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远方的上方 （2006年7月出版）自序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
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我们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
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中变成西藏的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的旅行不是奇迹，西藏也不为我们提供成就伟业的舞台。所有企图在西藏变作英雄的人都显得浅薄和可笑。西藏不需要英雄，它把我们的雄心修改为虔诚。西藏只服从它自己，在荒寂的表面背后，蕴藏着一个生生不息、能量充沛的世界。如同我在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的序言里写的，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这也许违反了西藏的本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这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都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它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卑微和庸碌。所以，许多人都历尽千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当我们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我们的身体。许多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承认，在我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吸引我义无反顾地投奔西藏。西藏对我构成长久的诱惑。西藏的景物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启迪，因而，西藏本身就是宗教，蕴藏着俗世生活的真理。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五
河流如吉祥的哈达，铺展在羌塘草原上，被微风拂动。有时也会遇到山谷，但我不曾见到桥梁，也没见过歌谣里经常提到的牛皮筏子。当河流斩断了去路，我的想象也暂时出现裂缝——我不知牧民们用什么方法渡进湍急的河水。一天晚上，那曲河边两个渡河的牧民给我提供了答案。一个萦绕已久的问题被两个不知情的人平和地化解——他们随身带了一个牛皮筒。在河边，我见到他们动作娴熟地将衣服物品放进皮筒，一个人钻了进去，另一人向皮筒内吹气，皮筒如气球般鼓胀起来，外面的人用皮绳将气口扎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皮筒在水面上飘浮，他趴在上面，用双水划水，眨眼工夫，就泅到了对岸。
有时我觉得藏民们生活于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中。这不仅是因为大地上的景物如同小说中的修辞，蓄满想象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现实中，包含着太多的魔幻色彩——至少对于我这样的过客来说。许多情节只有在卡尔维诺关于古老东方的叙述中，才能出现。记不得在哪一部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一个村子一连下了三百天的雨，这个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的虚构，在拉丁美洲神异的山谷中，却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藏北人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包含着奇特的想象和精妙的智慧。在找不到柴薪的草原上，他们以牛粪为燃料，除了他们对于牛粪物理属性的洞见以外，这个贯穿了摄入与排出的严丝合缝的循环系统，更令人感到惊奇。在牦牛们的饕餮之后，粪便又神奇地消失，化作灶底的火苗，给食物提供热度。我们看到生命在大地上疾走，生死歌哭、吃喝屎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牲畜不留下粪便，人不留下肉体。
