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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的统一，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有为国君战略思路协调的偶然，是六国与秦之间征战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在本人看来，这首先是民心所向，其次是秦国所积累的实力、武力与战斗力所决定的，更是准确的心理分析与谋略所决定的。 自从周朝衰败，进入春秋战国，已经几百年的征战杀戮与纷争。 比如国与国之间接壤的地方就经常会发生户籍的变化，昨天还是魏国人，今天就成了秦国人，到了明天也许又回到了魏国的手中的情况经常发生。诸侯国内部私斗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所导致的黎民涂炭，生活苦不堪言，这就早已使得和平成为众望所归的事情。百姓盼统一如久旱盼雨，即使那统一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也是百姓的福音。 因此，战乱的时间久了，追求统一本身就是民心所向，就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 商鞅变法之前，老秦人以游击战、迁徙的生活状态为主，对外仅有秦穆公时代“霸西戎”的暂时的强盛，也是昙花一现。但数百年的积淀，使得大秦帝国积累了非常优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财富。 商鞅变法，废弃井田制，废除奴隶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采取按户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比美国的西部运动早了两千多年，更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变法执行了“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这一点在2300年之后的今天都未必会做得到。 商鞅同时为秦国制订了更有效而且更为易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制度，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 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迁都咸阳，修建宫殿。更是为日后的疆域拓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秦孝公颁布《求贤令》，不仅带来了商鞅，而且开启了“六国人才聚秦国”的局面，这一点与老秦人的勇猛团结相结合，那之后的秦国就一直是有勇有谋。更重要的是秦国从“赳赳武夫”变成了智勇双全的人才，从文臣到武将，从谋士到兵勇，有大智大勇的名字不胜枚举。正是商鞅变法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解放奴隶、废除井田来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并为军事提供充沛的粮草，以军功爵制造就了虎狼之师。 勇自然不必说，秦国的虎狼之师是出了名的，却很少有人关注过秦国的谋。其谋略的执行更多的是纵横家的贡献。 商鞅之后，不能不提纵横家的功劳。 纵横家不像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他们重视依靠外力，缺点是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关键。但恰恰是纵横家的帮助，使得谋略成为大秦统一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秦最终成就霸业、统一中国，是综合策略与心理战的胜利。不管是反间计还是隔岸观火都应用得炉火纯青。而兵法讲究“上兵伐谋”。 张仪弱楚、苏秦弱齐，范睢的“远交近攻”，五国伐齐等等，都在大秦统一的进程中功不可没。而且都是智谋取胜。统一需要宽阔的胸襟，单纯从这一点，纵观战国七雄，赵魏韩就有先天的劣势，而仅剩下燕国、齐国、秦国、楚国了。 秦人善战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秦欲扩张必须在邻国楚、魏、韩中确定一个攻击对象。形势要求秦首先要破坏上述各国的联盟关系。昭王选楚为目标，秦与楚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楚，然后击破之。 楚国是七国中疆域最广阔的大国，到威王时国力复振。特别是公元前306年，楚怀王灭越，秦秋时属吴、越两国的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归入楚国，实力再增，成为仅次于齐的强国。虽然，后来怀王昏聩误国，信用奸佞，国力有所削弱，但总体实力仍然很强。