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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御窑厂遗址出土明初外销瓷
与相关问题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建新
一、
关于明初外销瓷
就有关的文献与遗物来看，入明以后朱元璋从元蒙政权手中接管了元官窑---浮梁瓷局之后，于洪武二年设陶厂开始了烧造，同时有外销瓷的生产，明御厂遗址曾出土有与元青花风格相似的大盘、大碗等，这与《明史》记载洪武十六年曾赠予占城、暹罗和真腊瓷器相印证，应属明代早期对于各国的“赏赐”或外销瓷。朱棣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便“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大明王朝出现一个为前代未曾有过的太平天下、万国咸宾的盛世。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的庞大舰队不仅发挥了沟通域外的作用，也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出现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及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多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1，伴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频繁，通过礼品交换与贸易，当时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非洲等地进行了广泛交流，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成为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航海技术的发展为瓷器运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海外大量的出现，便是明初活跃的对外交往的盛况空前反映。曾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在《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图》等史籍中，有较为充分的反映。根据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得知，在当时输出的大量瓷器中，明初青花瓷是主要品种之一，这其中除了少部分作为给予当地上层的礼物外，大部分瓷器是在海外进行贸易之用的。当年下西洋经历亚、非大约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大都是港口，包括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科钦）、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溜山（今马尔代夫）、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儿）、阿丹（今也门亚丁）、榜葛拉（今孟加拉）、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比剌（今莫桑比克）以及孙剌（今莫桑比克索法拉河口）等等2，这些地方大都发现有青花瓷的出土。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3，并记录所到5国进行了瓷器贸易。同样跟随下西洋亲历海外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瓷器28处，其中旧港记录了青、白瓷和大小瓷器2处。明确指出用青花瓷交易的国家有9处：暹罗、锡兰山、柯枝、古里、忽鲁谟斯、榜葛拉、大喃、阿丹和天方，这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用青、白瓷交易的国家有4处：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和龙牙犀角。以其他瓷器交易的地方15处：交栏山、旧港、花面国、剌撒、淡洋、吉里地闷、琉球、三岛、苏禄、佐法儿、竹步、木骨都束、溜洋、卜剌哇和阿鲁4，以上地点半数以上发现有15世纪初青花瓷出土。
