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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商汤统治时期出现大好局面，得益于伊尹和仲虺这两个贤臣的辅佐。据记载，他们二人在政治上颇有主张。他们被汤任为右相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至太甲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即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商朝帝王谱
商汤 在位30年 商汤，姓子名汤。商的祖先契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地，商汤时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他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逐渐强大起来，又有夏桀残暴无道，民怨沸腾，遂起兵征讨夏，大败夏军，建立商朝。建国后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 外丙 在位3年 外丙,商汤的儿子，在位3年卒。 仲壬 在位4年 仲壬，商汤子，外丙的弟弟，商王世袭是先弟后子，仲壬在位4年卒 太甲 在位33年 太甲，商汤长孙，太丁的儿子。即位初，因“颠覆汤之典刑”，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三年后改过复立，成为有成之君。这就是“桐宫悔过”的故事。 沃丁 在位29年 沃丁，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29年
太庚 在位25年 太庚，太甲子，沃丁弟 小甲 在位36年 小甲，太庚子。 雍己 在位12年 雍己，小甲弟。商朝开始衰弱。
太戊 在位75年 太戊，雍己弟。太戊勤政修德，治国抚民，颇有振作。 仲丁 在位11年 仲丁，太戊子，即位后迁都于嚣。 外壬 在位15年 外壬，仲丁弟，太戊子。 河亶甲 在位9年 河亶甲，太戊子，外壬弟，迁都于相。
祖乙 在位19年 祖乙，河亶甲子，即位后迁都于庇，商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朝又兴盛起来 祖辛 在位16年 祖辛，祖乙子，在位16年 沃甲 在位20年 沃甲，祖乙子，祖辛弟。 祖丁 在位32年 祖丁，祖辛子。
南庚 在位29年 南庚，沃甲子，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
阳甲 在位7年 阳甲，祖丁子。“帝阳甲时，殷衰”。 盘庚 在位28年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盘庚迁都于殷，商朝自此称殷商。迁都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殷都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小辛
在位21年 小辛，祖丁子，盘庚弟。商复衰。 小乙 在位21年 小乙，祖丁子，小辛弟 武丁 在位59年 武丁，小乙子。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政治改善，商朝复兴，他年幼时，曾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的艰难。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
祖庚 在位7年 祖庚，武丁子 祖甲 在位33年 祖甲，武丁子，祖庚弟。 廪辛 在位6年 廪辛，祖甲子。 庚丁 在位6年 庚丁，祖甲子，廪辛弟。 武乙 在位4年 武乙，庚丁的儿子。他在位4年被雷电击死。[/b
太丁 在位3年 太丁，武乙子。他在位时，周侯季历（姬昌的父亲）声威较镇，太丁忌惮，杀之。 帝乙 在位37年 帝乙，太丁子。帝乙时，商朝更加衰弱。以和亲的方式与姬昌媾和。
商纣 在位33年 商纣，姓子名辛，一名受，古音受，纣相同，帝乙子。商纣为人聪颖，膂力过人。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为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且好色无比。宠幸妲己，酷刑于民，大修宫舍，民不聊生。而此时西方周逐渐强大，终于灭商。纣王自焚而死。商亡。商纣与夏桀也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之君”。 公元前1600 成汤灭夏建商约公元前1600年，汤的军队打败了夏桀的军队，至此夏王朝灭亡，汤建立了商王朝。汤，又名成汤或成唐，甲骨文称他为大乙。商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力量逐渐壮大起来，至汤时，迁居于毫（今河南濮阳），进行灭夏的准备。成汤于前1600年左右联合各方国和部落征伐夏桀。出发前，汤发表誓师词，即今天保存在《尚书》里的《汤誓》。夏桀面对汤的进攻，毫无准备，不战而逃，在南巢被囚而死，夏灭。商汤在三千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天子之位。宣告商王朝的成立。商汤汲取了夏桀的教训，以身作则，勤政爱民，受到各地诸侯的欢迎。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 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之一。
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的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年是商族兴起、发展以及商王朝的建立并不断巩固的时期。商国王姓子，据说是帝喾后裔契的子孙。夏帝胤甲以后，夏朝不断衰弱，夏帝桀荒淫无道，中央政权腐败无能。成汤趁机领导商族向外扩张势力，并联合一些同盟部落起兵，在鸣条大战中一举击败夏朝，商朝从此正式建立。商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
公元前1541年 名臣伊尹囚禁商王太甲公元前1541年，商老臣伊尹立太丁之子、成汤嫡长孙太甲继位。太甲即位后，“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伊尹屡谏不止。太甲三年，伊尹将太甲囚禁在王都郊外的桐官（今河南偃师），自己则摄政当国，代行天子职权，太甲居桐官三年，在伊尹的耐心开导下，悔过反省，开始弃恶从善，施行仁义。伊尹便迎太甲归朝当政。太甲复位后，果然政通人和，诸侯归顺，百姓安居乐业，大有成汤之风。传说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颂扬太甲，并尊他为太宗。伊尹为商王朝开国功臣，曾辅佐成汤推翻夏桀，建立政权，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三王，立下汗马功劳。有传说，伊尹名阿衡，地位卑贱，看到汤是个有作为的人，便乘有莘氏嫁女之机，以陪嫁奴仆身份来到商。伊尹善烹调，到商后为汤掌厨，他利用侍奉汤进食的机会，给汤分析天下形势，历数夏桀暴政，进献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即右相，从此跟随成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政权中的赫赫元老。太甲之后，沃丁继位，伊尹自觉年老，不再参与朝政。沃丁八年，伊尹病死，相传已有百年之寿。沃丁以天子之礼隆重地安葬伊尹，用牛羊豕三牲祭祀，并亲自临丧三年，报答他对商王朝的贡献。伊尹的名字见于甲骨文，记载他历享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臣形象，在商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对整个商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商朝这是商朝从繁荣走向衰落的时期。约前14世纪末，商王盘庚为了抑制奢侈恶习，缓和阶级矛盾，把都城迁至殷，商朝从此摆脱转辗迁徒的局面，开始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自盘庚以后，商又称殷。从盘庚传到纣共8代12王，虽只有武丁和祖甲比较贤明，但商朝还是鼑盛一时。这一时期，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青铜技术蓬勃兴起，教育文化开始出现，尤其是青铜文化，成为商朝最具代表性的光辉写照。甲骨文的出现，为我国文明走向世界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农业生产上，金属开始用于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与此同时，畜牧业也发展到了很高阶段。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细密，有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统治者讲究享乐淫逸，残暴不堪，尤其是纣王，使得商朝最终告亡。
