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重新梳理材料，考述高棅应辟入京是在永乐元年，而非永乐四年；对于高棅《唐诗正声凡例》论诗文字的真实性，进一步提出置疑，并提出明代天启年间出现的高棅《唐诗正声序》同样是伪作。高棅《唐诗品汇》列杜甫为“大家”，学界认为是显示杜诗有别于盛唐正宗、名家的意思，本文论证认为“大家”，就是“集大成”、“集前人之大成，而自得其妙”的意思。
[关键词] 辨伪 高棅《唐诗正声序》 “大家”
笔者在《学术界》2007年第1期发表《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对于《唐诗正声凡例》中高棅论诗的大段文字的作者提出质疑，承蒙
本来，考证存在不同情况：有的时候是一锤定音，通过文献的发掘和梳理而“捉定”某一事实，纠正已有的定论；有的时候是通过文献的考辨、重新解读，对于习以为常的、未加以审视的结论提出质疑，引起一种必要的学术谨慎。我对于《唐诗正声凡例》中高棅论诗文字的辨伪，应该属于后一种类型。这段属于《凡例》中的论诗文字，在高棅生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在高棅死后几十年内刊刻的两种《唐诗正声》中也找不到，而是赫然出现在一百年后的刻本中，其真实性不是值得我们去慎重对待吗？如果我们能够在嘉靖3年之前刊刻的《唐诗正声》或其他文献中找到这段文字，那么我的结论不攻自破。我也在寻找蛛丝马迹，可惜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的证据打消我的质疑。
一、对高棅应辟时间等问题的复核
1、申先生提出高棅征辟入京是在永乐四年，而不是拙文中的永乐元年。当然，拙文的永乐元年，并非我独立考证的结果，而是依据蔡瑜先生的《高棅诗学研究》。但“永乐元年”说，是有直接材料依据的。蔡瑜著作附录之《高棅年谱》引《木天清气集》卷六《倚韵奉寄和陈沧州留别之作》序云：
曩岁癸未秋，余以虚名，被征赴京师，明年入翰林。
又引《木天清气集》卷六《题樊可久沧浪秋兴图》序云：
曩岁癸未秋，余被命将行，
癸未，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这是高棅自己的记载，是最为可信，不容置疑的。蔡瑜还提供明刊本《长乐县志》卷八选举志，永乐元年荐辟下列高棅。笔者查明弘治刻本《长乐县志》卷四“荐辟”条记有：
永乐元年，高棅（字廷礼，号漫士）。二年，陈仕显（字仲荣）。四年，郑定（字孟宣，号浮丘生），王恭（号皆山）、陈贵。五年，林继祖（字遵性）。
再看
先生事母孝谨年五十七方贵未几而母殁
这句话，按照
先生事母孝谨，年五十七方贵，未几而母殁。
这样断句的意思是：高棅母亲去世，是在永乐四年（高棅57岁）之后的一段时间（“未几”）里。然而事实上，高棅母亲死于高棅57岁之前的永乐三年。请看《木天清气集》卷六《倚韵奉寄和陈沧洲留别之作》序：
曩岁癸未秋，余以虚名被征赴京师，明年入翰林，又明年，丁内艰，归田里。
从高棅这里的记载来看，母亲死于永乐三年，高棅这年又丁忧回乡了。所以，林誌《墓铭》那一句，应该依照蔡瑜的断句，为：
先生事母孝谨，年五十七，方贵未几，而母殁。
“方贵未几”，是指永乐元年应荐辟入京，未几（两三年时间），至永乐三年，母亲去世了。
2、关于高棅诗学的“诗体正变”和“性情正变”的问题。拙文说：“高棅《唐诗品汇》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诗体正变’论。……《唐诗正声凡例》是谈‘性情正变’的问题”。如果说《唐诗正声凡例》是高棅所作，则高棅诗学思想存在从“诗体正变”转变为“性情正变”的思想演化过程。但是否存在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对《唐诗正声凡例》的真伪，做出认真细致的辨析”，从逻辑上说，我并没有如申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将此诗学思想的转变作为《唐诗正声凡例》系伪撰的一个证据”。我的思路是：真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考察思想的转变；而不是用思想的转变来论证材料的真伪。文献上的考证辨伪，从思想上去辨析、去找根据，是很没有力度的。但高棅《唐诗品汇》是否持“性情正变”的观念，的确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申先生已经对此作出可贵的探索。但他在论证高棅《唐诗品汇》有“性情正变”时引用王偁序所谓“备风人之体”和林慈序所谓“温柔和平，本乎性情，谐于风雅”两句话。这个证据是有问题的。王、林二“序”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思想，不能作为论证高棅诗学思想的直接材料，最多只能作为旁证。不仅如此，实际上高棅《唐诗品汇》中的大量评论文字，多是摘引自宋代诗话和评点，同样是不能直接拿来就用，以阐释高棅诗学的，而应该正本清源，给于辨析。
3、申先生提出：“试想胡缵宗《唐诗正声凡例》会不会是从很少的‘得之者’那条线沿袭并保存下来的呢？当然这只是猜想，现无文献和材料证明”。这是眼光很敏锐的推论。照申先生的推论设想下去，情况是这样的：高棅本来就有完整的《唐诗正声凡例》，以抄本形式流传将近一百年，而彭曜和黄镐先后40年间的两次刊刻都没有见到完整的《凡例》，直到嘉靖3年胡缵宗才看到抄本形式的完整《凡例》，于是把彭曜黄镐刊本系统和抄本系统汇合成既有彭曜《题识》、黄镐《序》，也有完整高棅《凡例》的本子。
