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
来源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另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
发展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猎以供食，不知稼墙"。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天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党项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党项诸姓部落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称为党项八部。其中拓跋氏先世本出自鲜卑族拓跋部，后成为党项诸部中的一部，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次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开皇十六年（596）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他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唐朝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九年（635），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 。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亦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被迫请求内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
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由于发生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族联合对唐的进攻，唐延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建议，把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从此，迁居在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落；迁居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平夏部落。其时还有部分党项羌人一度东进到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内迁后的党项羌由于其定居的陕北、河套一带，秦汉以来已是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的地区，党项羌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密切的交往，生产力发展很快。党项羌从这时起，进入阶级社会。 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四州，无静州）。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衽羁縻统治。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棒，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建立政权 西夏介绍
西夏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
【西夏的起源及建立】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08年2月29日新华社：考古人员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一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这座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用了大段文字记述拓跋部李氏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拓跋部李氏家族是“后搬到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这又一次把党项拓跋部和鲜卑拓跋联系在了一起.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的疆域】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
【西夏的经济】
西夏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西夏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西夏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西夏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西夏的文化】
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大庆二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
党项族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通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到西夏建国时，农业生产已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西夏政治史】
西夏初期及中期
西夏建国后采取联辽抗宋的战略不断入侵宋边境。夏宋之间的战争一直到1044年才平息。宋承认夏的割据地位，夏对宋称臣。另外宋每年“赐”夏若干财物。但同年夏与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夏取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氏幽禁。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干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干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干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干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
金灭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干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依附金的政策，开始依附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1205年蒙古就开始进攻西夏。至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次年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尽管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不料机密泄露，1224年蒙古攻克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按照成吉思汗遗嘱被杀，党项族也被灭族。西夏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帝王谱】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1004-1048） 1038年称帝，在位11年。父李德明，西平王。李元昊袭位后，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他接受宋的先进文化，由根据党项的民族特点确立了一套政治军事制度。李元昊与辽，宋之间进行了一些战争，取得胜利，形成宋，辽，夏鼎立局面。晚年，肆意诛杀，纵情享乐，强夺太子宁凌噶妻为后，被宁凌噶刺死。死于1048年，时年45岁。
毅宗昭英皇帝李谅祚（1047-1067） 1048年即位，在位20年 。景宗长子。即位时才1岁，由其母掌握朝政。亲政后，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他连年对宋用兵，攻掠临近州县。先后收降吐蕃首领瞎毡的儿子木征和青唐吐蕃部。后注意修好与辽、宋关系。于1067年病死，时年21岁。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1060-1086） 1067年即位，在位20年 。毅宗长子，即位时8岁。死于1086年，时年26岁。
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084-1139） 1086年即位，在位54年 。惠宗长子，即位时3岁。亲政后，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辽被金灭后，又联金抗宋。死于1139年，时年56岁。
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1124-1193） 1139年即位，在位55年。崇宗长子。仁宗指定《新法》，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科举制，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封建制在西夏确立了。仁宗时是西夏的鼎盛时期。仁宗死于1193年，时年70岁。
桓宗昭简皇帝李纯佑（1177-1206） 1193年即位，在位13年。仁宗长子。以附金和宋为国策。1205年，铁木真开始进军西夏，1206年，桓宗暴卒，时年30岁。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1169-1211） 1206年即位，在位6年。崇宗孙，仁宗侄，父李仁友。在位6年，被齐王李遵顼废，同年死，时年43岁。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顼（1162-1226） （1211-1223）年在位，在位13年 。齐王李彦宗子，博览群书，1203年西夏状元，后统领西夏军事，1211年，废襄宗自立。他是以状元当皇帝，在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后，与蒙古，宋战争屡败，1223年，神宗退位，死于1226年，时年65岁。
献宗李德旺（1181-1226） 1223年即位，在位4年。神宗次子。即位后，抗拒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连失数城，献宗惊死，时年46岁。
夏末帝李睍（生年不详-1227）1226年即位，在位1年。献宗侄。即位仅后1年，西夏被蒙古所亡，末帝投降被杀。西夏亡。
后裔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 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陆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生活与生产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达300多年之久（从拓跋思恭算起），自然形成其独特的民族习俗。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很多，由于史料很少，仅从出土文物和保存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考察西夏党项族的一些生活习俗。
西夏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代诗人马祖掌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西夏党项族从皇帝、贵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军队出征前，卜卦问吉凶。另外，他们拿一只羊，先对羊焚香，喂以粮食，摇摇羊头，然后把羊宰杀，剖开腹，看羊肠胃贯通，则表示出师顺利，将凯旋而归。如羊肠胃里积有血，则表示出师不利，要推迟出兵时间。还有“种以箭敲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判断敌人到什么地方，交兵是胜或负。西夏国尊崇孔子，尊其为文宣帝、学儒家。
西夏党项族有秃发习俗，西夏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全国统一秃发，从他自己开始，如果谁不秃发，就要严惩。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西夏秃发的社会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