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都殷从商建国至盘庚执政，历经4次迁都。约公元前1312年～公元前1285年，阳甲死，其弟盘庚继位，为了解决王室内部纠纷，于是决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但遭到不少商民的反对。盘庚便利用宗教对商民们进行威慑恫吓，说先王们都按照天帝的意志迁了几次都，我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因此迁都的计划得到天帝的允许，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愿。你们要服从天帝的旨意，否则上帝就要惩罚你们祖先的灵魂。商民们不敢违背天帝的旨意，跟随盘庚迁至殷地。从此安定下来，直到商纣灭亡，共历8代，12王，计273年。
殷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立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盘庚迁殷虽然披上一件神意的外衣，但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迁殷后，政治有所改善，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盘庚迁殷成为商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殷城逐渐荒芜，时间一久，变成废墟，慢慢被埋在地下，后人称为殷墟。自盘庚迁殷到商辛（纣）亡国共273年，国号也称殷，一般也称作殷代。整个商代也称为商殷或殷商。殷墟被发掘以来，已从墓内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多数为青铜器和陶器。司母戊方鼑为商代青铜器珍品，堪称世界之最，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殷墟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甲骨卜辞，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反映了殷商文化高度发展的史实。 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 武丁中兴武丁中兴，国力强盛，于是不断征战四方。鬼方是殷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曾频频出动，骚扰殷人统治区，武丁亲自率军征讨，三年平定；[上工下口]是殷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上工下口]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工方逐渐向南游移，骚扰商朝属国，并经常深入商王畿西效进行抢劫。[上工下口]方这一举动，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危胁。于是武丁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讨，经过几年征讨，终于将[上工下口]方平服，[上工下口]方的领地从此归入商朝版图。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效劫掠两个居民聚落，武丁在征伐[上工下口]方过程中，用二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之地也成为商朝领土。西部地区的古老部落羌族，也称西羌，分为羌方、羌龙、北羌、马羌等。武丁征伐西羌多次，将所获战俘，残忍地用作“人牲”，成为祭祀鬼神的牺牲品。商朝南方地区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据传说，武丁曾率商族武士，深入荆楚艰险之地，经过交战，将其打败，并把很多荆楚之人捕获，把他们生活的地方荡平。从此汉汉流域也成为商朝版图的一部分。大彭和豕韦都是商朝诸候国。商王河禀甲时，两国势力大增，不甘俯首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也被武丁所灭。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史称“武丁中兴”。 祖甲始创周祭之法
商代鼎盛时期，高宗武丁偏爱幼子祖甲，打算废太子祖庚而改立祖甲。祖甲认为这是违礼之举，不可强行废立，否则就可能重演“九世之乱”的局面，因此他效法武丁当年之举，离开王都，到平民中生活。武丁死后，由太子祖庚继承王位。祖庚即位10年左右病死，祖甲这才回到王都继承王位。为了报效祖先功德，商人盛行祭祀，但所祭对象和顺序都很零乱，没有一定的规矩。祖甲即位后，创造了“周祭”之法，具体方法是：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配偶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用羽、彡、[上劦下口]三种主要祭法遍祀一周。周祭以旬为单位，每旬十日，都依王、妣庙号的天干为序，致祭之日的天干必须与庙号一致。如：第一旬甲日祭上甲、乙日祭报乙、丙日祭报丙，直至癸日祭示癸；第二旬乙日祭大乙、丁日祭大丁；第三旬甲日癸大甲、丙日祭外丙。如此逐旬祭祀，一直祭到祖甲之兄祖庚。用一种祭祀法遍祭上甲到祖庚的先工先王，需要九旬。祭毕，再分别用另两种祭法遍祀，直到全部祭遍为止。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因此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最高峰。祖甲创立的周祭之法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制度的最好体现。在上古文明中，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祭祀体系，周祭之法和古巴比伦、古埃及的祭祀法各不相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祭祀系统。 公元前1250年 武丁破格选拔傅说为相公元前1250年，商王武丁冲破各种阻碍，破格重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武丁此举，不仅找到了辅佐自己成就一代伟业的贤才，也因此造就了与伊尹齐名的商代名臣傅说。 武丁即位前，很留心访求贤才。一次，他来到傅险，见一批犯罪后被罚做苦工的奴隶正在修路。武丁与一位名叫傅说的奴隶交谈，发现他对国事及治国计划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惊服，便有心情他帮助自己治理国家。武丁自称梦见圣人，名叫说，派人到处去找，最终在刑徒中找到了。殷俗信鬼，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不敢反对。当时贵族已经腐败不中用，武丁举傅说做相，政治有些发送，借以缓和奴隶对抗，商因此而复兴起来。 妇好及妇好墓
妇好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生活于公元前12世纪的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和名目的祭祀活动，利用神权为商王朝统治服务。此外，妇好还多次受武丁派遣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然而，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武丁十分痛心，把她葬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墓葬被发掘，保存完好。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外，其中所出玉器共755件，是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另有63件石器、47件宝石器及象牙雕刻等物。妇好墓所出土玉石雕刻种类很多，形态各异，展示了当时很高的制玉水平，这些玉石雕刻品中的人像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了解研究商代雕塑艺术、商代人种、服饰制度、阶级关系、生活情态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些雕刻作品供佩带、插嵌装饰而用，非独立的雕塑，但所反映出的商代雕塑创作中已具备较准确地掌握头部五官位置和身体比例，并能在小型器上有意放大头部的写实能力；注重发式、冠式的服饰等已显示人物不同社会地位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而其中人物面部无表情、双目突出的特点又正是当时流行的雕刻装饰手法的体现（这在许多青铜器的兽面纹饰中较普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公元前1191年~公元前1169年 祖甲政治改革公元前1191年～公元前1169年，殷商第二十四帝祖甲在位时，实行了比较激进的政治改革。祖甲想通过这样的政治改革，建立历史上贤王们曾有过的功绩。他的改革涉及到了国政的方方面面，其中钖：将历代先王分为亲疏不同的大宗和小宗，并把相应的祭祀之庙也分为大小两种；他还改革文字和历法，力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同时，对殷人最为看重的占卜之道也加上了种种限制。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就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他之后的六代商王期间，出现了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不断争执和相互打击，直到把商王朝的政治资源耗尽。 武乙“射天”而戏
