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金末宋季到明，诗学宗唐是主流。元代诗学被认为是“举世宗唐”，但研究界对元代诗学宗唐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在元代百余年中，诗学宗唐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这期间，有关唐诗学的观念也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研究中国诗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唐诗学，不了解元代诗学宗唐观念的演变，对其后的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对元代唐诗学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不了解，不仅是诗学史研究的缺憾，而且使明清唐诗学的一些观念不能追根求源，自然难以了然。 关键词：元代诗学 宗唐 盛唐气象 元诗宗唐，是文学史研究者的共识，元明之际人瞿祐有“举世宗唐”之说[1]。元代诗学界对唐诗的热衷与关注，从元代诗学著作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元代有多种唐诗学著作，金元之际就有元好问的《唐诗鼓吹》，入元则有辛文房《唐才子传》，杨士弘《唐音》，以及戴表元的《唐诗含弘》和李存的《唐人五言排律选》。方回的《瀛奎律髓》选唐宋律诗，也主张宗法杜甫，推崇盛唐。但元人宗唐，与明人宗唐有诸多不同。其不同之一，就是不专主盛唐。细考元人宗唐的情况，从共时角度看，元人宗唐是多元的；从历时角度看，从元初到元末，元人的宗唐观念也在演变。认识元代诗学之宗唐，必须从原始文献入手，对这些问题做深入具体考察，才能得出客观可靠的结论，认识其具体主张及其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价值，也才能很好连接起唐诗学从宋到明之间的链条。 元人作诗师法唐人，这可以从元代的诗法著作中得到明确具体的认识。这些书讲诗歌作法，标举诗作或诗句格范，所举多是唐诗。以《诗法家数》与《木天禁语》为例[2]，《诗法家数》举例诗19首，其中杜甫一人占16首，另外3首分别是皇甫冉1首、刘沧2首，都是唐人。《木天禁语》情况复杂，举例诗也有19首，其中唐诗15首，分别是杜甫6首、郑谷2首，李白、柳宗元、李端、刘禹锡、李商隐、吴融、崔珏各1首。唐以后有宋人王安石1首，元人王士熙、张雨各1首，另有无名氏1首不详时代。举诗句64例，其中唐人诗49例，作者不详者9例，以理推之，这9例也当多唐人之作。唐人以杜甫为主，有24例，李白、王维、贾岛有2例，其他唐人有沈佺期、岑参、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刘禹锡、张籍、王建、胡曾、杜荀鹤、景云、方干、曹松、吴融、耿纬、郑谷、于武陵（邺）、林宽，各1例，另有只署为晚唐人的1例。宋人则有林逋、苏轼、陈传道、王安国、梅尧臣、唐庚各1例。可见其取法唐诗之意，以及杜甫诗的典范意义。 清人王士禛曾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揽之愦愦。杨士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3]邓绍基先生发挥了这一观点，说：“元人学唐的结果，使元诗也像唐诗那样万木千花。”邓先生说法比较稳妥，王士禛之说需要作比较大的修正。初盛中晚的概念形成于元，而不是一般理解形成于明代，很难说元人论诗不分初盛中晚。在元代中期，已经形成宗法李杜、推崇盛唐的取向。杜甫在元代具有一家独尊的崇高地位。 本文对元诗宗唐观念演进的基本走向作一梳理，而后考察元代诗学宗唐中一些独特的现象，使我们对元诗宗唐及相关问题有更为清晰准确的把握。 元代诗学宗唐观念，可以看作是宋、金宗唐观念向明代诗学宗唐观念的过渡。但这过渡期的唐诗学有其独特的价值。价值之一是，元代有多元并且多彩的唐诗学讨论，有较高理论含量；价值之二是，元代的宗唐观念，既泛取各家，又突出盛唐，并奠定了李杜诗的典范地位。既没有宋末宗晚唐靡弱之弊端，也没有明代宗盛唐绝对化之失，从后世看，其观点多中允可取。 诗坛的宗唐风气，兴起于金末宋季。入元之前，南北诗坛同倡宗唐，但南北宗唐旨趣不同。北方效法李杜，以改变金中期尖新之风。刘祁《归潜志》述金末情况说：“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4]赵闲闲即赵秉文，金南渡后的诗坛领袖，麻九畴（知几）、李汾（长源）、元好问（裕之），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诗人。元好问说过“以唐人为指归”的话，曾学于元好问的王恽说：“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5]实际上在金末，诗人宗法唐人，李杜之外，还有韩愈，即宗法李杜韩。而“格律精严，辞语清壮”，也不是李白、王维代表的盛唐风韵。金末的宗唐，倾向性是明显的，即多主杜甫、韩愈一路，这与北宋的影响有关。南方宗晚唐，在江湖诗风气影响下，多学贾岛、姚合，尽管遭到严羽和后来方回的批评，但大的风气未变。诗论家方回《瀛奎律髓》谈当时情况说： 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诗家，自是始降而为江湖之诗。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诗，宗贾岛、姚合，凡岛、合同时渐染者，皆阴挦取摘用，骤名于时，而学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厌傍江西篱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进。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而巨公亦或学之。[6]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方回宗盛唐与严羽宗盛唐有诸多不同，但最根本的不同是，严羽宗唐是要强调诗人应各抒性情，方回宗盛唐则要在诗学领域重建和强调宗法观念。两种宗盛唐，具有根本不同的诗学指向和文化指向。不过，他们对元代诗学走向影响都不大。元初影响诗坛的，在北方是元好问及其后学，在南方则有江西的刘辰翁，在浙江则是脱胎于江湖的戴表元。 尽管南北论诗旨趣不同，但相同的是，南北诗坛都是在宗唐风气下入元的。 （一）元初南北宗唐旨趣之不同 元初诗坛情况，需要南北分别叙述。 在金末元初的北方，元好问是笼罩一代的诗人和诗论家。认识北方诗坛，必须从元好问说起。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一文中说，金之后期，“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9]。如何理解他之“以唐人为指归”？一方面，论古体诗，他主杜甫、韩愈一路。该文所举杨弘道“以唐人为指归”的作品，是《幽怀久不写一首效韩子此日足可惜赠彦深》[10]，此诗学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两诗都是长篇古体。