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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后裔今何在？昔日馳騁西北今日安居中原
一陣字正腔圓的豫劇手機鈴聲響起，楊學景用豫東北的口音應答。如果不是事先得知，記者怎麼也無法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這個青年是近千年前雄踞西北的党項族後裔。
平原上的“党項人” 其實，我們家裏一直都知道家族是西夏的後人。這種党項族後裔的身份並不是一個秘密。 1227年，西夏王朝覆亡于蒙古大軍的無情鐵蹄之下，而党項族的後人在華夏大地上仍然不絕如縷。隨著民族融合的潮流，他們中的一支，已經成為今天漢族的一部分，生活在位於豫魯兩省交界的河南省濮陽縣柳屯鎮楊什八郎和西楊什八郎為代表的12個村子中。它們為目前我國境內找到並得到確認的西夏后人聚居地之一。這部分西夏党項族後裔，人數超過4000。不過，他們已不再是驍勇善戰的党項士兵，已變為民風淳樸的中原農民。居住于楊什八郎的楊學景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這一支姓楊的村民，都是党項遺民唐兀公的後人。唐兀是蒙古姓，在蒙語中即為“唐古特”，與“党項”有對音關係，所以學者據此認為該姓氏屬於党項族。楊家的一世祖唐兀臺歸順蒙古之後，隨大軍征服金國和南宋。唐兀臺逝于兵營，墓地不詳。二世唐兀閭馬在父親亡故時只有十歲，他也身在軍中，後來參加了攻克襄陽、樊城的關鍵戰役，立下戰功而受封。然而這位唐兀二世卻不是只愛彎弓騎射的武夫。他後來功成身退，相中了這片中原沃土，定居在楊什八郎，並且開啟了這一家族耕讀傳家的門風。至元末明初的唐兀崇喜（以下稱“楊崇喜”），已私下將姓氏改作楊。其後，該家族用楊作為姓氏。保存在當地的唐兀公碑、家譜和自楊崇喜開始編輯的《述善集》等物證經學者研究之後，他們西夏遺民的身份得到了確認。這批西夏人的後代，曾引起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不無神秘色彩。 記者隨楊學景來到他的家中，與家族相關的資料都保存在他家西面廂房中。楊學景取出曾經來調查的海內外學者的照片，還拿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白濱的西夏文書法條幅。楊氏的傳世家譜等文件保存在四個疊放在一起的綠色鐵櫃之中，櫃門上用紅色油漆涂著“唐兀楊氏全族譜書”8個楷體大字，還有小字寫著“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他一再不好意思地說，“農村的保存環境不好”。其中一個櫃子的鎖已經損壞，楊學景和記者努力了一個多小時，仍然無法把它打開。 楊氏的家譜抄本為熟宣紙本，工筆小楷抄錄，平時裝在黑色塑膠袋中，外面再套上硬紙板的文件盒。家譜抄本一共38本，分裝在17個盒子裏。楊氏的家譜還有一幅旗幟模樣的，抄在一塊長4米、寬2米的帛布上。這套家譜歷經風險而保存至今。最險的一次是抗戰時期日本軍隊入侵濮陽，楊學景的祖父帶著它們逃走，日本兵在後面放槍，好在都沒有打中，又好在前面有一條大溝，他跳進溝裏繼續跑才算逃脫並且保住了家譜。 “他們把家譜看得和自己的眼睛一樣，甚至可以說比生命都重要。”記者到濮陽縣政府文化與旅遊局走訪時，該局旅遊服務中心主任陳麗娜這樣告訴記者。 這部家譜從楊家的一世祖唐兀臺開始，一直延續至今。據楊學景介紹，現在楊家已經傳到二十八世。楊家自第九世分為9門，有些房的後人外流，與大家族失去聯絡，從此再無音信。說到這裡，他不由地流露出幾分惋惜之色，“要是不外流，這裡的楊家可能要有一萬人還多。” 2001年，楊什八郎的村民有過一次前往寧夏的“尋根之旅”。老支書楊美貴、楊學景等三人到銀川尋訪祖先的故土，留下了在西夏王陵、承天寺等處的合影。這一行他們沒有如願找到祖先的居所或者同族人。他們的結論是，祖先是草原上的牧民，找到其定居地並不容易。不過，又有學者根據楊氏傳家的《述善集》中的一篇文章推測，唐兀楊氏的故地應在今甘肅武威。 動身前往濮陽之前，記者採訪了最初研究這一支西夏人後裔的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任崇岳，希望能了解這些西夏后裔與周圍居民的區別。他告訴記者，濮陽的党項族後裔現在已經高度漢化，在外貌、習俗、語言等方面與周圍其他村民已經沒什麼區別。 