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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一、前言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位于景德镇市区珠山路之珠山南侧（原市政府所在地）。珠山原为城区中心，据《浮梁县志》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相传秦时番君登此，谓立马山。至唐因地绕五龙，为珠山。元未于光据之为行台。号蟠龙山，明称纛山。后为御器厂镇山。”195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珠山几乎被夷平，唯龙珠阁旧址仍保留十多米高的台地。
关于御窑厂的规模与格局，据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 后为轩穿堂一
为寝后堂三 寝后高埠为亭曰兀然 今改为纪綪 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 东南有门三 堂之左为官署 大门三 厅堂三 东西廊房六
堂之前为仪门三 为鼓楼二 为东西大库房各六 内外库八 为作二十三 曰大碗作房七间 小泥房七间 曰酒钟作房三间 曰碟作房八间 小泥房四间
曰盘作房七间 小泥房四间 曰锺作房七间 小泥房四间 曰印作房十间 小泥房四间 曰锥龙作房一间 曰画作房一间 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御窑厂延续了五百余年。清代覆亡御窑厂撤销，袁世凯称帝，改设为“陶务监督署”，并烧造过一批瓷器。袁氏称帝幻灭，该署撤销。民国时期，在御厂之西北侧设官助民办“江西瓷业公司”。同时部分厂舍随后为军警屯驻，厂内许多建筑任其断瓦颓垣，建国后，唯龙珠阁尚存。 根据近年考古调查，御窑厂遗址面积周长约 1145米，总面积约 54300平方米 ，其南临珠山路，北接斗富弄，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周长约1145米。从1979年以来，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市政建设，在御窑厂周围进行过数十次考古调查与清理发掘。2002-2004年、2014年又先后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近三十年来十多次的考古发掘与清理中，陆续发现元官窑、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以及清代官窑遗存，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窑遗迹与遗物，现将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二、元官窑的发现 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明御厂遗址北侧），现风景路中段马路边一条深约1.5米的沟道中发现一元代窑业堆积，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异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孔雀绿地青花、孔雀绿地金彩等。其器型有围棋罐、（图3）大盖盒（砚）、（图4-1，图4-2）直口或桶式盖罐、（图5）小底鼓腹盖罐、靶盏等。这批出土遗物与传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龙纹、八大码、八宝纹和印“枢府”、“太禧”铭瓷器比较来看非常相似，带有明显元官窑瓷器特征。其中出土的孔雀绿金彩、（图6）青花五爪龙纹器等，印证《元典章》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和《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的记载，可知该类瓷器显然为元官窑---浮梁磁局的产品。 关于浮梁磁局，据《元史·百官四·将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该局置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结束于元末的战乱--农民起义军攻克浮梁占领景德镇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官窑在景德镇存在74年。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遗物对研究元官窑---浮梁磁局有重要价值，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最珍贵元官窑资料。 200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明御厂（今龙珠阁）北侧发掘中，陆续发现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同时在一明初地层中发现有一刻“局用”铭的明初官窑残器，该标本说明明初官匠们仍习惯沿用元代磁局的称谓。综合以上考古资料看，明代御窑厂显然是在元官窑----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博士确定现藏伊朗、土耳其的极精极美之青花瓷为元代产品。陶瓷学界一般都认为传世品中一些有特异纹饰的瓷器属浮梁磁局的产品，如缀珠、带火焰的马纹、云肩纹、芦雁纹、莲池鸳鸯纹、以及白鹭、角鹿、飞凤、双鲤、幽兰、灵芝、百合、牵牛、竹叶纹等，饰有此类纹样的元青花，如果器型规整，绘制工整，青花呈色蓝艳，其制品当属浮梁磁局的产品。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元代瓷器，与波普介绍的收藏于伊朗、土耳其博物馆青花瓷风格相似，可见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元青花与元官窑—浮梁磁局产品有相同特征。