可见他说的唐人是杜甫、韩愈等人，即钱钟书所谓唐人之开宋诗先河者。我们可以仅从一个角度分析韩愈与杨弘道的这两首诗，认识他们之所谓“唐”。唐代古体诗受律诗影响，成为入律的古风。韩愈是坚决反对古体入律的，写作古体诗，着意使其不合律，这首《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就是如此。我们看其前八句：“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语，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平仄情况是：仄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平。仄仄仄仄仄，仄平仄仄平。仄仄仄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孤平、三仄尾，甚至还有两个五仄句。杨弘道这首诗尽管没有韩愈诗极端，但也是有意不合律之作，其前八句：“幽怀久不写，郁纡在中肠。为君一吐之，慷慨缠悲伤。辞直非谤讦，辞夸非颠狂。流出肺腑中，无意为文章。”平仄情况是：平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平仄仄，平平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有三平尾、三仄尾、五平句。韩愈的作法为宋代欧苏等所继承。韩愈上承杜甫，下开苏轼，形成杜韩苏的系统。这正如清人所说：“作古诗声调，须坚守杜、韩、苏三家法律。”[11]而由唐杜、韩到宋苏轼，都为当时北方诗坛所推尊，故元人虞集说：“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12]当然，元好问理解的唐诗，也不仅仅是此一路，他又说：“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这符合一般人理解的唐诗风范。 元好问编《唐诗鼓吹》，是我们理解他唐诗观的重要文献。其书只选七律，选诗详中晚而略初、盛。研究者有统计，其共选唐诗人96家，诗597首。选中晚唐人许浑、薛逢、陆龟蒙、皮日休、杜牧、李商隐、谭用之等人作品为多，盛唐只选王维（8首）、高适（1首）、岑参（1首）、张说（2首）、崔颢（1首）、李颀（2首）数人，诗仅15首。但元好问所选晚唐诗，不是一般人评判的精工雕琢格力卑弱者，而多选深沉伤乱之作，如韩偓《伤乱》：“故国几年犹战斗，异乡终日见旌旗。交亲流落身羸病，谁在谁亡两不知。”[13]大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韩偓诗的香艳。元好问本人诗作，研究者一般认为属杜、韩一路，同时也受晚唐影响。清人有言：“遗山诗，三分是韩、杜，三分是玉川，故其论诗曰：'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推挹之至。”[14]其《论诗三十首》论到的唐人很多，初、盛、中、晚唐都有，除对少数人如孟郊、陆龟蒙有批评外，大多是肯定和表彰的。元好问的主张，影响着元初北方的唐诗观。 元好问之后的著名诗人郝经、刘因，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都受元好问影响，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批晚唐又学晚唐，特别是批李贺爱李贺，作诗受李贺影响。 入元，南方的诗学主张是多元的，宗唐观念也是多元的。 浙江一带沿宋而来的风气，诗人仇远表述为：“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15]他之所谓唐，并没有特指某一时段。宋人刘克庄的类似表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仇远的主张。刘克庄有赠“四灵”之一的翁卷诗，说：“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16]仇远所谓主唐，大致也如四灵之主晚唐。除浙江仇远等人外，元初还有明确提倡“四灵”晚唐体诗风的，如江西上饶徐瑞，有诗云：“永嘉诸老不可作，史传纷纭孰与评？一字不轻严衮钺，千年如见审权衡。”[17]所谓“永嘉诸老”，指永嘉学派叶适，实指叶适所推举的“四灵”。 宋末严羽批晚唐倡盛唐，元初方回也主盛唐批晚唐。但两人心目中的盛唐却大不相同。严羽所说的盛唐诗，是但见性情，不见文字，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回则是理性的诗学，既讲究诗法，又推崇浑成气象，主张“始不拘一家，终自成一家”[18]，认为“学问必取诸人以为善，杜陵集众美而大成”[19]。有趣的是，严羽《沧浪诗话》和方回《瀛奎律髓》这两部在后世影响很大的诗学著作，在元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方回之论大约不符合元代主流论诗宗趣，少有人提及。在被认为举世宗唐的元代，《沧浪诗话》也没有什么影响。《沧浪诗话》之搜集成编，《沧浪吟卷》的编辑成书，都到了元后期。元后期有严羽再传弟子黄清老，与其同年张以宁，以及黄镇成等人，承传发扬闽中严羽诗学，开启了元明之际的闽派诗。黄清老有《答王著作书》，阐扬严氏诗论，在当时影响颇大，编入多种诗法著作，题作《黄子肃诗法》《黄氏诗法》，或直接命名作《诗法》，在元明之际流行。今人张健编《元代诗法校考》、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均编入，题作《诗法》。 元前期在南方影响很大的，首属刘辰翁的唐诗评点。欧阳玄谈到刘辰翁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说：“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20]刘辰翁评点了众多唐人诗，有李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孟郊、李白、杜甫等，最先评点的是李贺，影响大的也数评李贺诗。庐陵文派推崇李贺、学李贺一直延续，直到元之后期依然如故，这是形成庐陵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刘辰翁诗学，是宋代江西诗学在元代的演变。时人程钜夫对此曾有论说：“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21] 江西南丰人刘壎论唐诗比较独特，他于唐最尊杜甫，又取晚唐，认为诗人各有所长，一种诗体，有数家为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他分别标举若干家，他建议学诗者“混合陶、韦、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熟）复少陵诸大篇以昌其七古，则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锡、浑、沧诸作以昌其七律”[22]。“牧、锡、浑、沧”即杜牧、刘禹锡、许浑、刘沧，都是晚唐诗人。刘壎是江西诗学后劲，但却推尊晚唐律诗，他想以此救江西末流生硬枯槁之病。 在这一时期，可以与刘辰翁并提的，是戴表元。