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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庄不仅质疑语言、知识和伦理道德，还对所有的人文修饰和修辞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很明显，道家对修饰和修辞的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针对儒家的礼乐文化。我们前面讲了，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文化对人的熏陶和教化作用。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正是说明了，在保持本色的情况，唯有“文”的教化和熏陶才能让人成为一个文明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人心地虽然质朴，但如果是满口脏话，喜怒无常，听不懂音乐，看不懂小说，不知道人情世故，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教养的人。一个人如果象猪一样仅仅知道吃饱了就睡，无欲无求，没有情感，不懂规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人。 “焕乎，其有文章”，正是表达了孔子对尧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而“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表达的则是孔子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孔子之所以“从周”，也正是因为“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
儒家建构礼乐，但道家偏偏要反对礼乐。儒家建构礼乐的目的是要把人教化的更文明，但道家反对礼乐，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文明背后的虚伪和人性压抑。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混杂的色彩会让人眼花缭乱；烦躁的声音会阻塞人的耳朵；繁多的食物会让人舌不辨味；驰骋狩猎，人心会激荡不能自抑；追求珍奇的财宝，会损害人的操行。因此圣人治世，只求温饱而不追逐声色之娱，摒除外界纷乱的干扰，保持安宁定神的境界。在老子看来，人吃饱了，无欲无求就可以了，未必非要给他太多的选择和修饰。那些美丽的色彩，酸甜苦辣的口味，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选择多了，人就会困惑；规矩多了，人就会束手束脚。就拿今天来说，原来的电视机只能看一个频道，大家却看得有滋有味，可是今天的电视机频道多了，我们反而调来调去，一晚上下来看不几个节目，大部分时间都在摁遥控器了。据说慈禧当年一顿饭要108道菜！不用说，一道菜夹一口，没几盘恐怕就吃不下了。可见，拥有如此之多之菜并非其本心，而为其用。真正源于道心者，无论饭菜如何，唯合其意，尽其食而不遗。追求外在浮夸之物，失去的恰恰是本真之自我。
美的东西往往过于浮夸，失去了真实。就像今天的电影，宏大的阵势和场景往往胜过了其要表达的真实内 容。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所宣扬的礼乐文化虽然以伦理情感为根基，可是这些东西一旦产生，往往可能会成为繁文缛节，让人心生厌恶，但却不能不遵从。在老庄看来，音律、规矩、词藻、色彩等等之类的东西，本来是我们体悟“道”的抓手和梯子，而儒家却把这些东西当成“道”本身了。庄子激进地说：“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正是儒家所谓的“文明”，让人为修饰的东西太多了，从而使得形式的东西盖过了本质，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形式就是本质。所以，在庄子看来，要体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美感，就要“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庄子最后总结到：大巧若拙。真正美的东西并非刀凿斧刻，而是自然造化。人工粉饰的东西目的性太强，已经远离美了。
道家不但否定儒家的礼乐符号，而且还否定儒家建构礼乐的 “中庸”原则。我们上面说过，儒家建构礼乐遵循的是“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孔子主张在“质地”和“文饰”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是此意。孔子一向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所谓绘事后素，意思是说，你想要绘出一幅好的图画，要首先选好一件漂亮的白色的绸子，然后才加上各种颜料以成图画。这里，孔子用颜料比喻“礼乐”。礼乐是外加的，做人首先要有内在的美好的本质，然后加上外在的礼乐，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正如颜回所说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在艺术创造上，儒家也是避免偏激，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警示教育意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圣人憎恶紫色抢夺红色的地位。在古代，由于染色技术水平有限，红色是最难染好的，着色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变成紫色。因此，古人认为紫色是杂色，而红色是正色。“郑声”是当时中原地区新兴的民间流行音乐,“雅乐”则是周代正统的典礼音乐。孔子认为流行音乐不如古典的雅乐平和纯正，所以加以贬斥。能言善辩，巧言令色，倾覆国家，当然也是孔子所不耻的。看来，儒家所谓的礼乐文化仍然是在为其所宣扬的“父父、子子”的伦理情感和“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
