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贾谊传》前半完全抄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半则增入大段贾谊所作政论；原赞语弃去不用，而重写了一段。这些改变使得史汉贾谊传基调截然不同。比较史汉贾谊传赞，兼顾文本的增删，实可看出班马二人相去甚远的写作心态和修史立场。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首句意义明确。屈原之遗物，唯文学作品而已，也正是从文学作品中，司马迁得以知其“志”而悲之。于是有如次句所描述的举动：赴长沙，亲临汨罗以凭吊屈子，随而“想见其为人”。至此，屈子的形象便在司马迁的心中复活了。不仅复活，他的情感也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
第三句从屈原过渡到贾生。贾谊《吊屈原赋》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颜师古注云：“言往长沙为傅，不足哀伤，何用苟怀此之都邑，盖亦谊自宽广之言。”（《汉书·贾谊传》）窃以颜注为不然。唯屈子之时代，乃有“历九州而相其君”之可能，因为当时各诸侯王事实上是对等的；而贾生之时代，已是中央集权之体制，欲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非仕于中央朝廷不可。至于长沙王，同其他诸侯王一样，其盛衰存亡取决于皇帝。故而所谓“何必怀此都也”，说的应当是屈原。贾谊在这里是满怀深情地为屈原谋划，以为屈原本可以不用落入这种悲苦境地的；至于他自己，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时代，正是无可谋划的。这便更见其悲哀之甚了。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诸侯王已然式微，中央集权较贾生时代更甚，既在武帝处受了凌辱，总不见得北走匈奴吧？太史公之怪屈子，又何尝不是一种比贾谊更深切的穷途末路之悲呢？
第四句谓读《服鸟赋》而“爽然自失”，应当是其中“同死生，轻去就”的观点，与司马迁的观点相左的缘故。以太史公慷慨激昂的个性而言，他是不大可能接受这种人生态度的。他读《吊屈原赋》后以贾谊为知己，观《服鸟赋》后却发现贾谊思想与己不同，故而“爽然自失”。
总之，《史记》贾谊传赞所反映的，是司马迁与前贤神交的一种状态，而其中情绪的变化，又大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
司马迁之与前贤神交，有相似的命运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还有一个因素也同样重要，那就是他缺少朋友，更无知音。作为一个文人，司马迁所能做的选择，也是中国文人常走的道路，就是尚友古人，或寄望来者。史官的职业使得司马迁能够兼选二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正此之谓也。
事实上，司马迁将屈原、贾生合传，其用意已经相当明显。二人不仅相隔数百年，而且所处的政权也大不相同。《史记》中再没有一对“难兄难弟”被这样放在一起。所以在《史记》中，贾谊就是作为屈原的祭奠者，以屈子后世知音的面貌出现的。二人相似的政治遭遇，以及一篇多情的《吊屈原赋》，将二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紧紧相连。这种异代知音是为处于司马迁这样境遇的人所无限神往的，因而他在这篇传赞中低回咏叹，分明是自归于屈、贾之列，自许为继二人之后的第三悲情人物。这种借助文学的自我表白，正是一种动人心魄的激情，一种吸引后世读者、使其关注作者个性的激情。
屈原“不遇于时”，贾谊亦“不遇于时”，太史公亦“不遇于时”，后世“不遇于时”的还将大有人在。而自司马迁这个榜样后，所有这样的人将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可怜文人之立言，正如皓月当空，月澄澄银汉无声，说尽千秋万古情！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汉书·贾谊传》）
司马迁的短短四句赞语，句句是个人化的感慨，而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赞语显然审慎得多，也稳健得多。
班固使贾谊的传记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独立出来，并在其后增加了比原来篇幅大得多的贾谊的大段政论。《汉书》当然不用写屈原；而且，从修史的角度看，不写贾谊的政治思想，可以认为是《史记》原传的一大不足，班固将其补充完整，也是完全应当且合理的（司马迁旨在塑造一个怀才不遇、命途坎坷却个性张扬的血肉饱满的灵魂，在这中间，贾谊的理性思维的结晶——政论并非必要，更重要的是他感情活动的结晶，他对生命的思考，他生命中无可奈何的不遇于时，所以，司马迁应该是有意不述及贾谊的政治思想的）。不管怎么说，这一补，从客观上来看，贾谊就整个儿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现在《汉书》中了；再加上赞语亦是就贾谊的治国方略而言的，这不能不说是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汉书·贾谊传》的一个关键性改变。这一改变，充分表明了班固所持的正统儒家思想，其中既包括积极从政的思想，亦包括中庸立论的思想。
《汉书·贾谊传》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也同样有班固个人命运的因素在内。班固的人生，并非如司马迁一般多舛。虽一度以“私撰国史”坐罪，但不久就得到平反，官至兰台令史，颇受信任重用。换句话说，司马迁好比一潭乱石围困的水，若不冲决障碍而出，则只有无声无息地干涸，故激昂奔放，怒不可遏；班固则如在疏通的河道中细水长流，不急不缓。由于不同的人生遭际，班固也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理解贾谊和屈原。芝焚蕙叹的感伤，怎能比得上同病相怜的深情？班氏之贬司马迁，正是未曾怀有这种深情厚爱的缘故。
司马迁个性极强，其所作为，是“成一家之言”，或者更可以说是“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司马迁深知文学彰显人生、刻画人性的作用，故其述说前贤事迹，皆以文学为议论之资，而且《史记》本身亦具有颇强的文学性。班固则不然，其立场乃是大汉王朝的立场，其议论所代表的是大汉王朝的道德观念，所以在赞语中很少提及自身。班固的正统儒家思想，又使其将政治思想放在评判人物的首要位置，故其笔下的贾谊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现。从根本上说，司马迁与班固著述风格的区别，仍应归因于截然不同的个人遭际。至于二书在史界乃至文坛上的价值，则各有千秋，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