天葬是人类最绚烂的葬礼仪式。它不仅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死者安置了灵堂，使他选择最快捷的道路尽早升天，而且，他让一个人的肉身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连骨块都要砸碎，和以糌粑，捏成块状，再将地上的血水擦拭干净，最终投给鹰隼。比起让尸体在泥土中慢慢腐烂或者在水流里被鱼虾噬咬，天葬如此绝决地断绝了死者与尘世的联系，让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命迅速消失无踪。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愈彻底，他的转世之路才会愈平坦。
天葬的第一道程序是“将尸体蜷曲，使之成为蹲式，把死者的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白色藏被裹成胎儿状”[3]，这个细节让我们又看到了生命降临时的姿态，终点与起点重合，如车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草原把死亡之路掩盖起来，如同我们看不清婴儿降生时的来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他们只不过在不露痕迹地转换居所而已。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可能都与远处的另一张有关。当然我们看不到转换的过程，看不到神灵在空中翻动的手掌。在草原上只能看到蓬勃健美的生命而不见死神徘徊，也无从查寻死者的住址。藏民对生命的安排，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哑口无言。（编者注：本文共五节，此选第五节）
凤凰：草鞋下的故乡 一
凤凰是一座建在山谷的斜坡上的小城，地势的差距使得房屋彼此错落，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像一首歌谣，被分成了许多个声部。那些房屋一律是黑色的檐瓦，沿着山势铺展开，到河边才停顿下来，在白天，那黑色格外刺眼。
我有时觉得那成片的老屋就像一堆不堪一击的骨牌，一阵风就能让它们坍塌，山的斜度加快了它们的脚步，一座小城顷刻间就会顺着山坡滑脱下来。水边的吊脚楼是这座城的边防兵，它们站立在水里的枯瘦的支柱，不知是否能够担负起整座小城的重量。
这是我在夜里做的一个梦。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或许，在这喧哗的世界上，凤凰的宁静与美丽，脆弱无助得令人揪心，一见到凤凰，我就发觉自己对它爱得揪心。
凤凰的小巷很多，幽远而神秘，我好像永远搞不清楚哪条小巷通向哪里。这样，我便有了进入凤凰的几种可能。会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过程，跟随在每一个美妙的开端的后面。像一盘棋，第一个棋子的去向决定了其后所有棋子的运动。选择的权利在我的手中，我迟迟不肯轻易决定。后来我才发觉，在我犹豫的时候，我的脚步已经走在了途中。我的生活常常是这样。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言行不一”。
那时我听见了自己踏响小巷的石板路的声音，有点像啄木鸟的尖喙撞击树干的声音，竟是那样干净清脆。我偶尔同路边的人说话，我的呼吸和我的说话声都是干净的。小巷的两侧多是木屋，大面积的木板占满了我的视线，我仿佛穿行于封闭的船舱里，岁月是其中最多的存贷。在满眼的木头颜色里，时间保留着原初的形貌，鲜嫩得像未被碰触、也从未渗漏的汁液。在偶尔敞开的花窗里，我看见女人站在朝水的一面漱口，姿态安详，如古老时间中的一幅插图。我从木板的缝隙间看到房屋外面河流的反光。
封闭的小巷保守不住水乡的秘密，木板缝隙间的光亮透露了河流的存在。那些木板房，一面临街，一面临水，仿佛一条边境，连接两个国度——这面是曲折狭窄的小巷，那面却是宽阔青蓝的江流。寻一家老屋进去，靠水的一面，有斑驳的花窗，装饰着壮丽的河景，还有美人靠，迎水悬在半空，倚在上面，还真有点惊心。但是，如果看到江面上的水鸟，在观察者视线的下方悠闲地盘旋，心情便会顷刻间轻松下来。人们通常仰望飞鸟，一旦有一天看到鸟儿在眼睛的下方飞翔，感受会大不一样。凤凰给了我们这样的视角，在凤凰，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
我是循着河流的方向，浏览这座小城的。这就是我所选择的方式。我是一个真正的偷渡者，不是这里的居民，也没有过境的护照，但是我却能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上自如地跨越。我对历史的钟情使我获得了赦兔权。我向小城的终点走去，心中带着一点悬念。小巷为我描述了这座古城的故事梗概，而每一间屋里，都掩藏着无比丰富的细节。我看到了他们空洞的房间，用了几辈子的家具，样式至少是清代的，还有各种劳动工具。每一张苍老或者稚嫩的面孔，都令我怦然心动。快走不动的时候，我到了凤凰的尽头。没有了吊脚楼，只有青山，面对着河流。在这里我发现了沈从文的墓，像一个句号，在故事的结尾出现。
