田大学武部良明先生1986年在北京座谈时介绍了他教西方人学汉字的方法，具体情形与安子介先生不同，但方法类似，体现的都是以类相从的精神。他们都取得了成功。 大家赞扬鲁川先生对汉语、汉字深入清晰的分析，是因为他对汉语、汉字有透彻入骨的认识了解。他是众多登山者中的一员，因为他摆脱羁绊，得以轻装上阵，从而登上了高峰。中国人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认识汉语，那是要感谢传薪者的，感谢他们翻译介绍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学了现代理论，各人所走道路不尽相同。有人照猫画虎，按照西方的样子来描述汉语、汉字，所得结论自然不能完全符合汉语、汉字的实际。有一些人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突破西方的框框，运用其方法，观察汉语、汉字，取得若干成就。我以为最不成功的是奉外国语言学理论为圭臬，处处以适合于外国的条条框框来衡量汉语、汉字，而且范围别人对汉语、汉字的研究，动辄指责别人违背了外国的定义、论述。鲁川先生是学理工的，这对他科学地认识汉语、汉字有帮助。这当然不是他成功的唯一原因，却是重要原因。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我们观察分析语言。赵元任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的成功，与他当初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数学不无关系。 鲁川先生说，对汉语来说，重要的是语序。所谓语法，在汉语，就是语序学。汉语的语序重要，但不宜由此引出汉语没有语法或者不需要语法的认识。汉语有自己的语法，汉语语法有自己的特点，不是简单套用外国语法能够真正了解认识的。恐怕世界上没有适用于任何语言的万能语法。当然，既然同是语言，各种语言也有共同点。研究者应该着眼于不同点。只有抓住不同点，才能抓住一种语言的特点。中国的汉语研究者的任务是发掘汉语的特点，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了解、认识了汉语。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套语法。因为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部分人。古汉语研究者接受传统多一些，虽然也学习了一些新的观点方法；现代汉语研究者用的大多是新方法。我曾经说过，能不能把古今汉语融于一套语法之中？虽有古今之别，但同是汉语，共同点应该多于不同点。 李敏生先生提到汉字拉丁化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拉丁化的关系。这里补充一点情况。北方话拉丁化方案是当时的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所属中国拉丁化委员会（由莫斯科共产学院附属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列宁格勒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部分人员组成）为在苏联的华工设计的。1931年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三个报告都由苏联人作。由苏联人Лайхтер（赖和德）所作的《中国文字的拉丁化》中称，“汉语不是作为苏联公民的中国人的母语。”大会通过了《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原则》（共13条）。这个文件，国内一向根据的是吴玉章1940年在延安写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1949年华北大学版，又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该文与1932年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正式印行的《拉丁化中国文字拼音和写法参考书》的文本有不少差异。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桥本万太郎1978年所编《ラテン化新文字》资料集影印了海参崴会议的文件。我在1981年写过一篇题为《“普通话”两题》的短文，1998年编论文集时，复印《ラテン化新文字》资料集影印本中的十三条原则，作为一条注解，附在文后。两个文本对照，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条文字完全一样，其他条有或大或小的出入。影印本第五条与吴玉章本第二条内容相同，文字有差别。影印本第二条全文是：“由于在苏联的中国劳动群众中实行文化革命的需要，要求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与群众的中国文字。”这一条在吴玉章本是第三条，文字为：“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影印本第四条是：“要进行文字国际化的路线，在中国语言中，要助成中国语言中的国际化的过程。”吴本为第五条：“要注意国际化的意义。”这种差别，可能吴玉章本根据的是记录或者是大会发的文本。而会后正式出版前，主办者又做了修改，影印本是修改后的文本。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苏联盛行马尔的语言学学说，认为语言有阶级性。苏联新文字委员会的人员不可能不受影响。它所属的中国文字拉丁化委员会的《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一文指名批判瞿秋白（化名Страхова）。因为瞿秋白采用了国语运动的一些观点，该文在“国语”和“瞿秋白的普通话”之间画了等号[гоюй（=《путунхуа》Страхова）]，并且援引瞿秋白的书和赵元任的A Phonograph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ige(1925)中的资料，说瞿秋白所主张的“正是国语拉丁化而不是什么别的”。 徐德江 听了鲁川先生的两次演讲，很受启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鲁川先生的演讲不仅谈及言文关系，而且，已经深入到词汇和语法关系问题了。 二、 鲁川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汉语语法研究主要有两个点：①字，②序。”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这个发现的意义极其重大。 三、 我认为，就汉字（书面语言）而言，“字”属语汇问题，“序”就是语法问题。这就把汉语的书面语言（汉字）的词汇和语法，科学地界定清楚了。字和字串是语汇问题，字和字串的序是语法问题。 