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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建民
鲁迅在提及封建的遗老遗少曾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句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几千年对待男女私情的态度表达的酣畅淋漓。平日里之乎者也的都是孔孟思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凡是和礼教不合的都直接屏蔽掉。然而说、看、听都还有人可以监督，可人要是嘴上不说，别人讲起他也一副厌恶的表情，看见了摇摇头说有伤风化之类的话，转身后钻进被窝里自己在那儿琢磨的蠢蠢欲动，这就成君子了！
还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作文，感情色彩要求必须是积极向上，当时尚小，虽说有点少年情怀但也不是会划归到消极情绪的序列里的，于是我们那一代的文章写得千篇一律，最高水准可能就是杨朔类型的散文了。剩下的都是清汤寡水的叙事，不疼不痒的感叹，众口一词的赞美。那时候要是翻出我们的作文本，除了字迹不同，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很明显的站在同一片蓝天下长大的孩子！ 可是生活不仅仅是积极向上的色彩，虽然我们都希望每天乐呵呵的像个傻子一样，可希望和现实是两码事。你希望北京的冬天温暖如春还是北风凌冽跟北京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问题就是文章要求写真情实感，还要求积极向上，最后很多有负面情感的人只能憋在那里说假话。中国人说假话，说废话，说大话的能力就是从这里启蒙，慢慢培养出来的。 现在姜文拍电影，主角们说了几句晦涩的笑话，很多人就按捺不住了，大概是冠冕堂皇的话说得太久，听见真话就觉得刺耳，又要以反三俗的名义把这股势力打压下去吧。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丧失了很多权利，现在我们连俗的权利都快没了。 电影算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让子弹飞》讲得是四川袍哥这样的帮会组织成员，在时下讲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民国时期的土匪，江洋大盗、骗子大家轮流登台唱戏，这不是西装革领出来演奏的交响乐，也不是正襟危坐的名牌教授做演讲，这是江湖上别着脑袋在腰里的混世魔王们在搏杀，你希望他们之间相互能有多礼貌？难倒让姜文上来先给人做个揖，让周润发出来给大家鞠个躬，然后葛优出来说大家看电影的都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吧？这样倒显得礼貌了，可电影还有的看吗？ 《蜗居》在去年热播的时候就曾因为很露骨的台词而被弹压，我们在此不论该剧如何，但从其热播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俗人”，没有谁是一尘不染的观世音菩萨。电视剧中反映的男女之间过热的情话我们只因为出现在电视上而让人听的面红耳赤，如果是在私下的耳语，则多是甜蜜之情。 电影不同于电视剧的一方面就是他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留给演员塑造形象、展示性格的空间都很小，他不能像电视剧般让你看到十几集才明白一个人的性格如何（除非是设悬念），他必须的浓缩的时间里做集中的展现。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国产电影始终做不好的原因，很多导演把电影当成电视剧牌，结果时间不够，故事讲的有头没尾，或者有尾没头，有的干脆没头没尾。 姜文的《让子弹飞》起码做到了讲述了一个完整而吸引人的故事，这和演员们用语言和行动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密不可分的。骗子需要表现出来的精明，强盗表现出来的霸气等那不是拖沓繁冗的台词能表现的，往往就是在举手投足，几句言语之间。这是一部男人的戏，如果说没有了“性”元素，肯定会有女人说男人们在假清高，有男人说姜文不了解自己的同类。这部电影之所以获得好的口碑，赢得好的反响，和这些被斥为“下流低级”的台词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是这些组成了完整的生活，满口的之乎者也、诗书礼仪，那是残缺的。一部电影如果只表现真善美的力量，那和宗教宣传片有什么区别呢？ 至于“血腥和暴力”，有人还说需要提示一下，自己看的反胃？这应该怎么提示？由谁来提示？国家没有电影分级制度，难道让电影人自己站出来提示观众小心口味过重？或许在一部分人看起来血腥的场面，其他人却觉得稀松平常，最后买了票冲着“血腥暴力”而去的观众讪讪的骂导演净是危言耸听，骗人买票，而很多观众还没看电影就被血腥暴力吓得退避三舍。这样的结果谁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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