然而在道家看来，儒家所宣扬的伦理价值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无为而有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种由“道”、到“德”、到“仁”、到“义”、再到“礼”的过程，就是一个刻意追求的过程。你越是追求，离目标就越远。而儒家所谓的礼乐也具有这种“人为”性，使得艺术带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老子看来，艺术不是手段，如果强制作为手段，只能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人的生活和艺术是要遵从自然的法则和规律的。不如此，就无法达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唯有如此，人的想象力才能四处驰骋，不断地迸发出美感。正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
就这样，儒家把艺术创造纳入形式和规范，企图完成其“发乎情，止乎理”的人文教化作用。可是，道家偏要打破这些枷锁，给想象力和创造力以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两家在美学观点上又形成了互补。与儒家的 “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相比，“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好似更加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儒、道互补的张力结构中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儒家的礼乐文化，就不可能有道家的“天地之大美”。因为，在审美理念上，素朴本身并不是美，返璞归真才是真正的美。如果没有儒家的礼乐文化让远古的人类脱离野蛮原始的状态，道家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生活状态又会有什么美感呢？正是两家互相牵制，互相对立，在客观上才起到了互补的效果。中国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辉煌的艺术成果也正是来自于这种互补。
专气致柔如婴儿
道家之所以要打破儒家所建构的语言符号、礼乐文化、仁义道德、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儒家的“人为性”。“人为”，是道家学派最厌恶、最排斥的。因为在老、庄而言，任何“人为”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根本没有资格承载无限之大道。况且，“人为”的东西都隐含着目的，而一旦有了目的，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性，都是一种歪曲。于是，道家在颠覆了儒家的理论和主张以后，亮出了他们的底牌——无为。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章说，要评价一个人是否得道，可以通过对以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的回答来判断他：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营，客观存在，魄，主观意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要统一起来，而不分离。能不能做得到？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专气，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致柔，做到完全遵循时势的变化发展的规律，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婴儿，最能做到无知、无欲、无为，是完全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的典范。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的时候，像婴儿那样，保持无知、无欲，无为的心态，完全随其自然地遵循着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而做出选择和行动。能不能做到？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观点、意识、认识、欲望、希望、知识、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遵循“道”这个变化创造过程而行动的障碍或垃圾。把头脑中的上述这一类的各种主观意识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绝不留下任何残渣余孽。能不能做到？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意思是说，在探明事理的时候，大脑保持无知、无欲的纯净状态。无知，就是不把自己的所知所识当做绝对的真理，而是以完全客观，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永远像事情第一次遇到的情景一样去对待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能不能做得到？
在这里，老子强调的无非是一个字——破。只有破除“成见”，才能让自己像婴儿那样处于完全没有被污染的状态。它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点杂色，是 “无”。但是，正是这种“无”，让这张白纸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所谓得“道”，无非就是对这种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的体察、领悟和守护。
所以，老子主张“无为”，反对强行进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人存在于缤纷多呈的大千世界之中，但沉溺于这种繁杂幻象之中就会让人失去本性。既然“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那么人的心灵也应该在这种繁杂中抽身而出，否则就无法知“常”，不知“常”，就是“妄作”，就是不“明”。万物归根复明，恢复得是世界的纯朴本性，人心知常乃容，才算恢复本心。世界与人心，于是同归于“大道”，从而实现“道乃久，没身不殆”。
