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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大法（中篇） 一、绝对真理 世间真理都是相对的，仅在一定范围或一定时空内正确，离开了特定范围时空就不适用了。有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环境时空任何范围，“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呢？ 有。 《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里说的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也可称之为良知之道。这是世出世间的至高原则和真理。对这一真理认识不够，思想的精妙度、含金量就会受到影响。世间任何思想、学说、信仰、体系、主义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理就成歪理，学就成邪说，教就成邪教。例如，科学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走向科学主义，轻者出偏有害，重则造恶犯罪；政治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变成苛政乃至暴政。 为政以德，德为政本。人类内在道德良知会显现为某些外在道德规范，某些道德规范进一步硬化----制度化及法律化，就形成良制良法。现当代的中囯政治，对良知原则往往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全面违悖。 大良知学真理度之高是空前的，良知复兴运动的开展乃是时代的呼唤。有东海儒者提出“良知风暴”一词。现在是到了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掀起一场良知风暴的时候了。 二、至高至“大” 东海从本性本体层面说良知。儒家证得的道体（即性体）是“天行健”、生生不息的。佛家所悟不生不灭、寂然不动，道家所得虚极静笃、玄然无为，两派对性体的证悟都不全面。唯儒家道体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既“无为”又“无不为”。 相比印度佛教，对于性体的生生大德，禅宗的认识相当深入。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叫“婆子烧庵”： 有个婆子供养着一个和尚，大概有二十年。婆子想检验一下和尚的修行，于是经常叫一个年青的女子送饭服侍他。一天，婆子令女子抱住和尚问：“现在感觉如何？”和尚推开女子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把和尚的举动与言语讲给婆子听。婆子说.：“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于是赶走和尚，烧了庵棚。 用佛教小乘及道家的标准衡量，修到如此境界，高得很了，何俗之有？但在禅家， 道（自性）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生”气的。枯木寒岩无暖气，非真禅真道也。 六祖慧能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与限于“不生不灭”的佛教诸派，“自性能生万法”的证悟就进了一步，深了一层。 不过，如此表述和解悟仍不够精确。“自性不生”是“无为”，“自性能生”是“无不为”。禅宗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虽讲体用一如，难免重体轻用，仍有割裂之嫌。纯“无为”之体，不可能产生“无不为”之用，或更严格地说：无为与无不为是性体的两种性能德用，两面一体，不可分为体用。与良知大法相比，不论义理、“事相”和作用，禅家的健德“生”机究嫌不足。 例如，禅师们知道“触目菩提”，触到政治却不“菩提”了；知道“神通及妙用，挑水与担柴”，却不知“神通及妙用，民主与科学”。（科学开发制度建设，无非自性本体之妙用也。当然了，不问政治不重科研，正是出世法的特点，禅宗本质上仍然是出世的，不宜深责和苛求。这里仅作事实判断。） 还有怎样对待欲望的问题。欲望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是人生追求创造的“发动机”和成德成圣的原动力。欲望发而中节便是善心善行，逾分过度，才成为恶。对待欲望，关键在于怎样节制、引导、转化、升华，而不能加以禁止和灭绝，那是违反人性天道的。熊师十力批佛教有反人生倾向，法眼独具。 在古今儒家中，东海良知学的真理度也特别高大。比如，仁性良知兼备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阳明学能够重点把握其道德精神，公羊家能够高度领会其制度精神（仁性良知，同义复词，仁分内圣外王，公羊家为外王学），但两派对蕴含其中的科学精神都认识不足，对良知的把握就不够透彻圆满。 三、不二法门 本体本性是不二法门，是超越相对、差别的绝对。在现象层面，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理与欲、静与动、知与行、自与他等等有别，在本体层面，它们则不分彼此、完全一致。 尽管不够全面和透彻，传统儒佛道三家毕竟对本性本体都有相当认识，都是颇得人生宇宙“真谛”的，其余古今中外所有学说体系在这个问题大多茫茫然，即使局部正确，不过“俗谛”而已，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识根本，古代法家和亚西方马家更是错误。 更多学说则象诸瞎子摸象，摸到了局部。例如，本体非心非物而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虽都大偏，毕竟各有所见。 一些读者以为良知主义是唯心论，严重误会。如果改称“唯本心论”就对了。佛教也是“唯本心论”，“三界唯心”的心，指的就是本心。内而意识心，外而色身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以本心为依据，都是本心的显化。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说的更直接：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这个本心，“级别”与道家那个生天生地生人的“太极”等。庄子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说的“一”，指的就是“道”，也就是太极。（后人于“太极”之上另造“无极”一词，叠床架屋，多此一举。）天地与我并生，意谓天地与我并为“太极”所“生”。 又如，利己利他，都是良知的作用，两者同出一体不可割裂。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各抓住一点“主义”之，前者“过”了，后者“不及”，虽性质不同，出偏则同（详见拙文《利已主义批判》）。又如，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习性层面，不识本性。不过性恶论有见于习性之恶，也算摸到了局部。 求同存异，先要辨异。某网友有句话说得很好：研学理，重分际，致大用，贵融通。建立在“分际”之上的“融通”，才是真正的“融通”。可笑一些学者不研诸家义理，不知各派“分际”，一味求“统一”讲融通，不过苟同横通而已。 