他曾学诗于方回，但论诗旨趣与方回明显不同。他论诗倡导“唐风”，可称元代前期宗唐诗论的代表。“唐风”概念，宋人唐庚、元初方回都用过（分别见唐庚《书三谢诗后》、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等），戴表元对其意蕴作了具体阐发。戴表元之所谓“唐风”，是对唐诗整体风格、风貌的概括。倡导“唐风”，即主张学诗泛取唐代各家而不名一家，溶液为一，形成自我。后文详述。 诗论家赵文述当时诗坛情况说：“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晩唐、江西。”[23]赵文的高下之评，未必人人认可。但元初诗坛的多元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元初宗唐的多元，到元代中后期广取初盛中晚而以盛唐为主、李杜为宗，再到明代的专主盛唐，其变化的走向，可以从戴表元的《唐诗含弘》、杨士弘的《唐音》以及明代高棅《唐诗品汇》三部唐诗选本选诗观念的变化中体会。《唐诗品汇》选诗有九品之分，即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据研究者考察，这并非高棅的发明，而是借鉴了元代戴表元的《唐诗含弘》和杨士弘的《唐音》，其中接武、正变、余响、旁流四品取自《唐诗含弘》，正始、正宗则借鉴自《唐音》——《唐音》有正始、正音、遗响，《唐诗品汇》取其“正始”，而变“正音”为“正宗”。[24]比较元前期戴表元《唐诗含弘》、元中期杨士弘《唐音》和明代高棅《唐诗品汇》的品类名称，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可从一个方面认识宗唐观念的变化。戴表元的接武、正变、余响等，基本上不包含明显的褒贬倾向。元初有倡盛唐的，有倡晚唐的，有接续江西而推崇杜甫的（宗杜与宗唐或宗盛唐，在这一时期是不同主张），戴表元主张融汇各家而不主一家，故对唐诗各期各家不分别对待。我们可以看作是元初论诗多元中所取的平衡。《唐音》的正始、正音、遗响已经有褒贬倾向，但所谓正始、正音，并不以初盛中晚的世次分。这反映了元中期唐诗学的倾向性。这一时期主流诗论崇尚盛唐，取法李杜，但绝对没有明人宗法盛唐否定中晚唐的问题。到《唐诗品汇》，正式标举“正宗”，明确以盛唐为正宗。当然，唐诗正宗意识，也不是到高棅才有。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已标举文统正宗，元代虞集论诗以李杜为正宗，说：“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25]但虞集没有排斥其他唐人，也不独尊盛唐。虞集的唐诗学主张，可以作为元中期唐诗学的代表。不过，虞集的以李杜为正宗，与明人的以盛唐为正宗，是大不相同的。 （二）中期以李杜为宗、取法盛唐成为主流 元初论诗泛取各家的状况，到元中期有一定改变，在虞集等人倡导盛世诗风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宗李杜、主盛唐的唐诗学观念。宗法李杜的观念，在元初就有。牟巘说：“观水必于海，观其会也。李杜其诗之会乎？”[26]元中期诗论以李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如学者柳贯所说：“唐诗辞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兴，驰突骚雅，前无与让。然方驾齐轨，独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诘之作。”[27]柳贯论诗推尊盛唐，柳贯诗也被认为是取法盛唐。元明之际的王祎《九灵山房集序》称：“昔者浦阳之言诗者二家焉，曰仙华先生方公、乌蜀先生柳公。方公之诗幽雅而圆洁，柳公之诗宏丽而典则，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于当世。”[28]方凤（仙华先生）是元初人，柳贯则活动在元之中期，他们都被认为是取法盛唐而自成一家的。 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和杨士弘的《唐音》，是元代两部重要诗学著作。《唐才子传》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属元前中期。《唐音》的编撰，始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成书于顺帝至正四年（1344）。从时间说已进入元后期，但其反映的诗学观念，则是中期。 《唐才子传》理论上高举盛唐的旗帜，以李杜为高标，说：“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29]但在具体的品评中，却明显表现出对晚唐诗的喜爱。《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大抵于初盛稍略，中晚以后渐详”[30]，显示出主流话语与个人偏好之间的错位，这种矛盾现象在元代中后期普遍存在。 《唐音》则高举盛唐的旗帜，同时有抑晚唐之意，反映了当时主流诗学的主张。杨士弘之所以编《唐音》，是不满于唐以来的唐诗选本“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31]，他要改变这种倾向，以盛唐为《正音》，该卷小序说：“是编以其世次之先后，篇章之长短，音律之和协，词语之精粹，类分为卷，专取乎盛唐者，欲以见音律之纯，系乎世道之盛。”[32]元中期诗学领袖虞集对此大加赞赏，为其书作序，高度肯定其选诗“以盛唐、中唐、晚唐别之”，称其见识“度越常情远哉”[33]。但其书并非“专取乎盛唐”。 元中期，主流诗学之外的声音还是很强的。主流诗学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在对《唐音》的评价上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们可以把庐陵诗学作为非主流诗学的代表。庐陵刘辰翁后学周霆震就猛烈批评《唐音》说： 近时谈者尚异，糠秕前闻。或冠以虞邵庵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谓始音、正音、遗响者，孟郊、贾岛、姚合、李贺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机之名选《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于夫子删诗之数。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贤不肖靡然师宗，以为圣人复起殆不可易。[34] （三）尊李杜而泛取各家，“铁体”风行又流派纷呈，是后期宗唐诗论的基本取向 元代诗坛的基本走向，可以概括为前中期的多源归一，和后期的多元竞胜。元代唐诗学也体现了这一走向。 前人讲元诗，多以为元中期出现了“元诗四大家”，代表了元诗之盛。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元末诗坛才是真正的繁盛期。清人顾嗣立有一个判断：“有元之文，其季弥盛。”还说：“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41] “奇材益出”带来了多元纷呈的局面。