根据珠山北麓出土的遗物得知，元早期烧造了大量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瓷（枢府瓷），结合相关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据《元史·祭祀一，郊礼上》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亲征北方。夏四月已亥，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同书同条 三、关于洪武官窑 一、关于洪武官窑及设置之年
1979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窑厂龙珠阁东墙基建工地发现绘折枝菊纹青花折沿大盘残片，与波普和日本学者定的元末明初瓷器相同。1988年，在明御厂东门边的一条长9米，宽1.2米，深约1.9米的沟道中清理出一批明初瓷片，其中有釉里红缠枝花卉大盘、多棱大罐、红釉墩子碗残片，这些遗物与传世的洪武或“元末明初”瓷器完全一致。1990年，御窑厂遗址珠山东麓修建台阶，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距地表5米处发现了一批明早期遗物，有白瓷砖、琉璃瓦、白瓷水管等建筑构件，有青花、釉里红大盘、罐以及白瓷印花小盘、碗和印有“官匣”字样匣钵等残片。（图7）其出土的砖、瓦曾见于安徽鳯阳明中都遗址，其青花与釉里红残片与传世的洪武瓷器相同。其中一块用铁料书写题记的瓦特别重要，该瓦长38厘米、宽27.5厘米，（图8）上半部用铁料书写题记：“寿字三号 二、关于出土洪武官窑瓷器 1994年明御厂东侧出土一批洪武青花大盘、罐、壶、碗等大件瓷器，其形制和彩饰风格具有元青花的特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生产这类青花瓷的匠人，很可能就是原浮梁磁局的工匠，由于在这批遗物中的同一地层出土有“浮梁县丞赵万初”提记的瓷瓦，且其遗物与传世的洪武瓷器一致，故知其为洪武官窑瓷器。2003年由北京大学、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珠山北侧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洪武时代葫芦窑遗址6座，（图9）同时出土大量洪武官窑瓷片，这些遗物与1994年出土的洪武瓷器相同。 1995年出土两式洪武碗极为罕见：一种窝形小足青花碗，浅斜壁，足底刷白釉，内绘摘枝花纹，外饰缠枝四季花卉，有口径28和22厘米两种，其造型源于元代，永乐继续烧造，但器壁较薄；一种敞口釉里红大碗，（图10）深腹小足，涩底洁白，胎壁较厚，有口径38和32厘米两种。出土的盘有两式：一为菱口折沿大盘，（图11）浅弧壁作成化瓣状起棱；一为板沿圆口，（图12）此类盘比元代大盘底厚，足底无釉呈“火石红”。出土的执壶，壶身为玉壶春瓶形，（图13）弯流细长与壶口平高，有趣的是壶柄下端接头有三个仿金属器皿的铆钉，此为洪武执壶所独有的装饰，该器造型显然仿自14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出土青花珠顶荷叶形大盖罐，器型与元代的相比，腹厚、罐身长（高66厘米），但由于器身作成瓜棱和采用坚向条形花纹装饰，因此虽然其形体巨大，却也有几分挺拔秀丽之感。另出土的盏与盏托，为洪武罕见之物。 人们对洪武瓷器的认识和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根据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象耳长颈瓶，在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尔其伊斯坦布尔托甫卡甫·沙赖博物馆确定了一批“至正型”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时又指出了一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点的所谓洪武瓷器。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发现一批洪武瓷片，1984年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数千片洪武瓷片。尤其是1995年御厂遗址出土的大量洪武官窑瓷器，使人们对洪武器的认识便日愈清晰了。过去学术界多数人偏向洪武三十五年设官窑说，日本学界较为谨慎，将一批有元代风格，但又不完全与元代瓷器相同的遗物定为“元末明初”瓷器。那么，以上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的这批明早期遗物，以及根据瓦上的题记与文献印证所得出洪武官窑设置洪武二年的结论，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已末朔甲子条载：“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朱元璋既然规定“宫室用器一从朴素”，那么其时的官窑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朴素”的时代要求似乎构成了洪武瓷器的时代特征。根据出土资料看，洪武青花与釉里红纹饰大体相同，其纹饰有元青花意味，但比元青花构图简单，层次亦显疏朗。纹饰题裁亦大量减少，如元代流行的人物故事、鱼藻、瑞兽、鸳鸯莲池等均不见，而主要以花卉为主，常见主体纹饰有：菊、牡丹、灵芝、石榴、宝相、荷花、少见的有湖石栏杆、芭蕉、竹石、竹叶灵芝、湖石竹、松竹梅等；边饰有卷草纹、回纹、潮水纹、蕉叶纹、缠枝灵芝及莲瓣纹等，这似乎与洪武时代“朴素”风格相吻合。