四、各有妙用 从“分别”的角度看，东海儒家岂但与西方文化大不同，与东方佛道两家及其它诸子百家大不同，与儒家古今各派也多有不同。从“统一”的角度看，东海儒家与古今中外各宗（宗教）派学派都有相通“相同”之处。 且不说佛道两家与儒家对性体道体的认证相近，且不说墨子的利他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利他精神、自由精神相通，便是基教的神本主义、杨朱的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马家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错误也并非完全错误，可以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摸到了大象的局部或一点，存在程度不同的合理性。即使是邪教，也不是完全、绝对、彻底地邪恶“非理”的，否则就无人“受教”产生不了影响了。 对待各种学说信仰，良知主义（仁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佛教有佛教的作用，道家有道家的作用，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作用----如果受到儒家的指导，它们的作用就可以更大地发挥出来。神本信仰、利己主义、法家思想及阶级学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及历史阶段中，也都各有其特定的作用。 良知主义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没用的。垃圾放在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在屎尿，换过来说，屎尿有道，屎尿在道。 同时，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不可转变、不能改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垃圾也可以转变成为珍宝。既使没有条件转变垃圾的性质，垃圾也未必绝对没用。有时“没用”本身就是一种用，就象某些细菌对于健康之必要一样。 五、辨异求同 良知主义对异端外道的批判是在尊重自由、遵守良法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认为，对异端外道进行指导和改良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过程，只能通过义理争鸣、思想教化、良知启蒙而达成，来不得一点点强制手段暴力行为。 西方社会对待基教的方法和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传统之一，不管基教历史上犯下多少罪恶，只要它能够接受良制良法的有效约束了，不会再乱来了，就可以给予一定的尊重和保护。 良知主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体现在对异端外道及论敌话语权的尊重上，体现在对民主自由和王道政治的追求上。我说过： “任何外道包括邪教信仰，在法律层面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信仰者的人权也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如果外道信仰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文明人特别是文化人，都应该站出来呼吁施援。这方面，情归情，理归理，信仰归信仰，人权归人权，文化人应该区别清楚。”（《反对神本主义，弘扬中华文明》） 对异端外道，存异先辨异，求同不苟同。追求制度宽容与坚持儒家立场、批判异端外道的偏颇错误与尊重它们的话语权，思想理论的慎思明辨与为人处世的大度能容，研明学理时的了别分际与兴起大用时的消化融通，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又都属于良知的作用和表现。 东海良知学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的时候，佛经道藏都是赘物，尽精微的时候，祖来杀祖佛来杀佛。这是论义理时的一丝不苟寸土不让；极广大的时候，见鬼纳鬼见魔接魔，道中庸的时候，牛溲马勃无非妙药。这是致大用时的无不可用无所不容。 六、疾恶复仇 宽容与疾恶是两回事，儒家宽容异议但不宽容罪恶，宽容恶言但不宽容恶行。如果邪恶从言论落实为行动、形成了现实罪恶，就应受到良法惩处或者正义报复。这种惩处和报复正是良知力量在政治、法律及个人行为上的体现。 在儒家，仁者爱人、恕以待人与以直报怨，“为政焉用杀”（《论语》）与“十世之仇可复”（《春秋》），“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与“诛一夫”（《孟子》），都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重视除恶，曰“遏恶扬善”，曰“除恶务本”，曰“刑一恶而万民悦”，曰“诚意者有为善去恶之意” 等。敢于见血的才是真刀，勇于除恶的才是大儒。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良知信仰极真、践履功夫极深的儒者，所以在除恶方面特别富有智慧、勇气和力量。 儒家以制度性制恶为主（义刑），但也不反对个体侠义色彩的制恶行为（义杀）。曰“以直报怨”，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子夏在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春秋公羊传》中凡有复仇事，必大书特书。公羊家认为，天下无道之时，个人不妨凭一己之力用极端手段去追求自然公正，去恢复历史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政治持久失序而陷入过度不义的泥沼。 公羊家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在父亲无罪为君所杀的情况下，君臣之“义”就自动消失，可以为父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曰：“我必覆楚！”后破楚，鞭王尸，终雪大耻，《春秋》褒之。太史公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详见《大复仇论》及《杀人不碍大慈悲》诸文）记住东海《大复仇之歌》的教导： “小怨能忍算你有量/大仇不报是你太孬/如果法律不给作主/就应撇开法律自己作主/还自己也给社会一点公道！” 七、勇为行者 良知是一门大学问，值得慎思深研，但不能局限于此，儒者不仅应为学者，更应为行者，在事事物物中致良知，将良知贯彻到人生每一事每一时每一处，将良知落实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去----上面所说的优化制度、批判异端、以直报怨、勇于制恶等，都属于致良知的表现。 良知如佛性，人人具足，人人平等，如《坛经》所说：“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是佛。……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自卑自小。小看自己就是小看了生命小看了良知。 