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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中世到近世（日本人习惯以“元和偃武”为中世至近世的标志性分界）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兵农分离”。兵农分离，是关系到身份制度和统治构成问题的重要方面。在战国时代，“兵农分离”由织田氏肇发其端，由丰臣政权予以继承巩固。为什么比之其他战国大名普遍的兵农一体政策，织田—丰臣系统会实行这种政策？其实行“兵农分离”的前提和基础何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兵农分离的概念 “兵农分离”，作为一个近世概念，是与身份制度密不可分的。兵者，武士；农者，农民，两者明确其身份和阶级的差别，建立前者支配后者的社会制度，这应该是兵农分离的最本质的定义。 在日本的古代，武士抬头并建立武家政权的中前期，武士与农业经营者（中小地主、自耕农、农奴，熟悉封建社会状况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三者的区别往往并不清晰，也不存在彼此隔绝的鸿沟）并不存在截然的差别。镰仓时代，当时称为“地侍”的武士，往往定居在村落，直接从事农业经营生产。随着武士阶层势力的强化，支配体制的巩固，兵农杂居的状态逐渐崩溃，武士开始在城市集住，从而开始了兵农分离的进程。 基本而言，兵农分离有以下三个要点： 1、 武士与农民身份的明确化 2、 武士脱离农业经营 3、 武士在城市（城下町）集住 兵农分离，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日本中世“在地领主制”逐渐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日本的武士封建社会结构，从最早期的“同血缘领主制”向“在地领主制”移转，政治权力的中心，从中央政权（幕府）委任到各国、郡的守护、郡代逐渐转移到在地领主——国人的手中。国人，即发源于斯、累世定居于斯的地方豪强势力，他们以地缘而不是血缘为基础构筑统治秩序，这种演变的最高峰就是“下克上”蜂起的战国时代。大批的国人层领主抬头，驱逐或取代了守护、郡代，成为一郡、数郡乃至一国的统治者。 但当这种在地领主制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局限性也体现出来。国人领主所依靠的军事力是其治下的在地领主，而当他们进行国外远征时，在地领主难以兼顾领内统治而力不从心，从而制约了大名对外扩张的野心。为此，强力大名越来越倚重与在地支配没有直接关系的所谓“非在村给人”，即在领国内没有世袭领地、靠从领主处领取给俸的家臣。而同时，为了给这类家臣以恩赏地，大名又必须扩张自己的领国，两者的价值取向趋同。这类家臣的日益增加，使得大名家臣团的“职业化”趋势增强，也促进了大名军事、行政方面的专业化以及常备军事力力量的形成。 应该说，在战国时代，兵农分离，实际上已经是时代的召唤，然而，仔细研究战国时代各大名的军役制度可以发现，兵农分离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在战国大名中普遍化，甚至，除了前面提到的织田—丰臣系统外，其他诸有力大名反而出现了与这一政策截然相反的“军役对象扩大”的趋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二、 战国大名军役对象的扩大化分析 一言以蔽之，战国大名之所以没有选择将军役对象限制于部分专业从事军事斗争的武士、实行“兵农分离”，反而一再扩大军役对象，扩大对农民的军役负担，甚至其军事力的主体依赖于中小农民，原因在于战国乱世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战国大名永无止境的军事扩张欲望。 1、 战国大名通常的军役赋课 战国大名通常军役赋课的对象，首先是土豪、地侍，即拥有较大规模武装的农业经营者。其上层作为大名的“给人”（家臣，通常是中小的在地豪族），可以免除其农地、给地上全部的年贡，同时，交换的条件是负担一定人数的军役。 这一阶层的军役赋课状况，可以举些例子说明。后北条氏永禄二年（1558）“所领役帐”（即领地上的赋役帐簿）记载，所领知行（指的是家臣直接管理支配的土地、役职，但本文中久保田教授似乎广义的指各阶层包括农民的土地收入）不足100贯的土豪、地侍约占全体家臣的70%，这一水平的土豪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构成后北条氏军事力的主体。拥有25贯给地的土豪，连同自身在内需要提供3人的军役。