四、关于永乐官窑 一、历年来永乐官窑遗存的清理与发掘 1）．1982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南院东侧即原市政府南大门之东墙边的一道沟中发现永乐刻款白瓷靶盏等。1983~1984年珠山中路翻修马路，又在沟南清理发掘，清理面积18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可以复原的永乐瓷器。该处文化堆积层分为6层，其中：第3层为白色沙土层，出土17块一面施有甜白釉的折角瓷砖，（图14）根据相关文献推断这些瓷砖为永乐十七年以前南京修建大报恩寺白塔所用之塔砖；第4层为淡红土夹沙层，厚约5~45厘米，其中杂有少量的白瓷残片和青花盘残片，几个高足杯底心印有“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第5层为白瓷残片层，厚5~55厘米，出土了大量的僧帽壶、碗、折沿盘等，白釉高足杯残足110件，刻或印有“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的有71件，同时出土有白釉盘口长颈瓶、梅瓶、鸡心扁瓶、方流鸡心扁壶、折肩深腹执壶、四系矮壶等以及仿伊斯兰金属器形之白釉单把水罐、方流直颈长壶、扁壶、珠顶双环耳盖皿、八方烛台等。 2)．198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南院西侧即原市政府南大门以西约16~36米的珠山路人行横道上（该地为明御厂之公馆岭遗址），为配合基建，抢救性发掘了约290平方米。出土物仍以永乐甜白釉瓷为主，但品种已较前期大为丰富，甜白之外，还有红釉、红地白花、青花釉里红、甜白矾红彩、孔雀绿彩、红绿彩、高温黄褐彩、绿地褐彩及黄地绿彩等品种。器形以碗、盘、高足杯、及梨形壶等实用器为多，陈设瓷有青花龙纹玉壶春瓶，特异造型的白釉三壶连通器、釉里红笔盒、青花梵文大勺等也出土于此地，并首次出现海兽纹、三鱼纹等，祭红地白龙纹靶盏、碗、盘也为该期独创之物。 3)．1987年，在御窑厂西墙东司岭下的明初填土中发现两块釉里红盘口长颈瓶残片，一口沿釉里红书“永乐元……供养”，另一书“永乐四年……供养”，（图15）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永乐官窑釉里红瓷器纪年标本。1988年4~5月，为配合在中华路铺设煤气管道工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遗址东门边的一段长9米，宽约1.2米，深约1.9米的沟道中发现了永乐和明初瓷器残片。该沟道中根据土色地层可分为4层，其中第3层出土了青花折枝牡丹纹折沿盘、青花缠枝莲纹折沿菱口盘、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等，由于该层下面紧贴出土洪武釉里红大盘、罐的洪武地层，从而确定此层为永乐早期堆积。4）．1994年6~8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修建七层高楼工程，在御窑厂东院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60平方米。该地文化堆积分为9层，在第4层和第6层之间有两片较为集中的瓷片堆积，其中90%以上的瓷片都能对合复原。这些瓷器可分两类：一类胎体厚重，器形硕大，料色灰淡，画笔劲健，为明初官窑瓷器，即洪武瓷器，有釉里红缠枝花卉大碗等；另一类胎釉细腻，器形丰富，胎壁较薄，青料深蓝并微有晕散，画风潇洒飘逸，为永乐中期以前器物，品种有青花、白釉金彩、白釉绿彩等。其中罕见的器物有影青刻海浪青花龙纹罐、青花花卉纹盖皿、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图16）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窝盘、松竹梅纹大窝盘和湖石鸡冠纹大窝盘等。 5）．1999年7月，在御窑厂遗址西南侧（东司岭西约20米处），因基建挖地基时发现明永乐瓷片堆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这一堆积作了清理，发掘了长约4.6米，宽约2.3米的探坑。该地地层可分为4层，其中第3层为永乐瓷片堆积层，厚约20厘米。出土的永乐瓷片有青花、釉里红、白釉、黑釉等品种，其中有青花龙纹海水歇爵山盘、青花海水刻白龙纹梅瓶，红釉梨形壶，白釉瓷镈，黑釉“永乐二十一年”铭双耳三足炉等。6）．2003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在珠山北麓，发掘面积788平方米。此次发掘出土明洪武中期到永乐时期的葫芦形窑6座、落选御品埋藏坑16个和落选御品5大片。其中，永乐时期的埋藏坑14个，瓷器绝大多数为红釉和釉里红，（图17）经过拼对，修复有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划云龙纹梅瓶、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红釉僧帽壶、红釉梨形壶、红釉高足杯、红釉印花盖盒、釉里红花卉小碗、釉里红云龙纹高足杯、紫金釉高足杯、黑釉划花鼎式香炉等，种类非常丰富。 