致虚守静，也并不是说要绝物离人，而只是要求人们排除事物的影响，隔绝欲念的干扰，在主体清静，万物不足以扰我本心的境界中，通过个人的觉悟来达到非我之伟大，让自我的界限化为宇宙的无限，让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也分享这种无限。这时，主体思想便会更切近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就更能同宇宙的本体有所契合、感通，人的精神就会更直接体察觉悟到整体性的道，更深刻地把握客体世界的奥妙，更能洞察觉悟到万物的共相。这样，你就不会期待从“神”或者其他地方得到恩赐，因为你自身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得“道”而苦苦追寻、费尽心机的人，恰恰已经离 “道”很远了，因为他们把“道”当作了本心之外的东西去追寻，而不知当人心“虚怀若谷”时，道自然就会向人心显现。正如爱因斯坦那句名言：“鱼儿对于其终生生活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所以，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做减法，是“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正如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尼采也说，智慧就意味着孤独地沉思，用直觉悟察万物的本性，这是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由是，外在世界与人的内心打成了一片，进入了一种饱含生机与活力的“浑沌”。正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在西方，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通过思辨的方式获得统一的。对世界而言，真正的存在不是表象，而是表象后面的本质和规律；对人而言，真正具有认识能力的是人的思维，而不是感官。感官与现象相对应，是会骗人的。唯有人的思维，才能够接近世界的本质。西方称之为“逻格斯”。“逻格斯”是三位一体的，对外在世界而言，它指的是“本质”、“规律”；对人而言，它指的是人的思维。对语言而言，它指的是概念化的语言。这样，西方从文明一开始预设了人和世界的对立和分离，而后又通过人的思维和概念去抹平这种对立。正因为此，西方才有了一个主“智”的传统，有了一个历史辩证的传统。
而我们的文化，自一开始就没有预设这种对立，而是在根基处就坚守了“天”与“人”的合一。比如，在道家看来，道乃是万物之宗本；万物，乃道之末。道在万物和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天性”、 “本德”，在万事中的体现就是规律、法则。既然道在人身上表现为天性、本德，那么对人来说，只要复归于本性，就等于体悟到了道的妙义，即所谓“道之大，复性而足”。人的天性，源于自然，若无污染，本可不假修为，便可无意而安行，但世人往往见闻浅短，身心纷乱，驰骛于争夺之场，其本性易被名利与物欲所蒙蔽。所以俗人就有一个复性也就“修道”的过程，复性的具体方法就是去妄。妄是人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它如尘埃一样遮蔽着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去妄，才能使人的本性恢复到原来的澄明状态，以复其天性。然而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逐渐消除本性之外的东西，心性之外物消除一分，本性就复一分，这样不断“消之复之”，才能最后至于“复命”。
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把外在的世界当作一个可以打量的对象，去认识，去探究，而是看作和自己交融，打成一片的内在之物。“天地与我并作，万物与我为一”。正像鱼儿和水的关系，鱼儿何曾在水中抽身而出对水进行打量、研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之在心，谓之天性，其中，不但有真，还有善，还有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交融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分离。而对此的洞察，靠的不是智，而是悟；靠的不是向前进攻，而是向后倒退，以至于像婴儿那样“专气致柔”。这种内敛的文化，是要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不是生存在毫无遮掩的光明中。正因为此，海德格尔说，西方的文明自一开始就把真正的“存在”遮蔽了，从柏拉图开始就走错了路。柏拉图的理念把人的思维从丰富的本质中单独抽出来，把所谓的“规律” 从世界中抽出来，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的千年之蔽。科技越发达，世界越明亮，这种遮蔽就越深，以至于到了现在无法收拾。怀特海说的更极端：“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有机械者，必有机心
正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文化显得非常早熟。所谓早熟，就是过早地看透了一些东西，而不是在实践中得到了教训再去反思。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前面有一个火坑，智者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火坑是不能跳进去的，而是需要绕行。而像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偏不信邪，非要跳进去，结果烧得遍体鳞伤。于是，经过一番伤痛之后，我们成熟了，从此开始绕行火坑。
这一点，深刻地表现在道家对待知识的态度上。我们上面说过，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之所以主张“为学日久，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绝学无忧”，正是把知识、技术这些东西看作了“火坑”，因为它们强行进入了“道之为物的惟恍惟惚”，一旦把世界照得如此光亮，里面就什么也没有了。正像人世间的很多东西，看得太明白，分析的太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知识就是要让“朦胧”变得“清晰”，把“黑夜”变成“白天”，把“美”变成“真”。所以说，道家的“无为”在客观上虽然起到了解构儒家的效果，但在主观上，确是对于“道“的深刻洞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科技文明，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兴趣，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文化已经深刻地预见到了科技文明的危害，在源头就已经规避它了。而不像西方，先是发展出科技文明，然后再用科技消除科技带来的危害，其实已经很晚了。