为了兼顾其自家的农业生产，后北条氏制定有军役“交代”制度，例如：负担武藏清户番所军役的土豪每15日一交代，负担下野小山城军役的每30日一交代，从而使这些在地从事生产活动的土豪有余力照看田里。 战国大名仅仅依靠土豪、地侍作为兵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将恒常的军役义务扩及更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中小农民。中小农民对“给人”层的土豪负有年贡义务，通过负担军役，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这些义务。 以岛津氏为例，其军役赋课，以知行1町为界，1町以上者称为“有足众”，以下者称为“无足众”（区别在于是否配备一套具足）。天正六年（1578），田1町的“有足众”需出军役主从2人，每多一町，增加一人。当时，能够完全自立承担出阵军役（包括完全自办饭米粮草）的最低知行要求是约2町，所以“有足众”“无足众”实际上说明岛津氏的军役已经相当部分由不能自办军役的中小农民来承担。 同样的例子见于九州另一大名大友氏，该氏肥后山鹿郡的军事组织“内田众”总计18人，其中经营面积最大者有6町5反，最低者只有7反，1町左右的共有10人。（一想到所谓“某某多少多少将”可能指的就是这些家伙……汗） 长宗我部氏以“一领具足”的农民动员体制闻名。能够出任马回众（大名的近卫团）的武士一般为有土地3到4町的土豪。而中小农民平时结成“众”组织，有事则只以“一领具足”应征，这就是该氏兵力的基干，其对中小农民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 东国的战国大名方面：越后上杉氏的家臣安田氏天正二年（1574）的“安田领检地帐”记载：其配下109人的军役众中，只有10人是知行20贯的武士，而知行不足2贯的零细给人有23人之多。 德川氏天正十年（1582）取得甲斐，开始对中小农民课以军役。天正十三年（1585）甲斐“中尾乡军役帐”显示：军役对象者31人，其中有苗字的（土豪层）只有10人，没有苗字的“又被官”（中小农民）则为21人，说明德川氏军事力也只要依靠中小农民层。而甲斐的军役课赋又直接继承自武田氏。 武田氏军役对象的扩大化开始于永禄年早期的北信浓攻略引发的与长尾（上杉）氏的拉锯战。永禄六年（1564）的“惠林寺御检地日记”显示：军役负担者土豪、地侍可以通过提高地赋的征收率来免除部分或减少部分军役，称为“同心众”，相对的，为了免除年贡加重部分而负担军役赋课的称为“军役众”，“军役众”的主体是中下农民。 后北条氏对中小农民大规模课以军役是非常显著的。这种扩大的军役赋课，也是从永禄年间开始。例如：钵形城的北条氏邦，有事之际，即通过吹响法螺贝召集农民入城堡守卫，条件是免除这些人的“栋别钱”（这个东东俺没太搞懂，看意思似乎是房产税）。此后，后北条氏与织田—丰臣系统作战时进一步强化军役动员体制。天正十五年（1587）曾经发布命令，相模国内各乡村每20贯出兵1人，就是对中下农民大规模动员军役的例子。 综合以上，各战国大名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土豪和中小农民普遍有军役赋课要求，这种“兵农一致”的状态，与“兵农分离”相去甚远。 2、 对外远征——军役对象的进一步扩大 战国大名编成大规模的外征军时，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军役对象，以保证更大的军事动员力。武田氏从元龟年间开始，伴随着信玄的南进和上洛活动，其外征日趋频繁。元龟二年（1572）三月二十六日，就曾经下令甲斐中野、洼八幡的乡民出动军役，同时免除其“栋别钱”，同时，信浓下伊奈地方的农民参阵则以免除其“普请役”（城堡、堤坝的修建工程）为条件。同年四月，对为伊奈编成 军提供食粮的农民也免除“栋别钱”。以上事例可以管窥动员体制强化之一斑。是年，武田氏消灭今川氏，在骏、远、藏、上数州与后北条氏、德川氏开始连绵的战争，其对军力的渴求更加增强。同年中，动员2万3千人的兵力侵攻西三河地区，次年，解决了与后北条氏的冲突后，以2到3万人的主力进出三河、远江，别动队攻击美浓岩村城，以上对外军事进攻行动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军役赋课对象的扩大。 长宗我部氏，在阿波、赞歧侵攻作战时，下布告示：“领内人民的次男、三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希望立下军功取得恩赏的，都应负担军役”。军役对象范围很广，但基本上是以自发负担为前提，而其主体无疑也是中小农民。土佐统一后，为了应付阿波、伊予两个方向的作战，其军事动员人数有了飞跃式的增加。天正十年（1582）的阿波侵攻作战动员了2万3千的兵力，此外还必须保持对伊予方向的警备兵力，其加强军役动员体制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还能不能保持“自发为前提”的政策，那是不言而喻之事。 