关于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格里兹在他的《道程志》中记述了希吉来历835年（宣德七年）郑和第七次远航船队的数艘船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明确有用“（载来的）陶器、丝绸、麝香等商品”进行交易的记载。“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希拉夫、伯拉克特·本·哈桑·本·艾兰和秩达的纳兹尔、沙特丁·易卜拉欣·本·姆拉呈递了书信，要求准许他们前往秩达。于是，伯拉克特和沙特丁二人便请求（马穆鲁克朝）苏丹（巴鲁士贝）俯允，并说，他们（支那船）到来时将会获得很大的利润。因此苏丹回答说，让他们来航，并殷勤地接待他们。”伊本·哈吉·阿斯格兰接下去做了记述：“希吉来历835年，数艘支那戎克船载着不计其数的奢侈品到达麦加，并在麦加卖掉了那些货物。”5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伊朗东北部的大城市马什哈德（麦什特）的博物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的商店、印度孟买和海德拉巴的博物馆以及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博物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都有约15世纪初的中国青花瓷收藏6，这些瓷器都是明初外销瓷的遗物。
中国瓷器沿阿拉伯海西运，到达伊朗各港口和内陆地区。在北非，曾在开罗进行过调查的霍布森说：“在开罗周围到处散布着青花瓷片”，好像中国瓷器当时已普及到了开罗的千家万户。在苏伊士南约550公里的红海海岸的库赛尔，自法老时代以来便是埃及红海沿岸唯一稍具规模的港口城市，长期以来不断出土中国古瓷片，其中就有元末明初景德镇的青花瓷7。根据我国学者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统计，在非洲约有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散布的地域广阔，数量惊人，瓷器种类丰富，延续时间很长。而非洲出土中国古陶瓷各遗址中，几乎都发现有明代青花瓷8。
在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也都有青花瓷的发现。肯尼亚的安哥瓦纳位于塔纳河口之北，是东非最有代表性的古城遗址。遗址内有两座大清真寺，还有小清真寺和一些墓葬。1953-1954年柯克曼在这里发掘出土许多元、明时期的青瓷和明代青花瓷。特别是在清真寺八号柱墓附近有一件明永乐时期的青花瓷碗。他还在马林迪发现了两座15世纪时的柱墓，墓壁上镶嵌着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碗，是14-16世纪的产品9。在肯尼亚给他古城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批元末明初的瓷器残片。其中有两件完好的永乐时期的盘和碗10。2010-2012年北京大学对肯尼亚沿海地区以往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21处古代遗址和7个其他单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硏，对肯尼亚格迪古城出土的580件中国瓷器进行了年代与产地分析，其中有景德镇元末明初、明代早期及中后期瓷器，研究者根据大量遗物认为，早在郑和下番以前的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瓷器外销的一个高峰11。
根据以上文献和实物可见，明代初期景德镇外销瓷，已经逐步取代了中国其它窑场的传统青瓷、白瓷外销，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流。这些瓷器陆续流布到中东、欧洲、北非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最早的全球化商品，标志着早期全球化的开始。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明初外销瓷的具体情况，在此之后人们虽有所认识，但对这一时期整个外销瓷面貌认识却不是十分清楚。1982--1995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陆续出土大量明初外销瓷，这类青花瓷器器型硕大，制作规整，花纹和造型具有伊斯兰风格，可与收藏在伊朗、土尔其国家博物馆的景德镇明初青花瓷相印证，为研究明初外销瓷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以下根据明御窑厂遗址出土资料，拟对这一时期的销瓷作一考察。
一、洪武官窑外销瓷
人们对洪武瓷器的认识和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根据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象耳长颈瓶，在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尔其伊斯坦布尔托甫卡甫·沙赖博物馆确定了一批“至正型”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时又指出了一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点的所谓洪武瓷器12。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发现一批洪武瓷片13，1984年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数千片洪武瓷片14，随着为数不少的洪武纪年墓瓷器出土和日本学者对传世百余件洪武瓷器的统计研究15，尤其是1995
年珠山明御厂故址洪武官窑瓷器的大量出土，人们对洪武器的认识便日愈清晰了。
