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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新说 ——“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 庄建东 汉字是我们古人的一大创造，对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对东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维系和国家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后，汉字解决了数字化输入电脑的难题后，更显现出它强大的生命活力。汉字形音意相统一的全息性特点、记录语言的超时空特点，超强的新词汇生成能力特点（不用创制新字即可构成新词），在信息的储存和传播、大脑智能的培育和开发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其他拼音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优点，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汉字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从上古时期产生一直使用到现在的、仍然活着的最古老的文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汉字的创制也是世界发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汉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它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一直是一个世界文化史上没有彻底解决之谜。本人不是专门研究汉字的学者，也不是考古的专家，只是偶尔涉及到这个领域，涉猎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并且形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新乡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第四期上。今天不揣浅陋，把我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拿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批评指正。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传统说法 甲骨文被发现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历代有一些学者就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有“结绳”说、“书契”说、“仓颉造字”说、“八卦”说、“河图洛书”等说法。这些说法，大都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载，有些也加上了自己的推理和判断。 文献中关于汉字起源的记载大体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 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 1. 前文字时期的传说主要集中在“结绳”说 《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庄子? 箧qie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文心雕龙?练字》：“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 2.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主要集中在仓颉造字说 《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 《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gaoyao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ang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二、近代以来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 1.甲骨文发现之后，汉字起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是，殷商时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是，学者们通过使用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字学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多种新的说法，“其中较有影响的说法，归纳起开大致有起源于图画说、刻划符号（或陶文）说、民众造字约定俗成说、巫术生成说、巫师整理说等”（何崝）。 三是，证明了一些古代传说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例如，对前文字时代的结绳记事、契刻记事的传说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肯定看法，认为“在没有文字以前，契券就是绳结”（唐兰） 2.现代学者对“仓颉造字说”大多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否定仓颉说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大众造字说”和“宗教、巫术生成说”两类。 （1）持大众造字说的学者较多，占主流地位： 鲁迅：“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门外文谈》） 杨择令：“在族徽与其他图形的启示下，在表音字使用的促使下，出现了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全民造字运动”。 