二、关于出土的永乐官窑瓷器 1、根据1987年出土两块永乐釉里红“元年…”、“四年…”铭标本，印证《明史·成祖一》中有建文四年“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与明人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政志》中谓：“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记载，说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明御厂便开始为朱棣烧造宫廷用瓷了。从该标本看，其釉里红色调保留了洪武时代釉里红泛灰的特点，与永乐后期色调较纯正釉里红不同，说明永乐官窑釉里红器有早、晚之分，其早期泛灰，后期则色调纯正。 4、有不少品种不见于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属于首次发现，对于研究永乐官窑瓷器有重要意义。如，出土的绿彩灵枝竹叶纹器托、黄彩靶盏、矾红彩云风纹碗、绿地酱彩龙纹小碗、（图24）锥花红地绿龙纹小盘、金彩钵等，（图25）这些釉上彩瓷在工艺技术上有创新，为宣德斗彩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如，出土的永乐海水仙山纹香炉、永乐三壶连通器、永乐白瓷鎛，这些器物综合运用了镶、镂空、异形粘接等技术，这种娴熟的成型技术，好似用模范浇铸金属器皿一样，显示了永乐官窑高超的成型技术和造型能力。
五、关于宣德官窑 1982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今珠山路北侧御窑厂大门前，东起中华路口至公馆岭160米地段（即明代御器厂仪门故址），清理出明代残瓷窑一座，官窑废品堆积七处，出土了一批有书宣德年款以及一批无款的明初官窑残器。1983、1984、1988年又陆续在御窑厂东墙以及东南侧与西南侧一带发现大量宣德瓷器。199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在御窑厂东侧中华路一带清理发掘大量宣德遗物，资料十分丰富。 根据历年来出土资料看，宣德官窑不仅烧造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根据考古修复瓷器统计，器型有：碗、盘、杯、碟、靶盏、壶、盆、洗、罐、漏斗、渣斗、钵、瓶、炉、缸、笔盒、砚滴、水盂、灯和镂空香薰、花盆、盆托、水仙盆、花插、蟋蟀罐、鸟食罐等，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八方烛台、方流执壶、双耳扁壶、网格纹盖皿和单把罐（花浇）。祭祀及佛教礼器：坛盏、豆、三足香炉、军持及僧帽壶等。瓷器品种有：甜白、影青、天青、宝石蓝、鲜（祭）红、紫金釉及仿宋名窑的仿建窑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龙泉、仿哥及茶叶未釉等；浇黄、洒蓝（雪花蓝）、孔雀绿、瓜皮绿等；青花、釉里红、酱彩、铁红彩、青花斗彩釉里红、宝石蓝地白花彩；青花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矾红及青花孔雀绿彩等；单纯矾红彩、釉上绿彩及黄地填绿釉彩等。印证《大明会典》宣德八年，一次“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记载，根据出土资料来看，这一记载似乎可信。（图26、27、28、29、30、31、32、33） 1993年在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一块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图34）该盘青花色调淡雅，所谓“乐一号”、“乐三号”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关于宣德青花料学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所谓国外“苏麻离青”，二是“苏麻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根据这一情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御窑厂出土的8块典型宣德青花瓷片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据测试分析，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这对我们认识宣德青花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宣德青花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原因。 从出土的宣德瓷器来看，其时的制品绝大数都有年款，并有固定的形式。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二种，从工艺与装饰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铁绘款与釉上矾红款；字数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排、竖排）、双行、三行排列；有加双圈、单圈或长方单框之类。宣德碗盘底多施盘，款识流行书于器底，大盘则书于外壁口沿处，瓶罐类则多书于器物之肩部，还有在同一器物上书写二个年款的（如蟋蟀罐和笔盒）故前人有“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