约前1156—前1122年，商王武乙在位期间，百般污辱“天神”，并以“射天”为戏。武乙是商王康丁之子，父死后继位为商王。武乙为巩固统治，对周围的方国继续用兵，连周王季历也亲自前来朝商，日益稳定了商王朝的统治。商人对上帝及鬼神十分迷信，史官们也常借占卜、祭祀限制国王的行为。武乙对此颇不以为然，相信只有用武力才能统治天下。为加强王权，武乙命人作木偶为“天神”，让一名史官代“天神”和他赌博。结果，武乙连赢三局，他便因此认为“天神”不灵，并命人剥下这些木偶“天神”的衣冠，抽打、污辱不算，还毁坏了这些所谓的“天神”。武乙又命人缝制了一个大皮囊，往里边盛入动物的血液，并将皮囊挂在高杆上。武乙命群臣前来，看看他亲自用箭射破皮囊。囊中的血流落于地，武乙称之为“射天”。此后，就再也没人敢限制武乙的行为了。武乙酷爱狩猎，经常沉溺于游猎之中。一次，武乙狩猎于黄河渭水之间，忽遇大雷雨，因躲避不及，被雷电击死。武乙本来死于自然现象，但因他对“天神”百般污辱，激起了群臣的不满，于是，武乙的不正常死亡，就给迷信很深的商人提供了关于他触怒天神而受到诛罚的借口。 公元前1046年 武王伐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发布讨纣檄文，率领戎车300乘、虎贲（敢死队）3000人，甲士4.5万人，东进伐纣。武王的军队来到孟津，会合了讨纣的各路人马，并争取到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的军队前来助战。周武王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随后即率众渡黄河北上进攻。纣王闻讯，慌忙集中商军南下，与周军会战于牧野（今河南卫辉）。战前，周武王再次宣布了纣的罪行，誓死灭纣，周军士气大振，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纣王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奴隶们一接触到周军，即掉转戈头，向商军杀去。周军在倒戈的商军的协助下，直抵朝歌城下。纣王眼看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结束了自己暴虐的一生。商王朝至此告亡。 商纣王
纣为帝乙少子，帝乙正妻所生，得立为太子。纣天资聪敏，体格魁伟，勇力过人，能赤手与猛兽搏斗，能言善辩，恃才傲物。帝乙死后，纣继位为王。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唯妇言是听，厚敛赋税，高筑“鹿台”，命乐师师涓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淫声怪舞，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祭鬼神。纣王昏淫无道，致使百姓怨恨、诸侯离异。为重振自己天子威风，纣王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以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于议论他是非的人，一律绑在铜柱上，活活烙死。后纣又因九侯之女厌恶宫中生活而肉醢九侯。纣王肉醢九侯的举动，激怒了朝臣，但大家只是敢怒不敢言。鄂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激烈争辩，指责纣无道，纣当即将他处死，并制成干尸示众。纣王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庶兄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灭亡，苦劝纣王而不得，只好逃离王朝，隐居民间。纣的叔父箕子对纣的暴政早有不满，他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发现后，命武士将其囚禁。纣的叔父比干亲眼见微子逃隐，箕子佯狂为奴，非常伤感，又觉得他们未能尽到人臣责任，认为人主有过错而不劝谏，就是不忠；怕死而不敢进谏，就是不勇。于是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苦苦劝谏纣王，不肯离开一步。纣恼羞成怒，下令杀死比干，剖腹取心，声称要看圣人的九窍之心。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满无以复加，连太师、少师都抱着乐器奔周。周王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最终为周所灭。商朝历经17代30王（不包括汤长子太丁），496年。 商代中期 青铜器代表做——杜岭方鼎铸成 杜岭方鼑是目前发现的商代中期最大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祀、饪食，1974年发现于河南郑州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和商代后期以司母戊鼑为代表的方鼑造型相比，杜岭方鼑腹部过深，足相对较短，显得庄严感不足，耳和口沿也太单薄，尚有外范接合不严、部分纹饰有重叠的缺点。杜岭方鼑的发现开拓了人们对商代中期青铜工艺的眼界，它为商后期出现的司母戊等大方鼑在造型和上开了先河。
杜岭方鼑 口部近似正方形，平折沿，上有拱形立耳，壁微内收，平底，空柱状足。器壁四周均以饕餮纹与乳丁纹装饰，足部亦铸有饕餮纹与弦纹。 司母戊方鼑 司母戊方鼑是商王文丁为祭祀母戊而铸造的祭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出土，重875公斤，是中国现存最重的青铜铸件。造型端庄厚重，器身呈长方形，立耳，柱足粗壮，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纹饰华美，腹部饰有兽面纹，耳廓饰有虎食人头纹。腹壁内铸铭文“司母戊”3个字，司通“祠”字，意指祭祀，母戊为文丁母亲的庙号。司母戊方鼑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青铜冶铸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该鼑是用陶范铸造的，鼑体浑铸，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浇口组成，鼑耳后铸，附于鼑的口沿之上，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鼑耳泥芯的部位。鼑的合金部分为铜84.77％，锡11.64％，铅2.79％，锡铅合计14.43％，较为符合铸造青铜容器硬度的要求。 虎耳方鼑 高95厘米，重49公斤，形体巨大，造型雄伟，装饰华丽，四角饰羊角兽面纹。 商代中期 原始青瓷出现 商代中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在郑州、湖北、河北、江西等地都有原始青瓷的产地，其中又以长江下游为盛。原始青瓷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但又不具备真正瓷器的薄胎半透明性质，亦常称为原始瓷。它的吸水率较低，初具瓷器的特质。原始青瓷自从于商代中期出现，其产量就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它的原料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只有在选择和加工上比较讲究。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因为具有丰富的瓷石矿，所以原始青瓷首先在长江下游得到了较大发展。在影响原始青瓷产品质量的诸多工艺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二是陶窑构筑。窑内气氛和温度的控制。原始瓷的发明和发展，说明当时在陶瓷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上，在窑的构筑和烧成技术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原始青瓷尽管与真瓷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但原始瓷毕竟是真瓷的前身，它的出现是个伟大的起点，预示着东汉时期真正瓷器的产生。
