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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日，沈阳人民迎来了解放。随着喜庆锣鼓的敲响，国民党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组织，也随即作了进退两套方案，纷纷由地上转为地下潜伏起来。准备与我党进行长期较量，他们利用各种职业作掩护，收集我人民政府领导名单及所履行的政策及部队的番号等一系列情报，同时还不忘对新兴的人民政府进行捣乱破坏。 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也对已有的特务成员，采取了“一元两套三层制”的潜伏组织形式，准备为国民党军再次打回东北时做内应，并将2、3、6、7潜伏组设在沈阳，每一组都设有独立电台，以便传达上级指令及传递所收集到的中共情报。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于11月3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理指示》。同年11月4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安部陈龙部长、何侠、厉男局长商定后，沈阳市公安局从接收干部中选出一批有城市肃反经验的干部60余人，组成了治安处，处长由原哈尔滨市公安局侦查科长马敬铮担任。主要任务是：摧毁国民党潜伏在沈阳的特务指挥机构。同时广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利用敌人的动摇去打击瓦解敌对势力，坚决肃清一切敌探奸细的反革命活动。 早在我军入城前，东北局社会部和省有关部门，就系统地整理了敌情资料，解放后又汇集了171名地下党员和地工人员所提供的数千份情报。因而抓捕工作相对顺利，被捕获的有国防部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副主任滕勉、主任秘书陈泽如、所属沈阳站副站长秦士贤及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少将正、副组长吕思愆、刘濂泉，“剿总二处”主任秘书张荣功等118名国民党特务人员；同时还破获了美国陆军联络团特务案，抓捕外籍间谍6人，共缴获敌特电台65部。 其中，着实让当时的我公安人员感到十分振奋的是抓捕“保密局沈阳站东北支台潜伏台”一案。这也是沈阳解放后的第一起反敌特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沈阳市公安局长何侠，在进沈阳城时，从辽东带来一部“测向侦察电台”。不久他们发现一部代号为“QSY”的特务电台活动频繁；“QSY”为了自身的安全，总是不断变换发报地点，与南京或北平联系。说来也巧，11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处抓到12名国民党军政人员，经地下工作人员辨识，其中一名叫李冠群的是保密局沈阳站上尉组长，潜伏二台台长，电台代号为“QSB”。 李冠群长得膀大腰圆，一张粗糙的脸长满了酒刺。对眼前的我公安人员，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式。然而，经过斗智斗勇的两个回合后，李冠群的精神崩溃了，便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罪行。原来，曾为保密局沈阳站电讯支台的上尉组长李冠群，遣散前被任命为潜伏二台台长，奉命在沈阳潜伏，待机行动。但解放军入城后，李冠群觉得时局对自己潜伏极为不利，一旦被盘查出来，怕有性命之虞，因而不敢呆在沈阳，就逃回了辽阳老家。 就在李冠群临回老家前，将没敢使用的电台就地埋在城里小西关他岳父家中，潜伏任务是支台长刘殿庚布置的。在李冠群的眼前，又浮现出10月30日，刘殿庚当面向他布置潜伏任务，并发放活动经费的一幕。心想自那天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刘殿庚的影，自己去了关内，留下我在这儿受审。因为保密局的规矩是单线领导，没有横向联系。在潜伏的特殊时期，遇有情报传递，如果找不到刘殿庚，就由李冠群直接与保密局北平支台联系，并规定了联系的时间、通报的密码、呼号和频率等等。 李冠群的交代，与我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在国民党撤退时，一共部署了4个潜伏台，这4个潜伏台都是支台长刘殿庚亲自部署的。我公安人员陈龙、何侠、马敬铮经过认真思考一致认为，沈阳附近是新解放区，外围盘查堵截得很严密，没有路条是根本出不了城的，因而，刘殿庚逃往关内的可能性极小。说来也巧，4天以后，保密局东北支台事务员赵贵斌落网。赵的被捕，极具戏剧性，他是在北市场倒卖银元时被抓的。在沈阳城接管之初，我们对物价稳定，金融调控与监管及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都十分严格。 我们从赵贵斌那里又得到了一个新情况：11月7日那天，刘殿庚还去过他家，并且还交待了一个新的情况：刘殿庚有一位远房姑姑在沈阳，目前是单身一人，他曾跟赵贵斌透露过想要到他姑妈家暂避一阵，等风头过了再做下一步打算。我沈阳公安部门根据这一情况，在全市对单独居住的老太太展开了大排查。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3天的排查，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张王氏的老妇人身上，经过暗访，更进一步明确了此人就是刘殿庚的姑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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