沈一清：认为，仓颉造字的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荀子和韩非的著作里，出现时代较晚，因此“仓颉造字之说，实无信史可据”。（《我国古代文字起源初探》 陈炜湛：“（仓颉造字说）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文字起源问题上的表现”，“无非是为了给方块汉字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便垄断文字，愚弄人民，维护其统治地位罢了”。“即使真有其人，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些收集整理工作而已” 《汉字起源试论》 （2）持宗教、巫术生成说的较少，但也占有一席之位。 主要是一些研究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和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一些学者。由于东巴象形文字是由纳西族东巴教祭司所掌握和传承，因此成为这一观点最主要的支撑点。 商中：“这种简单的贸易活动是不需要专门用文字的。只有到了物质资料足够丰富，人们有了精神的某种渴望以后，才为文字的创造准备了社会条件。” “精神的某种渴望”就是“原始宗教活动”， “汉字产生的动力，应该是精神的需要，而非物质生活的需要”。《巫史文化与汉字创制的自觉》（《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第二辑） 3.在汉字起源研究问题上，众多学者的不足之处 （1）片面地、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思想观念上片面地、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只有“大众造字说”才符合唯物史观，这种思维定势妨碍了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更细微的思考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2）混淆了前文字时期和文字创造时期的界限。 在“什么是文字”这个立论的基本概念上，混淆了前文字时期和文字创制时期的界限，进而混淆了文字创制时期和文字孳乳发展时期的界限； 如果我们把文字定义为语言的一种载体的话，前文字时期的一些记事方法也是信息的承载体，但是，这种载体不能和语言中的词或词素对应起来，因此不能认为这些载体就是文字，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字就是大众发明的。 （3）受各自专业所限，各偏一隅。 在研究方法上受各自专业所限，各偏一隅，各执一说，没有从更广阔的角度、用更多的方法去进行综合研究论证。 汉字起源由于年代久远，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因此需要将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化史学、心理学、发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维度的进行研究。众多学者恰恰没有作到这一点。
三、庄氏新说 （一）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是基本可信的 1.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来看 中国进入农业文明很早，农作区域广阔而且发达。很早就形成了“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的生产方式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方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亘古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我们的先民重历史、重传统、重经验、师法祖先、敬畏大自然、少奇思幻想的心理特点，形成了讲究位、序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务实、保守的性格特征。 这种农业民族的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不发达，没有对历史传说造成太大的干扰，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基本保证了古代传说原始形态的长久保持。 我们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意识不同，西方文化中，人的一切都是上帝或众神创造的，而我们认为是祖先创造的。例如：人们使用的“火”，西方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哪儿偷来的，而我们是“燧人氏”用石头敲击出来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羼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作根据。因为在中国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都是用来证明而不是推翻古史记载的。” 2.从甲骨文的研究来看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问题：甲骨文的发现才有100多年，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写作《殷本纪》凭据的是什么？ 推论1：要末凭借典册资料：那么，殷商及殷商以前的时代一定有典册资料流传后世。 推论2：要末凭借民间传说：那么，民间历史传说确实是信传。 3.从文字记载的历史与民间口头传说的关系来看 如果把历史流传的形式比作河流的话，上游是口头传说，后来分出文字记载一条支流。结绳、契刻是口头传说的辅助形式。 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头传说的历史，就象平行流淌的两条河流。在没有文字以前的阶段，口头传说是主流，文字产生以后文字记载成为主流。 两条河流之间并非没有联系，有些文字记载取之于口头传说，但经过了史官和学者的考察论证、推理想象；有些口头传说源于文字记载，是文人将文字的记载转变为故事流传于民间。 口头传说见之于文字记载时间的早晚： 一，取决于口头传说流传广泛的程度 二，取决于口头传说和史官、学者相遇的时间。 三，取决于史官、学者的个人眼光、价值取向、取舍尺度等。 四，取之于最高当权者的态度。是否有利于统治。 例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正史里就没有记载，如果不是沈括听说了这件事情，把他记在《梦溪笔谈》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宋朝有毕升这个人，顶多知道大约在宋代有了活字印刷。 因此，并不能将传说见之文字的早晚，作为衡量传说可信度的唯一尺度。