伊达氏，天正十七年（1589）四月进行的动员调查显示，陆奥国刈田、伊达二郡的动员预定人员为1540人，除了66人外全部是平头百姓。伊达氏在战国后期战乱激化的趋势下对农民的军役依赖日益加剧。同年六月五日的摺上原合战，面对芦名势一万六千余骑的军势，伊达氏动员了二万三千骑！ 综合以上，战国大名发动国外远征时军役对象扩大的例子非常多，也因此得以编成领内作战所望尘莫及的大军团。虽然有学说认为外征军团的编成推动了“兵农分离”政策，但久保田教授认为并没有什么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基本而言，这种外征军役扩大化，仍然是与“兵农分离”相背的一种趋势。 3、 非常时期的总动员体制 战国大名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或有特别紧急重大的军事行动需要时，会实行领土全部或部分上所有农民的总动员军役。武田氏天正五年（1577）闰七月五日曾经发布命令：“领内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应在20日内出阵”（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哪位了解那年武田氏出了什么事？）。后北条氏为了应对丰臣秀吉可能的攻伐，从天正后期就开始扩大军役对象。天正十三年（1585）北条氏政印判状中记载：“十六岁到六十九岁的男子须持武器到公方检使处报到，接受20日间的军事训练。”德川氏，天正十二年（1584），与丰臣氏对战期间，曾经在骏河一国下达“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一人不残，御一左右次第笼立候”的命令。上杉景胜在天正十三年与德川氏信浓对阵时，也发布过北信众十五岁到六十岁的总动员令。 浅井氏，元龟元年（1570）姊川合战时动员了五千到六千人，相对织田方的二万五千，差别甚大。次年，联合琵琶湖北的一向一揆势力，也是为了弥补5000人动员力的不足。 总合以上1、2、3三点，伴随着战国大名需要的军事力量的增加，军役赋课对象基本上是个扩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民直接负担军役，可以说，这是向“兵农一致”的方向上迈进。 在这种体制下，土豪、中小农民承受军役赋课，一旦军役动员长期化，其弊害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势必影响农业发展，特别是农忙时期的军事动员。反映后北条氏骏河、伊豆边境军事斗争的《太平年代记》中就记载：“军役重，此节难仪至极“。武田氏虽然有信玄这样数一数二的民政家主政，但在永禄年间，已经因为军役导致相当数量的村落住人逃亡。长筱合战后，为了勉强支撑局面，军役日益沉重， 天正年间，因为逃避军役而逃亡的人数大大增加。武田氏在后期外敌的压力日增，必须要强化军事动员，可是广大土豪、中下农民逃避兵役的现象也因此更加严重，如此恶性循环下，加速了数年后的彻底瓦解。 长宗我部氏的四国统一进程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田野荒芜，耕作不整，五谷与杂草同生，民众疲惫，士卒厌倦。这种状况的发生，显然是大量动员导致生产力下降造成的。 然而，明明知道大量动员的弊害，几乎所有的战国大名仍然坚持这种政策。在外敌内乱的压力下，在随时可能国灭族亡的危境中，确保兵力是至上的命题，其余的考虑只能为这一命题让步。即使是在前述“非在村给人”的官僚机构比较强化的大名如后北条氏中也同样如此，因此，“非在村给人”虽然对大名家臣团的专业化有一定作用，但仍然不能避免“兵农一致”，也不能决定“兵农分离”制度的出现。 应该说，包括“非在村给人”在内，各战国大名的领国经营中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兵农分离”或者说“兵农分工”的萌芽出现，但只有织田—丰臣系统得以将之制度化并且作为主要的政策方向，其余大名则不能实现这种转变。那么，织田—丰臣政权能够特立独行，开创和贯彻“兵农分离”制度的原因何在呢？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在本文的下篇，将继续探讨织田—丰臣政权下“兵农分离”形成的过程、概貌和发展，以及江户时代部分出现的兵农不分离的逆趋势等问题，敬请注意收看。 附：大名的领国构成 战国大名乃至织丰大名，其领国一般由藏入地（大名的直辖地），家臣知行地，给人知行地，社寺领地等构成。藏入地同时还是大名对家臣进行恩赏的来源。