殷商甲骨文的鼎盛甲骨文是指殷墟出土的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以及一般兽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是商代通行的字体，又称“契文”、“卜辞”、“刻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等。商朝灭亡后，甲骨文鲜为人知，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文字学家王懿荣才认识到商代后期王朝遗址殷墟（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出土的甲骨上的契刻文字是一种比西周金文还要早的文字。本世纪以来，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活动，特别是1936年第13次发掘的127号坑，出土的甲骨17096片，成为甲骨出土最多的一次，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了15万片以上。甲骨文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文字在此时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共约有5千多单字，已显示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等六种构字原则，而且“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已基本固定。甲骨文已有从一到十和百、千、万等13个记数单字，使用十位进制记数，出现四位数，较大的数字是3万。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当时已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从甲骨文可知当时已有完整的六十四子，用天干地支记日；有一月至十二月，甚至十三月的历法，并出现大量记时用的专名：天明前称“昧”；六时左右称“明”、“旦”或“旦明”；八时左右为“朝”、“大采”、“大食”；中午是“中日”或“日中”；下午二时左右是“昃”；四时左右是“小食”；“小食”以后是“郭兮”；黄昏称“小采”、“莫”；黄昏以后是“昏”或“夕”，还有日食、月食、新星的名称。从书写的工具、书法的技巧看，甲骨文已达到成熟的地步。卜辞大多用刀刻，有些光有横笔或光有竖笔的现象，表明刻写者对字形的掌握已非常精熟，其中有朱书、墨书，表明当时已有毛笔，或先书后刻，或刻后填朱墨，大多数是直接刻成。甲骨文的笔划无论是粗是细，都显得遒劲，富有立体感，细而不轻，粗而不重，轻重疾徐表现得当，反映出契刻人对字和刀掌握已相当熟练。在行款上，有左行、右行、直行、横行之别，文字结体自然灵活，布局参差错落；在风格上按时期、书写人的不同，或壮伟宏放，或纤弱颓靡，都体现了很高的书法艺术。
殷商甲骨文是出自商人的第一手史料，真实地刻录了殷商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状况，内容绝大部分与商王室有关，当然也有一部分非王室卜辞，其中有些可能是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强大宗族的卜辞，有些可能是有封地的贵妇的卜辞。甲骨文的发现，为历史学家研究文献不足的殷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在纠正史书中的讹误和印证古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甲骨文也为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学者可以根据甲骨文来纠正以小篆和金文为依据的古代汉字研究中所出现的错误。到目前为止，研究甲骨文的论著已达3000多种，它们与甲骨文本身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商人创造的甲骨文，不仅为研究殷商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凭证，而且使甲骨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分支学科之一。它不但对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对宣传中国古代文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学术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青铜技术的勃兴和青铜文化的繁荣夏商时期，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由产生和发展，逐步走向鼎盛时期。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夏至商代早期的发明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生产青铜器；二是商代中期的发展期，青铜器的生产逐渐大型化和复杂化，并开始走向社会应用；三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鼎盛期，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并在社会各生产部门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
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主要体现在熔炼设备、熔炼技术、合金成分、铸造及金属加工技术等等。坩埚和竖炉是当时的主要熔炼设备。商代人采用内加热的熔炼技术，把金属块和燃料一并投入坩埚或竖炉中点火加工。通过熔炼，除去金属块杂质，使金属块变成液态，便于浇铸，并配制出适当的合金成分。合金成分的选择及配置在古代青铜技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商代中晚期，中国发明了铜、锡、铝三元合金；东周时期则产生了著名"六齐"合金规律。中国使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是石范铸造，大约出现在夏代。它使用次数较多，但不易加工，且不耐高温，故进入商代中期后，很快便被陶范所取代。陶范的铸造方法包括浑铸法和分铸法两种，在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影响到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石范和陶范，在春秋中晚期还出现了失蜡法和全型铸造等铸造法。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和繁荣，以及青铜器的普遍使用，在历史上出现了以青铜器艺术为主导的工艺美术，我们称之为“青铜文化”。 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提高和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使用，青铜器艺术逐渐形成多种造型系统。用作酒器的爵和觚，用作炊食器的鼑以及各种青铜水器、乐器、兵器都已出现，上面的纹饰也更加精美复杂。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一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产生了。因为这种文字多刻在青铜礼器中的钟和鼑上，因而又称钟鼑文。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字数较少，形声字比甲骨文多，结构比甲骨文简单，字体仍不固定。金文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器物归谁所有和纪念的先人的称号，还有的记载了制作青铜器的原因，并附记了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晚商记事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人在青铜器上铸造的金文，标志着汉字的发展已从甲骨文字逐渐走向金文阶段，对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历史和商代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并为周代金文的通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商代天文历法学的迅速发展夏代时，历法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传中国最早的历法便是出于夏代的《夏小正》，是通过观察授时的方法进行编制的自然历。到了商代，大规模的祭祀和占卜，要求准确的祭祀时间和祭祀周期，加之农业生产的进步，气候对农业、畜牧业以及田猎等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人正是通过观测天象来掌握气候的变化，因而使得商代历法在夏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代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又1/4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二十九或三十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体系。商代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十日，卜辞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朝与大采相当。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为“年”。商代天文学中的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中国金银器工艺产生