出土大量宣德仿宋名窑单色釉瓷，有仿紫定釉、建窑黑釉和汝（淡青）釉、哥釉碗及一批仿龙泉青釉碟、钵、花盆和带座梅瓶等，这批实物充分说明，宋代名窑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已在宣德官窑中得到运用并产生影响。（图41、42） 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与收藏在西藏萨伽寺的传世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碗、靶盏相印证，说明宣德官窑已有斗彩制作，这标志中国釉上彩技术开始成熟。（图43） 六、关于正统、景泰、天顺官窑 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在御窑厂西南侧今东司岭一带，清理发掘出大批明正统官窑瓷器残片，同时清理出明正统时期窑炉五座（2004年又清理出正统至万历窑炉14座，均为馒头窑）。（图44）出土瓷器有：青花缠枝宝相花纹葫芦瓶，青花海水纹靶盏与碗盘，（图45、46）青花八宝纹碗，（图47）青花海浪海怪纹缸，青花莲池纹盘，青花海水白龙纹碗和青花刻白龙纹盘，青花龙纹填红直壁碗，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等。（图48）其中青花云龙纹大缸，腹径达88厘米，器型硕大，似为明朝最大的一件瓷器。（图49）青花海兽仙山海潮纹器座，（图50）内外两面彩，器足底亦饰有青花卷草纹，十分罕见。青花双耳球花纹瓶，其颈部之小双耳，似为“空白期”富有特色且流行的样式，如景德镇陶瓷馆藏景泰四年墓出土民窑青花折枝牡丹纹双耳瓶，具有与该器相似的特征。 这些出土瓷器的主要特征有：青花色调与宣德青花相似，色调呈现深沉浓丽的特色。器型和同类的宣德器型（如靶盏、碗、盘）相似，而龙纹大缸、海怪缸、器座、双耳瓶则既不见早于它的宣德，也不见晚于它的成化官窑，属该期特有的器型。其中青花龙纹大缸可与《明史》关于太监王振令景德镇为三大殿(奉天、谨身、华盖)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的记载相印证。纹饰方面，龙纹、缠枝花卉、边饰纹样与宣德相近，其汹涌海潮、海兽、云气、福海仙山和球花纹等为正统独特纹样。八宝纹中之“鱼”纹，画成“单鱼”，八宝排列顺序是：轮、螺、伞、盖、罐、花、鱼、肠，与宣德和成化八宝排序“轮、螺、伞、盖、花、鱼、罐、肠”稍有不同。斗彩莲池鸳鸯纹中的小鸟般鸳鸯和花大而叶小的莲荷纹样均为正统特色，成化官窑有仿正统斗彩莲池鸳鸯纹作品,而这类制品源自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 关于景泰、天顺官窑遗存。1、1990年御窑厂成化地层之下出土无款青花印红鱼莲蓬形大碗，推断为不早于正统初，不晚于成化末的制品。该器敞口敛腹，圈足矮小，底与壁下部较厚，碗心绘青花云龙，云龙纹周围以一圈海水为边饰，外壁下部饰以仙山海水，上部饰三红鳜鱼，其装饰奇特；即红鱼纹处的碗壁内凹外凸，当用鱼形模具印压而成，此装饰方式目前仅此一例，其制品极为罕见。该器整个风格与正统和成化既有相似处又有相异处，它极可能是天顺官窑遗物。2、1993年，在御窑厂遗址西侧（原市政府大楼西侧前食堂）基建工地上发现一批宣德、成化纪年官款瓷片和无款青花瓷片，这批遗物无叠压关系，可能是明早中期的扰土和填土，其中无款青花瓷片上的缠枝宝相花极似正统风格，但色泽较正统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统精细，盘的圈足比正统圈足大，且低矮微内敛。其风络与正统和成化有异，似为景泰或天顺官窑遗物。景德镇陶瓷馆藏景泰四年墓出土青花宝杵纹盘与这类出土遗物相似。3、1995年在珠山龙珠阁成化早期地层夹杂着一些无款青花靶盏和碗、盘残片，其造型和纹样与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较粗，青花色调略显灰暗，与同时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调区别较大，这批遗物可能是正统之后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顺官窑制品。 以上遗物说明，正统、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产，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烧造。宣德官窑瓷器盛行书写年款，而在它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却不书写年款，这一现象颇使人费解，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这二帝三朝的28年时间里，可谓多事之秋，由于不书年款，其官窑面貌模糊不清，所以陶瓷史上称其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过，综合考察以上出土资料，并联系相关文献可知，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 七、关于成化官窑 1987-1988年，御窑厂遗址内珠山之顶修建龙珠阁，在珠山东北侧，清理发掘明成化官窑堆积三处：第1处（87H1）出土的成化瓷器有：青花、青花填红、青花斗彩、底温黄绿彩、孔雀绿釉瓷片其中以青花为主。