1995年景德镇市政府在明御厂东院建宿舍楼，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在该工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一明初官窑瓷片堆积，并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大量洪武与永乐官窑瓷，根据出土资料来看，出土瓷器有一部分是洪武与永乐外销瓷，其中洪武外销瓷品类较为丰富，器型硕大，制作精美。其产品主要有：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青花执壶、青花直口大碗、釉里红缠枝莲纹撇口大碗，青花折沿与菱花口大盘等16。
一、关于器型
碗，常见有大小两种：一为深腹大足，口径约20公分，直口或侈口二式，胎壁较厚，挖足较浅，足墙方直，圈足内底有较薄刷釉和较厚触釉两种。一为直壁大碗，口径约40厘米左右，圈足大而浅，砂底，此类大碗为洪武时特有。1995年珠山明御厂故址出土两式极为罕见洪武碗：一种窝形小足青花碗（图一），浅斜壁，足底刷白釉，内绘摘枝花纹，外饰缠枝四季花卉，有口径28和22厘米两种，其造型源于元代，永乐继续烧造，但器壁较薄；一种敞口釉里红大碗，深腹小足，涩底洁白，胎壁较厚，有口径38和32厘米两种17。
盘有两式：一为菱口折沿大盘，浅弧壁作成花瓣状起棱；一为板沿圆口，此类盘比元代大盘底厚，足底无釉呈“火石红”。
盏与盏托。盏为直口卧足小杯。盏托为花口，大浅圈足，砂底。此类器物永乐亦有烧造，差异是永乐盏有圈足，盏托圈足较小，底有釉。
执壶。壶身为玉壶春瓶形，弯流细长与壶口平高，足底有釉，流与颈部有一云板饰件相连，有趣的是壶柄下端接头有三个仿金属器皿的铆钉，此为洪武执壶所独有的装饰（图二）。该器造型仿自十四世纪伊斯兰金属器。
玉壶春瓶，短颈颐腹，造型不如元代秀丽。带珠顶盖玉壶春瓶为洪武罕见之造型。
梅瓶，有两式，一为圆肩，器身修长，与元代梅瓶相似；一为直口，丰肩束腰，底部呈八字外撇，其型制不见于元，似为洪武时独创。
珠顶荷叶形大盖罐，器型与元代的相比，腹厚、罐身长（高66厘米），但由于器身作成瓜棱和采用坚向条形花纹装饰，因此虽然其形体巨大，却也有几分挺拔秀丽之感。
二、关于产品主要特征
1、关于青花料。洪武青花色泽总体上看不如元青花浓艳凝重，传世与出土的洪武青花有二种明显的色泽：一种近似元青花，色泽深蓝，有晕散感，但比元青花偏灰；一种呈暗灰色，显一点淡蓝色。以往学者根据洪武青花色泽灰暗的特点和元末明初中西交通不畅的历史原因，认为从伊斯兰进口的青花钴料中断，所以洪武时代青花使用的是国产料18。近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洪武青花作的测试结果证实；洪武青花与元青化使用的是同一种钴土矿——即高铁低锰的进口料。其青花色调偏灰，可能是烧成温度和气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9。
2、洪武红釉一般呈色均匀，釉层较薄，透明度较好，但红中微微泛黄，不如永、宣时代祭红器鲜艳纯正，红中偏黄是洪武红釉器的时代特征20。其偏黄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洪武红釉的铁含量较高所致。洪武釉里红的呈色常见有两种：一有晕散，色泽浓艳带黑色；一为偏淡灰，无晕散。洪武釉里红总体来看均偏灰，既不如元代的红色纯正，也没有永乐后期色釉鲜艳，红中偏灰是洪武釉里红的时代特征。
三、关于纹饰特征
洪武外销瓷的青花与釉里红纹饰大体相同，从总体上看，其纹饰有元青花意味，但比元青花构图简单，层次亦显疏朗。纹饰题裁亦大量减少，如元代流行的人物故事、鱼藻、瑞兽、鸳鸯莲池等均不见，而主要以花卉为主，常见主体纹饰有：菊、牡丹、灵芝、石榴、宝相、荷花，少见的有湖石栏杆、芭蕉、竹石、竹叶灵芝、湖石竹、松竹梅等；边饰有卷草纹、回纹、潮水纹、蕉叶纹、缠枝灵芝及莲瓣纹等。根据对洪武时代纹饰排比观察可见：1，莲瓣纹每瓣的边框相互借用连接，大莲瓣内绘小朵宝相团花或如意纹为洪武首创；2，回纹多数已成正反二回一组的结构，与元代同向回纹相异；3，器壁起棱并在每瓣上饰小朵折枝花为洪武特有；4，单独采用多方连续工整缠枝花作主体装饰纹样为洪武常见；5，白釉及红釉器底心刻一朵折带云与品字三朵折带云或五朵（二大三小）是首见于洪武瓷器上的纹样，并为永乐青花继承；6，松竹梅纹有元末文人画意蕴，其常见的松树虬枝苍劲，松叶绘扇形，与永乐松树干挺枝秀和球形松叶相比则迥然大异。
四、相关问题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第二年便在景德镇珠山——即元官窑（浮梁磁局）所在地，恢复官窑制度，置厂烧造宫廷瓷21。据《大明会典·工部》陶器条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引移饶，处等处烧造。”《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已末朔甲子条载：“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从上引文献来看，洪武时代有官窑瓷器生产，既有官窑器生产，必定有官窑。于是有关洪武官窑设置之年，学界便根据有关文献持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两说22，从近年珠山出土洪武官窑纪年遗物及相关考证来看，洪武二年建厂说似较为可靠23。朱元璋既然规定“宫室用器一从朴素”，那么其时的官窑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朴素”的时代要求和元代制瓷技艺与风格在洪武官窑中的延续，似乎构成了洪武瓷器的时代特征。显然，洪武官窑在生产这些所谓“朴素”官窑产品的同时，也影响到洪武外销瓷的生产，这些具有元青花和伊斯兰风格的瓷器，总体上比前代略显“朴素”和简约。