科学发掘的资料证明我国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商代，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其中商殷中心区域出现了金片、金叶、金泊等饰件，而离这一区域较远的地方则出土了一些金质首饰。北京平谷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金臂钏、金耳环等，经化验含金达85%，杂有较多的银和少量的铜。其中金臂钏用锤鍱法制成。两端锤成扇形，再弯成环状，金耳环一端锤成喇叭口状，一端锤成尖状，整体变成圆形，这些情况表明，商代时的金银器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 商后期蜀文化的萌芽——三星堆青铜人像距今3000余年前，蜀地先民创造了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青铜雕塑艺术品。1986年在四川县广汉县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出土地大量青铜人头像，反映了蜀文化的艺术成就及其地域特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铜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青铜人头像的大小与真人相当。共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形象。铜像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三星堆还出土有青铜方座大型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人面罩及雕刻于其他器物上作为装饰的人头像。这些人像由不同的制作模型铸造，所以无一雷同，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与身份。这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十分成熟。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的发现，表明商周时期确实存在着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并且具有高度的技艺水平和宏大的规模。如果我们将5000年前红山文化的大型陶塑和200多年前秦始皇陵的陶兵马俑联系起来，广汉青铜人像雕塑群正是中国雕塑史长链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三星堆青铜雕像反映了3000年前巴蜀地区青铜文化的艺术成就。三星堆遗址是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研究巴蜀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其主要民族是传说记载中的廪君的后裔。蜀地农业发达，水利建设较早，历史上它与中原保持联系，其文化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具有本地的特色。三星堆铜器如实地刻画出古蜀民族的独特风格，与中原地区的雕塑作品相比，它在造型和纹饰加工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巴蜀文化还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巴文。 帝乙归妹
商王文丁杀了周族首领季历以后，商周关系恶化。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积极蓄聚兵力，准备为父报仇。此时，位于商王朝东南的夷方也先后同孟方、林方等部落叛乱，反对商朝。帝乙为了避免东西两方同时受敌，也为了修好因其父杀季历而紧张的商周间的臣服关系，决定将胞妹嫁与姬昌，采用和亲的办法来缓和商周矛盾，稳定全局，希望唇齿相依的商周两大国之间彼此不记前嫌，亲善相处。姬昌审时度势，认为灭商时机还未成熟，为了稳住商王，同时争取充足时间，同意与商联姻。帝乙亲自择定婚期，置办嫁礼，并命姬昌继其父为西伯。成婚之日，西伯亲自去滑水相迎，以示其郑重之极。周人自称“小邦周”，称商为“大邑商”，而今能够与商王之妹联姻，觉得是“天作之合”。此事史称“帝乙归妹”，一时传为美谈，商周双方皆大欢喜，商周重归于好。 商人的天文历法商人不知有否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 在甲骨卜辞中已有日蚀、月蚀和星辰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日蚀和月蚀的蚀字，甲骨文写作、等形。卜辞中所记日蚀，目前已知的仅二见： 癸丑贞，日夕[（有）]食……田（上甲）？（《京》3965）癸酉贞，日夕又（有）食，佳若？ 癸酉贞，日夕又（有）食，非若？（《佚》374）这里的“日有食”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同。日蚀一般都发生在白天，但也有发生在傍晚的，“日夕有食”，便是其证。 甲骨卜辞中又常有“日有哉”的记录，如云： 辛巳贞，日又，其告于父丁。（《后上》29·6）庚辰贞，日又，非祸，佳若（《粹》55）“日又哉”有两种解释，一如郭沫若所推测，以为“哉与食，音同，盖言日蚀之事耶？”①；一如陈梦家所说：“（）读若识志或痣，乃指日中黑气或黑子”②，后者殆非③。 甲骨卜辞中记载月蚀的比较多些，有的还记有月份，如云：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月食，闻，八月。（《甲》1289＋1749） [癸]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兹）夕月食？甲（雾），不雨？[正面] 之夕月食[反面]（《丙》56）。 七日己未，，庚申食。（《库》1595） “月食”即“月有蚀”，《甲》1289＋1749乃严一萍缀合而成，其中的“闻”字，董作宾说：“此字最初之意义，当为奏报上‘达’之闻。……月食而方国奏报以‘闻’……（即）史志中……‘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之语”①，甚是。因为这条卜辞意思说，八月癸未这天，史官争卜问，这一旬中有没有灾祸，三日后的乙酉傍晚，发生了月蚀。这是别人报告的，所以特别注明一个“闻”字。《丙编》56是一条正反面相接的卜辞，正面意谓：癸未这天占卜史官争问，第二天甲申，天阴么？这天晚上有月蚀么？其结果甲[申]有雾，没有下雨。反面的是正面的验辞，说这天晚上果然出现了月蚀。最后一条中的字，不识，可能指一种自然现象的字。这条卜辞是说，某月的第七天己未，夜空出现了，第二天庚申就出现了月蚀。 甲骨卜辞中的星字，作、、，或加声旁作，其为天上星宿之象形字，甚明。卜辞有云：“冬（终）夕…亦大星”（《簠杂》120）。这个“大星”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指的是什么星。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中说：“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说：“大星者，大夝也”②。 甲骨卜辞云： 辛未，酘，新星。（《前》7·14·1）这条卜辞是说，辛未这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一颗新星。杨树达云：“新星者，新夝也”③，义不能尽解。近来有人说，新星当是天文学上所说的变星，即本来亮度不大的星，平时用肉眼看不见，但是由于它的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亮度突然增大，用肉眼看见了它，就叫它为新星，说似可信①。此外，卜辞中又常有“星”（《拾》14·6）、“其星”（《厍》598）等记录，似乎都是星辰之星。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历法。根据甲骨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月有大小，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为十二月，因十二个大小月加起来只有354或355天，所以采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季变化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闰月，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应当置闰那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闰月就放在应置闰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闰五月，那年当中就有两个五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中置闰”法。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所测得的一年为基础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一个记日周期，即朔望月为基础的纯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为成岁”的阴阳合历。 甲骨卜辞中有云：“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粹》896）。可证在帝乙、帝辛时代，岁、年、与祀三者还是有区别的。甲骨文中的岁字，作、形；年字，作形；祀字，作形。
