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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江西盛产宰相之谜

 zqbxi 2010-12-24
宋朝江西曾出50位宰辅大臣父子和兄弟同为相者比比皆是

  从先秦到清王朝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宰相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核心环节,文能安邦,武能定国。

  自古不乏经邦治国之材的江西,文韬武略之士比肩而立,历史上共有114名宰辅大臣,在宋、明、清三朝人数上达到颠峰,其中光是宋代就有50位宰辅大臣,明朝也有31位。不过,宰相在历史舞台上一直是种特殊职业,向上一步是皇帝,向下一步是百官庶民,114人之中有多少是良臣贤相,又有哪些是权臣奸相?本期探索江西采访了《江西宰相传》作者李天白,解读江西历史上的宰相。

  1、宋朝时江西宰辅多达50人

  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很早,而且复杂多变,并且一直在演变,“中国古代共有2146名辅政大臣。”今年 84岁高龄的李天白老人说,“出自江西的宰相人数众多,在其中扮演了不可缺失的角色。”

  即使是在今日,江西宰相之多也足以令后人称奇。2003年,江西泰和县首名状元、明代内阁重臣陈循之墓被找到时,今人回过头来猛然发现,其墓与明代大学士杨士奇之墓仅一山之隔。陈循系泰和县南察人,为泰和县首名状元,是继明朝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之后,这个县又一位相当于正宰相职务的内阁重臣,为政42载,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五代,被称为“五朝壮老”。

  隔山安“睡”两宰相,这在江南都不多见。

  李天白老人对先秦至清末期间的江西宰相,作了细致调查与统计,他说:“中国古代共有2146名宰辅大臣,江西就有114名,占其中5.3%。”根据他的统计,其中东汉一人,西晋一人,南朝二人,唐朝七人,五代九人,宋朝五十人,元朝二人,明朝三十一人,清朝十一人。宋代宰执大臣485人,江西就有50人,占10.3%,也就是说一百个宰相中就有十个是江西人。

  “如果按照现在江西各地市的行政区域划分,出宰相最多的是吉安地区。”李天白说,南昌市有十七人,九江市有十二人,新余市五人,景德镇市六人,鹰潭市二人,吉安市二十二人,抚州市十九人,上饶市十七人,宜春地区八人,赣州地区五人。

  他提到,东汉时期的刘陵是豫章艾邑人,艾邑当时管辖今铜鼓、修水、武陵、永修、奉新等地,应该列为当今的九江地区,而刘陵也是江西官至宰相之职的第一人。从他们入相时候的年龄来看,三十岁至三十九岁的有九人,其中入相最年轻的,是唐代高安人钟傅,三十岁就为中书令;明代胡广入相时三十二岁,解缙、彭时三十三岁时,就被诏令入阁参与机务,尤其是彭时,考取状元的第二年,就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被诏入阁辅政,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此外,宋代有陈恕、陈执中的父子宰相,兄弟为相的有王安石、王安礼,还有洪遵、洪适、明代的彭时、彭华,都令后人称道。

  2、不乏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者

  公元710年6月21日,在平息了一场危及李唐王朝生存的“韦氏宫延之乱”之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唐睿宗李旦,五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给在平乱斗争中功勋卓著的钟绍京,封中书令、越国公、享一品。比后来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封中书令的广东曲江人张九龄早24年,所以史称钟绍京为“江南第一宰相”。

  钟绍京是兴国人,他不仅位极人臣,同样是位著名书法家。他是钟繇的十七世孙,钟繇是中国早期的大书法家,一代宗师。钟绍京在唐代也是著名书法家,尤精小楷,堪称一绝。历史上把钟姓这两个著名书法家,钟繇称“大钟”,钟绍京称“ 小钟”。时至今日,人们还能在安远县长沙乡看到一座钟绍京的纪念宗祠,这是钟绍京迁居安远的子孙按照朝廷旨意,为纪念先祖所建。

  李天白老人对这114名宰辅大臣的生平作了详细了解:“他们大多是出类拔萃的,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被后人景仰。”他说,众所周知的有王安石、文天祥、解缙等人,堪陈宰辅大臣中的代表。

  曾任北宋枢密副使的王韶,还是一名军事家。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向神宗提出平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今甘肃和青海)。他的战略方针,一改宋朝至范仲淹以来奉行的防守战略,第一次采取了攻势作战,夺回了甘肃和青海大部分地区,对西夏形成了战略包围,宋与西夏的百年战争形势从此宋帝国彻底占有了上风,另外河、湟之地自从唐朝中叶丢失后数百年里中原帝国都无法收回,王韶再一次将华夏的旗帜插上了这片土地,其功绩配的上中华名将的称号。

