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敬”是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时间:2009-07-11 17:30 来源：中国台湾网
中国台湾网7月11日长沙消息 在11日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分论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刘梦溪发表演讲，以下为刘梦溪演讲稿。 信仰指的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终极关怀。信仰之境的“敬”，可以使一个人的意志不发生动摇。孔子对宗教与信仰，似乎有所保留。对“敬”则笃信不移。他强调“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与其说孔子信仰鬼神，不如说他更信仰内心的诚敬。宋儒深悟此理，大张旗鼓地提出“主敬”的概念。 诚和敬是连同在一处的。不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而且诚与信可以互训。按《说文》：“信，诚也。”段注曰：“诚，信也。”无诚则不信，反之，无信亦无诚可言。中华文化立国之大本和立人之大德，无非诚信二字。益信“敬”之为德具有终极价值，是不诬也。“敬”还与礼仪密切相关。“礼以敬为本。”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主要是有“敬”存焉。 信仰是终极，诚敬是本体，功夫在约束。孔子“克己复礼”一语，释证缤纷，莫衷一是。其实“复礼”就是复性，也就是恢复诚信，重构“敬”的价值本体。而做到了诚敬和诚信，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敬”既是道德伦理，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永恒的人文指标，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理性。 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即事即理，即心即理，即性即佛。不必登舟，无须拾筏，此岸同样可以实现超越。诚敬充实内美，“志”坚不可“递夺”，身心获得自由，精神自然欢畅。 中国人有信仰吗？照说不是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 是由于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没有或者缺少信仰。中国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至今仍未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真切的答案。 中国不是有佛教和道教吗？难道不是信仰吗？这里，需要对信仰一词稍作分疏。所谓信仰，应该指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终极关怀。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繁复的本土化的过程。它在中国社会裂分为两条途径。往知识阶层里面走，出现禅宗，禅宗流于智辩，其信仰的成分大大减低。往民间社会走，出现世俗化的趋向，香火虽盛，信仰却不能说是牢固不移。民间宗教的适用性取向和为我所用的特点甚为明显。至于道教，属于自然宗教性质，神出多门，不易取信。如果以西方的宗教理念来衡量，终极关怀一词宜乎与佛道二教无缘。 问题是应该对这种现象作怎样的解释。我个人多年研究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特别关注二十世纪一些大儒的思想脉络。史学家陈寅恪和新儒学的圣者马一浮，是我集中研究的两个个案。他们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论说，无意中给我打开了思考的理路。陈寅恪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建构，如果要吸收北美或者东欧的思想，必须和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不忘记本来民族的地位。而中国思想史上最能体现此种精神取向的，是道教和新儒学。儒家思想从先秦两汉一直到宋代，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家的思想，也就是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荀子的思想。到汉代武帝听从董 陈寅恪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过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按佛教的说法，佛陀出世是一件“大事因缘”。陈寅恪先生把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看作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事因缘”，可见他对宋儒是何等看重。看重者何？在于通过宋儒的改造融解过程，终于使外来之佛教完成了实现中国本土化的最关键的步骤。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文化之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土壤之上。以此我们不难明白，陈寅恪为什么那样重视外来学说的“吸收改造之过程”。第一他主张“吸收”，第二他主张“改造”。两者缺一不可，而不能简单套用照搬。所以陈寅恪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陈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85） 陈寅恪先生的结论，足以启发当时后世：我们华夏子孙，我们中华儿女，当我们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系统相接触和打交道的时候，心里面要装有中华民族，要记得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虽然，文化应该高于种族，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应该秉持孔子“有教无类”的通博朗畅的态度，向一切异质文化学其所长，同样是我们的文化长策。此又与今时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能同日而语也。了解这个问题的难点是，儒家思想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宽博巨大的包容性？ 这涉及学术界的一个争论，就是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我个人不赞成把儒家宗教化。我找到一个旁证，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里面，白纸黑字写道：“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为此做了一个对比，当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攻击佛学最力的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即当时的天师道。最有典范意义的是写《神灭论》的范缜，他的家世，从曾祖到父尊到他本人，都是天师道的信徒。 儒家虽不是宗教，但儒家一向有重“教”的传统。“教”是儒家思想的应有之义。其“教”应解释为教化之“教”。因此唐宋以还盛行“三教合一”的说法，可以看作是“教化”思想的殊途同归。今天以此一观点概括传统文化或传统学术思想的多元品格，可视为成立。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异之点，使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中华民族也从来不排外。这也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为什么能够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还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试想这是何等气魄！