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钱币学-两汉时期 2
1、西汉半两
秦始皇死后不久，天下大乱，战争不绝，每次动员都在数十万人，生产事业大受打击。秦灭亡后，楚汉相争，对峙五年大小战争七十二起，刘邦以一小股的兵力削平群雄，于公元前206年即汉皇帝位。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汉书·食货志》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刘邦令民间自铸荚钱，可能与他的无为思想有关。他曾经令陆贾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说：“（秦代）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刘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这样做，对于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也下放到民间，未免有些失之过宽。要知道听任私人铸钱，实际上贫民百姓只会受害，获利的还是豪强富商，而富商们比国家还要富有，往往成为割据势力。其后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
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一、私铸必然会使铜钱轻重和成色不一而造成混乱，给民众带来不便。二、势必会驱使人们去犯法谋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就难以控制。三、会造成农民弃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在铸币事宜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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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钱币仍然称半两，汉半两钱前前后后铸行过五次。刘邦时的半两又称为“荚钱”或“榆荚半两”，这种钱法定重量为三铢（约2.1克）即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
吕后时期所铸的半两钱的重量是八铢和五分。吕雉亲政后鉴于钱币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钱轻了又有损于币制，于是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行“八铢半两”。这种八铢重的半两钱是把减重较少的半两定为铸行货币的标准。这比当时的“榆荚钱”增加了五铢重。汉八铢半两的特征是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已经有隶书的趋向，钱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者，其制作也较整齐。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榆荚钱牟利。高后六年不得不停铸而改行“五分钱”。“五分钱”实际重量只有2.4铢，仅是秦半两的五分之一，是汉初“荚钱”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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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汉文帝铸行四铢半两适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持续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过。文景时期铸钱致富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一时间“吴邓氏钱布行天下”。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吴王刘濞，汉初被封到沛县，有三郡五十二城。他占据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利用吴有许多铜产地，经营铸钱业达三十载，富可敌国。邓通本来是一名船夫（黄头郎），因汉文帝做梦，在他摇摇欲坠时有一裤带反系的黄头郎把他推扶上去。梦醒后就派人找有这样衣着特征的人，恰好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因此得宠，官至上大夫。相面的人说邓通会贫饿而死。文帝说，能叫邓通富起来的是我，怎么能让他受穷呢？于是赐给邓通铜矿山一座，批准其铸钱，邓通也因此大富，他铸的钱行遍天下。
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采取削减诸侯王国官吏等措施，把王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接受贾山的建议，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郡国是直属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2、两汉五铢钱
(1) 西汉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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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上林苑是政府铸钱的机构，是汉初在原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有离宫70所，周围面积达300余里，包括现今的西安、周至和户县。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特点如下：
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二、钱型整齐，直径25-25.5毫米，穿直径约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连接钱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四、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
五、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
六、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钱中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先后发掘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铸币，上林三官五铢在两处汉墓中都有出土。
钱币业务由三官署统一办理，有许多好处：第一、使钱币标准化，规律化；第二、提高铸钱技术水准；第三、增加了生产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铸；第五、容易控制发行。
三官钱初期重量超过五铢，制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铸出的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合乎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新钱铸成后，政府用以收兑郡国钱，一枚兑劣钱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钱已经大部分收回，后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
五铢发行三十一年后，汉武帝崩殂。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的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四决文等可能是炉别的标志。
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铢”字“朱”字头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高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昭帝之后，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国际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宣帝末年，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此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该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2.5和2.6毫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1.5厘米，穿宽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约厚1.5－2厘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钱中地位极高。
小五铢约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铸，俗称“鸡目钱”、“鹅眼钱”，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及钱范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无好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1.2厘米之间，重约0.62-0.65克。钱文书体亦与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区别。“五”字交股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非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非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东汉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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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东汉初恢复的五铢钱亦称“延武五铢”，是延武年间采纳马援之议而铸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 “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
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
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3、王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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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以后，社会进入大统治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有个外戚叫王莽，他凭借其姑母在宫中的恩宠，官职连连升迁，西汉末年，他竟掌握了汉朝大权，进而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当政时，也多次改革币制。他改革币制，除了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外，还有削弱刘汉势力、搜刮民间财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止200多年的布币、刀币的制度，变换形制，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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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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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王莽虽然被人民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王莽钱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它的文字、冶炼和设计都堪称中国古钱一绝，匠心独具，有着极高的收藏和欣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