以下是太閤检地中岛津氏领国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领地石高分配情况，从中可以见到一个大概轮廓： 太閤藏入分(1万石) 石田三成知行分(6328石4斗4升8合) 细川幽斋知行分(3005石3斗5升1合) 岛津义久藏入分(10万石) 岛津义弘藏入分(10万石) 伊集院忠栋知行分(8万3石8斗4升) 岛津以久知行分(1万石) 给人领(26万6533石) 社寺领(3000石) 还需注意，日本普遍用石高本位来计算大名的领国实力、军役、赋役、家臣知行等等，即所谓“石高知行制”是自太閤检地开始的，江户时代沿用。在战国时代，一般是使用“贯高知行制”，即以贯文为单位。所以说一个家臣知行100贯，并不是说他每年可以取得100贯的钱币收入，而是将他一年的总知行统一换算为贯文后的结果，与说他知行多少石的性质是一样的。至于贯与石如何换算。俺已经知道1贯等于2到5石，1贯等于10石，1贯等于20石等数种说法，在战国时代，各地的换算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 三、 织田氏军役赋课对象的缩小化及“兵农分离”制度形成的原因分析 织田氏，是“兵农分离”的先驱者，同时，又受益于这一政策而形成了与其他战国大名的军事力构成截然不同的近代化军队组织，从而极大的促进了其“天下步武”的进程。然而，分析历史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织田氏能够实行“兵农分离”政策，除了织田信长本人的天才和**家式的卓识外，更有着深刻的物质前提，那就是：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军事、经济的全方位的优势地位，使得其有能力开始和推动这一进程。 在织田氏还仅仅支配尾张一国的时候，一样是实行兵农一体政策，以土豪、地侍为骨干，一旦战事激烈，军役对象同样扩大到村民。美浓、近江相继平定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村落的领导者土豪、地侍仍然是军役的对象，他们将村落中的有力农民组织起来，平时结成“众”这样的组织，战时迅速成为一个个军事团体参加到织田军中。曾经有这样的评价：“织田信长的成功就在于对乡众（地侍）的起用”。即使是远离日本古代记载书物的我们，也可以从游戏中见到反映这方面的一鳞片角，木下藤吉郎对蜂须贺小六的起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浓的地侍曾经留下大量反映他们一方面引田种植、一方面奉公参战，归则扛着农具下田，出则手持弓、铁炮上阵的辛苦生活的记录。这一阶段的织田氏，军役赋课与其他战国大名并没有什么不同。 织田氏对外战事最为频繁和剧烈的是在元龟年至天正元年之间，这也是“信长包围网”下外敌压力骤增的结果。此时，织田氏扩大军役赋课对象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他的敌对大名都在疯狂扩大军役，织田政权为了保证军事上的优势也必须如此。在这种状态下，织田氏依靠当时两倍于反织田势力的经济力量而占得上风：天正元年（1570），织田氏的领国石高（根据庆长四年（1596）时的诸国石高数字）为约三百四十五万石，而反织田联合的总石高（同样根据庆长四年的诸国石高数字）仅为约一百八十五万石（主要是浅井、朝仓和畿内诸大名的势力），织田拥有2倍的优势，在同样扩大军役的情况下，即使反织田势力联合了一向一揆，其动员力仍然无法与织田抗衡。 利用这一优势，织田迅速消灭了浅井、朝仓、三好势力，天正三年（1575）的长筱合战摧毁了武田氏的军事力量。随着占领区的扩大，织田氏军役赋课的基础也迅速扩大了，对占领地的土豪，织田氏普遍给予“旧领安堵”（即保证其在原领地上的支配权）待遇，作为交换条件，这些土豪成为了织田军的兵源，织田氏的兵力逐渐变得宽裕起来。在这个前提下，织田氏的军役赋课对象开始出现了“选别”（即精选适于负担兵役者、淘汰老劣）的基础上缩小的趋势。 这个趋势的一个显著反映，是外征军编成时军役动员率趋于缓和。以阵夫为例，天正八年（1580）以前，佐久间盛信家臣4人出阵时征发近江安治村的阵夫九人，而该年石山出阵时，只征发了三人就满足了需要。天正九年明智光秀家中军法规定：“军役人数百石六人”，而对比上篇中提到上杉氏家臣安田氏的例子，该氏知行1,232石，配下军役众却多达109人，两相比较，织田氏此时的军役赋课已经较其他战国大名轻了约1/3。 在织田信长陷于近畿平定和随即而来的“信长包围网”的苦境时，其军役赋课对象日益扩大，但到了天正后期，军役赋课对象已经出现了缩小和再整理的倾向，这种逆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支配地域的扩大，织田氏比之其军事对手的动员力日渐处于绝对的优势。天正十年（1582），即信长被杀的当年，织田氏（含德川氏）的石高约为810万石，而他的敌人：中國毛利氏约200万石、关东后北条氏约150万石、北陆上杉氏约60万石（原文如此）。