人类的进化就是这样，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了道路就别想回头，即使你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那个起点也已经变质了。人类远没有我们上面那个比喻中的“后知者”幸运。他们在受到一次“火坑”的伤害以后，还能绕过去。可惜，人类跳进了“火坑”，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卢梭，身处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当其他人都在为人的“理性”、“启蒙”、“实验”高唱赞歌的时候，他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了科技的疯狂将把人类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甚至主张要回到那个茹毛饮血、没有电灯、电话、汽车的原始时代。尽管这种思想充满了浪漫和幻想，但天真的背后掩盖不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和忧虑。伏尔泰甚至嘲笑卢梭：“我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四足爬行的动物”。其实，卢梭尽管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三大启蒙家之一，其实他的思想远远地超出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正如康德所说：“是卢梭让我学会了尊重人。”
如果说卢梭是深刻的，那么老庄则是有智慧的。他们早已经把卢梭的忧虑在几千年之前醍醐灌顶地提出来了。在老庄眼里，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也能惹祸，只要我们控制好就可以了。在老庄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就是“邪恶”的，它的邪恶在于，它在不知不觉地勾起人的潜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旦打开，就无法收回。庄子在《天下篇》中的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父子不欲乎？”。
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汲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问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孔子的学生子贡有理完楚国，在返回时来到过山西的汉阴。在这里见过一位老人为了取水浇地，竟然在水井的旁边挖了个隧道到井里，抱着坛子取水浇地，力气用了很多，可是见效很小。子贡同情地对他说：“我见过一种机械，一天可以浇一百亩地，不费多大的力气，收效却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头也不抬，说：“你说什么”子贡说：“用木料打凿成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就象抽水一样水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机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老人沉着脸，半响才讥笑地说：“我的老师说过，凡是有机械心理的人，心术一定是巧诈的，这就破坏了我们纯朴洁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们的本性一被破坏，人格就完了。你的话太危险了，要是用这玩意，我会感到害羞的。”
对这个智者的老人来说，它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而是以它为耻，不屑于去用。之所以 “为耻”，是因为有“投机取巧”之事，必有“投机取巧之心”，而有了“投机取巧”之心，必然心存焦虑、“神生不定”， “道之不载”就是必然的了。因此，与其让欲望牵着鼻子走，堕落到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还不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如果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心中肯定不会惦记，但一旦见了，再想忘记就很难了。毒品对人类制造的灾难可以佐证老庄思想的深刻。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远离”，你一旦染上毒瘾，再想去戒掉，就太难了。据统计，戒掉毒瘾的人，复吸率要占到90%以上。可见，人类有些欲望，单凭人性的伟大是很难战胜的。还有，前些年在全国肆虐的“非典”。在这样一场灾难面前，我们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竟然是“隔离”。这种防止传染病的办法亘古有之，今天我们还拿来当作“法宝”，充分证明我们人类不可能战胜一切。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我们人类的渺小充分凸显出来，所谓先进的科技也束手无策。也许老庄是对的，我们惟有克制自身的欲望，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敬畏天地大道的运行法则和规律，才能够跳出这种轮回。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对中国的文化一度痴迷，特别了老庄的哲学。而在老庄的哲学中，海德格尔又是特别关注庄子上面讲的这个故事。海德格尔说，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而这些，早在几千年之前，已经被中国的哲学家说过了。科学技术对“欲望” 的勾引和塑造，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疯狂。枪发明了，尽管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恶事，但是一旦有了这个东西，用来作恶事的几率远远大于做善事的几率。汽车的出现，尽管让人可以以最少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车祸却是层出不穷。想用技术的进步来取消这种负面效果，真是痴人说梦。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要对付人类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科学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正如就拿艾滋病来说，人类有一天迟早会战胜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即使人类有一天战胜了艾滋病，肯定还会出现更加恶劣的疾病来折磨人类。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已经受到欲望的驱使，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还有克隆技术的发明，尽管这只是一项技术，无所谓好坏，但是如果用这项技术来克隆人呢？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尽管很多国家的政府三令五申，但是绝对拦不住那些“好奇”的科学家去跃跃欲试。正如伊恩& #8226;维尔穆特（克隆技术的发明者和先行者）所说：“你要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实在太天真了。”