器型有长方形花盆、香炉、靶盏和长腹盖罐之类。绝大多数器物都作“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其器型和花纹多与宣德相近。第2处(87H2)距第1处堆积北距6.8米，出土瓷器以青花为主，还有红釉、黄地青花、黑第孔雀绿、底温黄釉、黄地紫龙、黄地绿龙、瓜皮绿以及宝石篮地白凤纹碗，以上遗物以碗盘为主。第3处(88H3)堆积在珠山东北角，南居第2处堆积为2.6米，出土大量斗彩瓷，同时出土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祭兰、黄釉、孔雀绿、瓜皮绿、仿官、仿哥等品种，其中素三彩鸭薰，（图51）红绿彩灵芝纹炉等罕见之物。 综览出土成化官窑遗物，可获得以下认识：1、成化瓷器造型多俊秀端庄，体多小巧轻薄，以小件居多，常见为小杯、盅、碟、碗和盘等，而大件罕见。斗彩人物纹小杯、鸡缸杯、葡萄纹小碟等均为成化官窑代表作。（图52、53、54、55、56、57、58、59、60）成化青花鹤颈瓶、（图61）长方花盆，三彩鸭形香薰等则为成化官窑罕见精品。2、成化胎质与宣德器相比更为洁白致密，经测试发现，这是因为其瓷胎中的氧化铁含量比宣德少，三氧化二铝又比宣德高的缘故。瓷釉比宣德器白度更高，光泽度亦显柔润温和，玉质感极强。成化青花瓷釉中铁钙含量不仅比元至明宣德低，而且比明嘉靖官窑瓷器也低。所以说，成化官窑瓷质为明官窑之冠。3、关于成化官窑瓷器分期。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将成化官窑瓷器分为三期：一期(即87H1)为成化四年以前，二期（即87H2）为成化四年至成化十七年之间，三期（即88H3）为成化十七至成化二十三年。可将成化青花瓷分为二类：前一类青花为成化早中期（成化1—16年）的制品，其风格受宣德影响；后一类青花则为成化后期（成化17—23年）的制品，所谓成化风格便是指该期烧造的别具一格的瓷器。成化早期多沿用宣德纹样或简化前代纹样，后期使用画意清新的纹样，如高士、三秋、子母鸡、湖石山茶、十六子、池塘莲荷等。其青花纹饰画法上用双线勾勒再填色，线条细硬流畅；釉上彩纹饰填色则采用平涂法，有花无阴阳、叶无反侧的特点。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中国陶瓷史》，曾根据传世品将成化青花瓷分为二类：即“沿用苏泥麻青而带有黑斑”一类和“青色淡雅而称著”一类，似可与考古资料分期相对应。4、成化斗彩瓷空前增多，在工艺上有以下创新：宣德斗彩花纹均先在胎上刻划出极细轮廓线，再按其釉下刻线填色，而成化斗彩则一律改用青花描画纹样，釉上填色均在青花线条之内；（图62）宣德斗彩色料只有红、绿、紫、黄四种，而成化斗彩除红、黄二色与宣德相同外，绿色有大绿（深绿）、苦绿（草绿）、水绿（淡绿）三种，紫有茄花紫、丁香紫二色，因而其色域比宣德丰富，使斗彩在工艺上有新突破。5、成化前期产品款式方面多有模仿宣德，甚至出现有成化官窑瓷器直接书写宣德年款的制品。成化官窑后期首次使用“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方款，为以后的官窑瓷器款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样本。 八、关于弘治、正德官窑
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御窑厂龙珠阁西南侧东司岭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330平方米，出土一批弘治、正德官窑遗迹与遗物。 遗迹主要有作坊、灰坑、辘轳坑、墙基、天井、排水沟、澄泥池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坑的遗迹等，其中房基11座，墙基10道，灰坑30个，水沟2条，天井和路面各一，分别为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遗迹；辘轳坑3个，时代为清初到清末；澄泥池2个，大缸2个，时代分别为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遗物有瓷器、彩绘颜料、窑具、制瓷工具、瓷砖、建筑构件等。瓷器品种按时代划分主要有：元代有青花瓷、枢府（卵白釉）瓷、青白粗瓷。器型有高足杯、碗、盘、小杯等。明代有青花、斗彩、五彩及各种高低温釉彩器。器形有碗、盘、罐、杯、研钵、研杵、豆、花盆、笔洗、香炉、渣斗等。纹饰主要有龙纹、凤纹、海怪、鱼藻及花卉花鸟、人物山水纹等。以出土的正德官窑瓷器最为丰富，如完整的正德刻龙纹盘（半成品），（图66）斗彩花盆和托钵等。（图67、68、69、70）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迹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一座明中晚期作坊遗迹，（图64）根据遗迹与相关遗物推断，该作坊遗迹很可能是明正德—嘉万时期的釉上彩作坊遗址，这类遗址在御窑厂历次发掘未见，目前已揭露出遗址面积为300多平方米，而且有向四周扩展的迹象。其釉上彩作坊遗址相对完整，这对研究明代御窑厂整个作坊群分布、规模、制瓷工艺、作坊内部分工形式具有主要的科学价值，填补了这一陶瓷工艺考古空白。此次发掘的遗迹与遗物对于研究御窑厂作坊的建筑构造、布局，作坊内制瓷过程的分工形式，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和地层学的证据。