二、永乐官窑外销瓷
一、永乐帝与永乐官窑外销瓷
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四十四岁时，推翻了侄儿建文帝，于公元1402年登基做了皇帝，改元永乐。朱棣在位二十三年，一生有许多建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封建帝王，永乐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也像他本人一样具有很大影响。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官窑停烧。三十一年至建文四年的上半年，由于“靖难之役”，建文与燕藩朱棣集团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建文帝当无暇顾及官窑的烧造。因此，在建文四年的时间里，明初官窑可能停烧。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自焚，朱棣登上皇位。由于《明史·成祖一》中有建文四年“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记载24，印证明人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政志》中说：“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25说明洪武三十五年明御厂已开始为朱棣烧造瓷器了。
1987年我们在明御厂西墙的沟道下发现一个书写“永乐元年”题记的釉里红盘口瓶26（图三）。因此，可以确凿证明朱棣刚继大统，明御厂便开始烧造官窑瓷器了。永乐帝似乎对瓷器，尤其是白甜瓷甚为青睐。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丁末条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库亦有之。”27。
也许是朱棣早年长居在北平的“故元大内”，受到蒙古人“国俗尚白”遗风的影响，在永乐官窑瓷器中有许多精美绝伦的甜白瓷器产品，这可能与朱棣个人的审美习惯有关。从出土与传世瓷器来看，这类白釉器有：白釉荷叶盖罐、甜白釉盘口长颈瓶、白釉三壶连通器、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白釉带盖豆、白釉单把罐、白釉双耳扁壶、白釉八方烛台、白釉军持、白釉鸡心扁瓶、白釉方流鸡心壶、白釉方流直颈执壶、甜白釉折肩深腹执壶、甜白釉四系矮壶、甜白釉锥花僧帽壶、甜白釉花口洗、甜白釉梅瓶、甜白釉素面双环珠顶盖皿、甜白釉爵、甜白瓷砖、甜白釉锥花龙纹梨形壶等，这些产品称得上是永乐官窑的“一代之绝品”。
永乐帝一生五度亲征漠北，次数之多，出塞之远，自古以来帝王中唯朱棣一人。文治方面有《永乐大典》的编修，《四书五经大全》编撰等，而郑和出使西洋，其宝船之大，宝物之多，航行次数之多，也属“空前绝后”。从官窑瓷器上看，也能反映出永乐时代这种恢宏气势。如1995年在明御厂出土的永乐青花海水仙山双耳大香炉，直径达68公分的青花大盘，高达78厘米的白釉双耳瓶等，这种型制硕大而又精制的器物，非常符合朱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
朱棣在夺位之后不久，于永乐元年便急不可待地向海外各国派出使臣。马彬受命出使爪哇、苏门答剌，西洋琐里等国。而同时外国使团也纷纷来到中国，永乐一朝先后有四个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而其中竟有三位国王不幸病故于中国，埋葬在中华大地。最值一提的是郑和下西洋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发生在永乐时代，均为朱棣直接干预的活动，朱棣本人在对外交往中推行的是“厚往薄来”的怀柔之策。当年郑和的宠大舰队虽早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宝船也早已化为灰烬，但郑和宝船中运载销往中东地区的瓷器都留存至今。如以下一组瓷器，这类瓷器花纹和造型十分丰富，是郑和下西洋带往中东的瓷器：青花伊斯兰花纹双耳扁壶、青花折枝茶花纹双耳扁壶、青花海浪刻白龙纹扁壶、青花开光花果纹执壶、青花并蒂莲纹大盘、青花一束莲大盘、青花折枝花纹盖皿、青花伊斯兰花纹卧足碗、青花伊斯青花梵文大勺、青花筒状盘（又叫无挡尊）、釉里红梅竹纹笔盒、金彩花卉敛口钵、白釉环底双耳扁壶、白釉三足雕花器座、白釉八方烛台、白釉直颈短流把壶、白釉单把小罐、白釉双环钵、白釉三壶连通器，这些瓷器和伊斯兰文化有密切关系，有的花纹源于伊斯兰陶瓷，有的造型源于伊斯兰金属器，充满了伊斯兰文化风情(图四1-2、图五1-2)。
二、关于永乐外销瓷的纹饰