抱著獲得新發現的心態，記者想在細微處找出一些党項族後裔的獨特之處。在記者的追問之下，楊學景介紹，他們與周圍漢族人不同的一個風俗是辦喪事不做告廟活動（民俗，喪禮中親友到廟裏為死者求神保祐），這可能是党項族的遺風；而此地盛傳的“喝了什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會伸伸腿兒”的民諺，就是說村民素有習武之風，這同樣可能來自党項族先人的尚武傳統。“我小時候還有人練，不過現在已經不興了。”楊學景說。 當記者問起他們的西夏后裔身份和目前的民族歸屬，楊學景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是漢族人，民族成分登記的也都是漢族。”說到被確認為党項族後人的前後變化，楊學景顯得有些淡然：“其實，我們家裏一直都知道家族是西夏的後人。”對他們來說，這種党項族後裔的身份並不是一個秘密。“別處的漢族人都說是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遷過來的，我們楊家的人不這麼說，我們知道祖籍是在寧夏賀蘭山。”雖然楊學景也喜歡涂涂寫寫，但是西夏文畢竟太複雜了，這一支西夏后人中沒有人懂得這種文字。記者發現，他們還請學者把自己的名字翻譯為西夏文寫在照片上留念。 走出楊學景家，走入這座楊姓聚居的村子，感覺不到它與周圍其他普通的中原農村有什麼顯著差別。村中街道嚴整，幾條狗在其間閒逛。一些富裕的農民蓋起了二層樓房，建起了鑲嵌瓷磚的門樓，大門往往開在院墻的東南面或者南面。瓷磚上有文字和圖案，很多是門樓上的對聯，經常出現的橫批是“家和萬事興”，寄託著普通百姓對家庭和睦、家業興旺的期望。一些院墻上還鐫刻有“泰山石敢當”這五個小字。在村中，能夠感受到淳樸的民風和相互間的禮讓，人們見面都會打招呼問候。記者到老支書楊美貴家裏時，這位正在勞動的老者放下手中的活計迎過來，並且還將院門大開，表示對來客的尊重。記者推測，這些是楊氏家族長期以來習染中原儒風、敦風化俗的結果。 麥田裏的唐兀公碑 真希望《中國社會科學報》呼籲一下加強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兩位楊姓的後人一同說著他們的期望。 證明楊什八郎等村楊氏為党項族後裔的重要物證唐兀公碑就坐落在楊什八郎村南面。記者到達時，朝陽輝映之下，早晨的白霜還沒有消融，還有些稀稀落落的樹葉挂在枝頭。金堤河大橋下的金堤河自西向東，水面不寬，河水清澈，能看到河底大團的水藻。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金堤，它如同一條帶子，與河水相伴著東西伸展。唐兀公碑就在金堤河北岸、金堤以南，緊靠著209省道，位於公路東面的一片麥田之中。整個墓區並沒有圍墻，可以隨意進入。 楊學景一年前將自己的飯店搬到河北岸，緊鄰唐兀公碑，做起了義務的“保護人”。他帶領記者踏入麥地去參觀墓區。雖然這片麥田在此有點兒“不合時宜”地“介入”了墓區，他還是儘量躲閃著不踏到麥苗。老支書楊美貴也特地來接待記者。 墓區主體為唐兀公碑。唐兀公碑面朝河而立，有重建的碑亭。碑通高3.2米，碑身為0.7米見方，下端每面浮雕鬥拱三垛，有狀如圓帽的盝頂。其盝頂蓮座鏤雕的奇特造型，現已少見。 該碑全稱為“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府百夫長唐兀公碑”， 碑文為楊崇喜的老師潘迪所撰，記述了墓主自唐兀臺至唐兀閭馬、達海、崇喜等歷代情況。該碑立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其時已經是元末，至今已有654年。 該碑經過了楊家人的生死守護，得以保存至今。一旦戰亂、水災等要來的時候，楊家人只要一聽到風聲，就會連夜將碑埋好，以防萬一。如果有人來破壞此碑，全族上下又會眾口一詞地保守秘密，說碑早已經不在了，等到危險過後再將碑挖出來重新立起，所以歷經了多次的兵亂和運動，該碑仍舊存世。唐兀公碑的最近一次沉埋是“文革”之前，而後於1983年又重見天日。唐兀公碑1986年11月被確定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又列入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碑亭後面則是六座用磚砌成墓體的墳丘，基本呈一條直線東西排布。每座墓前原都有墓碑，今都不存碑身，只有碑座。