元之后期，虞集时代过去，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杨维桢，他以其特色鲜明但却不合正统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冲击了元中期形成的主流诗论。杨维桢代表的“铁雅”诗派，以奇艳瑰异为特征，清代四库馆臣视之为元诗末流，说：“迨其末流，飞卿、长吉一派，与卢仝、马异、刘叉一派并合而为铁体，妖冶俶诡，如出一辙，诗又大弊。”[42] “铁体”即铁雅诗派，在当时特别是在东南，笼罩一时，成为影响很大的流派。 讲元代诗派，一般只说铁崖派。流派纷呈，一般认为是到明代。入明即有所谓明初五派，其说见胡应麟《诗薮》：“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43]但稍作考察就会发现，所谓明初五派，其实是元末五派。这五派都形成并活动于元末。 吴中诗派成就最高者是高启（季迪，1336—1374），他与杨基（1326—1378）、张羽（1333—1385）、徐贲（1335—1380）并称“吴中四杰”。他们主要生活在元代，在明代生活的时间分别只有6年、10年、19年、14年，且都死于非命。他们文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当然也主要在元代。以他们为代表的吴中派，无疑是元末诗派。越派，后人称或作浙派，以刘基（伯温，1311—1375）为代表，成员包括胡翰（1307—1381?）、苏伯衡（约1329—1389）、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2）等人。其实，这一派最著名的诗人应该是戴良（1317—1383），因为入明不仕，讲“明初五派”诗人不包括他。从生卒年就可明确看出，这一派诗人也是大部分时间在元代度过（其中刘基、宋濂在至元二十年应召至应天，进入朱元璋政权），其诗歌创作也主要在元代。越派无疑也是元末诗派。关于闽派，胡应麟“闽诗派昉林子羽”之说不完全准确。讲闽派诗，还应该包括早于林鸿（子羽）的黄清老（1290—1348）和张以宁（1301—1370），两人是元泰定四年丁卯（1327）科进士同年，又是同乡好友。他们是元代人，直接承宋末严羽之绪，是闽派诗的先导。故闽派也是元代诗派。岭南派代表诗人南园五先生孙蕡（1334—1390）、王佐（1334—1377）、黃哲（1334？—1376）、李德（生卒年不详，洪武三年荐为洛阳典史）、赵介（1344—1389），生活在元明之际。据孙蕡《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序[44]，其南园诗社活动始于孙蕡十八九岁时。按19岁计，当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此时距元亡还有16年时间。到明初，这些人相继入仕，各奔东西，诗社活动也就中断。这个诗派的活动时间，也在元代。所以，明陈琏为赵介《临清集》作序说：“当元季，吾郡有南园诗社，诸公赋咏，盛于一时。”[45]视之为元代诗社。最后是江右诗派，其代表诗人刘嵩（又作崧）（1321—1381），字子高，入明时已48岁，入明13年后去世，他的诗歌活动和创作，也在元代。从宋濂给他诗集写的序看，其成名并有影响，是在元代。宋濂述其学诗过程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读前人之作，从《诗》《骚》至唐宋诸家，“皆钻研考覈，穷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参会，绝无古今之间”。这是书本功夫，诗内功夫，只是写好诗的基础。第二阶段，出与能诗者游，在豫章，“与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郑大同”五位“负能诗名”者游，切磋砥砺，也开阔眼界。第三阶段，“复痛自策督”，再下创作功夫。第四阶段，畅怀远游，得江山之助，涤荡心胸，“刘君之诗，于是乎大昌矣”。[46]所有这一切，肯定是在元代，因为明洪武三年，他就举明经，授兵部职方郎中，出仕做官去了。又几年，就去世了。他的诗歌创作，主要在元代。 总之，所谓明初五派，其实是元末五派。这五派，特色与主张不同。今人王学泰有《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一文[47]，对这五派作了考察和特色分析，可以参考。 杜贵晨评所谓明诗“莫盛国初”之说，以为“这个话只有一半是对的”，他说：“以诗人论，固然有陈田所说明初有'犁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彬彬称盛；但是，以诗作论，诸'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的创作高峰期，大都在入明以前的元末乱世，入明后就在阵阵腥风血雨中化为强颜的欢笑或噤若寒蝉了。”[48]在明初的政治恐怖与高压下，诗坛沉寂了，众鸟不鸣，也不会有什么派了。 元后期诗学，尽管流派纷呈，大的取向还是宗唐，只是所取唐人不同，或者说不分世次，泛取各家，如苏天爵所言：“夫自汉魏以降，言诗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时，李杜擅其宗，其它则韦、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岛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49]初盛中晚、各家各派，都可效法，而以李杜为宗。 当然由于《唐音》的流传，中期主流诗学观念之主盛唐贬晚唐，在元后期仍然有较大影响。是一部分人的主张，比如闽派，由此延之明初，直接开启了明代复古派诗学。只是与杨维桢刮起的李贺旋风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在对元诗宗唐观念演变的基本走向作了大致梳理后，还需要对元代唐诗学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进行各别考察，才能对元诗宗唐观念的发展变化有比较具体切实的了解。此外，一些在后世很有影响的唐诗学观念，出现在元代。今人对此不了解。不管从对元诗宗唐观念的考察，还是从中国诗学史的角度，都需要作出说明。 （一） 唐诗初、盛、中、晚概念形成于元代，元人论唐诗多盛晚唐对举 清人王士禛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这一判断，不准确。先要说明，“四唐”概念形成于元代，而不是到明代的《唐诗品汇》。元初方回已有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的概念。盛、中、晚的概念多见于《瀛奎律髓》，其《桐江续集》卷二十八《题寒山拾得画像》有“我读寒山拾得诗，唐初武德贞观时”之句，其《文选颜鲍谢诗评》卷二也用“唐初”概念[50]。同是元初人的龙仁夫也用“唐初”概念指称沈、宋，其《庐山外集序》言：“唐初宋之问、沈佺期辈体尚疏”，却认为“许诗雄浑而不粗矿，秀丽而近自然，盖盛唐铮铮”。[51]显然，四唐概念在元前期已经形成。到元中期，李存编《唐人五言排律选》十卷，第一卷御制、第二卷（上下）试帖之后的八卷，鲜明地以初盛中晚四唐世次编排——“初唐”（卷三卷四）、“盛唐”（卷五卷六）、“中唐”（卷七卷八）、“晚唐”（卷九卷十）。