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善伦”。其实在孟子提出“性善伦”之为，中国的古人们就己经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
（一）孟子以前的人性论思想
据孟子说，在他之前己经有过三种人性论。
第一种人性论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持这种观点的是告子。告子说：“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分别的，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它就像水流一样，你往东方挖沟，它就往东流，你向西方开渠，它就往西流。它的流向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引导；它本身是不辩东西的。人性正如水流，是不分善恶的，就像水流不分东西
的。”。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很大。大家知道孟子是怎么反驳告子的这种人性论的吗？孟子说：“水固然可以不分东西，难道它还能不分高低？水往低处流，这才是水的本性。而人性向善，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人的本性”。
第二种人性伦是说：有的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另外一些人的本性是恶的。即便是亲兄弟，亲父子，本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举例子说吧，大家都知道舜，那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明君，是天下有数的圣人。可是他的亲生父亲瞽瞍，却是一个脾气暴躁，无恶不作的大恶棍。又例如盗跖，“庄子”书中曾提到过的，带领几千人占山为王，食人心肝，饮人血髓，搞得天下不得安宁。可大家知道他的原名吗？他的原名叫柳下跖，他和那个出了名的温文尔雅、高尚礼貌、坐怀不乱的君子柳下惠乃是亲兄弟。为什么一脉相承的亲父子，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竟然会固然相反呢？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天生的性善，而另外一些人天生就是本性邪的。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春秋时鲁孝公儿子公子展的后裔。曾官拜士师，因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弃官归隐后，居于柳下（今濮阳县柳屯），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史书记载有一次，柳下惠宿于城门处，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妇人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了一夜，也没有发生非礼行为。于是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孟子对柳下惠非常推崇，《孟子》一书曾把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并称四位大圣人，认为他不因为君主不圣明而感到羞耻，不因官职卑微而辞官不做；身居高位时不忘推举贤能的人，被遗忘在民间时也没有怨气；贫穷困顿时不忧愁，与乡下百姓相处，也会觉得很愉快；他认为自己和任何人相处，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响。因此，听说了柳下惠为人处世的气度，原来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容大度，原来刻薄的人会变得老实厚道。像柳下惠这样的圣人，是可以成为“百世之师”的。）
第三种人性论是说：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人最终性善还是性恶主要还是看环境给他的影响，也就是环境使他本性中的哪一方面得到充分发展。我们通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出生在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王道盛世，就会自然而然的本性向善，成为一个善人。而他如果要是出生在周幽王、周厉王这两个暴君统治下，就会发展本性中邪恶的成份，长成一个恶人。
这三种人性论在孟子之前己经盛行了。直到今天看来，这三种人性观点都还是深刻和有价值的。
人性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或者人性受外力规定比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的说法都不是孟子的出发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并能归之于真，这一点倒是与庄子相似。庄子反对外在的人为，主张“无为”以保有人的本性之心使它得到萌发成长，回归自然。但儒家孟子的人性论是社会人性论，它最终要回归社会，回到礼法森严的现实道德秩序；而庄子的人性论是自然人性论，最终要回归自然，即个体精神自由。儒道两家尽管出发点一致，道路却正好相反。一个实现的是人的社会、历史性，一个成全的是人的个体性。
针对这三种人性理论，孟子汲收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善伦”思想。这一思想可以具体地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种善端。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他说，有一天，你一个人地路上走着，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正在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边玩耍，眼看就要掉到井里去了。而且这时候周围也没有其他人。你会怎么办呢？你当然会毫不犹豫把这个小孩救离井口。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是什么原因让你救这个小孩的呢？是因为你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是好朋友吗？不是，你和小孩的父母可能素不相识。那么是因为你讨厌听到小孩子掉进井里的哭闹的声音？或者是你想在父老乡亲面前表现一把都不是。你救这个小孩，只是出于一种天性，出于一种天生的恻隐之心。大家请注意“天生”这个词，我们这里用的是它的本意，也就是由上天赋予我的。
首先，孟子提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种善端。“善”是“善的善”，“端”是“开端”的“端”。
所谓“天生”，就是说这种“恻隐之心”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具备的，是人们与生惧来的本能，是上天踢给人类的禀赋。