四、 由此观之，汉语口说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问题，也可以界定清楚了：单音节词和由单音节词组合成的各种语言单位（复合词、词组等），是语汇问题，单音节词、复合词、词组等的序，就是语法问题。 五、 我认为，由此还可以广而观之，世界上的一切口说语言和文字（书面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界定，都应如此。 鲁川先生提出：“各民族语法手段：①‘顺序’（sequence），②‘标记’（mark）：形态、虚词、停顿、加重。” 我认为，“顺序”是语法；“标记”（包括形态、虚词、停顿、加重）都是语汇问题。词汇首先分两类：实词和虚词。这就是说，虚词属词汇问题。但硬是又把它说成是“语法手段”，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了。为什么会这样荒唐？因为，汉语的一些“虚词”，在印欧语里是用“形态”表现的。而西方理论权威一开始就把“形态”规定为语法的最基本内容。这是西方理论权威定下的错误标准。阳性、阴性，单数、复数，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这明明是词汇意义的差别，怎么是语法呢？诚如朱德熙先生1982年所言：“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总觉得大家是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真理。我们的语言学也不例外。”（引自徐通锵著《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总序》：《字本位和语言研究》）西方理论权威把本来属于词汇的“形态”定为语法的最基本内容，就是荒谬的，完全搞乱了语汇和语法的界限。 六、 什么是词汇？什么是语法？我认为，应该重新界定。凡是由符号（口语语音、文字字形）本身直接表示意义的，都是词汇问题。正像建筑材料，有砖、瓦、石头、水泥、木材、钢、铁、铝、塑料……多种多样。形态、虚词、停顿、加重等均属“建筑材料”。只有“序”，各种符号间的序，即结合性，才是语法。这才是存在于人类一切语言文字中，语汇和语法的真正的共性。用这种真正科学的标准观察汉语汉字，结论是：汉语汉字自古以来，不是没有语法，其词序严格，正是充分运用了语法功能。（鲁川插话：我完全同意徐德江先生的观点。今天，我们达成了共识。） 七、西方理论权威定下的错误标准，我们不能再当作教条、框框，把荒谬的东西变成真理了。“口语中心论”（语音中心论）、“形态中心论”（语法中心论），印欧语言理论中最大的最根本的两大荒谬标准，长期以来，危害着我国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影响世界语言文字理论健康的发展。这种局面要尽快彻底转变。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汉字汉语，在与西方语言文字的对比中，准确地认识汉字汉语的特殊性及寓于汉字汉语中人类语言文字的真正共性，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学、为推动世界语言文字理论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宝明 我不是研究语法的内行，说点外行的话。 刚才刘庆俄老师对鲁川老师的发言提出了质疑，说鲁川老师的某些语法理论，不能概括汉语的语言现象。 比如：鲁川老师说“人来了”是预想的，“来人了”就是未预想。刘老师说，预想的时候，也可以说“来人了。”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鲁川老师的演讲理论是针对计算机“英汉”翻译领域说的；而电脑是数字化的机器，它需要绝对的程序化。我们必须“教会”电脑懂得英语和汉语的对照语言，它才能会翻译，而这样的语言必须是程序化的语言。这是鲁川老师所讲的语序理论的基点。换言之，这是类似“教孩子”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最简明的。目前，诸多的电脑翻译软件都是初步的软件，不能胜任复杂的翻译工作。不用说目前对文学没有一个软件能翻译好，就是程序化很强的政治文章，那些翻译软件也翻译得不尽如人意。这就是国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投入此项研究的原因。 生活中的语言千变万化，尤其汉语非常灵活机智，刘老师提出的就是这样的语言。用灵活多变的语言对计算机质疑，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了。 汉语非常机智灵活，很难全部规范，不用说计算机,就是语法专家也很难做到。而汉语这么灵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汉字的多功能。她的灵活多变的组合，可以非常准确生动地表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丰富的思想。 比如，外国人对中国人说：乒乓球比赛，你们说“中国队大胜外国队”，是你们中国赢了；可是，你们又说“中国队大败外国队”，也是你们赢了。“胜”是中国赢了，“败”也是中国赢了，外国队是输定了，输就输在我们的语言没有汉语那么灵活。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所谓“语法理论”，大都是中国学者借用外国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可是，汉语是世界上独特的语言，她是原发性的，原创的，她和别的语言没有血缘关系。而外国的语法理论是从外国的语言总结出来的，适用于外国的语言现象，甚至适用于很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但是，这些语言和他们的母语都有血缘关系，都是从印欧语系、拉丁语系繁衍出来的。可是，外国学者他们大多不懂得汉语，没能全面概括汉语的语言现象，所以他们的理论对汉语不能说完全适用。而以前我们有的语法学者，忙着把汉语的现象努力地去“符合”外国的表音语言的语法理论，遇到不符合外国语法理论的汉语现象，或者就委曲求全，或者摒弃不说。这样，很容易对汉语得出不适合的结论，甚至妄自菲薄。我认为，鲁川老师今天讲的语序理论，是有创造性地研究适合汉语的语法；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学习的。 “语法”这个词，在中国的传统理论中没有，有的是“文法”、“章法”。所以，这个词汇是引进的，而且,连同它的内容也就被全部引进来了,冲击了中国原有的“文法”和“章法”理论。我觉得，现代的语法学者，应该真正从我们汉语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削足适履”地从外国的语法理论出发，“紧箍咒”般地研究汉语，应总结出一套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适合我们中国人理解、学习的中国式的“语法”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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