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琦
该瓶看上去宛如白玉温润，玻璃胎光滑亮洁，瓶体匀称协调，画珐琅笔法细腻，做工精良，瓶身绘画有中国传统花鸟画之韵味，构图清丽而又生气勃勃，艳丽的色彩又给人颜料技术接近现代的感觉。
直口、细颈、长腹、圈足。高8.5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2.2厘米。小巧玲珑，实用功能不大，应为摆设装饰欣赏之用。
底胎白而有晶莹通透的光泽，口边环饰蕉叶纹一周。腹部绘通景花鸟图，浅玫红色的月季花、有红有紫的石竹花、明黄而花心带朱红的萱草高低错落，竞相吐艳，枝头上站立着鸣叫的绶带鸟，花草中飞舞着蝴蝶和蜜蜂，春意盎然。通景式构图使花鸟画在立体的瓶身上展开，让人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完美的画面，不难想象时人一手轻托瓶身，一身扶瓶口缓缓旋转地从各角度把玩的情景。
足底中心为蓝色双方框，内书“乾隆年制”双竖行楷书款。与中国古代早期的其他玻璃器相比，该款玻璃器的成分所变化⑴
。乾隆十七年玻璃厂配制出一种新配方，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新配方标本中有一件红套涅白玻璃残片，其中涅白玻璃(玻璃胎画珐琅器胎质基本为涅白玻璃)的主要成分有，二氧化硅64.91%，氧化钾15.34%、氧化铝4.57%、氧化钠3.90%，属于钾铅钠玻璃
⑵，而故宫博物馆藏的一件清代乾隆年间白地套红浮雕花瓶的主要成分则有，二氧化硅65.48%、氧化钾14.62%、氧化铅5.96%、氧化纳2.60%、氧化钙2.05%⑶
，铅钾纳钙为其重要组成元素。清代除宫廷外的两大玻璃生产地颜神镇--博山与广州的玻璃分别主要为钾钙玻璃和钾玻璃
⑷，而该配方的成分显然有异于中国本地原产的玻璃，应有西方玻璃配方的介入，而又不单纯为西方玻璃的进口，而是外国技师带入技术再在生产中融合技术的结果。同时，画珐琅技术也源自欧洲，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西洋珐琅便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我国约在康熙中期时成功烧制出画珐琅器；珐琅的原料刚开始也来自西洋，后来才渐渐成功在本地烧炼出珐琅料，直至雍正年间，造办处甚至更造出西洋料所没有的九种颜色。
该瓶胎质白润细腻，一眼看上去，仿佛是一件精美的瓷器。同时，象征长寿的绶带鸟、被作为寿石的太湖石、游子远行为母栽种的萱草，颇有祝寿的意味，这类借物喻吉祥的题材在中国传统瓷器的刻画中很多见。而瓶身的装饰，也多借鉴了瓷器釉彩的描画，显示出一股淡雅的中国风，而不似其他一些玻璃器一样多色透明、颇有西洋风采，也不似其他一些珐琅器，色彩浓重、瑰丽堂皇，反倒是其中似瓷的细白质地与淡雅绘画图景两种元素的组合，使其风格偏向粉彩瓷器
⑸（主要是指白地粉彩瓷器 ⑹）。粉彩瓷器是乾隆彩瓷的主流，其图案花纹有两大类：一是继承雍正时期的花卉图和少量墨彩山水图等，仍保持着比较雅静的风格⑺
，另一类则是重色浓彩、锦上添花⑻ 。玻璃胎画珐琅花鸟纹瓶的风格显然与前者较为接近。
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十七年《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两件
⑼记录了做烧西洋玻璃活计钱粮细数的折片，根据两折片的记录，从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止四个月中，烧制玻璃共耗草木柴及各种原料约合银三千七百七十六两二钱八分七厘。而乾隆四年起，则有对景德镇御窑厂规定，“于九江关赢余内每年动支一万两，如不敷用，再行奏请添支，年满报销。”⑽
，而到了乾隆后期，御窑厂的窑工银数又略有下降，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
（11）。又两件折片记载的只是二十二件大型玻璃器及其座子以及所用工具和辅助材料的总工料银两，而御窑厂每年生产的瓷器数量必定大大多于此数，则实际上玻璃器每件的制造成本应该大于（起码不低于）陶瓷，若说用玻璃模仿玉器是为了用更低成本制造更贵重的效果，那为什么要用玻璃器去模仿陶瓷，生产出风格类似瓷器的玻璃器呢？
关于这点，时人对玻璃器的审美观在其中存在一定影响。西方追求玻璃器的透亮，而中国古代早期的玻璃却主要为仿玉器，以中国的壁为特征。相对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透明度低，“钡在玻璃中还能产生一定混浊度，因此钡也可能是中国玻璃制造者为获得像玉一样的玻璃而引入的。”（12）
把玻璃作为模仿他种工艺美术品的介质，这种审美传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类似瓷器的玻璃器的生产情景。
与此同时，玻璃胎画珐琅花鸟纹瓶作为宫中的一件陈设品，彰显的是皇家的独特与尊贵。尽管该瓶的风格并非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型，但摆放玻璃器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画珐琅玻璃器。在珐琅器中，较常见的是铜胎珐琅器，铜胎或瓷胎的熔点均比珐琅釉料高出数百度，对制作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而玻璃胎画珐琅的制造却比这艰难得多，玻璃熔点与珐琅的熔点极为相近，那么在绘图后的焙烧过程中，若温度稍低则珐琅料熔解不充分；若温度偏高则玻璃胎体会变形，又因为各色珐琅釉料需要分先后画上，故一件作品往往要焙烧三至四次方成。这么一来，就算是在宫廷作坊，玻璃胎画珐琅器也常常制造失败，坊间要制造就更难了。而根据夏更起先生的考证，被今人视为“古月轩”款玻璃器虽为民间作坊的作品，但“其始造时间应在宫廷停造之后，即嘉庆朝或再晚一些，其工艺是由宫廷传至民间的。”（13）
故在乾隆年间，该项技术应仍为宫廷所独有，即玻璃胎与画珐琅的组合宣示了宫廷技术的唯一；非皇家不能拥有，象征皇家身份的独特，类似于符号。
玻璃胎画珐琅花鸟纹瓶作为一件皇家摆设品，风格清丽，仿瓷造型，既由其所包含的工艺宣示出中外交流，又是一种皇家尊贵的象征符号。
⑴中国古代玻璃物品的化学成分汇编表，附录于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⑵
杨伯达《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
⑶中国古代玻璃物品的化学成分汇编表，附录于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⑷
广州在清代产两种玻璃，“铸石为之”的是钾玻璃，把海外玻璃回炉再造的是纳玻璃
⑸见图，乾隆粉彩石榴小梅瓶
⑹乾隆时流行的粉彩瓷器除白地粉彩外还有豆青地、红地、黄地、蓝地、胭脂红地等粉彩。
⑺见图，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雍正粉彩亭亭玉立盘
⑻吕济民主编《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 瓷器》下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187页
⑼转引自杨伯达《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
⑽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唐英奏折，转引自《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窑工银》，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11）转引自《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窑工银》，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12） R.H.Brill
S.S.C.Tong D.Dohrenwend《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载于干福熹编《中国古玻璃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13）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