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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党项人” 1227年，西夏王朝覆亡于蒙古大军的无情铁蹄之下，而党项族的后人在华夏大地上仍然不绝如缕。随着民族融合的潮流，他们中的一支，已经成为今天汉族的一部分，生活在位于豫鲁两省交界的河南省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和西杨什八郎为代表的12个村子中。它们为目前我国境内找到并得到确认的西夏后人聚居地之一。这部分西夏党项族后裔，人数超过4000。不过，他们已不再是骁勇善战的党项士兵，已变为民风淳朴的中原农民。 这一支姓杨的村民，都是党项遗民唐兀公的后人。唐兀是蒙古姓，在蒙语中即为“唐古特”，与“党项”有对音关系，所以学者据此认为该姓氏属于党项族。杨家的一世祖唐兀台归顺蒙古之后，随大军征服金国和南宋。唐兀台逝于兵营，墓地不详。二世唐兀闾马在父亲亡故时只有十岁，他也身在军中，后来参加了攻克襄阳、樊城的关键战役，立下战功而受封。然而这位唐兀二世却不是只爱弯弓骑射的武夫。他后来功成身退，相中了这片中原沃土，定居在杨什八郎，并且开启了这一家族耕读传家的门风。至元末明初的唐兀崇喜（以下称“杨崇喜”），已将姓氏改作杨。其后，该家族用杨作为姓氏。保存在当地的唐兀公碑、家谱和自杨崇喜开始编辑的《述善集》等物证经学者研究之后，他们西夏遗民的身份得到了确认。这批西夏人的后代，曾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不无神秘色彩。 杨氏的家谱抄本为熟宣纸本，工笔小楷抄录，平时装在黑色塑料袋中，外面再套上硬纸板的文件盒。家谱抄本一共38本，分装在17个盒子里。杨氏的家谱还有一幅旗帜模样的，抄在一块长4米、宽2米的帛布上。 2001年，杨什八郎的村民有过一次前往宁夏的“寻根之旅”。老支书杨美贵、杨学景等三人到银川寻访祖先的故土，留下了在西夏王陵、承天寺等处的合影。这一行他们没有如愿找到祖先的居所或者同族人。他们的结论是，祖先是草原上的牧民，找到其定居地并不容易。不过，又有学者根据杨氏传家的《述善集》中的一篇文章推测，唐兀杨氏的故地应在今甘肃武威。濮阳的党项族后裔现在已经高度汉化，在外貌、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周围其他村民已经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们与周围汉族人有不同的一个风俗是办丧事不做告庙活动（民俗，丧礼中亲友到庙里为死者求神保佑），这可能是党项族的遗风；而此地盛传的“喝了什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会伸伸腿儿”的民谚，就是说村民素有习武之风，这同样可能来自党项族先人的尚武传统。 麦田里的唐兀公碑 朝阳辉映之下，早晨的白霜还没有消融，还有些稀稀落落的树叶挂在枝头。金堤河大桥下的金堤河自西向东，水面不宽，河水清澈，能看到河底大团的水藻。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金堤，它如同一条带子，与河水相伴着东西伸展。唐兀公碑就在金堤河北岸、金堤以南，位于公路东面的一片麦田之中。整个墓区并没有围墙，可以随意进入。墓区主体为唐兀公碑。唐兀公碑面朝河而立，有重建的碑亭。碑通高3.2米，碑身为0.7米见方，下端每面浮雕斗拱三垛，有状如圆帽的盝顶。其盝顶莲座镂雕的奇特造型，现已少见。 该碑全称为“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碑文为杨崇喜的老师潘迪所撰，记述了墓主自唐兀台至唐兀闾马、达海、崇喜等历代情况。该碑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其时已经是元末，至今已有654年。该碑经过了杨家人的生死守护，得以保存至今。一旦战乱、水灾等要来的时候，杨家人只要一听到风声，就会连夜将碑埋好，以防万一。如果有人来破坏此碑，全族上下又会众口一词地保守秘密，说碑早已经不在了，等到危险过后再将碑挖出来重新立起，所以历经了多次的兵乱和运动，该碑仍旧存世。唐兀公碑的最近一次沉埋是“文革”之前，而后于1983年又重见天日。唐兀公碑1986年11月被确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碑亭后面则是六座用砖砌成墓体的坟丘，基本呈一条直线东西排布。每座墓前原都有墓碑，今都不存碑身，只有碑座。现在只有最大一座被指认为是唐兀二世的墓，其他的几座墓主还不知晓。
传说中的杨家人 “杨什八郎”的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早在唐兀氏来此之前，相传有十八位杨姓的士兵退居此地，所以该地被称作“杨什八郎”。唐兀家本来居住在今杨什八郎。当年，杨家的居所被河水泛滥冲毁一部分，水退后各家便在自家地里建屋，于是分出了若干个杨姓村庄。 在元明易代之际，杨氏家族的命运可谓有惊无险。因为毕竟祖上曾给元朝服务，数代领有军衔，新的统治者究竟会不会善待他们这些与蒙古人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关系到家族生存的问题。杨氏不但没有遭到受迫害的命运，反倒获得了新朝的好感。据老人说，在燕王扫北（也就是朱棣征伐蒙古）时，杨崇喜大力支持明军，捐献粮草达百车。所以，杨家跟迫害没沾边，还获得了功绩。关于杨家祖先和新王朝的关系，老人还讲了一个有几分离奇色彩的传说。明朝皇帝下了诏书让杨家派人到京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凶吉祸福，最终选派了一个单身汉去，因为他没有妻室，即使有去无回也没什么牵挂。谁想，是明朝皇帝因为感念杨家的贡献，要封杨家人做官，下诏书就是要他们派人挑官做。这位面圣的杨家人撞上了好运，但他不懂官的大小，只凭着官帽花翎的好看程度来选择。