（二）中国古代关于仓颉造字传说也是可信的 1. 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错误的；但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是错误的。 在生产力低下、非常朴素的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和大自然几乎浑然一体，人们接受教育和获取食物财物的机会接近均等，是人的天性保留的较多、教育的作用和刻意雕饰的成分较少的时候。因为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严酷，自然选择的成分占了绝大的比例。 例如：发明耒耜si、教民稼穑的后稷，名叫“弃”，一生下来就被抛到荒野，因为生命力强才被拣回来喂养。再如，尧考察接班人舜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把他带到深山密林中去，让他一个人走回来，考察他辨别方向的能力、生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毅力。 因此，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更多地取决于他先天的禀赋——即先天获得的智能、体能、性格特征等，能者为师、强者为尊、崇拜英雄是普遍现象。 禀赋高的，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新性强，他们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生产方式方法就成为文化的一个个新的起点。 即使从现代人来看，人与人之间智力和能力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的起点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必定是异于常人的，这一点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一定更为明显。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在由蒙昧时代向文明门槛迈进的时候，普遍存在一个英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不过，中国英雄时代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出现的时间早，二是产生的英雄不是力量型而是智慧型的。 他们不是力大无穷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贴近生产、生活，为解除人民疾苦而战胜自然、创造幸福的英雄，如发明指南车的黄帝、发明丝绸的螺祖、发明文字的仓颉、发明车辆的奚仲，发明耒耜的后稷，治理洪水的大禹等等。有一个力量型的英雄但是个失败者，那就是怒触不周山的共工。 不管是力量型还是智慧型的，他们的先天禀赋一定在某一方面超出常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历史长链中一个个闪光的点。因此，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不但要关注当时的社会形态，也要关注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个性特征。 承认“能者为师”很容易，但是，要让大家都认可历史上的某项发明就是传说中的某某 所发明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在我们引进、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并把它作为主流思想意识之后，特别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有意淡化个体的发明创造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这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对于扭转轻视劳苦大众作用的思想倾向和片面的历史观是正确的。但是，过犹不及，如果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任何领域成为一种极端的倾向的话，也就成为片面的了，影响了我们真实、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错误的，同样，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是错误的。就拿仓颉造字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仓颉这个人的存在。虽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文字是可以创造的，是可以人为推行的。 2. 从发明创造的外部条件来看：复杂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才是产生文字的根本动力。因此大众造字说和巫师造字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古今学者公认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结绳记事的时代：《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结绳和刻契是前文字时期的记事方法，这个时期是汉字发明的准备时期。这种方法是大众性质的，是汉字发明的土壤和基础。尽管绳结和记号也是信息的承载体，但是，这种载体不能和语言中的词或词素对应起来。如果我们把文字定义为语言的一种载体的话，我们不能认为绳结和记号就是文字，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字就是大众发明的。 笔者承认上古时代可能存在一个“造字运动”时期，但是，这个“造字运动”决不是杨择令先生所言的全民造字的群众运动，而是集中在少数人中间的、带有个人发明性质的一种造字的过程。 因为，“社会需要”才是发明创造的最大动力。 