技术越发达，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越差，对其长远后果的预测就越难以估计。使用电脑的我们都知道，一旦受到凶猛病毒的袭击，我们就无法保护电脑里的数据，损失就是致命性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代“高技术”( high一technology)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形。据说，美国曾利用细胞中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的DNA结合，拼接成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只需20克这种毒剂，就可使全球60亿人口死于一旦，威力比核弹大几十倍。在这样一个极其脆弱的时代，又有谁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呢？正如爱因斯坦所担心的：“这个爱好文化的时代怎么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呢？我现在越来越把厚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包括那些被我们大肆吹捧的技术进步。我们唯一的文明好像是一个病态心理的罪犯手中的利斧。”
一旦科技的利斧被病态心理的罪犯所控制，又有谁会对我们人类的命运负责？而老庄在几千年之前“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的断言，何尝不让人警醒？
功利对诗意的剥夺
技术和机械一旦勾起了人身上潜在的欲望，人类就会到外在世界中去寻找这种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如果大自然中没有，就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使之在“人为”的力量下扭曲，变形，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需求。当我们发现桔槔比瓦罐更省力，效率更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毅然抛弃了瓦罐。当我们发现有了桔槔，又开始想象一种比桔槔更为省力、效率更高的灌溉工具。于是，整个世界就成了欲望的目光注视的世界，它开始变得单一，变得贫乏，我们之所以注视它们，是因为其有用，或者说可能对我们有用。
有人说，人类的发展正是因为人有了欲望。如果人人无欲无求，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现在估计还生活在茹毛饮血、刀耕石种的原始社会。谁又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呢？确实，人类发展到今天，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个愚昧落后的原始时代，因为我们对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依赖性。就像我们现在都用上了电器，一旦停电就会不知所措；就像今天我们都有手提电话，一旦忘记带电话就会心急火燎；就像我们今天工作都用电脑，一旦电脑失灵就不会工作。历史的发展总是如此地二律背反，文明的进步带来的将是人类欲望的膨胀和对物的依赖，而拒绝文明则意味着野蛮和落后。我们选择哪一个才是对的？好像我们无从比较，选择了什么就是什么，历史没有假设。既然选择了文明，而抛弃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要承担老庄所说的“失道”和 “离德”。
有欲望，就有攫取，有攫取，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正像我们观看模特大赛，如果从欣赏艺术的角度视之，我们发现了美；可是我们的心思稍微一动，随着目光的猥亵，就可能是赤裸裸的肉欲。如果说古代风车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顺应关系，那么发电机呢？则是人为的进入和强制。前者是老子意义上的“无为”，后者是我们现代性意义上的“有为”。前者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后者则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敌视。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著作《技术的追问》中比较了两个“莱茵河”：一个是诗人荷尔德林笔下作为艺术品的莱茵河:太阳西下，皓月当空，莱茵河散发是宁静和安详。另外一个是进入发电厂而被割断了的莱茵河：为我所用，已经强制性地变形。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在欲望的鼓动下，功利正在剥夺诗意的领地，使得一切都打上了人为的痕迹，大千世界，上至蓝天白云，下至花草树木，没有一样没有进入“为我所用”的视野，而人，开始奔跑在“欲望—满足—新的欲望—再满足”的怪圈之中中，最终沦为了物的奴隶。