由于木构建筑的易于腐坏，有越来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于古巷间了。他们是凤凰的“异己分子”，混迹于历史悠久的老式住宅里，显得形迹可疑。从临水的一面看，他们的假身份暴露无遗。远远望去，它们就像蹩脚的后人在古画的破旧部分添补的败笔，令人不能忍受。莫非现代生活与审美构成了永久的悖论？我体会到了凤凰的尴尬与两难。文人们固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剥夺凤凰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但是吊脚楼的消逝，将使凤凰不再称其为凤凰了。失去了历史的凤凰，如同失去了记忆的孩子，谁能保证它在未来的岁月里不会迷路呢？
后来我向吴曦云表达了我的困惑。这位曾任县委领导的文史专家回答我，他曾设想请政府出钱，买下临水的吊脚楼，作为保护，然后请原住民迁居到城里去。如果这样，老屋固然可以得以保护，却失掉了生活的“现场”，成了舞台上的布景。这样做，是为了保住真实，结果却像造假。
二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熊希龄的故居。凤凰好像有意要把这个人物掩藏起来，岁月正在隐去大地上的痕迹。凤凰出过许多显赫人物——田应诏、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哪一个都让世界目瞪口呆，哪一个都可能成为人们从千里万里之外寻找这个群山里的小城的理由。但是，本地人似乎很少提起这些大人物，仿佛大人物并不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本质的联系，他们于是从不将他们当作不可逾越的山峰来仰望。这种心态常常与来访者相悖离。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人来说，凤凰的名人不仅是最早显露在他们视野里的部分，而且几乎是他们对这座小城的全部认识。
毫无疑问，许多人是怀着对名人的好奇心到凤凰来的。几乎所有试图描述他们奇异人生的文字，都难以满足这份好奇心。仿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在想象中补充传记的空白部分。在他们心中，凤凰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老人，每一句话都可能潜伏着悬念与答案。阅读名人成了他们进入凤凰的一种方式。他们聚精会神，不敢丢失任何一个细节。
熊希龄将凤凰的标记贴到了世界的额头。凤凰虽然闭塞，但它从来不曾中断与主流文化的渊源。熊希龄就是凤凰的书香传统熏染出的一个才子。清光绪年间，他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次年，他参加维新运动，被革职，后来，他成了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参赞，民国建立后，于1913年出任总理兼财政总长。他总是及时地出现于历史每一个重要的穴位上，直到1937年病逝于香港。
熊的故居躲在一条窄巷里，没有路标指示，稍不留神就会忽略，像夹在书中的一段不起眼的文字。我没有错过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备而来的读者。展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座雕梁画栋的豪府名宅，而只是一个破败的寻常院落。它非但未曾令我生出敬畏之心，反而使我陷入深深的伤感。屋是老式木屋，差不多所有的构件都已朽烂，仿佛一声咳嗽就能让整座房屋倒下来。窗棂上照例有漂亮的花格，但时间已将它们篡改成一堆费解的符号。这样骨架松散的老屋，在凤凰几乎随处可见。熊希龄的身影早已消失，据我所知，熊的后人也不住在这里。如果不是门口有“熊希龄故居”的字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同一个书香世家、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联系。一切都将于时间中消失。这座残存的老屋，实际上就是历史被岁月蒸发之后留下的渣滓，而且，也必将于某一个时刻里化为尘灰。一个庞大的家族已经不知去向，《辞海》里那条《熊希龄》的辞条也与凤凰人没有多大干系，只有这个姓氏留了下来，像胎记一样嵌进许多凤凰人的皮肤。跌宕的传奇也被分散到每一个寻常的屋檐下。凤凰人的血液保持着固有的流速，亘古不变。
在这里我感到了凤凰的叙述角度与人们的阅读的差异。人们试图从最显贵的位置进入凤凰，而凤凰则坚持从平民视角展开它的情节。开始我总是困惑于凤凰人对历史资源的挥霍态度。死者的遗迹，往往因生者的怠慢而消失殆尽，其中许多名人遗迹，堪称历史的精华段落。后来我渐渐明白，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恰恰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关乎荣誉与地位的方面。他们更注重常态的生活，注重挖掘日常生活的本义。凤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像过街楼、老虎窗、山面雨搭、镂空的花窗、石雕的柱础，都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切割与分配，表明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尘世百姓的尊重。熊希龄的故居被纳入凤凰的主题之下，如同一片树叶，在无边的森林里无法强调它的重要性。我无法对这样的价值标准进行评价，我只希望凤凰人的历史个性得以庚续，凤凰继续为这些奇异的人群提供相称的居所，与此同时，我更希望，在这个梦想被大面积涂抹的年代里，凤凰人能够珍惜并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完整性，包括凤凰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让这座小城成为中华民族的“故居”之一。