这一点，王顺贵《〈唐诗品汇〉何以成为典范的唐诗选本》一文已经说明，不再详述。同时，元人论诗也并非不分初盛中晚，方回就分，他在《瀛奎律髓》中说：“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52]不仅分盛、中、晚唐，而且寓有明显的褒贬之意。又说：“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53]元人这方面的论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盛唐与晚唐对举。尽管不同论者的诗学观念不尽相同，对晚唐诗的褒贬也不同，但不少论者将晚唐与盛唐对举。这种对举，在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中已有，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晩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54]其《诗体》部分“以时而论”，列举唐代有唐初体、盛唐体、晚唐体。方回论诗，给人很突出的感觉就是盛、晚唐对举，尊盛唐，批晚唐。如《学诗吟十首》其七：“宋诗孰第一，吾赏梅圣俞。绰有盛唐风，晩唐其劣诸！”[55]《瀛奎律髓》中多有这种对举，如卷十五陈子昂《晚次乐乡县》诗后批：“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卷四十二李白《赠升州王使君忠臣》诗后批：“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卷二十翁卷《道上人房老梅》诗后评“四灵”：“名曰厌傍江西篱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进。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而巨公亦或学之。”[56]也有字面没有出现对举而实寓对比之意者，如《瀛奎律髓》卷一张祜《金山寺》诗后批：“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57]这类较多，不再列举。 其他人之论，如刘壎《水云村稿》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小谿翁曰：昔在行都，访白云赵宗丞参诗法，因问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赵公曰：此当以斤两论。”[58]可见在宋元之际，论诗以晚唐与盛唐对举，是很普遍的。到元后期，欧阳玄论诗也说：“六朝劣于汉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愧于盛唐，亦得其巧未得其拙也。”[59]元明之际的王祎《九灵山房集序》说：“三百篇而下，莫古于汉魏，莫盛于盛唐。齐梁、晚唐，有弗论矣。”[60]在他看来，晚唐比之盛唐，如齐梁比之汉魏。这类列举，多推尊盛唐之论。 也有特别关注中唐的，如袁桷，他关注的是中唐诗的变与承，如说：“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强调中唐之变。“李商隐诗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玩其句律，未尝不规规然近之也。”谈李商隐对于杜甫的由承到变和变中之承。[61] （二）杜甫与李贺在元代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两位诗人 杜甫是元代诗学的一个独特符号，其在元代诗坛的独特地位，上文已经涉及。元代诗法、诗格类著作直接以“杜”名者就有《杜律心解》《杜陵律诗五十一格》等，其他书中举例也多用杜诗。元代文人雅集，取前人诗句分韵赋诗，也多取杜。据统计，玉山雅集分韵赋诗31次，选用唐诗的有18次，其中用杜诗13次。可说明元人对杜甫的推崇。 元代诗论家多尊杜，但之所以尊杜却各不相同。元初北方元好问尊杜，其《论诗三十首》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之句。[62]他之尊杜，与元末一部分人尊杜，是身处乱世，读杜甫丧乱诗有感于心，进一步崇拜杜甫诗的成就。他们心中，有一个伤乱的杜甫。元好问有《杜诗学》一书，其书不传，今存其自序《杜诗学引》，评杜诗云：“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63]则又显示，他对杜甫溶液九经百氏，化入诗中而无迹，表示特别的佩服。元中期著名诗人虞集等也尊杜，明人杨士奇就说：“百年之前赵子昂、虞伯生、范德机诸公，皆擅近体，亦皆宗于杜。”[64]传说虞集有《杜律虞注》一书，后人考证为伪托，但明人杨士奇却认为其书不伪，为之作序，赞赏说：“伯生学广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盖得之深矣。”[65]与元好问不同，虞集等人是把杜甫作为诗界权威形象来树立，以此强化主流意识。与虞集等人尊杜以强化主流相反，杨维桢尊杜，是强调诗歌的多样性，他说：“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止乎杜。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尔。……虽然，观杜者不唯见其律，而有见其骚者焉。不唯见其骚，而有见其雅者焉。不唯见其骚与雅也，而有见其史者焉。此杜诗之全也。”[66]也有人尊杜，是崇尚杜甫的人格，如赵文《诗人堂记》载：“云隐山人钱有常，学道而好吟，绘李、杜、苏、黄像，置所居堂，又取唐宋诗佳句书于壁，而名其堂曰'诗人堂’。”赵文为作记，感慨于宋元易代的特殊时期，很多人以诗人自诩而无操守，“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他认为，这些写诗者不足以称为人：“今世诗多而人甚少”[67]，李杜苏黄是诗人榜样，更是“人”即人格榜样。 当然，更多的还是把杜甫作为诗人尊崇，如刘壎《隐居通议》论少陵句法： 学者吴澄论杜，也是诗人眼光： 需要注意的是，宗唐与宗杜不同，甚至曾一度矛盾。宋元之际，“四灵”、江湖学唐（学晚唐），江西一派宗杜。当时方回等人提倡宗杜批江湖诗派，而“四灵”、江湖都号称宗唐，“宗唐”与宗杜成为对立的概念。此外，宗杜与宗盛唐也不同。方回论诗，以为宋诗各派都从唐诗出，他推崇盛唐，宗法杜甫，但宗杜与宗盛唐异趣。宗盛唐形成了宋诗（梅尧臣等人）的盛唐风韵，宗杜形成了宋诗的“黄陈格高”（黄庭坚、陈师道等）。方回认为，这就是宋诗的两个基本走向，他说：“宋人诗善学盛唐而或过之，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善学老杜而才格特高，则当属之山谷、后山、简斋。”[70]其《学诗吟十首》之七说得更明确：“宋诗孰第一？吾赏梅圣俞。绰有盛唐风，晩唐其劣诸。……黄陈吟格高，此事分两途。”[71]这样的差异与矛盾，在入元后逐渐消失，言盛唐就包括杜甫，如刘壎《跋石洲诗卷》所言“李杜盛唐诸作”等。[72]例子不再多举。 元人论诗几乎都尊杜，但之所以尊杜，及所尊之杜却并不相同。从这一个独特视角，也可窥见元诗宗唐观念之演变。 李贺成为最受关注的诗人，恐怕只有在元代。