如果这个美好的设想能够证明，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里也设想了胡缵宗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即发现了一个抄本，弥补了通行刻本的缺损。但既然做了如此重要的工作，胡缵宗在《刻唐诗正声序》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从常理上是难以说通的。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说：
华生见予是本，求刻焉，予弗许。长洲郭令曰：“华生之请，富而好礼矣。”许之。
嘉靖初，市面上应该还流传着彭曜、黄镐刊刻的《唐诗正声》，而华庆玄之所以“求刻”胡缵宗的藏本，可能就是因为胡藏本的《凡例》是完整的，而彭、黄本的《凡例》是残缺的，胡缵宗本的特点就在于这个《凡例》的完整性。若胡缵宗做了补阙的工作，《序》却只字不提，读者能不生疑窦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疑窦没有解释清楚之前，对待《唐诗正声凡例》中的论诗文字，还是慎重存疑为好。
其实，因为高棅在明代诗学上地位高，影响大，托名于他的，不只《唐诗正声凡例》论诗文字这一篇。明代后期有一部郭濬刻本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十二卷[②]，是将高棅《唐诗正声》和李攀龙《唐诗选》揉合在一起重加编纂的唐诗选本，有评有注。卷首除了李维桢《增定唐诗正声序》、李攀龙《唐诗选序》、郭濬《增定唐诗正声序》之外，还录有高棅的《唐诗正声序》。文曰：
鲁郢，匠之巧者，不能使人巧；甘养，射之精者，不能使人精。能使人精与巧者，道也。镑鏟鋓锯，运绳度材，匠之道也；雕弧劲矢，控弦贯鹄，射之道也。彼二者，能诲人以道，由道而得乎精巧者，在乎人。推是以往，进吾诗道者，曷易哉？呜呼，斯道也，岂易言哉？易学哉？易得哉？学斯道者而曰得斯道，是未可与言斯道也。夫道止于诗，止于言，止于真，止于古，可乎？曰：未也。进而求之，得乎诗中之诗、言外之言，非真之真。原汉魏，溯六代，以入于唐，又进而造乎开元、天宝之域，然后则曰：止斯可矣，止斯可矣！是谓道也。余费力于斯，实不暇惜，偶得此说，书以为《唐诗正声》序。新宁高棅述。
这一段话，关于道的阐述，有其精妙之处，似乎受到苏轼“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启发。但，这篇《序》是高棅自己所作吗？是大可疑问的。从高棅去世的永乐二十一年（1423），到天启六年（1626），长达二百年里，不论是在众多的《唐诗正声》版本中，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未见这篇《序言》，作者死后二百年忽然冒出一篇序言出来，不是很值得我们怀疑吗？
对于诸如此类文献的真实性，如果我们不提出置疑，而贸然置于高棅的名下，这就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
二、《唐诗品汇》为何列杜甫为“大家”？
高棅的《唐诗品汇》分体选诗，各体之内再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诸品。“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唐诗品汇凡例》）。旨在通过这些名目，辨别诗体，描述各种诗体在唐代的演化过程。学术界对其他各品的解释差异不大。唯“大家”一品，只杜甫一人，且只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等体内列杜甫一人为“大家”，杜甫的五七言绝句列入“羽翼”。学界有的先生认为“大家”一栏是有别于代表盛唐之音的正宗、名家，而专为地位特殊、风格独异的杜甫所设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如明万历时期的王世懋《艺圃撷余》就说：
子美七言律之有抝体，其犹变《风》、变《雅》乎？
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其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
这就是侧重于从“变态”的角度论杜甫为“大家”，高于盛唐而不失其为盛唐。但是高棅列杜甫为“大家”的本意是将杜甫与“代表盛唐的正宗、名家”分别开来吗？是侧重于杜甫的“变调”吗？这还是值得探究的。
先看高棅自己是如何解释“大家”的。高棅在《五言古诗叙目》中解释“大家”说：
元微之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建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穠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如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矣。严沧浪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世称子美为“大家”，故略二贤之论，以冠其端云。
