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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堂又名周鸿胜，湖北武昌人，生于1880年7月13日，卒于1953年12月30日。他从一个普通的骑兵，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辛亥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任骑兵团长。但他激流隐退成为一个极富爱心的普通市民，却鲜为人知。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借这篇文章来悼念这位既普通又伟大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我的祖辈是从湖北黄冈到武昌打杂工的码头工人），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十多岁便到一个饭店当学徒。当学徒是很辛苦的，没有工资，只能填饱肚子。好在老板是个会武术的而且有着好心肠的人，有空就教学徒们练武术。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到了18岁，我父亲已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学得一身好拳术。据说一般十多个人一起围着打，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时候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要建立新军，我父亲因会武术，便报名参加了新军。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父亲被分配到骑兵队，当了一个普通的士兵。张之洞为了体现新军的“新”字，除操练、使用洋枪洋炮、马术之外，还有文化教员，每天1~2小时教士兵们学习文化知识。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父亲努力学习文化，两年后不仅能书写一般书信，还能看懂上峰下达的文书，很得上峰的青睐，升他为棚长（班长），并鼓励他继续努力。 张之洞为了扩充他的实力，在武昌开办了一所将弁学堂，培养陆军和骑兵的指挥人才。我父亲在上峰的支持和鼓励下，考取了这个学堂。一年半之后，学业期满，他以优异成绩回到骑兵营，任排长，再经过两年的努力升为督队官（连长）。我父亲由于从底层的普通一员慢慢地艰难地上升为清“新军”的中下级军官，深切地体会到满清八旗子弟的骄横与野蛮，特别是亲自目睹八旗子弟集体强奸妇女之后，对满清的封建统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不满。他的这些不满情结被“文学社”的熊秉坤等人觉察，在多次接触后，便秘密地发展他加入了“文学社”。 在“文学社”的引导下，我父亲开始他反清的革命活动。后来他又被提升为骑兵营“管带”（营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秘密联络了百多人，随时准备参加起义活动，并与熊秉坤等人商议了起义的暗号和联络信号。按照他们的计划，文学社准备在中秋夜或元旦前后发动起义，但由于出现了以外，1911年10月9日12时之后，天空中突然响了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声，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信号。当然时间有了改变，但约定的信号已经发出。我父亲没有迟疑，马上率领他事先发展的百多名骑兵从武昌南湖营房开到武昌忠孝门（后改为起义门），迫使一班守城士兵开门参加起义。部队聚集后，我父亲又会同其他起义军攻打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的守军，实现也和我父亲有一定的联系，见到是我父亲带队前来，便开启库房，将库内存放的大量武器装备交出并很快发送到各起义部队的手中。我父亲此时便利用骑兵的优势，在各起义部队中传达消息，各起义部队便能很快聚集在一起，并在半夜开始攻打总督府。满清两湖总督瑞徵（满人）仓皇应战。由于义军势大，守军又仓皇应战，一番激战后，守军败逃。瑞徵趁乱从后门逃到江边，乘军船逃走了。至此，义军很快占领总督府，义军在第一夜便取得了辉煌战果，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父亲为武昌起义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以磨灭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父亲一向为人比较低调，只在对我们这些后辈中讲述这个不为人知的往事。同时由于武昌首义部队又以陆军参战人数居多，又是倡导者，后人记述者往往忽视了骑兵的作用。我想这件往事是可以补充武昌起义的另一个侧面，也增加了更多的史料。1911年10月10日起义军在顺利攻占总督府后，又迫使黎元洪出任湖北督军，并通电全国。很快全中国掀起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高潮，满清政权宣告“退位”。辛亥革命为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取得的伟大胜利将永远记载在历史的史册上。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请黎元洪到北京担任副总统。此时武昌义军迅速扩军，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我父亲出任骑兵团统领（团长）。黎元洪去北京前召见我父亲，要任命他为总统府护卫长，带领一镇（师）人去北京。因我父亲考虑到自己参加武昌起义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加上看不惯袁世凯和黎元洪等人的所作所为，便以起义中负伤和旧伤复发不能前往北京，婉言谢绝了黎元洪的任命。为使黎元洪等人再次任用，我父亲便公开宣布推出军界。 1924年7月军阀吴佩孚派他的参谋长与我父亲相谈，请我父亲出山，要把一个团扩充为一个师，任命他为师长，但必须听从吴佩孚指挥。我父亲认为吴佩孚的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他打内战充当炮灰，便以旧伤复发，不仅不接受吴佩孚的“建议”，而且毅然辞去团长一职，正式宣布退出军界，回家休养。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国民革命军从广东一路打到湖北，吴佩孚逃到河南，留下沉嘉膜、刘玉春两师军队固守武昌城，并企图等待浙江的军阀孙传芳的援助。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一月有余，仍未攻进武昌。此时全城粮食已近吃光，个别地方已出现有人饿死的现象。我父亲见此情况，一面出钱购买大量粮食，救济灾民，另一面由他出面着急了武昌知名人士三十余人会见守军，商议挽救武昌城的方法。因守军的两位师长与我父亲在任时曾多次有过接触，有一些交情，同时又面临弹尽粮绝、盼援无望的窘态。因此便提出3个条件：一是国民革命军进城后不得关押守军中的任何一人；二是凡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军人，国民革命军应无条件收留；三是不愿参加国民革命军、又不愿留在本地的，国民革命军发放路费，遣送回乡。如国民革命军答应三个条件，他们愿意开城投诚。我父亲为挽救全城老百姓，冒着炮火，带着十多名当地名人出城，与当时国民革命军攻城的总指挥叶挺将军谈判，叶挺将军当即同意了守军提出的三个条件。武昌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围。这是我父亲退出军界后，为武昌人民所做的一件功德善事。 我父亲退出军界之后，曾投资出股与他人合办武昌造船厂、武昌电话公司、纺织厂、印染厂等，维持全家近三十余人的生活。我父亲医生共育十子女，除一人夭折其余九人均长大成人，并在不同岗位上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打到武汉，我父亲不愿当亡国奴，举家迁往四川。他一生辛苦建立起的家园被日本侵略军霸占作为占领军司令部（另一种说法是日军占领军战地医院）。为找寻我父亲留下的财富，日本鬼子挖地三尺，一无所获。1945年日本鬼子战败，我父亲回到武昌，虽依靠其他亲友的帮助收回自己的家园，但家园已被日本占领军严重损毁，而投资的实业也由日本人占领荡然无存，只余一钱不值的一沓股票，只能依靠我们后一辈子女维持日常生活。 武汉解放前夕，我父亲不顾其他亲友的“劝告”，毅然留在武昌，迎接武汉的解放。在他的心目中，新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才是他前半生流血流汗、浴血奋斗的最终目标。解放后，我父亲被誉为“首义老人”，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并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于1953年12月30日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医生是平淡的一生，又是个人奋斗的一生，虽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富，但他前半生的经理却给我们后一辈人留下了十分可贵的回忆。辛亥武昌起义，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作为起义的亲身参与者，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是有功勋的。我父亲在武昌起义中所做出的贡献应该永远留在我们及我们后辈的心中。 （若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辛亥革命网 投稿联系EMAIL：xhgm@） 在线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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