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观念的近代转型

中古自古以来由于文化的优越地位，夷夏观念一直是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谨守的一个基本理念。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夷夏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显示了中国近代观念的重要转型，此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建构成为中国政治家和学者首先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基调——以夷变夏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先秦诸家学术，特别是儒家学术，对中国“夷夏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語八佾》）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語子罕》）

樊迟問仁。子曰：“居处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论語子路》）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论語宪問》）

从以上孔子的言论，可以看出，儒家认为夷不如夏，而且可以借助后天的努力，达到改变落后的蛮夷的目的，也就是“以夷变夏”。

可以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正是根据这种思想，来实践汉文化的传播。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少数族对中原汉族的影响有所述及。但是，承认民族的异化现象并不是否认民族同化是中古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古代“以夷变夏”的说教，鼓励着中国文化的外传，使中国长期处于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使中国民族观念上表现为强烈的“天朝上国”的自豪。这种观念直到清道光帝之前仍然没有发生许多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的早期的思想家著作中，仍然用“夷夏观念”来解释明清更革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针对明清之际满清对明朝人们的残酷镇压（尤为深切者

第二、近代夷夏观念的相关论述

关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这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夷夏观念的根本改造。庞朴先生在评价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时，曾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们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化和勇于革新、勇于建立的时期”。梁启超先生称甲午战后中国学界面临着一个“学问饥荒的时代”。在我看来，所谓的“怀疑一切成法”和“学问饥荒时代”正是对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内心自卑感的完美体现。

“怀疑一切惩罚”即为背叛传统，古法不足据，古训不足畏，这种心理使中国民众对洋人产生了一份好感与敬意。开始与洋人交往，开始与西洋文化交往。夷、夏交合，首先是从上层开始，从士人开始。冯桂芬曾进一步将夷夏交合的观念改造为“夷不如夏”：“人无异才，不如夷；地无遗力，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此“四不如夷”既是对西洋文化的极度崇拜，更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夷夏观念的更革。以此为基调的更革完成了夷夏观念在近代的完全转型。

很多人在讲到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时，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把中国历史讲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或者抗争史、屈辱史、革命史等等。在我看来，这只是革命史观的现代改造——从一国、一族入手，并没有真正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的广泛的范围内考察。近代历史（包括中国历史）都是世界近代整体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想了解整体性历史的真正主线，就必须对近代西方与东方人的世界观作一个全面的梳理。而在中国历史上，夷夏观念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深入探讨这一观念的近代转型，将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路程，有助于认清未来的文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