楊學景很熱情地指點給記者看上面的細雕花紋。他告訴記者，現在只有最大一座被指認為是唐兀二世的墓，其他的幾座墓主還不知曉。其中一座也曾經被盜墓賊“惦記”過，在後面留下了一個探孔。他將自己飯店移到唐兀公碑附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保護墓區文物。 唐兀公碑自從重新豎立起來之後，雖然後來碑體安裝了鋼化玻璃保護，但是畢竟風雨無情，碑上文字已經開始風化，北面的文字已有些難以辨識。“真希望《中國社會科學報》呼籲一下加強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兩位楊姓的後人一同說著他們的期望。 與他們有相同心思的是縣裏文化旅遊部門的負責人。長期負責文物保護工作的陳麗娜告訴記者，唐兀公碑是濮陽的重點保護文物。她表示，保護規劃實際上一直在考慮，計劃寫進縣裏的“十二五規劃”，希望未來五年能夠對唐兀公碑景點在保護的基礎上進行合理開發。
傳說中的楊家人
入明後楊家確實出過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楊大本，但是他的得官應該不像按照帽子進行“自選”那麼輕易。 記者在同為党項族後裔聚集村落的西楊什八郎走訪時，向在街上閒談的村民請教關於村子的歷史。中年村民指著一位有些駝背的老者，說他對這些掌故了解得很多。這位老人穿著有些陳舊的青色中山服，帶著一頂有點兒像趙本山演小品的那种經典帽子。他的牙已經不多，看得出已經閱盡了不少歲月。 老人介紹，“楊什八郎”的得名來源於一個傳說。早在唐兀氏來此之前，相傳有十八位楊姓的士兵退居此地，所以該地被稱作“楊什八郎”。唐兀家本來居住在今楊什八郎。當年，楊家的居所被河水氾濫沖毀一部分，水退後各家便在自家地裏建屋，於是分出了若干個楊姓村莊。 在元明易代之際，楊氏家族的命運可謂有驚無險。因為畢竟祖上曾給元朝服務，數代領有軍銜，新的統治者究竟會不會善待他們這些與蒙古人關係密切的少數民族，這是一個關係到家族生存的問題。楊氏不但沒有遭到受迫害的命運，反倒獲得了新朝的好感。據老人說，在燕王掃北（也就是朱棣征伐蒙古）時，楊崇喜大力支援明軍，捐獻糧草達百車。所以，楊家跟迫害沒沾邊，還獲得了功績。 關於楊家祖先和新王朝的關係，老人還講了一個有幾分離奇色彩的傳說。明朝皇帝下了詔書讓楊家派人到京裏。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兇吉禍福，最終選派了一個單身漢去，因為他沒有妻室，即使有去無回也沒什麼牽掛。誰想，是明朝皇帝因為感念楊家的貢獻，要封楊家人做官，下詔書就是要他們派人挑官做。這位面聖的楊家人撞上了好運，但他不懂官的大小，只憑著官帽花翎的好看程度來選擇。結果，他挑中了侍郎，因為這頂烏紗好看。“禮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長呢！”說到這裡，老人有點兒得意。從此，楊家有了京官，族中開始有人走上仕途，當時去京城的一路上都有楊家同族人接應照顧，族人上京，不用喝外姓人的水。但是，自從清亡進入民國以後，楊氏後人出去做官的就少了。 老人所說的“看帽子挑官”故事，自然經不住推敲考究，但也不是毫無根據。記者注意到，在楊家的家譜抄本中可以找出，入明後楊家確實出過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楊大本，但是他的得官應該不像按照帽子進行“自選”那麼輕易。 大融合中的後裔們 對於這一支遺民存在的意義，學者認為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標本，對於研究元代之後的党項族後裔情況和民族融合歷史等頗具價值。 關於濮陽的楊家如何從党項武夫變身為耕讀傳家的漢族農民，也可從《述善集》等文獻中找到脈絡。自從定居在楊什八郎，前幾世的唐兀傳人都保留了元軍的軍籍。但是，這個家族的後人逐漸與周邊其他民族通婚並且改變血統已經是大勢所趨。 對於這一支遺民存在的意義，學者認為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標本，對於研究元代之後的党項族後裔情況和民族融合歷史等頗具價值。 作為西夏學的一部分，學術界對西夏后裔的尋蹤一直沒有斷絕。不同學者根據自己的調查和找到的資料提出了諸多說法，更有李姓人證明自己為西夏皇族的後裔。除了濮陽楊氏之外，還有安徽合肥的余氏家族等被專家認定為党項族後裔。這一支的後裔，也保存著能夠證明自己民族淵源的族譜。