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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许劭的这么一句评语，让曹操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当了一千七百多年白脸奸臣的角色。
好在当年阿瞒同志心胸豁达，听到这一评价的表现是“太祖大笑”。也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华有志向，率性大气，不拘泥于文字游戏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一生也确实是这样表现的。比如“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在那篇著名的《讨曹檄文》里就把他祖宗三代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后来投降曹操，照样受到重用。 在历史上的开国帝王里，曹操的条件不是最好的，但还是比那些白手起家干革命如刘邦朱元璋之辈好了不少。即便在汉末三国这个群雄逐鹿的政治舞台上情况也是这样。他是一高干子弟，又得曹家及夏侯两家的经济人力资源，在国家承平时节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即使战乱也能比较容易的拉起一支队伍。这些先天优势可是编草鞋的刘备所不敢奢望的。当然比起袁氏一族“四世三公”，门生遍布天下的政治优势还差的比较远，就是和已历三世，领有江东的孙权相比，也多有不如。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机警就是敏感性高，同时又深谙权术之道，一看这做派，就知道曹操将来是干政治的好手。正因为里面充满了权力、抱负、欲望、美色、金钱这些诱惑人的东西，所以政治是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只有高智商的人才能玩的转。竞争激烈意味着回报高，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因此无论是承平时节还是战乱时期，搞政治都是风险极高的。成则位极人臣，甚至君临天下，败则身死东市，祸遗子孙。政治就象一根正弦曲线，可以把你送上巅峰，也能把你打入地狱。所以无论古今，一个人要从政，第一要心理素质好，第二是千万不能是个老实人。 由于出身好，根正苗红，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早期的曹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畏权贵、严于执法、忠于汉室的能臣。 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而且他还敢来真的，有一次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其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有魄力，有眼光，有手腕，年轻的曹操治理洛阳便表现出优异的政治才干，是无愧于“治世之能臣”这一评语的。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自秦汉以降，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出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豪强集团。几乎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会把大棒砸向这股政治势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豪强势力非常深刻的影响着皇权巩固和社会安定，所以皇帝们要抑制豪强。但因为豪强们又控制了相当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君王们又离不开这个集团，所以也不能把他们往死里整。最后君主对豪强势力往往是又打又拉，把他们控制在自己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古代如此，现在未尝不也一样，就如俄罗斯的普京，上台以后，不也是对那些经济寡头大打出手？ 一个人有了钱，就会觊觎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想去获得更多的金钱。一个人既有钱又有权，哪个统治者看着还能放心？甚至可以说，豪强势力是对封建国家最大的威胁。他们倚仗权势，横行不法，对下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造成大量流民，直接威胁国家的安定，对上是扰乱朝政，甚至篡权夺位，直接威胁皇权的稳固。 曹操刚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所以即使他有想法有手段，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治乱世须用重典，等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 曹操在打败袁绍夺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也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较好效果。我们翻看史料，就可以知道在曹操统治的中原地区，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较以前大为好转，朝中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也就这点评价他是“化乱为治”。而且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治国之道就是儒表法里，一手举着儒家的“仁”字招牌安抚人民大众，一手拿着法典皮鞭监督驾驭臣民。这有点象美国对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后来诸葛亮治蜀，用的也是法治手段—其实，有作为的政治家莫不如此。当然并不能因为曹操“摧抑豪强”就说明他站在豪强势力的对立面。事实上，曹操要征战四方，还得借助豪强们的力量，同时曹操虽然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但他稳固统治秩序又符合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利益。所以，曹操和所有统治者一样在豪强势力面前具有两重性，只不过他的作为更加突出，所以关注度更高，这也是后世对他褒贬不一的一个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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