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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汪曾祺的散文,就像在与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聊天,让人看到文学后面那位真实的长者。他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作品中,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对文坛和散文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独到之处便是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镶嵌,而是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这种融入带有了属于汪曾祺个人的气质和审美理想,但它又并不完全是主观的。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这种融入又是客观的,是可以被研究的。我们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追求中国历代文人所向往的一种境界,那就是“闲人”品质。他的散文与吃?喝?玩物?民俗等内容有关,所叙便是“闲”之物;他的话语不紧不慢,在平淡自然中流露出温柔敦厚,这便是“闲”之语;他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中把握个体生命的永恒,使得他的散文重和谐?重平和,这就是“闲”之情。本文从其取材?文风?审美理想三个方面来论述汪曾祺散文对传统文化“闲人”品质的继承及其鲜明的个性特色。 一?“闲”之物,见其雅 汪曾祺在散文《泰山很大》中说道:“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的确如此,汪曾祺是不爱写雄奇阳刚之物,好写闲云野鹤?散淡悠闲之物,他认为这是他的气质使然。显然,他的这一气质与传统文化的某种精神是不谋而合的。而从另一方面说传统文化的,陶更加大了他形成这种气质的可能性,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中国文人一直将“闲人”作为一种最理想最令人神往的形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种格调,无论是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呼鸡喂狗,守堡看田”的素朴生活,还是到文人雅客的“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又或是近代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闲适冲淡之散文,都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让他们身心舒畅的这一“闲人”形象。究其原因,他们都拥有同一种精神,同一种取向,这便是传统文化从或俗或雅的生活中抽开出来的一次精神的升华,而入了“道”。这一“道”是丰富的,也是包罗万象的,但就其实现的途径上,就其表现的形式而言,中国式的情趣就是很好的一种表现,如饮茶,如饮酒,如吃如喝,如把玩美器,如游山玩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拥有这样一种特质,将几乎一切日常生活都变成到达虚静?平和的途径。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能将俗变雅以追求“闲人”品质为美的感受。 应该说,汪氏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这种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我们也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为吃食类?玩物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的:“……此集诸篇,忆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所叙之物,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到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让人觉得吃咸鸭蛋也是有讲究,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情趣,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种吃食的水果,更像是写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平淡而又优雅,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平和优美的美,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但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寻得慰藉。显而易见,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也只能叙闲,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在取材上,迈开了追求“闲人”品质的第一步。这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二?“闲”之语,显风骨 汪曾祺在取材上!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即俗事,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营造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因为他的语言艺术仍然是在追求“闲人”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古朴而高雅,时若涓涓流水,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啜一小口,余香绕齿。正是他语言的“闲”的无限性使他散文中的“闲人”品质更为突出。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第一,语言的诗化。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要做到这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须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他散文中的语言短句居多,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经常几字为一句,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带有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长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蒲草甚高,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又如《湘行三记》里一段:“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树叶细碎,姗姗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看。……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叶竹叶,才一寸多长。”这段文字显然带有了明清小品文的韵味,显得十分清雅?幽远,又多用四六句式,错落有致,读来琅琅上口,营造出一种淡远幽雅的意境。 第二,语言的平淡敦厚,在平和缓慢中见闲云野鹤。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要达到平和,须冥思。冥思须静,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走入山水田园,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大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人”内涵是困难的,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致了,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账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似乎觉得很癗嗦可笑,可是在叨叨絮絮中,用一种不带激情,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又如《翠湖心影》中:“前几年,听说因为搞什么‘建设’。挖断了水脉,翠湖没有水了。我听了,觉得怅然,而且愤怒了。这是怎么搞的!谁搞的?翠湖会成了什么样子呢?那些树呢?那些水浮莲呢?那些鱼呢?最近听说翠湖又有水了,我高兴!”这一段可谓是汪曾祺散文中鲜有的有情绪波澜的一段了,然而我们仍不见他发怒时“冲冠”的样子,也不见他高兴时“纵酒”的模样,言语之间,感情控制得很到位,一个感叹号和五个问号承载了他所有的情绪。或许正是这种克制让他处处表现了一份敦厚,一份含蓄,一份质朴和一份淡远,把我们带到了清丽悠远的溪边,听那潺潺流水。在这份平静的聆听中看到了他闲者的内涵,让这位闲者的平静安抚了我们躁动的心,暂获一点清凉,暂得一丝平静,暂做一刻闲人。 而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便是叙“闲”之情。 “闲”之情,皆感人 在这里,叙“闲”之情的“情”并非指某种情感,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审美情趣,一种哲学状态。前两部分的闲之物?闲之语正是由闲之情而发。情是一个源,而物?语则是流。不可否认,汪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蛛丝马迹。 第一,感动于人,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一系列的写人记事散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沈从文,学识渊博,不修边幅的金先生,还有文坛泰斗却平易近人的老舍先生等等。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退则寄情于山水,淡泊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汪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他想到了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成就了他,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他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中写道:“现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会是北京。”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汪曾祺对现代化中对传统文化消磨的无奈与丝丝遗憾,然而只要有那千年证明的“大树”,有那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也“安心”了。 第二,感动于生命。古往今来,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他们看来,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死就无可惧了,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相反,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一样的从容,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他小的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医生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给他含一颗蜜枣,“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了,等着吧。”从这文字中我们看不见他对“疟疾”的害怕,反倒是像等一位每年来访的朋友。而对于老年人都讨厌的牙疼,他也是抱着这种洒脱的态度,有次他去看牙医,正好不在,他没有沮丧反而“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了馆子,美美吃了一顿。对待疟疾如此,对待老去和死亡,他亦是流露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心境。《七十书怀》里:“看相的说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说得何等坦然,没有一丝的无奈。如《祈难老》里,他认为“难老”取名甚好是因为它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衰老,是从容的老,是豁达的老,亦是一种境界。 显然,汪曾祺对于人生看得如此通脱和深入,既是他智性所在,也是他心境趋于中正和平所致,这种对生命以静制动的心态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虚静”的一种境界吗?他对生命的这份知性,这份自适,这份淡然,使他从心境上真正走上了“闲者”之路。 综上所述,“闲”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很重要的一种,指通过虚静而达到的一种中和自适?淡然而处的境界。汪曾祺的散文之所以动人,独到之处就是在于这一境界的追求,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人”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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