岁字象一种有柄之半月形切割工具，其刃部上之二点，乃刃上所穿之孔，以便穿绳而将刃部紧缚于柄。古人用岁收割禾穗，又用以切割牲体，故“岁之言穗，言刿”②，当是岁的正解。由于以岁收割庄稼，在卜辞中就有指一年的总称，例如：“今岁受年”（《甲》3298）、“来岁受年”（《乙》6881），但其是指一年的庄稼收成好坏，不是用作记时的。年字也非记时之年，《说文》称：“年，谷熟也。”《谷梁传》桓公三年亦云：“五谷皆熟有年也。”年可能是记若干个收获季节，如云：“自今十年有五，王丰”（《续》1·44·5），“受（有）年”（《甲》3430）。甲骨卜辞中记时的年，不叫岁，也不叫年，早期卜辞中只记日月，晚期卜辞中才出现记时的年，叫作祀。这是与商王在一年中不断举行祭祀有关。我们知道，一年中，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完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祭祀的祀来代表年。这与《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的说法是一致的。 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起于春秋时代以后，在此以前大概只有两季。甲骨文中的春字，作（楚）①形；秋字，作形②。“贞，来春，不其受年”（《粹》881）、“戊午卜，我贞，今秋，我入商？”（《后下》42·3）等辞中的“春”、“秋”两字都是一年的意思，不是四季中的春和秋。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有可能在商代只有春种、秋收两段时间的划分，所以就用春秋二字来代表一年的时间。 商代的记日方法是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字相配合来表示，即从甲配子（甲子）到癸配亥（癸亥），配完刚好是六十个。甲骨文中有一些干支表，不是卜辞，而是备用的“历书”，可能是当时的史官在占卜时刻查日期用的。用于支来记日的方法在商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在我国一直使用到近代。 商代的一天内的时间分段，都各有专名。 甲骨卜辞中的日和夕是相对的，日指白天，夕指天黑以后至天亮以前的黑夜。夕字，甲骨文中写作、形，和月字的形状完全一样，只有在辞例中才能区别出是夕，还是月。 旦字，甲骨文写作、、形，如云：“旦不雨”（《粹》702）、“于翌日旦大雨”（《金》381）等例。明字，甲骨文作、形，例如“乙巳明雨”（《乙》6664）中的“明”和“旦”一样，都是指天亮以后的时间。《说文》云：“旦，明也。”《淮南子·天文篇》分“明”为晨明，明、旦明三段时间。 旦、明以后的时间叫做大采、大食或朝。“大采雨自北征”（《乙》116）的“采”，甲骨文作“”、“”形；大食，不□（启）”（《粹》999）的“食”与日蚀、月蚀的蚀同，作形；“朝又（有）雨”（《佚》292）的“朝”，字，甲骨文作、等形。 大采、大食、朝以后的时间叫做中日，相当于现在的“正午”。“中日，其雨”（《粹》719）的“中日”，甲骨文写作日。 中日以后的时间叫做昃，甲骨文作形，象太阳已经偏西，人们需要侧头去看太阳的形状。甲骨卜辞有云：“昃雨自北”（《合》78）、“昃其雨”（《明》703）。 小食，是商人下午吃饭的时间，大食、小食就是当时朝夕两餐之时。大食就是上午吃饭的时间。从“中日至墉”（《甲》547）、“昃至墉（），不雨，中日至昃，其雨？”《掇一》394）、“墉至昏，不雨？”（《粹》751）等辞例看来，可以知道中日，昃、墉、昏是先后为序的。“墉”又者作“墉”或“”。墉是相当于黄昏前的时间。 小食以后的时间叫做小采或昏、莫（暮）。“今日小采，允大雨”（《佚》276）中的小采与大采相对，大采为朝，小采为夕。“今日辛，至昏雨”（《宁》1·70）的昏字，甲骨文作形，昏在墉之后，墉在昃之后，可知昏为昏夜。旦、昏是相对的，旦是日出，昏是日入。“其莫（暮）不其雨”（《粹》695）的“莫”即“暮，甲骨文作、形，象日入于草莽之中，朝莫相对，朝在天明之后，莫与昏相当。小采昏、莫都是指的日落黄昏时节。这与《国语》，《鲁语》中的大采朝日，……（小）采夕月”的记载是一致的。
商人的雕塑乐舞雕塑艺术在商代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就其种类而言，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也有立体的雕像与塑像。 浮雕或浅刻多半是器物上的花纹，最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此外还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以及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都是取材动物形象，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成为独具时代风格的画像。安徽阜南发现的龙虎铜尊①，其肩、腹上的浮雕龙虎纹均有一首双身，虎纹张口露齿，咸欲食人，堪称商代装饰花纹的代表作。 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一般小巧玲珑，都是奴隶主贵族的佩饰。这些雕塑品，多属玉、石、蚌饰物，有鸟、鱼、蝉、鸮、兔、虎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兽面等造型。 立体动物塑像，在商代前期只发现过泥塑。到了商代后期，各种质料的动物塑像才有大量的发现。以玉、石为质料的动物形雕像数量最多，题材最广，例如从最近在小屯M5发现的长鼻大耳的玉像和蜷足静卧的石牛等，无不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在武官村一带的陵墓中，还发现了大批的动物形白石雕像，最大的如双兽雕像长达一米有余，小的如石鸮、石虎首人身虎爪坐式立雕，高约30多厘米。这种石材立体动物雕像虽然都是殷代后期房柱旁的装饰，但仍不失为三千多年前的艺术珍品。此外，商代后期的有些铜器，如鸟兽尊、觥、异形卣等都是仿效动物形象而造型，特别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把四只羊的造型和布局同方肩尊的器形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以人像为题材的雕塑品，在商代前期只发现一件泥塑残品，到了商代后期，各种原料的浮雕、半立体和立体人物雕塑品均有出土。例如最近安阳小屯墓M5发现的妇好鼎纹、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纹和传为湖南安化出土的饕餮食人》卣①，同《司母戊鼎》的耳纹一样，都是把人头或人体置于饕餮口中，或置于虎口之下，反映了奴隶社会的吃人的形象。 上述小屯M5发现的十件玉石全身人像和人头像，有的跪坐戴冠，腰束宽带；有的赤足盘发，裸体文身；前方面提及的三件戴枷男女陶俑，则是免冠而着圆领衣，衣裙似乎连在一起，从这些不同的服饰中很清楚地表现了不同的社会身份。 商代的乐器，现已发现的有磬、埍（有石制、陶制和骨制三种）、鼓、铜饶（形如铃锋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等。在甲骨卜辞中有从系从木的“乐”字，作形，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也已存在。甲骨文又有“舞”字，作“”形，象人身挂有饰物婆娑起舞之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商代各种雕塑品与然也渗透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但是这些精湛的艺术作品又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表现了他们高度智慧和非凡的艺术才能，反映了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商朝政治制度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音「田」tian／）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钜桥。