可以这么说，只有能容得下杨维桢的时代，才可能容得下李贺。在整个元代，学李贺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邓绍基先生说：“元代诗坛学李贺之风不断，早期北方作家刘因开其端，还曾以人呼其'刘昌谷’而自豪；由宋入元的南方作家吾邱衍也有这种倾向。到了元末，杨维桢和他的'铁崖派’，还有一批浙东诗人如陈樵、项诇和李序等，掀起一股'贺体’旋风，明代胡应麟说：'元末诸人，竞学长吉。’（《诗薮》）……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李贺时代’，那并不在中唐而在元末。”[73]邓先生的概括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大致如此。 元前期北方两位重要诗人郝经、刘因都受李贺影响。郝经在学唐问题上有明显的矛盾，他理论上曾明确批晚唐，其《与撖彦举论诗书》说：“近世又尽为辞胜之诗，莫不惜李贺之奇，喜卢仝之怪，赏杜牧之警，趋元稹之艳。”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历数各种风格，而这些风格都是他赞赏的： 这些风格，多有近李贺者。他又有《长歌哀李长吉》诗，感叹“人间不复见奇才”[75]。刘因《述学》一篇，理论上也批晚唐，以为：“效晚唐之萎靡，学温、李之尖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76]但其自作深受李贺影响，诗风有时奇崛而雄健，瑰丽险怪，驰骋想象，或大气磅礴。如《登镇州隆兴寺阁》：“太行鳞甲摇晴空，层楼一夕蟠白虹。天光日色惊改观，少微今在青云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风西北天门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载我欲去扶桑东。雯华宝树忽开眼，拍肩爱此金仙翁。”[77]颇有李贺之风。 元后期杨维桢以其古乐府辞震耀诗坛，由于他效法李贺，诗坛也就流行李贺之风。他有《鸿门会》一诗，为其得意之作，他的学生吴复说他“酒酣时常自歌是诗，此诗本用贺体而气则过之”。他自己也说过：“故袭贺者贵袭势，不袭其词也。袭势者，虽蹴贺可也；袭词者，其去贺日远矣。”[78] 元朝灭亡，再也不会有“李贺时代”。此后或有给予李贺高度评价的，如竟陵派钟惺等，但李贺再也不会形成元代那样的影响。 （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之论贯穿元代始终，但各家主张不同 由宋入元的仇远有近体主唐、古体主《选》（即汉魏晋古诗）之论，邓绍基先生将戴表元的相关诗论概括为“宗唐得古”，认为“宗唐得古”是元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元诗发展的历史，就是宗唐风气形成和衍变的历史。[79]从文字表述说，近体主唐、古体宗汉魏的说法贯穿元代始终。但在相同的文字表述后，隐藏了各自不同的诗学主张。元初情况已如仇远所言，是延续宋末“四灵”诗风。到元中期，欧阳玄描述其情况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80]有趣的是，按此说，延祐时期宗魏晋唐，纠正了宋末宗魏晋唐的“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元诗四大家”的平易正大诗风也是宗魏晋唐，欧阳玄评揭傒斯：“公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弘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公文章在诸贤中，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81]元末，奇艳险怪、被明人斥为“文妖”的杨维桢也主魏晋唐，他说：“我朝诗人往往造盛唐之《选》，不极乎晋魏汉楚不止也。”[82]虞集的弟子、元末赵汸评他人诗作，言其“远师汉魏，近宗盛唐，视他作，以为格卑不足法也”[83]。这里明确说魏晋盛唐诗以外的“格卑不足法”，如此说，在他看来，魏晋唐诗因“格高”而可法。同一口号，实际取法竟有如此多的差异。 （四）两个值得重视的唐诗学概念——盛唐气象与唐风 其一，盛唐气象。现在讲唐诗以及唐代其他艺术，“盛唐气象”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概念。这一概念，因林庚先生的解读而影响更大。从诗学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有王运熙先生《说盛唐气象》，今天讲“盛唐气象”概念的出处与发展，一般用王运熙先生之说。王先生考察“盛唐气象”，是从严羽论唐宋诗“气象”不同开始的，之后便说到明人。但严羽有“盛唐人气象”之说，并未形成“盛唐气象”这一概念，王先生是由严羽“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84]一语加以解说。其实，“盛唐气象”出自元人，元人用“盛唐气象”评诗，如胡炳文《与滕山癯》：“胸有五车，眼空四海。清音挥麈，犹余西晋之风流；健句惊人，何啻盛唐之气象。”[85] “唐诗气象”是“健”，区别于“西晋风流”的“清音”。元末王祎《张仲简诗序》也以盛唐气象评诗：“仲简之诗，所谓温丽靖深而类乎韦柳者也。后之人读其诗，非惟知其人，虽论其世可也。仲简之乡先生文昌于公谓为有盛唐气象，嗟乎！公之言岂欺我哉？”[86]当然，这里有一个矛盾：在王祎看来，张仲简诗“温丽靖深而类乎韦柳”，属中唐气象，但“乡先生文昌于公谓为有盛唐气象”。我们无法了解他所谓“盛唐气象”的具体含义。 元代以气象论诗者很多，但没有详解盛唐气象的，我们可以参考宋人涉及“晚唐气象”的一段话，大致理解元人心目中的盛唐气象。宋何汶《竹庄诗话》引《雪浪斋日记》云： 元人对不同时代诗之气象的理解，应该受宋人影响。 其二，唐风。“唐风”的概念宋代已有，元初方回也曾使用。但真正引起人们注意，是由戴表元的阐发。戴表元之所谓“唐风”，非某一唐人或某一时期唐人诗的风貌，而是对唐诗整体风格、风貌的概括。他说：“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88]可见所谓唐风不指具体某位诗人、某一风格，而是泛取各家溶液而成的整体时代风貌，大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唐音”。他用酿蜜作比，其《蜜喻赠李元忠秀才》云： 戴表元所编唐诗选本《唐诗含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之“唐风”观念。“含弘”一词，见于《易·坤》彖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孔颖达疏：“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通。”他要以“包含宏厚”的心胸眼界，涵容唐诗各家各派，以见唐诗之盛大。书的自序，表达了他对唐诗的认识： 这是他心目中的唐诗，也是他心目中的唐风。 元诗宗唐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不少我们需要了解但以往缺乏了解的东西。