到凤凰的第二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当地的鬼节。许多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烧纸符、唱难懂的歌。屋角巷口便有灵幻的烟雾飘起来，像死者的幽灵一样不安分。鬼节是凤凰人与过去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人一茬一茬地死去，日积月累，死人总比活人多。活人不能脱离群众，便在鬼节这一天同死者对话。但他们的魂不会离开凤凰，凤凰的烟火靠他们延续下来，即使在砍头如砍柴的年代也不曾片刻中断。每一个阴魂都怀揣着许多来不及讲述的往事。所以那些死去的人，，和所有逝去的岁月一样，不该被遗忘。只要老屋不倒，凤凰的血脉就在，那些死去的人，就还可以在里面继续生活。 三 我顺着幽灵的指引，走入凤凰的寻常巷陌。最古老的语言，和最神奥的密码，都蕴含于最平常的表象下。幽灵的暗语果然得到了证实。在一条街边的老屋里，我结识了一位老人。是他门口的“四乐堂”的匾额，吸引我叩开他的家门的。屋子很暗，然而木板墙上挂着的老人手书的条幅，依然吸引我的目光。老人给来客看茶，接着取出他的诗集钞本，给我读。一律的蝇头小楷，秀美端庄，九十多岁的人了，写起字来，手竟丝毫不抖。老人叫戴君武，生于清末，一辈子没出凤凰，无法猜想他经历过多少恐怖之夜，目睹了凤凰多少血光之灾，他自己也因解放前当过职员,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夺去了大半生的自由。但老人现在耳聪目明，身手敏捷，看上去至少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我说，他被剥夺的时间，上帝都归还给他了。
我感到老人的一生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他表面上瘦弱无力，实际上却代表了现实中永远无法摧残的部分，像战场被烈马踩不倒的草茎，或者雨夜里永不失明的灯火，柔弱，却带着一股倔强的力量。
老人的屋院边上是“马援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祠堂要拆，老人去找县长，说那是历史，是凤凰的一部分。县长说，开会决定的。老人说，那就再决定一次吧。
很少有人从马援“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里嗅出呛人的血腥味，很少有人能从修改过一万次的光洁齐整的史书里摘取几个刺眼的血污。凤凰人还没来得及把腰板从秋天的田塍里直起来，马援的马队就压到鼻子尖底下了。便有人看见鲜血从田野里泛滥开来，漂着白色的泡沫，灌溉着庄稼，而且越积越厚，马蹄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汉人用刀剑画出了一条血的边界，这便是他们军事上的边疆。老人悠悠地讲着，让人听到天黑也不想走。此后两千年，边界像河中的纤绳一样，游弋着，晃悠着，晃荡过来，又晃荡过去，所到之处，拍起阵阵不平静的水花。两千年中，杀戮沿着这条边界，断断续续地进行。然而，在每次杀戮的间隙，或者在他们漂泊迁徙的途中，凤凰苗民充血的喉咙里仍然能够唱出自己的歌，仍然有大批大批的吊脚楼，在急流或者山岩的边缘耸立起来，温暖的日子便从征服者的指缝间漏过，并像鲜笋一样在风中成长。
即使从概率上讲，凤凰也该灭绝许多回了。但是凤凰没有。吊脚楼枯瘦的骨骼竟能同时抵挡风雨和枪炮，在任何一个动荡的夜晚，都会给婴孩安排一个杏黄色的梦境。我从“四乐堂”这类褴褛的老屋里窥视到一种坚忍的力量，一种不朽的魂魄，是它支撑着凤凰走到今天。凤凰的血脉从来没断过，结实得像藤，往光秃的山岩上爬，往高耸的树干上爬，在山涧中间架起天桥，遇上水冲火烧，还能像蚯蚓一样钻进地下。这时，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凤凰揪心，毕竟，和历史的泥泞相比，今天的坎坷与困惑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既然凤凰没有死，它就有能力保佑自己，完好地存在下去。 四 我差点儿把草鞋忘了。走进凤凰的最好方式，便是脚踏草鞋。平民化的草鞋，使我与街巷里的石板进行着最为亲密的接触，使我的步伐充满质感。而且，行走时发出的响动，就像从稻草上踩过时发出的声响一样，绵密、细微，那是我的身体和脚下的城镇进行的认真的对话，声音充满了河流的腥咸味和田野的香气。
