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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电脑公司的这位首席美学执行官又耍魔术般地捧出了“与众不同的革命性产品”。作为“美国梦”的化身，乔布斯将因此有可能第三次登上《时代》的封面。
苹果一如继往地透着神秘感。在MacWorld大会之前的一个月，苹果公司大中国区总裁杨德安正忙于推广苹果自1997年以来第一款非Mac系列的电子消费类产品iPod――可容纳1000首歌的MP3播放机，他也不知道那个即将推出的新玩意儿是什么。尽管有分析家认为是配备液晶显示器、外观变样子的iMac，有苹果迷猜测是不透明的、速度可达1.6GHZ的Power Mac G5，并把G5原形机提前曝光。
“你说G几？”上任半年多的杨德安假装没听清。1980年苹果推出鼠标时，杨德安正在新加坡读计算机。2000年立方体的Power Mac G4 Cube面世时，他是戴尔中国市场主管。他当然不知道，这个“超级饼干筒”在出笼之前，苹果一万多名员工仅有几百人听说过。但由于定位不明和销售不利等因素，2001年Cube宣布停产。
与微软相比，苹果每次只能依靠一种产品来支撑公司（苹果创始人之一斯蒂夫•沃兹尼克语），但每次新产品的发布都能引起轰动，这实在是一种奇迹。即使PC业不断萎缩，即使苹果与微软“硅谷海盗”式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了――Mac OS X和Windows XP的操作系统之争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乔布斯仍能给电脑无穷的可能。“如果PC不变，它将步恐龙的后尘。但是只要人们同意有行星围着太阳转，个人电脑就还处在中心位置。”
但熟悉苹果的人知道iPod对乔布斯来说不啻一次“华丽转身”，是在修正以前的错误。1997年他重返苹果调整产品线，“复仇般地”砍掉了前总裁约翰•斯库利的“宠儿”Newton项目，认为它偏离了Mac OS主流。不能说这里面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1993年Newton是全球第一款PDA产品，并直指向未来的消费市场，但正是百事可乐前总裁斯库利被乔布斯请到苹果并于1985年把乔布斯请出局。
如今，“Say Hello to iPod”，数字设备已成为乔布斯所宣称的“Digital Hub”的重要组成部分。苹果要在专业市场之外抢占消费领域。这倒算不上“媚俗”，苹果已经不是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是PC公司了，而是Consumer Product的公司，“慢慢会变成另外一家索尼”。
苹果的变化更多地源于乔布斯的变化。他的朋友、Oracle总裁拉里•埃里森说，乔布斯“虽然只拥有苹果的一部分，却完全掌握它的生产和发展思路。iMac是他创造力的体现，正如苹果公司作为整体是乔布斯的体现一样”。
有意思的是，1984年，苹果Macintosh人机对话喊出了“Hello, World”;但苹果一直没意识到要说一声“Hello，China”，即使说也拖到了90年代。苹果中国高层强调总部对中国很重视，但中国市场的销量和占有率对苹果来说似乎微不足道。比之比尔?盖茨的霸气，埃利森的桀骜――他们两人都是苹果的股东，唯有乔布斯没来过中国。苹果的人解释说，中国的生意做得足够大，乔布斯才会来。“他不是不来中国，全世界他也没去，除了日本。”日本是美国以外苹果的第二大市场。
于是苹果与中国若即若离。1983年，“1984没成为《1984》”的时刻还没到来，中国电子部计算机司司长李晔在美国AT&T培训期间，应邀到苹果公司参观访问。但没人接待他，只让一个人在一间小屋里玩尚在襁袍中的Mac电脑。当时苹果根本不在乎中国市场，李晔也认为苹果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作为。
奇怪的是，80年代中期，人们刚接触电脑时，熟悉的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个人电脑――Apple II和早期曾栽倒在苹果脚下的微软Basic语言。苹果公司大中国区前总裁戴怀宗则告诉记者另外一个事实，在1994年底设中国办事处之前，苹果“从来没有自己在中国做生意”，也不知道在中国卖了多少台，也没办法查。那些Apple II都是国产的兼容机，有人从境外做贸易，“真正苹果进来的”，听说也就几百台。
谁也抹不掉时代的痕迹。那时全球PC业还在混沌中，WinTel联盟还没出现。中国怕进口机种太多，将来互通成问题。1989年9月，全国首届工业控制优选机型评比。Mac缺席，从此苹果在中国绝迹。戴怀宗说他没听过这个故事，他认为“不是中国政府官员要不要评选的问题，而是苹果要不要来中国做生意”。已经加入WTO后的中国更加开放。但当时时机还不成熟。要知道，1988年苹果亚洲总部刚成立，要先发展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市场。那么苹果有没有为“晚来中国内陆”感到后悔则“见仁见智”，“你看AST来得早吧，它早已经消失了”。
80年代末，苹果公司大中国区现任总裁杨德安仍在IBM新加坡公司工作。那时“苹果的气氛跟IBM完全不同，尤其是你想象十多年前两家是一对极端”。那时Mac带来的震撼余波还在，那时还是IBM兼容机，那时还没有Windows。
在香港，MacWorld曾举行过三次，是当时单一厂商最大的展览。到1992、1993年苹果决定发展中国内陆市场，先是通过香港地区的一家代理商，“做的不是很大”。但很少人知道，1993年，全国的工商银行曾有2000多台苹果机用于出纳系统。
更鲜为人知的是，1993年接替斯库利出任苹果总裁的米切尔•斯宾德勒曾经两次来到中国，与中方合作成立了苹果“对中国贡献最大的”彩印中心。当时国内还停留在Apple II的年代，很多人都没见过Mac，没有桌面出版的概念，方正的出版系统还是纯文字、黑白的，图形设计与印刷是一个待挖掘的市场。苹果与爱克发、Adobe等厂商一起做了这个成功的“示范点”，并培训了一大批出版人员，现在国内很多图形设计公司都是从那个彩印中心出来的。
后来苹果的每次变化都在中国留下影子。1998年圆头圆脑、色彩鲜艳的iMac给了中国用户极大的惊喜，乔布斯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变成了iMac的广告文案:Think There For iMac！2000年苹果“Think Different”（不同凡想）的理念和Internet战略同样令人心旌意摇。专为iMac定做的重低音音箱iSub被评为本年度设计金奖。新推出的Mac OS X（中文版和Windows XP中文版同一天发布）和iPod以及PowerBook G4则被《财富》杂志评为2001年度最佳高科技产品。
随着乔布斯花样翻新，苹果开始“修正”其中国策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没达到预期值”，连续几年苹果在中国的占有率大致在0.4%～0.5%之间。虽然总部表示“理解”，但杨德安说，“苹果一定要做好应有的份额”。他把大陆与香港、台湾市场并到一起，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加强渠道建议。开苹果专卖店，还在专业市场之外开拓艺术、教育、高消费的非专业用户等新市场。涉足电子消费类产品的苹果并不觉得自己在“学索尼”，市场总监孙建东认为，苹果都是原创的，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兼顾硬件和软件协同开发能力的厂商。
去年12月15日，苹果在南京加入“计算机艺术教育委员会”，意识到“要对本土有所贡献”。杨德安还将着力进行的一件事，就是要打消国内用户对于苹果电脑太贵、不兼容等误解。如果在今年1月的MacWorld大会上碰到年薪1美元的乔布斯，杨德安说，“我会邀请他来中国，而且办一个中国的MacWorld”。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更是苹果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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