《易经》的系辞则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儒家的文化态度，也是儒家的包容精神，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态度和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 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特点，是不离开自身，不着意外求。要问信仰自身的什么物事？是诚和敬。何谓敬？是自性的庄严。也可以叫做人的本性的庄严。二程子说：“当大震惧，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诚敬而已。”（《二程集》下，页1227）当一个人遇到某种不可抗拒的意外，遭遇大的变故，身心受到大的震撼，却能够安稳自定，而不手足无措，只有牢固秉持诚敬之心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种情境之下，诚敬已经成为当事人的不可移易的信仰。所以二程子说：“君子之遇事，一于敬而已。”（《二程集》下，页1221）切忌“简细故以自崇”，也就是不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琐之事来安慰自己。也不 信仰之境的“敬”，可以使一个人的意志不发生动摇。所以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怎样使得自己的“志”不被夺去？按马一浮先生的解释，“敬”就有这种奇妙的作用。他说：“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马一浮集》第一册，页108》）又说：“以帅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这是告诉我们，如果要让此一“诚敬”之心守之有恒，不迁不易，则“居敬”和“持敬”是必不可少的修持功夫。“居敬”、“持敬”，才能“主一”。这也就是二程子之一的弟弟伊川所说的：“主一者谓之敬。”（《二程集》上册，页315）此来解释、界定“敬”，显然已使“敬”的价值义涵带上了终极的意味。孔子对宗教与信仰的问题，似乎有所保留。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等。他雅不情愿在信仰问题上多发表意见。“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难道神就不存在了吗？当孔子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对信仰对象作了一种假设。而信仰对象是不能够假设的。“祭神如神在”是要求当祭祀的时候，应该对“神”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即使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妨假设神已经在那里享用你的祭品。这样才能不失内心之敬。依照程灏的解释，也就是“不渎”，即不亵渎。“不渎”就是敬。《论语》里的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未免马马虎虎，对“敬”则是笃信不移。 他强调“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与其说孔子信仰鬼神，不如说他更信仰内心的诚敬。孟子在释“义”的涵义的时候，也说“行吾敬而已”。早期儒家事实上把“敬”视作社会人伦甚至生之为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宋儒深悟此理，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所以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顷刻间断。”（《语类》卷12）我们以此看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宗教与信仰问题上，能够有的东西和所没有的东西。有的，是礼仪和礼敬。没有的，是离开人的自性主体另外去寻找信仰的对象。 孔孟等先秦儒家和宋儒提倡“主敬”，目的是要使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庄严起来。如果说在宗教与信仰层面，儒家思想尚留有某种空缺的话，那么“主敬”思想的提出，应是一种恰如分际的补充。今天我们重提儒家“主敬”思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晚清以还的百年中国，特别是经历过文革劫难而又为经济大潮所冲刷的中国大陆，人们的信仰与礼敬之心严重流失，世俗化和粗鄙化成为流行的时尚。而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本来文化传统的流失尚称冲缓，但政党政治所掺杂的私心和机心的变乱，使二程子所批评的“简细故以自崇”和“饰私智以为奇”，成为公开的权谋手段，作为中国人信仰的诚敬精神，也就变成人伦社会的紧俏稀缺之物了。 诚和敬是连同在一处的。伊川“主一者谓之敬”的“一”，其实即是诚。不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二程子说：“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後能诚。” （《二程集》上，页92）诚敬，诚敬，一而二、二而一而已。而且诚与信可以互训。按《说文》：“信，诚也。”段注曰：“诚，信也。”无诚则不信，反之，无信亦无诚可言。中华文化立国之大本和立人之大德，无非诚信二字。益信“敬”之为德具有终极价值，是不诬也。 “敬”还与礼仪的重建密切相关。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如果用一个概念范畴来表达礼仪的内涵，那就是“敬”。所以马一浮说：“礼以敬为本。”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主要是有“敬”存焉。百年以来在饱经反传统的伤痛之后，近来我们又开始讲“孝”了。但传统社会处理父子之间关系的“孝”，今天是否可以直接搬来使用呢？今天的父子关系，已经超越了“孝”所规定的那些具体的道德内涵。比如“父为子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理念，显然已经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孔子对“孝”的解释，颇值得我们深思。 《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的义涵，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如今的所谓“孝”，以为能够养活父母就可以了，其实狗和马也能够得到饲养，如果对父母不怀有“敬”这种道德，和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可见孔子把“敬”视作了“孝”的基本内涵。如果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孝”搬过来，当作处理今天父子关系的准则的话，那么作为“孝”的伦理内核的“敬”，我们却可以高高兴兴地拿过来，作为我们躬行“孝道”的精神指归。 “敬”的反面是放肆，是怠惰，是漶漫。故马一浮说：“圣狂之分在敬与肆之一念而已。”所谓“一念”，即是内心深处的灵明信仰。因之，信仰是终极，诚敬是本体，功夫在约束。所谓“约束”，就是“约之以礼”。也就是建筑在理性自觉基础上的自省之道，其内容自然包括“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信有疑，就是诚敬有疵。改变之道，在于“克己”，在于“修己”，目标是“修己以敬”，成为君子。《论语》“宪问篇”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的回答直接明了，曰“修己以敬”。孔子“克己复礼”一语，释证缤纷，莫衷一是。其实“复礼”就是复性，也就是恢复诚信，重构“敬”的价值本体。而做到了诚敬和诚信，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然则圣人“克己复礼为仁”的“六语掾”，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此可见“敬”之一字，足可唤醒个体生命的人性尊严，足以维持社会人伦的基本价值。“敬”既是道德伦理，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永恒的人文指标，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理性。当我们今天为重建业已流失的文化传统而竭诚竭力的时候，“敬”之一字的提升、布化、推展、重构，最是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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