从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初景德镇外销瓷来看，元代中后期，青花瓷在景德镇盛行，其制品堪称是那一时代最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元青花中的纹饰题材非常丰富，其中的人物、花卉、动物等纹饰有鲜明的中国画意味。洪武青花则显单调，少见动物纹，不见有人物纹饰，而永乐时期的青花比洪武青花纹饰题材丰富。永乐青花纹饰一改洪武那种繁缛茂密的元青花遗风而更趋疏朗清丽。器物的主题纹样多以花卉和瑞果纹为主，花卉纹除继续沿用洪武纹样外，另增了剪秋罗、秋葵、月季、桂花和牵牛之类。瑞果纹始用于葡萄、荔枝、寿桃、柿子、甜瓜、樱桃、枇杷、银杏等。同时流行一种用六种或八种折枝花果纹为一组（图六），等距离地分布于器物内壁的所谓“散点式”装饰。这种装饰形式洪武不曾使用，元代与宋代瓷器上未见，但唐代金银器和铜镜上则较为常见28。因此，永乐时采用的“散点式”装饰，可能是受唐代工艺品影响，而将其装饰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永乐首开青花装饰碗底先例，纹饰有龙、凤、菊和龟锦纹（图七）（实为唐金银器上的忍冬花结纹）29（图八）。富有画意的花鸟纹、仙女纹、婴戏纹、胡人乐舞纹等均首见于永乐官窑。奇特的海兽纹亦为永乐时始用，宣德时才流行。作辅助纹及边饰的纹饰有：蕉叶、如意云、回纹、卷叶纹、海涛纹和莲瓣纹等；蕉叶纹叶片中茎多不渲染；回纹多环绕连续；海潮纹潮头与水波疏密对比鲜明，线条富于变化，显得极为酣畅和谐（图九）。
比较特殊的是永乐又开始出现人物纹装饰瓷器，如青花仕女棋琴书画纹碗，该器是永乐青花纹饰中难得一见的人物纹样。永乐青花窝盘所绘青花庭院小景纹（图十），与元代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图十一）中的松树小景，构图颇相似。永乐青花岁寒三友纹大窝盘所绘松竹梅纹（图十二），其竹叶的画法与元代倪瓒绘《竹枝图》（图十三）中的竹叶一致；梅枝的画法与则元人画《墨梅图》（图十四）构图相似。
永乐青花纹饰比洪武时期精美丰富，有些青花构图形式成了后世的范板。虽然元代青花题材比永乐丰富，有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文化因素，而永乐青花则传承了更多的中国画传统。
永乐官窑对元代青花花纹有许多模仿，如：永乐绿彩灵枝竹叶纹器托。该器上的纹样与元代集宁路出土的夹衫上的刺绣灵芝竹叶纹一致，洪武永乐官窑都有继承。元青花开光纹样，洪武官窑有继承，永乐官窑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为简化。元青花海水纹样，洪武官窑也有继承，永乐官窑青花所绘海水纹洪武青花更疏朗。
总之，永乐官窑青花纹饰有许多直接模仿于元青花，而更多的则直接取材于中国画题材与技法。
三、宣德官窑外销瓷
公元1424年永乐帝病逝于北征归途，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继位，改年号为洪熙。朱高炽登基仅十个月，便罹病猝殁于北京钦安殿。洪熙朝短暂的一瞬，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留下多少痕迹，而其子宣宗朱瞻基入继大统之后，则能蒙业守成，在他统治的十年期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钢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30堪称明代之太平盛世。这段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宣德官窑以其产品量多与质优而被称称为历代官窑之冠。
据《大明会典》载，宣德八年，一次“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31，其产量十分惊人，若根据现今传世与出土资料来看，这一记载似乎可信。宣德官窑不仅产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如果按瓷器釉、彩方面分类则有，釉类：1、高温釉：甜白、影青、天青、宝石蓝、鲜（祭）红、紫金釉及仿宋名窑的仿建窑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龙泉、仿哥及茶叶未釉等；2、低温釉：浇黄、洒蓝（雪花蓝）、孔雀绿、瓜皮绿等。彩类：1、高温彩：青花、釉里红、酱彩、铁红彩、青花斗彩釉里红、宝石蓝地白花彩。2、高低温结合彩：青花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矾红及青花孔雀绿彩等。3、低温彩：单纯矾红彩、釉上绿彩及黄地填绿釉彩等。从产品的质地和工艺水平来看，宣德官窑超过了洪武、永乐官窑，其时生产的外销瓷也不逊于前代。
宣德官窑外销瓷的造型看，有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瓷器，如：八方烛台、方流执壶、双耳扁壶、网格纹盖皿和单把罐（花浇）、笔盒等。另外那些大盘、大碗和军持及僧帽壶等，与永乐官窑产品相似，为传统外销瓷。以上各类除少数的几种为宣德独创外，基本上都和永乐官窑一脉相承。
如果说洪武与元代瓷器的风格由于“近关关系”而有些形似的话，那么，宣德与永乐瓷器则因为这种“关系”而显得更为形神相似。譬如，一些无款宣德青花瓷大盘与永乐青花大盘花纹和风格均极为相似，很难于区分开来，故瓷学界有永宣不分之说。出现这种情形似乎不难理解，因为：第一，宣德一朝仅有九零七个月，根据《明实录》、《大明会典》有关记载来看，宣德官窑的烧造活动只集中在元年——五年，八年——十年的首尾两期，在这短暂的烧造时期里，要全盘抛弃前代，重建官窑形象客观上不太可能；第二，我们知道，宣宗少年时深得其祖父永乐帝宠爱，永乐帝曾多次带着年少的皇太孙朱瞻基离开京城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朱瞻基对其祖父也特别敬仰32。那么，宣宗登大宝后，官窑器物一应从前，并要求继续按永乐式样烧造宫中用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出土的宣德官窑外销瓷来看，与前代官窑外销瓷相比，有如下之特征与影响：