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晚商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作胎，高温1000℃以上烧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即使置之今日，也当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阳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约在当时也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方能使用。不论早商抑晚商遗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积大，残品多。而且窑址数十集中一处，附近还有房舍，似乎与陶器作坊有直接关系。制陶业能有如此规模，足见已是专业生产。有一处郑州的遗址，出现的残件多为泥质陶的盆甑之属，而缺少夹砂陶的鬲甗诸器。这种偏颇现象，只能由专业分工来解释。是以商代陶业，不再是使用者为了自用而制作，却是大量的生产某些项目，以供应使用者。至于供应的方式是分配，抑统由市场行为，则不易判断（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商代的建筑，可由几个古城为代表。郑州出土的早商遗址是3500年前的古城，经过多次发掘，可判定有东南西北四面城墙。由夯土筑成，周长将近七公里，有若干缺口当是商代城门。夯土由“版筑”分段筑成；这种方法到近代犹在使用中。但因为古代技术不精，不能筑成垂直的墙，必须使用斜坡以支持城墙的高度。据估计，郑州古城城墙用夯土的土量约八十七万立方公尺，是二里头宫殿的四十倍，需用一千三百万个人工。如以动员上万的劳力也须四年左右方可完工。与此相应的后勤及组织，足以说明国家的组织力已达相当水平。城内居住遗址密集。在城内东北部有数处大型夯土台及房基。四周有不少玉件出土，当是宫室所在。城外也有不少遗址，由其性质判断，大都是普通农业聚落。但附近地区则有若干铸铜、骨器、及陶器的作坊。农业及工业环绕王都，衬托了王城的自足性，但也说明了城市化的分工现象（河南博物馆等，1977）。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是另一类型的城市。这座古城的残存，至今仍在地面。南北约290公尺，东西约260公尺，约略近方形。城墙也与郑州古城一样，用平夯及斜夯筑成。城内东北部高地，有大型宫殿遗址。城外则是小型房基，盘龙城只有郑州古城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然而一切规制及城垣环卫宫殿的现象，均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也都说明了商代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湖北省博物馆等，1976）。 安阳殷墟是最早发掘的商代城市，经过数十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殷墟大致的面目，已约略可知。这个地区的范围，当有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洹水一曲，划分了王宫在南（小屯）、陵墓在北（西北岗）两大区。小屯周围遗址密集，当是中心，离中心渐远，遗址的密度也越小。居民的房址与小墓葬杂出其间，似乎一般居民并不葬在西北岗的陵墓区。居住遗址附近也有不少作坊，但并不见有作坊特别集中的“工业区”，当可能因为居民即是作坊工人之故（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小屯本区之内，又可分为三区。甲组最北，有十五座平行的大型夯土台基，是长方建筑的基地。乙组居中部，有二十一座大型房屋成三列南北分布。甲与乙组之间有一座方型夯土台基，当是坛一类遗址。丙组居西南部，有十七座排列整齐的夯土台基。乙组地下有很多水沟纵横其间。据推测，甲组是王宫，乙组是宗庙，丙组是举行仪式的地点。王宫宗庙筑在夯土台上，而一般居民则住在半地下室的窖穴中，但也有些住在地面上的建筑中（石璋如，1959）。小屯四周未见如郑州或盘龙城一样的城墙。如此大型都市，而缺少城垣，实属不可思议。不过，小屯遗址也有一条巨大的壕沟，宽7—21公尺，深5—10公尺，由西南婉蜒向东北。这条深壕也许是防御工事（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陵墓区有十一座大墓及1222座小墓，然而也仍有居住遗址及作坊遗址分布其间。每一座大墓，需用七千人工任挖土的工作，其规模之大可知。陵墓排列整齐，有长隧道及深达十公尺的墓穴。穴内殉葬的尸骨散延在隧道及墓穴中。陵墓由夯土筑实，夯土层内有不少人骨。陵墓四周有排列整齐的殉葬坑，埋葬王室的卫队（梁思永、高去寻，1962）。殷墟王陵的集中及其规模，诚为罕见，以致有人以为殷墟实际上不是国都所在，而是类如“陵邑”的都市（宫崎市定，1970）。此论可备一说，但尚不能作为定论。总之，商代城市的型态及建构，以郑州及盘龙城为代表，开启了后世中国城市的先河。 殷墟三宝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进程的角度,高度评价殷墟的价值和意义。
甲骨文 甲骨文被认为是从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的。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才弄清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100多年来,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约15万片,分别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中。100多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甲骨学。根据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的统计资料,当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学的专家和学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类专著10000余种。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献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价高达5.6万元。目前所见的甲骨文出现单字4700余个,可识别和与现代汉字有明确相沿关系的约1700字左右。2004年7月3日,上海公开拍卖了20小片甲骨文,拍卖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最早对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学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宾(1895-1963)、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因其字和号中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别号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国汉字的“六书”造字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已出现,表示出成熟而系统的文字序列。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时期,至少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殷墟所出约15万片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丰富多采,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时代风貌。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记录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书刻的文字,并不是当时文字的唯一载体,与甲骨文同时期既有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还有由甲骨文“典”、“册”等字形所表现出的竹简或木简上的书写文字,以及所见的书写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所幸的是，甲骨文由于这种特殊用途下的特殊书刻方式,得以保存下来。 青铜器 安阳殷墟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大至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工具、马车或木器上的青铜制品、纯粹为死者陪葬的冥器。在目前的收集中,青铜礼器量最多,种类主要有鼎、尊、觚、爵、斝、方彝、盘、盂、觯、壶、簋、甗、卣等等。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华丽图案装饰,象征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纹饰是一种被称作为“饕餮”的神兽纹样。“饕餮”纹样的突出特征有巨目、阔口、柱角、利爪、蛇身等,实际已是一种糅合了的图腾崇拜形象。
