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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服务岗位作为“专设”，使之“相对独立”，也多少透露出认识的偏差。如果是为了强调对社会服务的重视，保证这项工作专门有人做、做得更加到位和专业，那当然是进步；但这么设计也引出了一个疑问：难道不是所有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社会服务吗？
浙江大学最近一项名为“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的人事改革引起广泛关注，议论焦点之一，是“30%教师转岗社会服务”。读了有关报道和讨论，我感到各方对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及其作用仍未充分重视。 不少人觉得做社会服务“低人一等”。一些教师不想去新设立的社会服务岗位，认为那就是“下岗”了——不站讲台，不做科研，还算大学老师吗？他们有意无意地认为，科研教学岗位高于教学岗位，教学岗位又高于社会服务岗位。 至于将社会服务岗位作为“专设”，使之“相对独立”，也多少透露出认识的偏差。在上述改革中，社会服务岗位与教学、科研岗位分开设立，其工作重点是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以及为社会提供培训、咨询等。“专设”和“相对独立”，如果是为了强调对社会服务的重视，保证这项工作专门有人做、做得更加到位和专业，那当然是进步；但这么设计也引出了一个疑问：难道不是所有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社会服务吗？ 大学的三大功能相辅相成 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三大功能，是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的理念。这三者互相补充又相互促进。今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鲜明地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并列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任务。但现实中，人们却常常将三者分割而片面强调某一功能，眼下主要是重科研、轻教学，更轻视和忽视社会服务。 大学应当主动关注和积极回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服务，其理由不言自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社会服务内容——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等等，其实同时指出了社会对大学的需求。 而且，开展社会服务是大学和大学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社会真正需要什么，相应地，大学选怎样的科研方向、重点和具体课题，又怎么更新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往往是在社会服务中发现和明确的。对老师和学生来说，社会服务也就是社会实践。但在我们这儿，社会实践常常被缩水成教学实践，只是动手做做实验、参加一段时间的教学实习，至多搞几次调查考察活动，主要为了学点初步的、入门的实践技能，虽然这很有必要，但不能停留在“入门”，师生都应该真正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基层，与各方人士打交道，了解国情、民情，了解社会对自己的需要和期望，同时训练自己掌握社会真正需要的实践技能。以大学写作为例，如今教来教去、学来学去，始终还是记叙文、议论文，这固然可以提高基本写作能力，但它们并不是社会所需的“文本”，比如演讲稿、专题报告、课题申请、宣传广告、营销策划书等等，这些“文本”怎么写好，怎么打动人、说服人，都很有讲究，并非可以无师自通，但因为老师自己也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当然就无法把相关知识和能力教给学生，只能总让学生“虚拟练习”而不是“实战练习”。 中美高中生的差异引人深思 看过央视一个节目，颇为感慨。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则是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名校录取的优秀学生。 其中一个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开场，先颂扬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然后弹古筝、弹钢琴、吹箫、大合唱，最后说要组织募捐，去非洲建希望小学。当时就有一个留美的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会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听后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什么。 而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预算都说得真切，那些预算竟然精确到几元几角；而且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似乎可以实施。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差异？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中小学对社会服务、社会实践的严重忽视。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仅仅靠在大学或中小学设立社会服务岗位的单一举措；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都应该“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并将这一意识落实到各项具体的教育和教学活动中；发达国家学校经常开展的“社区访问”、“观摩社会”、请各方人士做报告、“了解生活世界”、“自由研究”等项目，都可借鉴。总之，再也不能矮化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了。 （朱希祥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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