《教父》中有句话：只要愿意，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能寻找向最强大的势力报复的机会。说得好。但此言仅从“报复”的角度强调人的潜力，肤浅片面。特借来下一转语：只要愿意，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有机会成为强大的人或者迸发强大的力量。 正如枭诗所写：上帝摩罗不敢侵，真强至大是仁心。人天强势休违逆，违我终沦黑洞深。良知仁心，至强至大。强大到什么程度？上帝摩罗不敢侵！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敢言敢怒敢爱敢恨，不淫不移不屈不挠，都可以与历代圣贤一样了不起----世人往往不知道、不相信这一点，总是垂头丧气总是低三下四，所以起不了。 人世间事，有人能做到的，人人都能做到，只要时间只够，只要肯努力，只要有机会----机会是靠人去创造的。良知行者可狂不可妄。妄者盲目自满、虚骄浮夸、有言无行、尽是虚招不中用；狂者知行合一，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充满自信、真枪真刀敢碰硬。儒家特别强调践履功夫，就象吃饭，说食不饱，他人代食，更不能饱，良知大能要靠每个人“亲自”去开发。 尽管良知人人皆具，人人都是潜在的良知佛。但能否真正信仰、透彻理解、付诸实践、圆满证悟，信解行证的程度怎样，表现是不一样的，生命之优劣高下善恶圣凡由此而分。 对于个体来说，良知是生命之本、道德之根、一切学问之头脑。以之规范自己，以之指导学习生活工作实践，可以避开邪路少走弯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至于精力旺盛精神纯粹身心健康，更是不求其然而然了。 坚定信仰良知，能够更好地开发生命潜能，安立自家心命；深入证悟良知，能够获得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这样的自由人，无论干什么都能比较合情合理正确妥当，无论从事那一行业，能做得比较出色。 八、天确实“神” 一些读者以良知主义为无神论，是严重的误会。我们反对神本主义但不是无神论。对于“神”（或者宇宙中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形式）的存在，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认为，既使有“神”，神性与人性必在本质上必是相通相同的。神类与人类一样都是生命本性所现的“象”、所生的“物”。本性才是“神”不可测、妙不可言的。 以前对董仲舒天有意志的神学、神秘主义的“天论”及天人感应思想认识不足，曾妄加诟病。董氏“天论”固然有迷信成分，对天人感应的理解未免牵强附会（董氏“灾异”之说，把若干自然现象同帝王的失德行为作系统而简单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日月失序、山崩地裂分别象征什么）但其中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亦不可一棍子打死。 “天”在董氏笔下，有自然之天、道德之天、神灵之天、本体之天（宇宙生命大系统本体，即东海学中的仁、良知、无相大光明等概念）等多重含意。作为本体的天，尽管不象董氏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人格化的意志、情感、目的，但人类的一切意志情感目的都潜在于、根源于本体之天，都是本体之天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很“神”、天有意志、情感、目的，也未尝不可。只不过，这个天的意志、情感、目的是由人来体现及实现的。 天人感应原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题中应有之义。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一体同仁，相互之间存在某种感应关系是自然的，只是不象董氏所理解的那样肤浅僵化一一对应罢了。 九、参赞化育 本体本性所蕴藏的功能神奇无限、神妙莫测、显化无穷、开发不尽。显化是本体本性之主动，即“天之所为”，开发是人之能动，即“人之所为”。这种潜能的显化和开发是逐步、渐进而又永无止境的，人类永远无法完全开发，甚至是也无法完全想象，用庄子的话说，“莫知其极”。 因缘无穷无尽，变化“莫知其极”，一切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人能弘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就是“弘道”的过程，就是人类从科学、道德、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对本体潜能进行开发和利用。 科学可以进益求进，技术可以精益求精，艺术可以美益求美，思想可以深更求深，心灵可以善更求善，道德可以高上加高，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环境可以好上加好。这一切都是没有止境的。现在绝对办不到的事，千万年之后或可以办到，这一个世界这一期宇宙完全不可能的事，另一个世界下一期宇宙或有可能。不用太久，几千年以后人类看现在，恐怕就象现在看未开化的原始人一样。 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宇宙生命系统本体所“生”，但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人可以“参赞化育”。儒家特别讲究尽心尽性，不仅尽己之性，还要尽人之性并进一步尽物之性，从而参与、助成天地之化育。多么积极进取，多么“主观能动”。这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价值的实现。这是儒家与佛道两家不同的地方。《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尽己之性是立己成己，尽人之性是立人成人，尽物之性是成物。孔子“仁者爱人”、“知者知人”，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立论的，爱人、知人都属“成人”的工作；《中庸》以“成己”为仁，以“成物”为智，仁知之学扩充到人与物的关系，这也正是易经“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深意。 如果说尽己之性需尽伦，尽人之性要尽制（良法良制），那么，尽物之性就需要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三者同属明明德、致良知的“范围”。 只有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即只有成己才能成人成物，反过来，只有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才能更好地尽己之性，只有成人成物才能高度地成己。佛道两家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方面不够重视，故在尽己之性方面终究不如儒家浑全圆满。2008-11-1东海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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