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墨家智慧最高

诸子百家，墨家智慧最高

什么最有智慧？自然最有智慧。真的东西是自然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具有自然的智慧，自然的智慧是自然的知识，自然的知识具有自然的力量。周易是中正思想，易与天地准，具有自然的大智慧。道家是中和的思想，稳定发展，也是自然的智慧。儒家是中庸思想，人心之中，人心昏昏，是讲不清楚的，格局太小，局限于血缘等级，是没有智慧的。      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翟，则干脆反戈一击，扯起了“兼爱”、“尚同”、“尚贤”的反宗法制旗帜，另起炉灶，创立了与儒家对垒的墨家学派。儒家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墨家则以原始人道主义为指归。兼相爱，交相利---平等、博爱，是真正的把自然的智慧运用到人类社会。墨家的思想是中用思想，在诸子百家具有最高的智慧。       “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并且，“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墨子吸收并发展了子思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摆脱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尚贤”即尊尚贤人，实际上是为平民阶层上层分子要求政权的口号。春秋时期的“举贤”、“荐贤”以及儒家的“尚贤”、“选贤”，都是作为宗法制世袭官职的补充手段而存在。到墨子这儿可就不同了，“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要求连“天子”都是由“尚贤”选出来“治天下之民”的。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要贵族统治者“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管什么阶层的人，只要是贤能，就“举而上之，富而贯之，以为官长”；不贤能即“不肖”的人，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贤能者即使是农人、渔夫、手工业者之类，也可以被举为天子。这在《礼运》中已经萌芽的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儒家把它作为理想却不敢引入现实;墨家将它作为自己的奋斗日标，“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精神十分感人。        子思在《礼运》中托孔子之言提出的“大同”之世“选贤與（通‘举’）能”，经过墨子的改造和发展，成了古代圣王的“政之本”,“尚贤”成了一种理想化的民主选举制度。       “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这也就是实现“大同”之意。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未有刑政之时”，人们思想不统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互相攻讦，“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天下大乱是由于无“政长”。因此，施行选举制度，按照贤能等第，设立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使百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天下的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上同于天”。“不上同其上者”，就要加以惩罚。这种“尚同”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制政治模式，其思想意义远远超过了学术价值，可惜它仅仅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秦以后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则是王权宗法制和“尚贤”、“尚同”理想的混血儿，可悲的是天子世袭制一直占主导地位，“尚贤”只是维持封建统治的补充手段，而民主思想则备受摧残。现代大国必须民主与专制相结合，墨家思想给我们提供的思想肯定是极高的智慧。       遥望先秦，墨家给我们提供了极高的智慧。在21世纪，我相信中国人民还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智慧。我想不仅墨家有这种智慧，中华民族也一定能找到这种智慧，克服我们这几十年非左即右的偏激思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二元论的思维就是从左跳到右，不会享受一个大的空间，总是处在一个极端，一个边缘。我们该左的时候左，该右的时候右，才能够最好的利用老天爷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这样一个空间。我希望中国——说不定十年八年还会——产生新的文化运动，只有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从党中央到各种学者、各界人士所说的文化复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