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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诗人
肖川
诗歌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诗歌之所以当之无愧地荣膺这种褒奖，是由于其历史渊源、文体的讲究和强烈的抒情性等多种因素。所谓“疾苦之问易为，欢娱之辞难工”，诗歌既要讲求表达的方式，又要讲求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诚非其他文学形式可比。 “诗歌是想象的精灵”，它和现实也许会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是大相径庭。诚如英国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赫兹里特在《时代精神》一书中所说的：“诗是我们生活中的精细部分，它扩展、净化、提炼我们的心灵，它提高整个人生。” 读到古诗中“一笑百虑忘，松风奏笙竽”“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等句子时，常对古人的宽阔胸襟和豁达心境向往之至。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玲珑莹彻，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意无穷。”（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页。）叶燮在《原诗》进一步指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入冥漠恍惚之际，所以为至也。”（同上）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明诗》篇中明确指出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感情之表现，感情的激荡是外感于物的结果。“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他在《诠赋》篇中说：“赋者，辅也，辅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诗，是一种性灵的抒发，是情和物交互感应的产物，是活跃的情愫，是通向心灵的最后一把钥匙，是隐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最后一块绿地。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保留了想像的空间，保留了童贞的心灵，保留了童话般的意境，保留了温热的乃至震撼心灵的回声。 所谓“诗”，非仅韵文之谓，乃文学的“想象之方法”之谓也。“想象之方法”，其依据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是合乎逻辑的假想，不问其曾否发生，只就逻辑而言某一事件可以发生、应该发生甚至必须发生，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谓“通性之真实”。历史作为人类生活过程的“集体记忆”，逻辑作为历史经验浓缩的思维法则，在前提普泛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相通而互证的。 英国湖畔派诗人之一华兹华斯言之凿凿地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要求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还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仿佛它们都在他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他的朋友、另一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也提出：“诗就是人的全部思想、热情、情绪、语言的花朵和芬芳”。 “诗人必须从内心外表两个方面去认识人类生活，把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纭万象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对他们起同情共鸣，深入体验，使他们深刻化和明朗化，为着从他这个主体个性出发（尽管这要受到一种狭窄的特殊范围的局限），去创造出一种不像由外因决定的自由整体，诗人就必须摆脱这种题材的实践方面，或其他方面的约束，对这种题材以巡视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自由眼光去临高俯视”（黑格尔：《美学 》第三卷）。朱光潜说华兹华斯一句话就说完了尼采用一部书要说的道理——“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朱光潜：《诗的境界——情趣与意向》《朱光潜美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2月第1版，第193页）。大凡真正的好诗，都不是硬作出来的，是灵光的倏忽一闪，是积淀的突然爆发；所谓写，只不过是早就成竹在胸，巧遇触发点之后，水到渠成地自然表达。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诗律为标志的近体诗。仅唐一代，见于《全唐诗》的诗人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诗作近五万首。唐诗从内容上包括征戍、谪迁、恨别、思乡、伤时、怀恋之作，唐诗成为诗歌的海洋并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百读不厌。 有论者对唐诗作了诗意的解读：“一处山水，一段明月，就那么静静地凝固于唐诗之中，一千年过去了，又三百年过去了，它默默地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的感知。如果你的微笑里有大漠的孤烟，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有羞涩牵马的少年，有寂寞地开且落的芙蓉花，有敦煌悲苦的面容，有咸阳游侠九死一生的豪情……那么，对枯燥的变幻的人生，对起落的无序的命运，你会有很多很多更好更深的理解，懂得从容，懂得感激。”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经久不衰的杜甫的诗。不仅因为其“语不惊人死不休”，还在于如梁任公所解乃为“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同时杜诗又可称得上是最平淡朴素的，描绘人间疾苦，且在这艰难中焕发力量和光芒，“活生生的画面，随时能够撑开疲惫的眼”。因而，“如果说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那么，杜甫的诗就是灵魂深处最明亮的灯。” 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的文学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与曲是诗与音乐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自由、活泼，更利于传情达意。启功先生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古代的中国人，“父母在，不远游”。没有万不得已的原因决不会离开家乡，一旦离开便是数不尽的离愁，溢满了诗词文章。中国古人也很早就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有限，幻想着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无限的价值，在相对的存在中追求绝对的意义。这在山水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古人在面对自己的量与力上都无可比拟的大自然，同时又感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时，他们就把生生不息的自然山水看作寄托个体生命的载体。于是，悼往感来，怀古伤今，就成为历代诗人共有的心态，也成为山水诗文反复咏叹的主题。 梁任公说：“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启功先生认为，诗是非逻辑的，因此“妙义难从句下求”，更不能作实地去解释句中的字义。 好诗是诗人对生命真诚的揭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鲁迅）诗艺之学，复杂微妙，解读诗歌，难有“标准答案”。昔时有“诗无达诂”之说，今人有“接受美学”之论，都是强调诗歌解读，往往是见仁见智。深厚的诗词修养可以陶冶你的情操，修炼你的品味，敏感你的嗅觉，使你不致于成为面对美丽的大海而自惭形秽的渔夫，使你无论是面对夕阳晨雾、春华秋叶、细雨如丝、迷蒙霰雪，面对每天都见到的日月星辰不至于熟视无睹，你就能成为一个异于常人、超于常人的人，成为对社会、自然、人生有着特殊感受力的人。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颐都作绝妙词”（袁枚《潜兴》）是也。可正如方印中先生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在中学生的感情需要宣泄、理智需要抚慰、情操需要陶冶的时候，考试却反复告诫他们“不要写成诗歌”，教学时把诗歌写作看作禁区，这合理吗？诗歌中的种种风格，豪壮雄伟，凝重深沉，含蓄蕴藉，华丽典雅，豪迈奔放，明朗开阔，生动活泼，爽朗高亢，旷远雄浑，自然流畅，清新俊逸，刚健质朴，明净轻灵，响亮和谐，委婉缠绵，工巧细密，潇洒隽永，警策严谨，风趣真挚，瑰奇优美，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是乳汁，是维生素，有什么能取代诗歌吗？ “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诗较别类文学谨严、纯粹、精微”;“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朱光潜)。诗能有效地抗拒心灵的衰老和生命激情的消退。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或是在晚霞满天的黄昏，远逝了喧嚣劳累，淡去了功名浮华，静静的品一首小诗，自有一番滋味。有诗的日子，生活便慢慢丰润起来，充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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