尤为罕见的是此次发掘明代正德地层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以及大量较为完整的正德官窑釉上彩半成品，对研究明代官窑釉上彩制作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九、关于嘉靖、万历官窑 1983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重建龙珠阁，在龙珠阁原址清理发掘出一批明清官窑瓷片，其中以嘉、万时期瓷片为多，但都不能修复，主要是青花瓷为主。 1987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龙珠阁故址上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有大批明成化、嘉靖等官窑残器，这批嘉靖瓷片也不能复原，产品略粗。这种情况可能与嘉靖出现的“官搭民烧”制度有关，明御窑厂的生产似已开始衰落。2007年考古人员曾在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出刻有“大明嘉靖年制”款和绘青花五爪龙纹的官窑瓷片，（图71、72）质量似不比明御窑厂出土的差，说明此时的御窑厂已不是官窑产品的唯一烧造地了。2014年为配合修建御窑厂东围墙，在御窑厂东门深约1米的沟道里出土几件可以复原的万历款斗彩花卉纹碗，其彩饰不如弘治、正德精致，可见嘉、万以后官窑已没有过去前那样管理严格和兴盛了。 关于明御厂的停烧之年，有万历与天启、崇祯之说。传世官窑遗物中万历款为多，而天启、崇祯款瓷器稀少。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认为天启、崇祯有官窑烧造。不过，根据明御窑厂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天启、崇祯似没有了官窑烧造，因为至今未发现一片这一时期的官窑产品。印证景德镇陶瓷馆藏《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似可得出结论。碑文谓：“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肃皇帝（嘉靖帝尊号）命中官，而任复归捕臣，显皇帝（万历帝）十七年复命中官为政，三十六年辍烧造而撤中官，因革不常”该碑结尾署“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孟夏日之吉”，从碑文我们知道，万历三十六年至崇祯十年御厂没有烧造，而崇祯十年之后，李自成农民军揭起，女真人入侵，天下大乱，崇祯帝惶惶不可终日，无暇顾及官窑烧造，明官窑在万历三十六年便停烧了，而传世的几件天启、崇祯款瓷器当为伪托款。
十、关于清代官窑与出土遗物 1980年代之后，明清御窑厂遗址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根据历年来考古清理与发掘看，清代官窑堆积较少，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清代官窑遗物来看，清官窑瓷器保存完好而摧毁的情况几乎不见，出土的瓷片都比较零散和细碎，目前还没有发现像明初官窑那样集中摧毁掩埋的堆积，但也发现一些很重要的标本。1982年，在御窑厂内一清初地层发现一批书“大清顺治年制”款的青花碗盘残片，书有康熙、雍正、乾隆年款青花、豆青釉等瓷片和清初官窑试釉照子标本。2002年的发掘中，在清代地层出土有清中晚期的官窑瓷片及“江西瓷业公司”款的瓷片。2014年发掘出土一批清代各时期的官窑瓷片，有青花、粉彩、郎红、霁蓝和紫金釉等品种；器形有碗、盘、杯、大罐、瓶、香炉及笔洗等；纹饰主要以龙凤纹、山水人物纹、竹石飞禽纹、杏林春燕、荷花牡丹纹等；款式有官窑年款、名堂款和寄托款等，遗物都较为细碎，不能复原。 上述遗物中一批书“大清顺治年制”款青花器较为重要，（图73）这是有确凿纪年顺治款官窑标本，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载：“国朝顺治间奉旨烧造龙缸栏板等件未成，巡抚张具疏停止。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乾隆刊《浮梁县志》载“国朝顺治十一年奉旨烧造龙缸”，印证文献可知上述制品可能是顺治十一年以后开窑烧造的产品。 关于清官窑遗址考古发掘，近年的二次发掘值得关注：1、2014年发掘，出土清代瓷器主要以青花、粉彩、郎红、霁蓝、新彩、紫金釉等，器形有碗、盘、杯、大罐、缸、香炉、笔洗、笔架、试料、粉盒、器座等，纹饰主要以龙纹、凤纹、山水、人物、竹石、飞禽、杏林春燕、荷花、牡丹、诗文等，款式有官款、名堂款、寄托款等。 2、2016年9月，为配合2002-2004珠山南麓保护房改扩建项目的顺利实施，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四家单位，对珠山南麓保护房南部改扩建区域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此次发掘共布探方6个，布方面积共计500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为401平方米，（局部扩方区域未计算在内）。 发现主要遗迹；有窑炉4座、练泥池或澄泥池11座、灰坑1个、辘轳坑8个、（图74）墙基2道、排水沟1条等。窑炉，共发现窑炉4座。其中清代窑炉两座，分别为Y1、Y2，位于T0203探方北部北隔梁下，此两座窑炉大致呈东西向排列，窑头朝南，窑尾在北，已看不出原貌，此两座窑炉保存较差，后期破坏或扰乱严重，仅剩火塘、窑门、窑前工作面等局部，其中窑前工作面形制规整，大致呈长方形，窑前工作面边缘残存有个别柱础，似乎能大致判断出当时的规模。 制瓷工具主要为模具、轴頂帽、荡箍等。