结绳和刻契记事不能满足更加复杂的记事的需要的时候，符号（文字）记事才成为可能。 最初的象形文字的主要功能是记事而非记言的。从记事到记言有一个过渡期。汉字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因记事需要，象形不足而表意，表意不足而形声和意音，是汉字系统形成的内在规律。 如果结绳和契刻记事能够满足一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需要，从事一般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有必要去创造文字吗？结绳和契刻记事能够自发地向字符记事发展吗？如果在物质生产和交换中创造文字是普遍现象和规律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历史很悠久的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 最需要有复杂记事方法的是哪类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吗？如果从生产力发展阶段去考虑的话，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都是否定的。正如商中先生所言：“历史告诉我们，在原始时期，纯粹的经贸是不需要文字的。原始时期，人们贸易的主要方式是以物易物，中间是没有等价物的。” “这种简单的贸易活动是不需要专门用文字的。只有到了物质资料足够丰富，人们有了精神的某种渴望以后，才为文字的创造准备了社会条件。” 那么，文字是商中先生所认为的，是从事纯精神劳动的人（如巫师、祭司）创造的吗？如果是，那么很多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少数民族，都有巫师或祭司却没有文字呢？对于商中先生所认为的，这种“精神的某种渴望”就是“原始宗教活动”，“汉字产生的动力，应该是精神的需要，而非物质生活的需要”的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结绳和刻契记事不能满足更加复杂的记事的需要的时候，符号（文字）记事才成为可能。复杂的记事需要产生于复杂的社会管理；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才是产生文字的根本动力。 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产生于国家初具雏形和大规模战争的出现，而战争的出现源于阶级的产生。阶级的产生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剩余、对女性和财富的争夺和分配。 因此，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产生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3.从仓颉所处的时代和所从事的工作看：“仓颉造字说”是可信的。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有了大规模的战争呢？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现代学者的考证，比较公认的说法就是黄帝时代。 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和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大规模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 据历史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而史官是专门从事记事工作的人。 因此，笔者认为，仓颉创造文字的传说和结绳说一样，从仓颉所处时代和所从事的工作来看，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三）“仓颉”即“仓结”：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记事方法 那么，从结绳到书契是怎样的情景呢？中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形式呢？“后世”又是哪一个时代？“圣人”又为谁？是“圣人”发明了书契呢？还是“圣人”提倡推行了别人发明的书契呢？古书语焉不详，考古也无确凿的发现，我们只能靠已经掌握的材料去作合乎情理的想象和推理。 1. 多方联系，综合推理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结绳记事、仓颉造字、黄帝蚩尤的传说、文字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是不是可以作如下推理： 在远古时期，中国存在一个结绳记事的时代。 生产力发展，国家产生，结绳记事不能满足越来越复杂的记事的需要。 从事记事工作的人亟需要有一种新的记事方法来弥补结绳的不足。 从结绳到书契中间应当有一个过渡的形式。 这种记事的形式、方法也是从记事到记言的过渡时期。 这种过渡的形式和方法应当就是汉字产生温床。 弄清了这种形式和方法是什么样的，就弄清了汉字产生的源头。 2. 多维想象，还原情景 如果我们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创造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多种材料相互印证，是不是可以用情景还原法对以上推理作如下想象： 父系氏族公社的时代，中国黄河流域形成了众多的农耕部落，这些部落互相通婚，有亲戚关系，逐渐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就是两大联盟各自的共主。 每一个小部落都有公共的土地、山林、墓地和议事的场所，当然也有公共的谷仓。 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家族世代为渭水流域的一个部落管理谷仓，擅长结绳记事。 古代人习惯以职事得名，大家都叫他“仓”。 “仓”从父亲那儿继承了结绳记事的职务和本领。 “仓”有绘画的艺术天赋而且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很强，对于线条特别敏感和感兴趣。 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多，两大部落联盟之间因为争夺土地山林等生存资源发生了摩擦纠纷，因为经常要征集人员、粮草用于战争，部族的事务越来越多和繁杂，负责征集供应粮草的“仓”打的绳结越来越多，即使把每条绳子染上不同的颜色，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类的事物，有时也不能准确回忆出某一个绳结所代表的意思。