所谓“恻隐”，“恻”指“悱恻”，也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最柔软，最容易被打动的地方。“恻隐”就是感受到心被牵扯，而隐隐作痛！
孟子认为，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就快要掉到井里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里牵扯得难受，会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发生。而这种“恻隐之心”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是我们人性的共同点。“恻隐之心”也就是人天生就有的善良的种子，是“善端善之端始，善之萌芽。
除了“恻隐之心”这个善端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善端。
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我们“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竞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萌芽。如果我们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培养仁、义、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所以，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
这四种善端是如何成长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
孟子还是以“恻隐之心”为例
有一天，孟子来到齐国王宫，游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认为实行仁政实在是太难而且也太飘渺了，就干脆说：“我不行，因为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孟子不以为意，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你贪财不要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以自己对财物的喜爱中体会到别的人，老百姓也同样喜爱财物，并且努力在满足自己贪财欲望的同时，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也满足他们对财物的需求，那就是行仁政了”。齐宣王还是很犹豫，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孟子回答到：“当年的圣人太王宣父也好美色，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圣人。可见善好美色也不能成为不行仁政的藉口。只要你自己好美色的时候想到老百姓也喜好美色并在满足自己好色愿望的同时也满足老百姓对美色的喜好，那也是在仁政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恻隐之心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怒之道”。 》：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的性善论实来自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即“不忍人之政”。但孟子只承认心之性为人性，而把生理本能排除在人性之外，其目的在于凸现人性更本质的东西——心之性，以便把人和动物作根本区分。
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孤寡鳏独皆有所养”。先要做到在家庭内部，敬老爱幼，再把这种情感推广出去，落实到其他人身上。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在这里，孟子的主张体现了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理想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氏族时代，包含着儒家对于中国延绵不断历史的整体性理解，非常深刻。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后来的道家和墨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贯彻了这样的主张。墨家 “天下兼相爱” ，道家“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在精神上也与之是相通的。这一点上儒道墨等主流思想似乎又取得了难得的共性。
孟子还把恻隐之心直接解释为“不忍人之心”。有一天，孟子还是去拜会这个齐宣王。齐宣王就跟他发牢骚说：“前几天，我在院子里看书，正好有一个下人牵了一头牛经过。我就问他牵牛去干什么。他回答说要牵到太庙中宰了祭祖。我看着牛行将就死的样子，很不忍心，就跟下人说让他换下这头牛，改用一只羊来祭祠。没想到这一来，人们纷纷议论，说我小气，祭祖连一头牛都舍不得，要改用一头羊，我都烦死了”。孟子借机大发议论：“其实，大王你并不是舍不得用一头牛来祭祀。只是因为你亲眼看见这头牛就要被杀死，所以心中不忍。因而要下人改用那只你不会亲眼看到的羊来代替作牺牲品”。也就是说你把对牛的不忍心换成对羊的忍心，如果大王能从亲眼所见的牛的凄惨样子，谁想到你尚未亲眼目见的羊身上，了解到羊也同样可怜，把不忍之心推及到羊身上，相应地，一步步把这种不忍之心推广到你先前所忍心的人、物事情上，你就己经推行了恻隐之心，就己经在行仁政了。
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孟子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而且，他的理想主义也并不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而是从一些很具体、很严实的事情上一点点推广开去的。这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儒家的核心宗旨和活力之源。
孟子看重心的道德本性。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四端犹如人有四肢的身体。缺一不可（《公孙丑》上） 由不忍人之心孟子得出’四端’说，所以人才有“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将善这种本性看做生而有之的也就是说是先验的。四端是人之本性的自然呈现和发端，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所以孟子认为没有四端，则不能成为人。而“养浩然之气”也是扩充善端的途径和手段。那么浩然之气是如何养成的，我们不妨继续收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青年教师秦平博士为我们继续解读孟子思想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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