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 || 西夏元昊家族源流史

2017-10-16  可持续学...

2008年初,中国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了一处西夏皇族族人的墓地群,时间跨度从五代直至北宋初年。

特别重要的是:墓地群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则用大段文字记述了西夏王朝(1038年—1227年)皇室家族李氏家族的起源,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意思是“(党项皇族)系客居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唐朝由盛而衰,虽仍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但在中原地区,节度使尾大不掉,几成诸侯割据;边陲各羁縻少数族群则趁机崛起。

党项人在这个时期开启了振兴之路,经过数百年累积,终于在十一世纪建立了西夏王朝,曾先后与辽、北宋、金以及南宋、金、西辽、蒙古等形成鼎立对峙之势。

西夏政权统治阶级主体是以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为代表的皇族,其最初自称姓拓跋,唐代以军功被赐姓“李”,北宋时被赐姓“赵”,元昊建元称帝后改姓“嵬名”。通常,人们一般将元昊称为“李元昊”,将其皇族称为“李氏”。


党项人的源流和组成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鲜明特点。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西夏皇族的族源究竟来自哪里?

一般认为,党项人总体出自党项羌,系羌人的一种。

羌人析出西戎或西羌种落繁多,但因地域辽阔和地形地势复杂而高度分散、各自为战,长期以来并未形成像汉人那样具有强烈共同心理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

有趣的是:西夏皇族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鲜卑拓跋氏,鲜卑人是北狄系统中东胡的后裔,源出大兴安岭北段,因而西夏皇族与所统领的党项羌人并非同源。

早在西夏立国(1038年)之前200年的中晚唐时期,就有一则很重要的信息见诸于史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唐玄宗)开元(年间)后,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拓跋守寂之)孙(拓跋)乾晖银州刺史,侄(拓跋)澄岘(音“xian”)今任银州刺史”(见《元和姓纂》卷十“拓跋”条)。

上述提到的东北蕃,就是鲜卑。

西夏王朝的开创者元昊在上书北宋朝廷时,也明明白白地讲道:“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指拓跋部创建的北魏,言后者,是区别三国时期的曹魏)之初基”。

在这段文字中,关键词是“帝胄”和“东晋之末”,也就是指向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

在《辽史·西夏外纪》中也有记载:“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指赫连勃勃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大夏国”)也”。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中原后,在少数民族中文化最为发达、最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鲜卑人,除了在中原先后建立多个割据政权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鲜卑人东北迁徙到西部,成为当地各种羌人部落的领导阶层,并随之生成了一些新的部落联盟,诸如慕容部与烧当羌人结合,形成了曾称霸一时的吐谷浑人;秃发部与发羌人结合,形成了与唐朝争雄的吐蕃人;拓跋部与党项羌人结合,形成了党项人。

其中,除了秃发氏与发羌人结合后,不再有鲜卑特征外,在吐谷浑和党项中,作为领袖阶层的鲜卑人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鲜卑色彩,如吐谷浑族名的来源就是根据早期鲜卑籍首领慕容吐谷浑的名字得来的,而且这个名字得到了吐谷浑人内外的高度认可,并屡屡见于史册。


党项人的族名虽然来自土著羌人部落的名称,与鲜卑人并无关联,但作为其世袭权贵家族的李氏(拓跋氏),则显然保留着鲜明的鲜卑人记忆。

早年,党项人中共有八个氏族为著,拓跋氏是其中之一。

而在乱世中,能够成功且有谋略地将互不统属的党项人团结起来,直至最后建立边疆民族政权,则非具有高度政治头脑的鲜卑系拓跋氏不可。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基本推断——李氏(拓跋氏)与其领率的党项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不同于其他民族间的互相融合,到达党项羌部落联盟中间的鲜卑拓跋氏,一定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慕容部在来到烧当羌人中间时,其人数即使没有优势,也一定为数不少,因此,后来的族群名称都被带有强烈的鲜卑人印迹)。

鲜卑人,至少是参与党项人组成的这部分拓跋鲜卑人,在人种、语言、生产生活方式上,与土著的党项羌人没有太大不同(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是基于文化融合),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鲜卑属于我国古代东胡系统的一支,与属于西戎的羌系地隔上千公里,但是都是炎黄子孙,文化相近,血脉相通。

在西夏正式建国之前,李氏(拓跋氏)在传承上,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其“先进性”特点,即一般都是汉式或封建社会的“父亡子继”模式(当然,少数是因为篡权需要或子幼,而由兄弟“接班”),这一点也是鲜卑人祖先较早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遗传使然,完全不同于尚处在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党项羌人“兄终弟及”的特征。

李氏(拓跋氏)的鲜卑特征,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李继捧嗣位后,上表宋廷表示感谢,太宗特命赏赐他上好的茶叶百余斤和上好的酒酿十石。

受宠若惊的李继捧,连忙准备了最高层次的礼物——白鹮回敬太宗。

白鹮,又叫“海东青”,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和北亚地区,是东胡系统民族的珍爱之物,是鲜卑、女真等生活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地区渔猎民族的好帮手,在当时党项人生活的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但并不多见,在羌人眼里,也就是一般的大鸟而已。

然而,将白鹮作为至高无上的礼物呈送皇帝,显然表达了李氏(拓跋氏)的激动之情与民族记忆。

北宋和李氏(拓跋氏),对后者非羌人也有着共同的认知——突出表现在都把作为统治者的历史(拓跋氏),同其治下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

如北宋太宗在接见李继捧时,“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李继捧)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分显然,如果李氏(拓跋氏)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思想认识和说法。 

当代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不断证明这这一点,即带领党项人建立西夏的李氏(拓跋氏)家族是鲜卑人的后裔。

由此可见,后来建立西夏王朝者,其统治阶级家族是跋山涉水、来自中国大东北的鲜卑人后裔,而其所统领的党项人,则是包含了诸羌人、汉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回鹘人、阻卜人等众多族群的民族融合共同体。

   



(封面图片为党项人崛起之地——曾经的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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