显然，高棅所谓“大家”是直接从元稹和严羽之论而来的。元稹所谓“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到了宋代秦观，在《韩愈论》中提出：“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严羽所谓“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也就是“集大成”的意思，集前代之大成而自得其妙达到至高的境界。高棅所谓的“大家”，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大家”杜甫也是盛唐的代表，而不是盛唐的别调。上引《唐诗品汇凡例》已说：“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并没有排斥“大家”于盛唐之外。高棅《唐诗品汇》基本主旨是“标举盛唐”，选诗也以盛唐诗人占绝对多数，而杜甫和李白是盛唐诗人中选诗最多的。现统计《唐诗品汇》九十卷中各体前三位的选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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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古诗 |
七言古 |
五言律诗 |
五言排律 |
七言律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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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正宗) 198 |
李白(正宗) 76 |
杜甫(大家) 82 |
杜甫(大家) 25 |
杜甫(大家)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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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大家) 86 |
杜甫(大家) 53 |
李白(正宗) 46 |
王维(正宗) 15 |
刘长卿(羽翼)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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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正宗) 55 |
岑参(名家) 30 |
王维(正宗) 40 |
李白(正宗) 12 |
钱起(羽翼) 19 |
这个数量统计很能说明问题，在“标举盛唐”的诗学观念指导下，高棅选诗以李白、杜甫为主，也就是把高棅所宗奉的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等等说法落入实处。高棅的“盛唐观”深受严羽的影响，与严羽是一致的；在对于杜诗的认识上也是与严羽一致的[③]。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是把杜甫五言绝句与“众唐人”分开的，宋人普遍视杜甫绝句为“变体”，高棅《唐诗品汇》也一样，他把杜甫绝句列入“羽翼”，五绝8首，七绝7首，远远少于正宗的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甫的绝句是“变调”，所以没有获得“大家”的资格，而落入“羽翼”。但是，我们不能够把问题放大，认为严羽和高棅把杜甫各体都视为变体，其实除了绝句之外，严羽和高棅都给于杜诗以最高的礼赞，一曰“集大成”，一曰“大家”。
在高棅心目中，“大家”是集前人之大成，而自得其妙，也是盛唐之音的代表，而不是“有别于盛唐之音”，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唐诗正声》中也用了“大家”这个品目。《唐诗正声》中，五、七言古诗二体，都列“大家”一目，而且，李白和杜甫均入此品，而其他盛、中唐人仅入“名家”。如果说“大家”是“有别于代表盛唐之音的正宗、名家”，那么，在《唐诗品汇》中列入“正宗”的李白，到了《唐诗正声》里被列入“大家”，难道李白被取消了“代表盛唐”的资格吗？显然不能这么理解。
杜诗之为盛唐的“别调”，的确是明人论杜的一个重要思想，如明中期何景明的《明月篇序》论杜甫七言歌行说：
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此其調反在四子（按指“初唐四杰”）之下。
何景明这么说，与其说是在贬杜，不如说是在针砭李梦阳学杜而失之粗豪的毛病。而何景明的“变调”说是发生影响的，上文提到王世懋对“大家”的理解，未尝没有何景明“变调”说的影响在。杜诗“变调”说，还可以往前面追溯，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
长篇……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
李东阳敏锐地觉察到宋人学杜之失，所以矫正诗学方向从辨别杜甫与盛唐之异入手。“为杜学”应先“得唐调”，“格亦渐粗”，都蕴涵杜诗“变调”的意味。甚至宋人也有杜诗“变调”说的滥觞。问题是，高棅的杜甫“大家”说，蕴涵“变调”的意思吗？我觉得没有[④]。我们的思维习惯是，后代出现了某种新思想，一定要往前面追溯，追溯得越深越远才好，而结果不免牵强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