军事对手支配地域加起来也与织田氏望尘莫及，因此，即使缩小军役赋课对象，也足以保持军事力上的绝对优势。而此时，兵农一体的动员体制的弊害就成为有条件予以解决、可以提上日程的问题了。 在兵农一体动员体制下，看上去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和榨取人力，但是其副作用却十分显著：一、兵员素质得不到保障，二、难以兼顾领地生产，如要兼顾，则根本不能维持长期动员，三、农民的抵触情绪高涨、增加社会动荡因素、激化阶级对抗。鉴于此，织田氏逐步将农民从军役中解脱出来，对于新占领地，给予有能力承担军事远征义务的土豪“本领安堵”的保证，由其作为军事力主体，而对于广大的中下农民，则不再强迫动员，而是让其从事农业生产，通过年贡进行剥削。同时，对于可供使用的兵员，也淘汰老劣，选拔精壮，并将后者的军役义务固定化，使其上升为家臣众，从而保证军团的质量。 与以上“兵农分离”政策相协调，织田氏开始实行军役负担者在城下町集住的制度。天正七年（1579）五月，信长就下达命令，要求家臣的妻、子移居安土城下町。这一政策一方面固然有加强对家臣的统御管理的考虑，但从军事意义上讲，也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常备军团的出现。织田氏的军队组织，再也不是城主令人在城头吹响法螺，或者在村里张贴告示，然后村里老老少少扛着竹枪木棍三五成群的在二十日到城里报到的样子，而是由精锐的职业武士随时待命于城下，一旦有事，在一两日内就可以完成集结、编制、大举出阵（必须注意，这种动员是可以在一年中任何一个季节、任何一个时间进行的，而不再受制于农时）的近代化军队，对比周边大名的传统军队组织模式，这无疑反过来又极大促进了织田氏的军事优势地位。 军役负担者城下町集住制度，对于传统的在地领主制是一个破坏，而这个制度能够得以推行，与织田氏全国统一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封建支配秩序密不可分。随着织田氏不断的军事成功，其对家臣不断给以新的恩赏地。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频繁的转封现象，家臣作为原来的在地领主，转封后离开了代代继承的本领，其在地性大大的淡化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使得织田氏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实行军役负担者城下町集住制度成为可能。 综合以上，织田氏能够开始实现兵农分离，其前提在于相较邻接大名经济军事动员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在这个前提下，选别军役赋课对象，不合格者归农，精选者脱离农业生产、打破在地性、集住于城下町，这一系列新型军役体制，代表着织田氏兵农分离的初步完成。 四、 丰臣政权下兵农分离的发展 继承了织田氏的支配结构，丰臣氏继续在缩小军役赋课对象的方向上迈进。天正十三年（1585）平定杂贺一向一揆后颁布纪伊“刀狩令”，没收农民的武器，实际上就意味着将土豪、中小农民排除出军役赋课对象以外。比之前面第二部分第1项中提到的同年德川氏甲斐“中尾乡军役帐”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军事力构成的鲜明差异。 丰臣氏以石高为基数计算的动员状况如下：天正十八年（1590）小田原征伐时，五畿内每百石5人，中國、四国每百石4人，大坂、尾张每百石6人，北国每百石6人半，远、三、骏、甲、信（德川领）每百石7人，总动员数字为二十八万人。侵略朝鲜出阵时，每一万石：九州、四国600人，中國、纪州500人，五畿内400人，近江、伊势、美浓、尾张350人，骏远三、若狭、能登300人，其余诸国200人，总动员数字为四十八万人。前后相比，总动员兵力的绝对值增加了，但军役赋课的水平却减轻了。 丰臣氏继承织田氏的军役赋课对象缩小政策，有着与织田氏近似的考虑，但应该看到，其着眼点也有不同之处。丰臣氏坚持这一政策，主要是考虑到长期动员的耐受力问题。丰臣秀吉的小田原征伐，乃至随后的两次朝鲜侵略，都是耗时经年累月的长期动员，这在此前一百年的战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一方面，织田氏以来的兵农分离使得这种长期出阵有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长期出阵本身也要求兵农分离的程度进一步发展，要求负担军役者与农业生产的关联性彻底断绝。可以说，丰臣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对于日本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兵农分离，只是管窥一斑而已。