  当然,有声名显赫的,也就有默默无名的,“114人当中也有一些是平庸之辈,按部就班,也有一些任职时间很短,才华没有得到发挥的,甚至还有名声不好的奸相。”他说。

  3、宰相级别的钱币学家

  不容埋没的是,这些宰辅大臣中还有具备其他方面才能的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李天白提到,对后世形成较大影响力的,有宋代洪遵,“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卒谥文安。是著名的钱币学家,对医学也有研究。”

  中国的钱币学源远流长,但古代钱币学专著大多失传。公元1149年,洪遵30岁时写成《泉志》,保留下不少上自南朝、下到北宋人的钱学论说和见闻记录。这是一部考疑征信、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堪称中国钱币学的经典著作。该书体例严谨,文字精练,考订审慎,引文均注明详细出处,论说均经深思熟虑。其对先秦货币之断代等问题有独到见解,对后世钱币学之研究影响巨大。

  此外,清代的戴均元于乾隆四十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由此入仕,一生任职较多,后至军机大臣,太子少保,太子太师,位极人臣。“他还是一名水利专家,参总理内务府工程事务,主持堵合黄河、运河决口和多处大型水利的修复。

  南宋马廷鸾历任池州教授、太学录、秘书省正字等官职,咸淳五年出任右丞相。马廷鸾为官清正,敢于奸臣作斗争,曾冒罢官之险,上书弹劾把持朝政的宰相丁大全之罪行,进谏罢免庸臣董宋臣、朱熠之流的官职。他的义举受到群众的推崇,得到皇帝的重视,因此而被拜为宰相,“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儿子马端临完成巨著《文献通考》,成为史学家。”李天白认为,这是与马廷鸾的教育分不开的。

  4、江西盛产宰相秘密所在

  对这份古代江西宰相的人数统计中,宋代就有50位宰辅大臣,其数量之多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不仅如此,李天白发现,根据〈江西通志〉,宋代江西各县的进士就有5442名,占全省历代进士人数比例的一半。

  找到这个独特现象的原因,也就探求了江西人才辈出的秘密所在。李天白认为,其首要原因是江西的经济日益繁荣,他举例说:“宋朝每年从东南漕运粮食定额为六百万石,其中江南西道在北宋时期定额为一百二十万石,南宋时约为二百万石,分别占总额的1/5和1/3。”当时的茶叶、手工业也发展飞快,南宋绍兴末年,诸路合计课税1781万斤,其中江西地区就占463万多斤,居全国第一位,这个时期的陶瓷、矿冶、造船、纺织在全国都占领先地位。

  毋庸置疑的是,发达的经济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昌盛。江西在唐朝时读书风气兴盛,在庐山就出现了以私人讲学的机构,重视教育。从现有的资料上看,江州浔阳县(今江西省德安县东桥乡)陈崇家族办的东佳书堂,是最早的私家书院。陈氏家族立有“书屋”和“书堂”,书屋设在家族住宅区的西边,教童蒙识字读书,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儿童7岁入学,15岁出学,有出众才能的入东佳书堂。陈氏的教育机构当中,既有属于启蒙性质的家塾——书屋,又有高于启蒙水平的书堂。正是江西浓厚的兴学之风,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对教育十分看重,这才为日后江西人才辈出奠定了基础。

  李天白举例说:“王安石曾就读于宜黄鹿冈书院,马廷鸾、江万里、文天祥都在书院得到了即使培养。”有许多人得到书院熏陶功成名就后,也在家乡办起书院,亲自为士人授课讲学,乐安县董德元、弋阳陈康伯、余干赵汝愚、都昌江万里、乐平马廷鸾都在家乡办起了学院,为家乡的子弟提供了比较优良的读书场所,大力办学的风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就是江西人才辈出的直接原因。

  延伸阅读:

  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在古代所有的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多,这是由于君主既需要宰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权力的缘故。

  秦朝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有时分设左右,以右为上,称为“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宰相职务的称为“中丞相”。

  汉朝与秦朝相仿,只是如果称为相国的话地位更高一些,并以御史大夫为副职。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都是宰相。唐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唐高宗后,只有加“ 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

  宋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以参知政事为副。从汉至唐,皇帝待宰相之礼,逐渐降级,至宋太祖废“坐论”之礼,使宰相地位大降。

  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再下为平章政事,副职为左右丞及参知政事。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政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阁职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居首者为首辅。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清习惯上都称授大学士为拜相,但无正式宰相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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