武丁大龟：长44厘米，宽35厘米，为殷墟发现的最大龟甲。 行,东流直接或合水汇入黄河。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商王常涉河东或乘舟到黄河。殷墟西有太行、东有大河天然屏障,松软的黄沙土地,最适宜原始先民繁衍生存。 狭义的殷墟都城的概念是以小屯为中心的洹水沿岸一带的商王宫殿宗庙区、王陵区以及周边的聚落。包括2000年所发现的四周8700多米城墙的洹北商城。 殷墟都城遗址有数量众多的夯筑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的下层覆盖着更早时期的窖穴。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文化层的上层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是彩陶文化的遗物,形成了仰韶——龙山——殷墟三种文化的先后发展序列。 安阳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铜器、大规模都城遗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坐标和里程碑。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一)殷商民族一殷商民族
“殷商”一词，是“殷”与“商”的合称，并不是商民族对自己的称号。他们是自称为“商”，如对其晚期经营很久的都城，后世都史为殷墟，而甲骨卜辞中则记述商王出外田猎后返回都城为“入于商”。这个“商”就是殷墟，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章邯期会洹水南的殷墟，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为洹水所围绕的地望相一致，可见殷墟如据“名从主人”例应称之为商墟。不称商而称殷，本是来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从身、从殳。身即人之形，含义为人。“殷”古读同“夷”、“衣”、“？”音。因此周人称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尔殷”，注家说“衣读如殷”；《吕氏春秋·慎大览》“亲？如夏”，高诱注“？读如衣”。这都是各据不同方音写成的异形同音字。周人即称商之人为殷，故在《诗经·大明》中出现了殷人与商人相混合的称号，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词与句。
《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此所说《山海经》所载实为一事。有扈即有易，扈胡叠韵，或称之为狄，或称之为湖，胡狄皆古代北方异族（指文化言）之通称。该即王亥，是季的儿子。王亥在卜辞又称“高祖亥”。亥字或从鸟头，或在旁边再加手形，这正表现了以手操鸟之形。亥《殷本纪》作振，也是从手旁。《山海经》所谓“操鸟方食其头”的说法是不对的，应是表示以鸟为图腾。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二)殷墟及其年代二、殷墟及其年代 殷墟是在考古发现的商城遗址中属于晚期的都邑。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自从盘庚在此建都起，一直到纣覆灭为止，共历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再没有徙郡。殷人在此花费了将近三百来年的经营，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积累，必然也是深厚丰富的。因此对殷墟大量考古发现发掘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便成为探索殷商历史的重要基础。
关于殷代总年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左传·宣公三年》说殷商“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引《世纪》：“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岁。”同篇又引殷历曰：“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两者是不一致的。根据《晋书·束皙传》说《竹书纪年》所载：“夏年多殷”，这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概念。但是，夏代的总年数，也还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数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夏代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参考《太平御览》卷83引《竹年纪年》）。而《殷本纪》引《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经集解》引《竹书纪年》）。这两种说法，同样出现在《竹书纪年》，同样被裴骃引用，但殷年还是比夏年多，《束皙传》说：“夏年多殷”，在这里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殷代的年历，还没有可靠的记载或成熟了的研究成果。所以，殷代每一个帝王的在位年数，那就更无法确定了。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三)巫卜与甲骨三、巫卜与甲骨
上个世纪末轰动世界的文化大发现，就是甲骨文字以及殷墟文物的发现。甲骨文字是巫卜贞人卜事或记事时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巫”甲骨文作“？”(《合》268)，金文亦是如此(见齐巫姜簋)。甲骨文和金文许多都是象形字，但甲骨文和金文的巫字，究竟象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说文》说：“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是汉代人的说法。《说文》认为男的叫觋，女的叫巫，但是后来不分男女都叫巫。《说文》说巫是以舞降神，这有几分真实性。因为《楚辞·九歌》上记载降神的都是巫。古代的巫，大多数都是女的，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祭祀是由女的主持的。古代的人，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统治人民的结果，他们都相信巫和巫术，《楚语》“绝地天通”，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果。在“天地通”的时候，巫就是神，这种相当原始的巫的信仰一直保存了许久。汉代各地有巫，如楚巫、晋巫、也有专门的河巫。满洲、蒙古也有类似"巫"的萨满。总的说起来，巫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集团，他们掌握祭神、跳舞、医疗、文字等等宗教仪式和科学技术，他们是古代的有知识的人，卜就是由他们掌管着。
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还有在玉器、骨器、陶器上面还保存了墨书的文字。字体是用毛笔书写的，这也可说明蒙恬造笔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商朝文化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生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册字，象竹简汇集之形。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前后对臣民三次训话的。
迁殷遗民周人虽然灭了商王朝，但是受周人支配的人口远不如商遗民人口多，为了控制中原的广土众民，周人把一部分殷遗民西迁到了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今陕西岐山北的周原旧地及河南成周洛邑附近，就是殷遗民迁居的集中地点。周人将东土殷遗民西迁，削弱了商朝的残余势力，同时也使东土人才为周所用。迁殷遗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迁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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