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是获得成功的，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使得秦惠王能够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 连横与合纵虽然是对立的，但合纵需要以楚国为出发点，至少北上联合魏韩燕赵等四国，才能够向西对抗秦国，向东对抗齐国，五国中的任何一个都要瞻前顾后，时刻提防腹背受敌。加之五国之间利益取向不同的心理作用，使得几乎每次联兵攻秦都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由于合纵的失效，最终都成为秦国削弱六国的重要手段。 齐国的贪图安逸与君王软弱使其成为五国谋秦的掣肘，楚国图谋霸业，是以秦国为假想敌的。但很遗憾的是张仪的欺诈，导致楚齐断交。因而孤立并就此一蹶不振。
秦国总数帮助近邻拓展地盘，待其两败俱伤之后，坐收渔翁之利;比如魏国先后攻打赵国与韩国，均由于齐国的插手，而导致魏国在桂陵、马陵之战先后两次败给齐国后，就已经一蹶不振，而燕赵与齐国更是有世仇，韩国更是不起眼。 秦国在合纵连横运动中趋利避害、赢得胜利的典型事例，还有联合燕、韩、魏、赵共同伐齐一事。 齐是秦的头号强敌，两国虽无直接疆域冲突，但它是秦统一天下时迟早要消灭的潜在对手。而齐国又受苏秦的蛊惑，由于灭了宋国而引起了六国伐齐，并一度导致临淄失陷。当时机到来时，秦国毫不犹豫加入各国联军伐齐，几乎灭掉齐国，此为近交远攻的成功战例，表面上似被燕所用，实际秦国借力打力，提前借各国之力给齐以毁灭性打击，为以后灭齐作战略铺垫。后来齐虽勉强复国，可是昔日风光不再，失去当年称东帝时的实力和地位。 从战略高度看问题，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的是秦国，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长平之战，也是近交远攻的典型战例。秦越过魏、韩与赵决战，消灭赵军主力的绝大部分，长平战后秦军围攻邯郸，赵频频求救，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是答应援赵的魏楚军队也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举棋不定，魏王受秦王书信威胁，命将军晋鄙作壁上观，楚春申君的援军行动迟缓，进至新中，战争已结束。近在咫尺的齐国按兵不动，不敢趁火打劫捞取好处。 这几国都是受秦严重打击后军力不济军心虚怯而不敢积极援赵，这都是秦交替运用两种策略取得的效果，更是谋略与心理战的胜利。 秦有时不直接发动进攻，而是善于利用东方国家互相之间的矛盾，捕捉时机，然后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或明或暗地“帮助”一方去攻击另一方，坐收渔翁之利。 作为远方的齐国对燕赵宋，楚国对魏国，都期望瓦解秦国与他们的对手的联盟，因而也乐于跟秦国建立盟友关系，如此更能够实现范雎在秦国提出的远交近攻的国策。 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将军景翠进攻韩国，秦助韩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将樗里疾助魏伐卫，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却又佐韩、魏、楚伐燕。如此多变的“招数”，不免令人眼花缭乱。 在联军作战的时候，秦国更多的是“敲边鼓”，以巧破千钧之力，或者主动争取与被动接受六国的结盟，或者用金钱贿赂、用反间之计，或者用远交近攻。 从《战国策》中记录的张仪与秦王的一段对话，颇能窥见秦国使出这些“招数”的意图。“楚攻魏。张仪对秦王说：不如助魏一臂之力。这样，魏若取胜，就会感激于秦国而听命于您，并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上。如果不胜，魏国也就没有了守卫的力量，那时您就可以夺取它。”(《秦策一》)后来秦王采纳了张仪的建议，选派皮氏率军1万，车百乘，助魏。魏国好不容易战胜了楚威王，却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尽，便更加畏惧秦国，只得乖乖地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于秦王。 秦国先后蚕食韩、魏，已经形成了难以遏制、不可阻挡之势。然后是燕国、赵国相继陷落，再等楚国被灭之后，齐国就已经不战而降了。 另外，在统一道路上，郑国渠明明是列国想拖住秦国的后腿的计谋，却被秦国所利用;李冰的都江堰从根本上治理了四川的天灾，不仅使得川蜀成为粮仓，更是打通了灭掉楚国的水路，可谓一举多得。 我们现在谈论历史，不过是为了给现世与未来一些启发罢了。就是说要有恒心，才能合理布局，更会更为有智谋地去做适合的选择。 就如本人在《造成齐国灭亡的五部曲》文章中所分析的，齐国之灭亡很大程度上在于防御心态与文明战争心理，40年无战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防人之心不可无，居安思危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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