草鞋带着我们进入凤凰最真实的部分。草鞋的年纪和凤凰的年纪一样大。草鞋很轻，拎起来没有分量，手里像什么都没有，草鞋那黄灿灿的颜色像是阳光下的幻影。穿在脚上，你就知道它的益处了。它能让你所有的辛劳都变成一种贴心的享受。
过去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草鞋，它们丈量过许多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我丝毫没有想到，在凤凰这个地方，草鞋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被普遍地使用。早已脱去水分的草叶，通过某种编织程序，重又获得了生命。绵软的草鞋，保持着双脚与大地的联系。
我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里买了一双草鞋，一元钱一双，十分便宜。草鞋在凤凰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因为乡野间到处是草丛，而编草鞋的手艺，几乎人人都会。对他们来说，草鞋是多么的平淡无奇，像绵延而来的每个寻常日子，谁也扔不掉。城里人仅仅因为皮鞋的款式过时就将皮鞋扔掉，而草鞋的款式却千百年不曾变过，它的骨骼像吊脚楼一样稳固。不管道路有多深远，穿上草鞋，心里就踏实。贫穷使他们充满诗意。贫穷像他们的歌唱一样淳真和朴素。贫穷是多么的美好。
在凤凰，我时常看见穿草鞋的人，我注意到他们的双脚已被太阳晒成绛紫色，那干燥的草梗，从他们的脚趾间穿过，在他们的脚背上打着结实的结。穿着草鞋，即使漂泊，日子也仿佛结实、稳固了许多。
密密麻麻的石子路在脚下延伸，像点点串串、读不懂的盲文。穿上草鞋，我的双足便机敏起来，瞬间具有了解密那些神秘文字的能力。几千年的岁月，在这座城里出现过的所有生者与死者，一下子都浮现出来，令小街拥挤不堪。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它们，它们才存在。我明白了现实中的凤凰，不过是显露于河面上的部分，它带着青蓝的反光，吸引我们的视线；而民众生活中最生动的部分，恰恰藏于幽深的水底。我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双脚、用眼睛、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探索和证实它们。草鞋让我深入到凤凰最隐秘的角落去用眼睛用身体的每一部位去探索和证实它们。草鞋让我们深入到凤凰最隐秘的角落去，带着同样通红的脚板，和饱含水气的口音。它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住在吊脚楼里，日子久了，便把我们变成吊脚楼的一部分，而且是具有生命力、永不枯朽的那一部分。
2001年7月15日完稿 新风摄影社 沈阳新风摄影社。地址不详，时间不详。 透过母亲的斑斑白发和满面病容，已找不出这张照片的痕迹。所以我对这家照相馆充满感激。应该是一架老式双反相机，一位戴眼镜的老摄影师，微笑着，钻在黑布里面，看母亲年轻的倒影。快门开合的声音十分轻微，未曾惊动母亲的笑容。
然后，母亲骑着单车回家。
应该是一个下午，有细腻的风和阳光——从衣着上看，我相信那是春天。新的季节正通过它的每一个细节一点点展开它的叙事。母亲是春天叙事的一部分。
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她，穿着干净的学生装，从春天下午的阳光中穿过。
那个下午后来被层层叠叠的下午湮没了。很多年后，不再有人能够察觉它的存在。不可能把它从无数的下午中拣选出来。时间粘连在一起，像雨季的阁楼上粘成纸饼的书简。
我却从成摞的照片中拣选出这一张。我闻到了那家小照相馆陈旧的气息。我听到母亲和摄影师的轻声交谈。然后是轻轻的“咔嚓”一响，我在这一响中进入那个下午，见证了我出生以前的时光。
青春，曾经牢牢地攥在母亲手里。
母亲患上骨癌，在病床上辗转反侧，通过表情来掩饰痛苦。她的骨骼X光片被医生办公室的灯板照亮，我面对着它，呆若木鸡。这可能是她一生的最后照片。那张恐怖的照片像一扇漆黑的大门封锁了她的未来。X光片上，癌细胞正在策划对她脆弱骨骼的攻势。疾病使身体成为负面的存在，每一寸肌肉都是对痛苦的证明。
医生告诉我，再发展下去，癌细胞的侵蚀可能使她的脊柱折断。那样，她将截瘫。
我没有流泪。只希望她离去的道路平坦，不要穿越一片荆丛和沼泽。
时间是流动的，但它有时会给人造成停滞的错觉。照片加深了这种错觉，因为它具有截取时间的能力———它把某个时刻单独截取下来，就像从一辆滑车上取下一个零件，使它脱离时间的轨迹。这样，当我们面对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须中转，直接抵达某一具体的时刻，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几秒。仿佛时间的证据，照片证实了那一时刻的存在，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刻驻足、停顿，并且对流逝的时间展开想像。照片试图告诉我们，时间的每一个“点”都是具体而实在的，是精神，也是物质，可以观看和抚摸。它们永远存在，并在我们寻找的时候呈现出鲜明的质感和纹路。