1、宣德官窑外销青花瓷特征。明朝人认为：“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33。现代人一般也以为宣德青花品质最优。那么，人们为什么青睐宣德青花呢？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宣德青花量大，品种多且彩饰精美；另一方面可能还与其青花的色调有关。假如我们把典型的永乐和成化青花与宣德青花作一比较，便可观察到，宣德青花色泽既有永乐青花的深厚浓丽，又带有成化青花的清新淡雅，二者相映成趣，形成一种别有韵味的色调。历来有两种传说，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郑和出使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所谓“苏麻离青”或“苏离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的产物34。但所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根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典型宣德青花瓷片测试结果，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35。这一结论与近年在珠山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一块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图十五）可相印证36。该盘青花色调淡雅，所谓“乐一号”、“乐三号”很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据测试分析，由于宣德青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真正原因37。
2、宣德官窑外销青花瓷造型与纹饰。宣德与永乐外销瓷，其胎、釉制作和纹饰没有多少区别，宣德器型也多沿用永乐形制，但也存在差异；宣德器上的龙纹比永乐的画得更为丰富多彩，有竖发、披发及前披发式，均显得较为凶猛。如螭龙纹，其形象就显得特别雄伟，龙的五爪多画成带勾状圆圈形。应龙、莲龙、衔花龙均首见于宣德。花果纹也有特殊处：譬如永乐花果纹一般有花无果或有果无花，而宣德的则始见有花果并存（即把非生长在同一季节的花果绘于同一器物上）如双桃纹，便既有花，又有果。永乐青花中少见的细描人物故事图，宣德器中已屡见不鲜，且多配以庭院台阁，构成一幅完整画面。辅助纹饰中最常见的仰、覆莲瓣纹，瓣心多填色，与前代式样有较大不同。尤其有趣的是，相同的纹饰却采用不同装修来表现，如相同的萱草纹盘则有蓝（祭蓝釉）地白花、白地蓝花和青花填黄三种；相同的牡丹纹盘亦见有铁绘、青花与青花填黄三种。相同的器型永乐有秀、巧、薄的特点，宣德的则有大、厚、拙的特点38。
3、关于宣德官窑外销瓷款识。从出土与传世的宣德外销瓷来看，其制品绝大多数都有年款，并有固定的形式。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二种，从工艺与装饰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铁绘款。字数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排、竖排）、双行、三行排列；有加双圈、单圈或长方单框之类。宣德碗、盘底多施釉，款识多流行书于器底，大盘则书于外壁口沿处，瓶、罐类则多书于器物之肩部，还有在同一器物上书写二个年款的（如笔盒），故前人有“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据考证永宣德器上的年款，均出自明初著名书法家沈度之手（即由沈度书写粉本后，由御厂工匠临摹于瓷器上）39。
综上所述，宣德时期外销瓷无论品类和质地均不亚于洪武、永乐瓷器，虽然宣德时代郑和下番只有一次，但产品数量与种类较之永乐外销瓷也不相上下。
注释
1《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三，永乐二十一年九月戊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
2关于郑和所到之处，参见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明太宗实录》、《郑和航海图》以及《明史》等史籍。
3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页27，《爪哇国》；五国中除了爪哇国外，有瓷器交易的是占城国、锡兰国、祖法儿国和天方国。海洋出版社，2005年。
4见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各国条，中华书局，1954年。