建筑构件为刻云龙纹瓷砖（黄地绿彩半成品）。清代瓷片主要分为青花、(图75、76)白釉、青釉、蓝釉、红釉、（图77）黄地绿彩、黄釉等，器形有碗、盘、小杯、碟、执壶、花盆、小罐、长颈瓶、象棋子、粉盒、瓷算盘、笔架等。民国瓷片以民窑青花、粉彩、（图78）红釉等为主，器形也以碗、盘、杯、碟、鸟食罐、瓷塑动物、人物、仿生器等为多。 根据考古资料看，清代官窑从顺治开始延续明代官窑，历代都有烧造，一直到宣统才告结束。清官窑的遗物处理方式与明初官窑完全不同，几乎不见有完整器。江西瓷业公司可以看作是明清官窑的延续。 参考文献： 1 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 2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出版。 3 《沈刻元典章》，中华书局影印本。 4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台北世界书局。 5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排印本。 6 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排印本。 7 《明实录?太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 8 《明实录·宣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 9 《大明会典·工部十四·陶器》卷一百九十四。 10 元·陶宗仪《辍耕录》、中华书局，1969年。 11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 明·王士性《广志译》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 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本。 14 《唐英集》，辽沈书社，1991年版。 15 （美）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收藏的中国瓷器》1956年华盛顿英文版。 16 刘新园《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日）《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 17 南京博物院《南京明故宫出土洪武时期瓷器》，《文物》1976年8期。 18 （日）长谷川详子《关于中国青花釉里红瓷器（洪武详式）的考察》，《成城文艺》，1991年137号日本文。 19 刘新园 《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台湾鸿禧美术馆，1996年版。 20 李家治等《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年。 2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文物出版社版。 22 汪庆正编《青花釉里红》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97年版。 23 《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24 （美）牟复礼等《剑桥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 25 冯先铭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6 李家治等《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年。 27 刘新园《景德镇出土的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成窑遗珍》香港徐氏艺术馆1993年。 28 江建新《谈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1995年12期。 29 《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市政局1989年版。 30 北京大学、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5期。 31 余家栋《江西景德镇龙珠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9年4期）。 32 《光明日报》、《景德镇发现一批元代官窑瓷器》、1990年9月14日第一版。 33 《光明日报》、《景德镇发现大量明正统官窑瓷器》、1988年12月25日第一版。 34 《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8年。 35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黄帝的瓷器》，1995年版。 36 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成果》，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37 清朱琰《陶说》卷三，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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