部落首领对“仓”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结绳记事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复杂的记事需要。 为了适应复杂记事需要，“仓”在记事的绳结下面系上一个小竹片或小木片，在上面刻或画上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符号，来补充或解释这个绳结所代表的意思，使他能够比较准确详细地说出这个绳结所代表事、物和情景。 部落首领对“仓”的工作非常满意。由于他是管理谷仓的，就把他这种新的结绳的方法称之为“仓结”。“仓结”可能还有一种解释：像谷仓一样的“结”，是“结”的一个集合。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应当和这种新的记事方法有关。 部落联盟的首领听说了，把“仓”选拔到自己身边担任专门记事官员，即史官。 部落联盟已是国家的雏形，已经初步具备了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事务更多更复杂。 在解决记事需要的强烈愿望下，“仓”以极大的兴趣和全部的精力研究和创造这种刻画在竹（木）片上的符号。 发明创造是有规律的。如果从发明创造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看仓颉造字传说的话，笔者认为“仓颉”所处的时代、地位、从事的工作以及他自身的知识技能储备，使他具备了创造文字的条件和可能。 人在解决需求的强烈愿望下，很容易将思维集中到一个方向、一个点。而在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一旦思路、方法对头就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旦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欲罢不能地集中全部精力去从事这项工作。 在解决记事需要的强烈愿望下，“仓”以极大的兴趣和全部的精力研究和创造这种刻画在竹（木）片上的符号，睡思梦想都在做着这件事情。前人即兴随意的刻画给他提供了创作的基础，鸟兽的蹄爪印迹给了他创作的灵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叙》 他的这种创作逐渐进入了颠峰状态，灵感不断涌现。每琢磨出一个符合物理的象形符号或符合事理、情理的指事、会意符号，他都如痴如醉，欣喜若狂，手舞之，足蹈之。 由于结绳记事是分条、分类打结的，这些符号自然也是分类的，同类事物符号的形状也相类似。如，与雨有关的事物带雨形头，与手的动作有关的事物带“手”形旁，等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说文解字?叙》 他用这种不断丰富的符号来记事，并且向记录言辞发展、向语言靠拢，由指事、象形、会意到形声，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最基本的字符。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创造出了多少个基本字符，而在于他创造了“仓结”这种结绳和符号相结合的记事方法，在于他创造符号时所使用的合乎物理、事理的思路（指事、象形、形声），以及他使用这些字符的方法（假借、转注）。当然，他在创造和使用这些字符的时候只是循理而行，并没有意识到其中蕴涵的指事、象形、会意、形声的造字方法和假借的用字方法，那是后人研究汉字构成规律时总结出来的。 “仓”创造出来的这种记事方法和符号比较符合物理和事理，对于记载事件、传递信息不但准确而且容量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使他能够很好地完成为黄帝记事备忘和传递信息的工作，成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佼佼者，受到黄帝的褒奖和众人的尊崇，并以“仓结”这种新的记事方法来称呼他以示尊敬和纪念。
“仓”创造出来的这种记事方法和符号比较符合物理和事理，对于记载事件、传递信息不但准确而且容量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使他能够很好地完成为黄帝记事备忘和传递信息的工作，成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佼佼者，受到黄帝的褒奖和众人的尊崇，并以“仓结”这种新的记事方法来称呼他以示尊敬和纪念。 “结”“颉”同音。“颉”是个后起字，甲骨文词典中我们找不到这个字。“仓颉”应该就是“仓结”。“仓结”之所以变为“仓颉”，可能是后人觉得“结”字太简单直白了，用以称呼“圣人”不够神圣，就换了“颉”字以表尊崇。 “仓结”的这种结绳和符号相结合的记事方法可能逐渐被同族的同行所模仿，但是他们所刻画的符号是否相同却很难推定。他有可能传授给族内同人，也有可能秘不外传只传子孙后代。 如果是后者，就会有多套符号出现，他们之间谁也不能完全看懂、释读别人刻画的符号。这就需要强力人物——如黄帝的介入。在强力人物的干预下，这些符号以仓颉为主，其他人“客水相续”，完成了这一符号系统，完成了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创造。 不管是哪种情况，掌握这套符号系统的，起初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以后逐渐传播到部族极少数上层人物。只用于部族的大事，例如组织战争和人与上天、鬼神沟通的祭祀、占卜。不然考古发掘出的古陶片上就不会极少有这类符号出现，因为这些符号没有专门的学习是掌握不了的，是从事制陶的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懂甚至见不到的。 所以，这些符号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具有非常神秘和高贵的色彩——它的产生惊天动地，以致于“天雨粟，鬼夜哭”。 3. 对以上推理想象的一些论证 （1）“系辞”：“仓结”这种记事方法在典籍中留下的痕迹。 《周易》中“系辞”一词本身，就是这种记事方法在汉语言中留下的痕迹，明白形象地表现了在占卜结果（木棍上的刻契或绳上打的结）上“系”上一则解释符号的事实。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系辞上·第七章》。 朱熹解释说：“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按朱熹的说法《周易·系辞》可能是文王周公所作之辞，但作为一种记事的方法，要更加久远得多。 （2）“册”、“典”、“策”：“仓结”这种记事方法在汉字中留下了痕迹。 “仓结”这种记事形式发展的结果，就是绳上打的结越来越不重要，大量的信息是靠刻画在竹（木）片上的符号记载下来。 后来干脆不再打结，直接用绳子把一个个刻有符号的竹（木）片穿起来这便是“册”。“册”字就很形象地表明了当时的“书本”的形状。 把“册”双手捧着就是“典”。我想，这样的“册”是记有重要事务用来告祭祖先或上天沟通的。 画有符号、不用绳子穿、单独使用的竹片，我想这就是“策”，是用来记事备忘或传递信息的。 （3）“仓结”这种记事方法表明：最初的象形符号已经具备了记言的功能。 系在绳结上的符号是用来解释绳结并帮助结绳者回忆说出绳结所代表的事物的内容的，主要功能应当是为记事服务的，但已经具备了记言的功能。符合汉字“象形不足而表意，表意不足而形声”的记言功能逐步形成的内在规律。从记事到记言有一个过渡期。汉字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中国文言文与当时的口头语言并非完全一致，也是汉字起源于记事的一个证明。 （4）山东丁公龙山时代的陶文：汉字起源于黄帝时代的旁证。 另外，笔者之所以在上文中强调“仓颉”的这种记事方法可能被“同族的”同行所模仿，是因为笔者认为，既然文字产生于大规模的战争，交战的对方也必定有自己的记事方法。冯时先生在《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中指出：“《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也即祝融。这种祝融与仓颉共同造字的记载其实已经暗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性特点。显然，如果仓颉被视为汉字的创造者的话，那么祝融以其在古史系统中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来看，应该可以被视为夷文化的创造者。” 据冯时先生考证，山东丁公龙山时代的陶文，即属于东方夷（彝）文字系统。这就是说，以蚩尤为部落首领的东夷也有自己的记事方法，只是没有夏族的先进而已。“仓颉”这种记事方法的先进性可能使得它在当时对敌方保密，应属于当时的“国家机密”。很可能黄帝一族就是因为掌握了先进的记载和传达信息的方式，并用之于作战时的指挥、联络，才使得他们的组织工作更加严密有效，从而战胜了军事上占优势的蚩尤一族。文字作为一种强化统治管理的工具，黄帝必定会对其进行“垄断”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强力推行。因此，中原文字的统一，当在黄帝战胜炎帝、蚩尤之后。
（5）仓颉故里：汉字的发明当在黄帝战胜炎帝之后，战胜蚩尤之前。 据传说，仓颉故里在陕西白水县阳武村，其墓葬处修有庙宇。据庙中最早的碑刻记载，庙是东汉时修的。如果仓颉故里确在此处，那么，仓颉创制汉字的时间当在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之后，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之前。因为陕西渭南是炎帝一族的地方，仓颉起初应当是炎帝一族的仓官，成为黄帝的史官应当是炎黄两族融合之后。他成为黄帝的史官后，才可能进一步完善这一符号系统，并教人认识这些符号，以用之于与蚩尤在涿鹿作战时的指挥、联络。因此，汉字的发明当在黄帝战胜炎帝之后，战胜蚩尤之前。 （6）以今天的情景推之：汉字的发明权没有归到黄帝名下，亦足以证明历史上有“仓颉”这个人。 据历史传说，指南车是黄帝发明创造的，而传说中同一时代发明的文字却没有归到他的名下。以今天的情景推之，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发明，一定不会没有领导的事。如果汉字是集体发明的，归到黄帝名下是理所当然的事，至少黄帝也要挂一个名，而且还得排在第一位。以此推之，要么仓颉在当时就已经名声很大，大家都知道了是他发明创造的文字；要么黄帝还没有今天领导身上那种“见名誉就上，见困难就让”、搞政绩工程博取虚名的坏毛病，群众身上也没有拍马抬轿、阿谀领导的坏习气。足见当时古人思想的单纯、民风的纯正，让我们今天的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 （7）为什么极少发现甲骨文之前的可以真正称之为文字的东西？ 由于“册”的材质是竹木的，容易腐烂和虫蛀，当时又没有防腐、防蛀技术，因此没有给我们留下丝毫痕迹。只是到了殷商时代，敬事鬼神、用甲骨占卜的风气盛行以后，才把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写在占卜用的甲骨之上，这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甲骨文字。当时，文字的载体除了甲骨和钟鼎之外，还应当有简册。甲骨文中已有“册”和盛放“册”的祭器的字符。《尚书?多士》中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商代及商代以前就应当有简册留存，周代早期王室史官可能还能看到，经过西周之后几百年的战乱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代是永远见不到了。西汉学者孔安国在他所作的《尚书?序》中即秉如是说。埋在地下的商代及商代以前的简册可能也有，因为年代太久远，早已和泥土毫无二致了。 流传世上的烧掉了，埋在地下的烂掉了，古代陶工不掌握文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极少发现甲骨文之前的可以真正称之为文字的东西，一下子就出现了甲骨文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 （8）东巴文字：对于研究汉字起源不足为据。 一些现代学者在研究和论述汉字起源时，往往把东巴文以及类似的文字作为某种立论的依据，如图画说、巫师说等。如果关于东巴文字的问题不解决，将会给汉字起源研究造成一定的干扰。例如，文字起源于复杂社会管理工作需要的说法就不能完全成立。笔者认为文字从起源上可以分为原生和次生两类。原生文字是不受强势文化和文字影响，在本区域本民族内部运动产生的文字；次生文字是受强势文化和文字的影响，模仿或受其启发，为保持本民族特色、保守本人群或本行业秘密而创造的文字。东巴文字即属于次生文字，类似的还有水书、女书以及已经失传的西夏文字等等。此类文字可以作为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但对于汉字起源研究不足为据。仅此一说，为前文论及的复杂社会管理工作需要的说法（或阶级斗争说）作一点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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