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竞争
为何庸人往往大获全胜?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为何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因为官出上级的人事体制。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 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 “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 “为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只“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
这是因为,古代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是,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下级对上级 “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而人才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
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
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