5转引自〔日〕家岛彦一：《郑和分腙访问也门》，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页55、56。6《陶瓷之路——东西方文化接触点的探索》页89、150-151、171、173、186、204、220。7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页5-6，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8同7，页37、47。
9同7，页12-13。
10叶文程：《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页146，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1刘岩、秦大树《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年11期，页59。
12（美）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收藏的中国瓷器》1956年华盛顿英文版。
13南京博物院《南京明故宫出土洪武时期瓷器》，《文物》1976年8期。
14丘小君、陈华沙《景德镇洪武瓷新证》，《江西文物》1990年2期。
15（日）长谷川详子《关于中国青花釉里红瓷器（洪武详式）的考察》，《成城文艺》，1991年137号日本文。
16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台湾鸿禧美术馆，1996年版，
17详16版图7-13
18汪庆正编《青花釉里红》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97年版，页5。又，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北京版，页370.
19李家治等《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年。
20详注19，页32。
21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卷七·建置，景德镇厂署条。
22洪武二年置御器厂，据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卷七·建置，景德镇厂署条；洪武三十五年说，据明·王宗沐《江西大志》卷七《陶书》明万历二十五年木刻本。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北京版）偏向此说，页361。
23详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第七章，《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图录，鸿禧美术馆1996年。
24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排印本，页75。
25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卷七《陶书》。
26《景德镇陶录》，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页208.
27《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校印本。
28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器物线图页50。又，1990年九江县大村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年）周一娘墓出土簇花卉镜。《九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图66。
29详注28团花、忍冬花结（二十八）。
30《明史·本纪八·宣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26。
31《大明会典·工部十四·陶器》卷一百九十四。
32（美）牟复礼等《剑桥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页315。
33明·王士性《广志译》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3-84。
34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页371；汪庆正编《青花釉里红·前言》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87年版，页6；冯先铭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页488。
35李家治等《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年。
36拙稿《谈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1995年12期。
37详注35页58。
38详注36。
39刘新园《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市政局1989年版，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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