结果，他挑中了侍郎，因为这顶乌纱好看。从此，杨家有了京官，族中开始有人走上仕途，当时去京城的一路上都有杨家同族人接应照顾，族人上京，不用喝外姓人的水。但是，自从清亡进入民国以后，杨氏后人出去做官的就少了。在杨家的家谱抄本中可以找出，入明后杨家确实出过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杨大本，但是他的得官应该不像按照帽子进行“自选”那么轻易。 大融合中的后裔们 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关于濮阳的杨家如何从党项武夫变身为耕读传家的汉族农民，也可从《述善集》等文献中找到脉络。自从定居在杨什八郎，前几世的唐兀传人都保留了元军的军籍。但是，这个家族的后人逐渐与周边其他民族通婚并且改变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作为西夏学的一部分，学术界对西夏后裔的寻踪一直没有断绝。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找到的资料提出了诸多说法，更有李姓人证明自己为西夏皇族的后裔。除了濮阳杨氏之外，还有安徽合肥的余氏家族等被专家认定为党项族后裔。这一支的后裔，也保存着能够证明自己民族渊源的族谱。余氏的先祖也为归顺元朝的党项族人，家族中的余阙在元末对抗起义军的战争中为元“死节”，可见其对元朝的认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宁夏博物馆吴峰云曾到安徽考察，在合肥找到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两位老人，并对后人聚集点进行调查。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余氏后人余华珍、余华龙兄弟处访得《余氏宗谱》，又在余君龙家访得《洪涛山余氏宗谱》。据说，在合肥和安庆的余阙后人数目多达5000。不过，近年来合肥小南门外的西夏后裔已经由于各种原因逐渐离散了。正如白滨评价余姓西夏人后裔时所说，“西夏灭亡后的党项羌族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被融合了，由党项族姓氏改为余姓，是融入蒙古族抑或汉族，或由蒙古族而为汉族，总归作为西夏的党项羌族是不存在了”。
党项族的来龙去脉 最初，党项族并不居住和生活在西北地区，而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析支”。其时，党项北部是吐谷浑王国，南部是吐蕃诸族等，东部是隋唐，西部是西域。 早期党项族与吐谷浑居地相接，长期依附于吐谷浑，两个民族之间交错杂居融合，所以又有党项出于鲜卑的说法。党项族最强大的部落是拓跋部，鲜卑族也有拓跋部。诸多线索为党项、鲜卑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证据，也令一些学者猜测他们之间的联系。经过融合的党项羌，吸纳了多个民族和部落的成分，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即党项族。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党项族融合宕昌、邓至等族，居地与青藏高原的吐蕃接壤。弭药为党项族的自称，松赞干布曾娶弭药王女为妻。
唐朝初年，党项族大发展，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大部落，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党项族保持了游牧掠夺的生产生活方式，习惯于骑射，有尚武的风俗。唐太宗李世民时利用“招抚党项，孤立吐浑”的战略，使党项族归附唐朝并成为牵制吐谷浑的重要力量。党项族的重要人物拓跋赤辞也受到招抚，授西戎州都督，赐皇姓李。在松州（今四川松潘）设置了32个羁縻州。此时吐蕃崛起，党项羌的控制区又成了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李世民死后，唐蕃矛盾激化。因为不甘受到吐蕃的压迫，党项羌族跋涉几千里，从青藏高原来到西北的黄土高原，拓跋部到了陇右庆州（今甘肃庆阳市）。灵州（今宁夏灵武市）、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也都有党项族迁入。安史之乱后，党项人先后与吐蕃和回纥等族联合侵扰唐朝。唐代宗采用郭子仪的建议，下令将到银州的党项族拓跋部迁到银州以北，将野利、把利等部迁到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州，这是党项族的第二次大迁徙。在1227年西夏灭国前后，部分党项人归附了蒙古。这些党项人以其办事能力，得到元朝统治者倚重，不少都出任官员。元代迁入内陆的西夏后裔分布广泛，有可靠线索表明，今天的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地都有党项族迁入，尤以河北、河南等省最多。除了目前有明确证据的河南濮阳杨氏、安徽合肥余氏等之外，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西夏后裔，其中较受关注的是四川的木雅人。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普查，木雅族被归入藏族，但他们与藏族有明显差异，有语言等方面的隔阂。木雅人到底是不是党项后裔，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此外，还有中国西藏境内和尼泊尔王国境内的夏尔巴人为西夏后裔等说法，目前同样缺少证据支持。（季也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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