元人的唐诗观念中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没有对元代唐诗学的真正了解，中国诗学史的一些概念，唐诗学发展的线索，就理不清。 注 释 [1]瞿祐：《鼓吹续音》，《归田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9页。 [2]所用版本为张健编：《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l页。 [4]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整理本，第85页。 [5]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三，新丰文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1985年。 [6]方回：《道上人房老梅》后批，《瀛奎律髓》卷二十翁卷，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1页。 [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8]张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诗稿》，《西岩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10]杨弘道：《幽怀久不写一首效韩子此日足可惜赠彦深》，《小亨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陈仅：《竹林答问》，清镜滨草堂钞本。 [12]虞集：《傅与砺诗集序》，《傅与砺诗集》卷首，文物出版社影印《嘉业堂丛书》本，1982年。 [13]钱牧斋，何义门评注，韩成武等点校：《唐诗鼓吹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14]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15]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6]刘克庄：《赠翁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17]徐瑞：《刘元辅寄咏史诗六十首赋此为谢》，《松巢漫稿》卷二，《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方回：《跋刘光诗》，《桐江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19]方回：《刘元辉诗评》，《桐江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20]欧阳玄：《罗舜美诗序》，魏崇武等校点《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21]程钜夫：《严元德诗序》，《雪楼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刘壎：《曾从道诗跋》，《水云村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赵文：《诗人堂记》，《青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王顺贵：《〈唐诗品汇〉何以成为典范的唐诗选本———论元代三种唐诗选本与〈唐诗品汇〉的关系》，《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 [25]虞集：《傅与砺诗集序》，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牟巘：《仇山村诗集序》，《陵阳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柳贯：《跋唐李德裕手题王维辋川图》，《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28]王祎：《九灵山房集序》，李军等点校《戴良集》附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29]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358页。 [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523页。 [31]杨士弘：《唐音自序》，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年，卷首。 [32]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注》，第74页。 [33]虞集：《唐音序》，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注》，卷首。 [34]周霆震：《张梅间诗序》，《石初集》卷六，《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35]刘诜：《与揭曼硕学士》，《桂隐文集》卷三，新丰文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1985年。 [36]宋讷：《唐音缉释序》，《西隐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唐诗正声》卷首，明嘉靖何城重刻本。 [38]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39]杨士弘：《唐音·凡例》，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注》，卷首。 [40]谢应芳：《挽管伯龄》，《龟巢稿》卷十七，《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傅氏双鉴楼藏钞本。 [41]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 1394、8页。 [42]纪昀等：《唐诗品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3页。 [43]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342页。 [44]孙蕡：《西庵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五《艺文略七》，清道光二年刻本。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九有引。 [46]宋濂：《刘兵部诗集序》，黄灵庚主编《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6页。 [47]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48]杜贵晨：《明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3页。 [49]苏天爵：《西林李先生诗集序》，《滋溪文稿》卷五，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62页。 [50]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选颜鲍谢诗评》卷二谢惠连《秋怀诗一首》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64页。 [51]僧道惠：《庐山外集》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 [52]方回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338页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评。 [53]方回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181页陆游《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忆旧游有赋》后批。 [5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5]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方回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529、1484、771页 [57]方回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13页。 [58]刘壎：《诗说》，《水云村稿》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欧阳玄：《娱拙集跋》，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第181页。 [60]王祎：《九灵山房集序》，李军等点校《戴良集》附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 [61]袁桷：《书汤西楼诗后》《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李军等校点《袁桷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678、679页。 [62]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 [63]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64]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东里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东里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杨维桢：《李仲虞诗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影印鸣野山房抄本。 [67]赵文：《诗人堂记》，《青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刘壎：《杜少陵诗》，《隐居通议》卷七，清读画斋丛书。 [69]吴澄：《题刘爱山诗》，《吴文正集》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瀛奎律髓》卷二十四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后评。 [71]方回：《学诗吟十首》其七，《桐江续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刘壎：《跋石洲诗卷》，《水云村稿》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邓绍基：《杨维桢诗歌的特点》，《邓绍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245～246页。 [74]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陵川集》卷二十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李瀚刊本。 [75]郝经：《陵川集》卷八。 [76]刘因：《叙学》，《静修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77]刘因：《登镇州隆兴寺阁》，《静修文集》卷七。 [78]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一《鸿门会》诗后注，卷二《大数谣》吴复注语，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79]邓绍基：《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80]欧阳玄：《罗舜美诗序》，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第87页。 [81]欧阳玄：《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十。 [82]杨维桢：《无声诗意序》，《东维子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景旧抄本。 [83]赵汸：《沧江书舍记》，《东山存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王运熙：《说盛唐气象》，载《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85]胡炳文：《与滕山癯》，《云峰集》卷六，新丰文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本，1985年。 [86]王袆：《张仲简诗序》，《王忠文集》卷五，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 [87]何汶：《竹庄诗话》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0页。 [88]戴表元：《洪潜甫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89]戴表元：《剡源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戴表元：《唐诗含弘》卷首，苏州图书馆藏清钞本。袁梅抄录。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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