余氏的先祖也為歸順元朝的党項族人，家族中的余闕在元末對抗起義軍的戰爭中為元“死節”，可見其對元朝的認同。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寧夏博物館吳峰雲曾到安徽考察，在合肥找到余闕的後人余章元、余國銓兩位老人，並對後人聚集點進行調查。在合肥小南門外的二里橋余氏後人余華珍、余華龍兄弟處訪得《余氏宗譜》，又在余君龍家訪得《洪濤山余氏宗譜》。據說，在合肥和安慶的余闕後人數目多達5000。不過，近年來合肥小南門外的西夏后裔已經由於各種原因逐漸離散了。正如白濱評價余姓西夏人後裔時所說，“西夏滅亡後的党項羌族在歷史變遷的長河中被融合了，由党項族姓氏改為余姓，是融入蒙古族抑或漢族，或由蒙古族而為漢族，總歸作為西夏的党項羌族是不存在了”。 記者離開楊什八郎時，在車上眺望唐兀公碑。它靜靜地矗立在碑亭中，似乎在訴說一段長達六百多年的歷史記憶。昔日橫行西北的馬上民族後裔，已變成安居於中原沃土的農民百姓。歷史的驚濤駭浪，在這裡化作了平靜的生活溪水脈脈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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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項族的來龍去脈 最初，党項族並不居住和生活在西北地區，而是生活在青藏高原東部“析支”。 其時，党項北部是吐谷渾王國，南部是吐蕃諸族等，東部是隋唐，西部是西域。 早期党項族與吐谷渾居地相接，長期依附於吐谷渾，兩個民族之間交錯雜居融合，所以又有党項出於鮮卑的說法。党項族最強大的部落是拓跋部，鮮卑族也有拓跋部。諸多線索為党項、鮮卑之間的密切關係提供了證據，也令一些學者猜測他們之間的聯繫。 經過融合的党項羌，吸納了多個民族和部落的成分，形成了一個新民族，即党項族。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党項族融合宕昌、鄧至等族，居地與青藏高原的吐蕃接壤。弭藥為党項族的自稱，松讚幹布曾娶弭藥王女為妻。唐朝初年，党項族大發展，形成了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大部落，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 党項族保持了遊牧掠奪的生產生活方式，習慣於騎射，有尚武的風俗。唐太宗李世民時利用“招撫党項，孤立吐渾”的戰略，使党項族歸附唐朝並成為牽制吐谷渾的重要力量。党項族的重要人物拓跋赤辭也受到招撫，授西戎州都督，賜皇姓李。在松州（今四川松潘）設置了32個羈縻州。 此時吐蕃崛起，党項羌的控制區又成了唐蕃之間的緩衝地帶。李世民死後，唐蕃矛盾激化。因為不甘受到吐蕃的壓迫，党項羌族跋涉幾千里，從青藏高原來到西北的黃土高原，拓跋部到了隴右慶州（今甘肅慶陽市）。靈州（今寧夏靈武市）、鹽州（今陜西定邊縣）、銀州（今陜西米脂縣西北）也都有党項族遷入。 安史之亂後，党項人先後與吐蕃和回紇等族聯合侵擾唐朝。唐代宗採用郭子儀的建議，下令將到銀州的党項族拓跋部遷到銀州以北，將野利、把利等部遷到綏州（今陜西綏德縣）、延州（今陜西延安市）等州，這是党項族的第二次大遷徙。 在1227年西夏滅國前後，部分党項人歸附了蒙古。這些党項人以其辦事能力，得到元朝統治者倚重，不少都出任官員。元代遷入內地的西夏后裔分佈廣泛，有可靠線索表明，今天的內蒙古、遼寧、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四川等地都有党項族遷入，尤以河北、河南等省最多。 除了目前有明確證據的河南濮陽楊氏、安徽合肥余氏等之外，又有學者提出其他的西夏后裔，其中較受關注的是四川的木雅人。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普查，木雅族被歸入藏族，但他們與藏族有明顯差異，有語言等方面的隔閡。木雅人到底是不是党項後裔，在學術上存在爭議。此外，還有中國西藏境內和尼泊爾王國境內的夏爾巴人為西夏后裔等說法，目前同樣缺少證據支援。（張春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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