但是停滞毕竟是错觉，当我们把所有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照片的蒙蔽。时间并没有因照片的努力而停止脚步，相反，照片凸显了它的速度。这使照片的努力适得其反。时间的停滞是照片虚拟出来的现实，在照片之外，每个人都在日益衰老。作为生命最大的敌人，时间从未放松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蚕食。当人们企图用照片来鼓舞自己的时候，往往对照片的嘲弄没有丝毫防范。
母亲的少女时代并不顺利。过早丧母，我外公长期在部队服役，注定了她成长期里亲情的缺席。她很美，她的照片早就向我们透露了这一点，但没有透露的，是她的痛苦与艰辛。这种家庭的艰辛使她十五岁就参军，开始了漫长的服役生涯。而她所有的痛楚，都被照片隐瞒了。“生活并不只是一个瞬间，生活是历史和现场、是延续不断在空间中的各种事情、状态”（于坚：《暗盒笔记》）。时间的延续性在照片中丧失了，对于前一天或者后一天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是什么使经济拮据的她决定去照相馆，她是否会因这张照片而引起什么麻烦？我无从得知。我只对她不幸的过往略有耳闻，却从来不愿碰触她的伤痛记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老屋的墙上，每当我面对它，都会被她的笑容所感染。在笑容里，她好像看见了自己的未来。人们喜欢在拍照时微笑，但是，人的一生中，微笑的时间总量不会超过生命的百分之一。它只是片刻的事实，沉闷的现实很难因这短暂的笑意而有所改观。但是人们仍然喜欢在镜头前微笑，仿佛试图以此来扭转现实的局面。照片掩饰了生命中的不堪与挫折，并唤发我们对于已逝岁月的美好想像。
在那一时刻，青春不是追忆，而是可以触摸的现实。青春藏在她的笑容、发辫和血液里，对她许下了若干关于将来的诺言。
我用轮椅把母亲推到院子里。秋天午后的阳光已经含蓄了许多。门口的许多老人坐在轮椅里，围着花坛聊天。我把母亲推到树阴下，我想和她静静呆一会儿。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我想给她拍一张照片。（母亲不知多久没有拍过照片了）但我不忍。疾病已经扭曲了她的面容，她目光浑浊，表情死板，口水不时从呆滞的唇边无意识地流下。更重要的，她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丧失，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不再记得我是谁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她和当初那个年轻而有活力的少女已经被分隔在时间的两岸，再也不能相聚。她们是同一个人吗？我时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照片试图证明过去某一时间的存在，但却没有什么能够为它作出证明。它从时间中独立出来以后，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时间被抽空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两个女人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母亲离开我，我会想她。但我放弃了为最后时刻的她拍照的想法。我们对照片的依赖是因为它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但有些时候，这种真实性，恰恰是我们希望回避的。我更愿意面对母亲少女时代的笑容。如果说，所谓的永葆青春只是一种假想，那么，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欺骗。
从医院出来，穿越纷乱的城市街景，回到母亲不可能再回来的家。当年那家小照相馆，或许正隐身于某一条小巷里，在我的身后，一闪而过。
【作者简介】祝勇，著名青年作家。1990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曾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副主任。现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旧宫殿》、《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遗址―废墟上的暗示》、《与梦相约》、《用心灵守候你》、《忧郁扎成鲜花》、《文明的黄昏》、《驿路回眸》，作品集《祝勇作品集》(含3卷，《被思想惊醒》、《智慧的痛苦》、《在梦中搁浅》)，主编《布老虎?散文卷》、《休闲书屋?中外精短文学选萃》、《新锐文丛》、《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重读大师》，散文《北京之死》、《老毛》、《文明的黄昏》、《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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