关于丰臣氏治下军役制度的变化，久保田教授举了一个小例子。近江国人井户村氏，在元龟元年（1570）的佐和山城笼城战时参阵，结果田地撂荒，无人耕作，这还是没出近江国的军役。而在丰臣氏发动侵朝战争时，该氏远渡重洋出阵海外，但哥哥出阵，弟弟却安心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这就是兵农分离在长期动员时的效果。 不仅仅是丰臣氏的直辖领地，由于丰臣秀吉动辄动员全国大名的举国体制，全日本的大名都必须保持和他的步调一致，必须能够应对长期的动员，因此，在丰臣政权下，兵农分离迅速的扩展到了全国，各大名在这一时期，特别是以朝鲜战争和移封为契机，相继进行了家臣团的再编制，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岛津氏，由于应付朝鲜出阵动员，军役沉重，遭致给人层的极大不满，甚至引发了“梅北国兼之乱”，分国内形势一片混乱。为此，该氏在文禄年间进行了检地，将“众”中的上层上升为武士，而下层则归为百姓，从而明确了兵、农之分。 佐竹氏，对应朝鲜出兵的动员令，将家臣集中在本城、支城。庆长六年（1601）移封出羽秋田时，其家臣团大部分仍然是在乡给人，该氏借移封之机，将大量中小给人留在乡中，实际上是使其归农，而随同其移居秋田的给人则统一安排在秋田城下町居住，从而实现了家臣团的选别和再整理，也实现了军役负担者的城下町集住。 以上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远征动员和移封，正是当时诸大名完成兵农分离的两个最主要的契机。在这个背景下，丰臣乃至以后江户时期的大名，其同一经济力下的军事动员力较之战国大名都大大的减少了。 综合以上，丰臣政权的军事远征和全国大名的领地分配政策，使得兵农分离成为了日本全国性的趋势，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脱离生产的家臣团的出现。 五、 江户时代兵农不分离的逆趋势 前文已述，丰臣政权成立以降，军役赋课对象缩小、军役负担者城下町集住的趋势成为全国性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江户时代，在乡的军役负担者就不存在了。 伊达氏，庆长六年在仙台城完成了家臣团的城下町集住。全体家臣都脱离了生产。然而，对于较之全盛时期的知行已经减少了一半的伊达氏而言，供养这么多的闲汉是不可能的，不得已，随后又再三进行改革，将家臣中的一部分又迁回了农村，给予大多数平士在乡的屋敷，这些人实际上又恢复了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关联。 家臣团即使再怎么经过选别汰劣，但一旦明确了其与农民的身份差异后，这个阶层本身就必然要自然增殖、要膨胀，这样带来的后果听听是想当然，但看到数字也相当吓人： 岛津氏（鹿儿岛藩），宽政十二年（1800）统计，全藩诸士、乡士合计（不含琉球）已经有八万二千七百四十七人，其中半数是军事人员！这个数字，是庆长二十年（1615）定下的该藩应供给幕府军役数字一万三千人的差不多四倍！一万三千这个数字应该是二百年前岛津氏军役负担者的总数，也就是说二百年太平盛世间增殖了两番。而岛津的知行不过六十万六千石，供养8万多不劳动不种地的家臣，也真够他们一戗。 关原合战后被削剩防长两州的毛利氏，也不得不大量让给人归农，进行军备削减。对于归农的家臣，明确规定：“在村庄里安置，由其自食其力从事农业生产”。 上杉氏也类似，关原后从一百二十万石被削减到三十万石，后来又进一步削减到十五万是，只剩1/8。对于越后以来一直跟随着的家臣团，也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削减，直臣、陪臣中的“轻士分”者，被下放农村扎根，从事农业劳动…… 这些下放归农的原给人，并非从此脱离了军役，而仍然作为预备役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江户时代的“农兵制度”。例如，纪州藩主德川赖宣就编制了二十挺的在村铁炮队，在农闲时训练。小田原藩在宽永十四年（1637）也创设了在乡铁炮足轻。这些农兵组织的骨干，就是被下放归农的原给人。 综合以上，再次可以看到维持充足、够用、适当的兵力规模，直接决定着日本中世、近世的军役动员机制。在江户时代，拥有所领生产力之上过大规模的军事力的大名，就出现了农兵这样相对于兵农分离的逆趋势。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兵力维持原则对于兵农分离政策的决定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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