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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官窑除承担宫廷御用瓷器的生产外，还烧造了大量的赏赐用瓷和外销瓷，以满足封建王朝对外交往的需要。元代官窑浮梁瓷局生产的许多精美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大多数属于这类产品。那些元官窑根据穆斯林的饮食习惯而生产的青花大盘、大碗上既画有西藏佛教的礼器（如杂宝图案和十字杵），也画有汉族文人标榜清高的“岁寒三友”，这些现象正是汉文化、西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景德镇陶瓷上交汇融合的实证。
明代洪武年间御器厂生产的器型硕大、胎体厚重、气势宏伟、青花料色灰淡、构图繁缛、层次丰富的青花瓷，过去被人们认为是元代官窑产品，直到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在对元瓷的研究中把这类瓷定为洪武器。这一论断虽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但始终没有权威的证据。这批遗物的出土肯定了它是洪武时期的器物，它对把握明初官窑瓷器的时代特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大盘、大碗的直径多数在40cm以上，中国人从未使用过如此硕大的盘、碗，如果参照描写伊斯兰世界的有关绘画可以证明这是为满足伊斯兰世界的需要而生产的外销瓷。
明代永乐皇帝“洁素莹然”的白瓷有特殊的爱好，在永乐官窑遗址中也出土了一大批白瓷，这种白瓷被人们称为“甜白”，它胎体细白，釉色柔和温润，造型秀美，堪为“一代绝品”。明朝到永乐时，国力强盛，为发展对外关系，耀威异域，曾派遣郑和率领巨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伊斯兰文化也影响了景德镇陶瓷。在地处偏僻的山城景德镇，陶工也把传统白瓷做成了伊斯兰金属器皿的造型，并在瓷器上绘制伊斯兰花纹，这些充满异国情趣的瓷器，是永乐官窑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创造出的崭新的陶瓷艺术品。
宣德皇帝统治的十年是明代最辉煌的十年，也是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任务最繁重的十年，据记载：宣德八年一次就要御窑厂“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件”。宣德官窑瓷器品类丰富、花色齐全，有常见的日用器、祭器、仿伊斯兰金属器等等。宣德官窑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小罐，经专家考证，这些小罐是蟋蟀罐，证实晚明野史中关于宣德皇帝“酷好促织之戏”（即斗蟋蟀）的记载是真实的。这批虫罐的装饰纹样多至二十余种，其中有一件画的是唐人诗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把画面展开就是一幅精彩的水墨画。这也揭示明初宫廷绘画与御厂陶瓷纹饰的关系至为密切。宣德官窑中还出土了令世人瞩目的斗彩瓷器。在宣德之前釉上彩仅有红、绿、黄三色，而展出的一块“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除用红彩绘荷花，绿彩绘荷叶之外，鸳鸯的身子用紫彩绘成。紫彩的出现标志着宣德官窑为金、元以来的釉上彩瓷增加了一道新的颜色，也因为紫彩的出现，宣德官窑才把釉上彩瓷推进到五彩时代。
成化官窑瓷釉色柔润，胎质细腻，其淡雅朴素的青花，华丽而沉静的斗彩，精巧细腻的风格为鉴赏家评为历代官窑之冠。明代晚期即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的记载，时至今日，成化瓷传存量极少，更被人们视为拱璧。成化官窑早期产品基本是沿袭永乐、宣德的风格，而呈色淡雅，画意清新的青花瓷是成化后期产品。最具成化特点的还是那些造型小巧、彩饰艳丽的斗彩瓷。展出的有成化独创的天字罐，这是脍炙人口的鸡缸杯、高士杯、流花杯、三秋杯等所谓的八大名杯。出现这么多手不盈握的小杯，证实皇宫已盛行饮用酒精含量高的“阿剌吉酒”（即白酒）。
明后期弘治时的官窑制品器型单调，以碗、盘为主。常见纹饰也只有龙纹，尤以龙穿花的纹饰为多，除青花外还有绿彩。嘉靖官窑用的青花料是回青，这是明官窑青花瓷的又一个转折阶段，因此有宣德青花凝重、成化青花淡雅、嘉靖青花浓艳之说。嘉靖官窑除以青花色译取胜外，器型也更趋多样化，有花盆、鱼缸、香炉和五彩盖罐等，纹饰则以仙鹤、寿、福字等道教色彩的题材出现较多。万历官窑早期青花与嘉靖风格相近，后期则改用“浙青”。
明代御器厂停烧于万历36年（公元1609年），此后，直到明王朝结束都也没有烧造活动。清代官窑由于次品和贡余品可以作价出售，所以在官窑遗址中很少有出土。清代官窑产品在景德镇陶瓷馆有较多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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