更为严重的是，在今天，我们的生存方式开始被技术所塑造。技术带来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带来了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又导致了社会的细致分工和商品的批量生产。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变成了一个角色，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福科说“人死了”，是说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性格的人死了，活着的是那些千人一面的“螺丝钉”。它们只有被安装在机器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现代人对“功能”一词，非常偏爱，所谓的“功能管理学”、“功能主义”的出现就是明证。捕鼠器，就是捕捉老鼠的器具。但是，如果让功能主义者来下定义则是“别有洞天”。何谓捕鼠器？捉鼠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一个自由的老鼠变成一个不自由的老鼠。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构成的，不管是金属做的，还是木头做的，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捕鼠器。这种把一个东西的本质归为实用功能的做法，已经距离老子那“惟恍惟惚的大道”太远了。在这里，世界不再是世界，而仅仅是功能的集合体；人也不再是人，而是欲望的集散地。集结号一旦吹响，这些欲望就会毫无顾忌地扑向这些功能。
在这样的境况下，能否发挥自身的功能，就成了每一个人能否在社会立足的关键。于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好像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逼迫着我们每个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紧张地向前狂奔，而并不在乎目标是什么。在这样一种生存格局下，人人都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裹胁着，身不由己地不停追逐，惟恐因落伍而被时代所淘汰。今天，现代人好像已经无暇再去欣赏“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田园浪漫，更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闲适和从容。困惑、焦虑几乎遍及社会的边边角角，一切都是那么浮躁，那么的急功近利。含蓄、朦胧、耐人寻味、值得咀嚼的深沉之作已经被人束之高阁，而随手拿起的则是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如饥似渴地吸收里面的信息养料。于是，快餐成了今天人们的一种时尚，而做秀则成了最快的成名捷径。总之，投入了，就要看见结果，或者心急如焚地等待着结果的出现。
功利的追求，使的今天我们好像对数字格外的敏感和偏好。数字就是信息，信息时代要求的就是“数字化生存”。按照尼葛洛庞蒂的说法，在今天，数字已不仅仅同计算有关，而且已变成人的生存方式。当整个世界被互联网一“网”打尽之后，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能够被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的东西。这里，只有昵称、符号和面具，而没有容貌、身份和性别。正如在在考试中，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学生，而是考号、学分、分数等一系列毫无感性色彩的数字；而所谓的旅游观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张带有数字标识的路线图。
技术和工业的联姻，使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变成了一个去圣渎神的时代。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觉有魅力，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觉有诗意，因为我们的目光已经变得焦灼。总的来说，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就在于抛弃了老庄的“无为”，四处充斥的则是“人为”和“强求”，以至于自身都在伴随着扭曲和变形。这种现代技术带来的强制和人为，海德格尔称之为 “座架”：
那把山原始地展开成群山，并贯穿绵延成体的群山的东西是会集者，我们称之为山脉。
我们有各种情感，其所自出的姥个原始会集者，我们称之为性情。
强求性的要求会集人，以便把自我展现的东西预定为持存物。我们现在称这强求性的要求为座架。”
在技术形成的“座架”中，“一个落入有用性中的存在者总是一制造过程的产品，它是作为一件为什么的器具而被制造的”。“强求性的要求”严重侵害事物的存在的特征，使得事物被迫放弃它们的真正的存在。空气被强求交付氮、土地被强求交付矿石、矿石被强求交付铀、而农民耕种的田野亦被强求成为机动化的食品工业的“厂房”……在这种极度扭曲的变态生存中，物质的富饶和精神的贫乏成了一个双面体。诗人荷尔德林曾经深沉地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里所谓的“贫乏”，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相反，正是物质的极度丰饶才造成了“贫乏”，即世界丰富性的丧失和人的灵性的空缺。还是海德格尔说的好：“在这样一个时代，算计的人越急， 社会越无度。 运思的人越稀少， 写诗的人越寂寞。”
还是回到老子吧！“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只有在今天的关照下，老子这种看似落后的“无为”才真正地彰显出了其魅力所在。据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拒绝使用钢犁，认为钢犁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这些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时从马身上摘下马掌，免得伤害怀孕的大地。在这种观念中，人与土地、自然、整个世界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强求与被强求、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牵挂、浑然一体的关系：大地不仅仅供给人们食品和农作物，它还是人赖于存在的依托。因此，人们把大地看作自己生命的“母亲”，对它怀有无限的敬爱和虔诚。
而现代技术呢？早已经将这种敬爱和虔诚排除在人与大地的种种可能的相互关系之外，而只将“有用性”当作大地的唯一属性。后果呢？大地不再是人类的母亲，而仅仅以农作物的提供者身份出现，人与大地的关系成为紧张对立的两极。“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人处于现代技术的座架，渐渐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自己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现代人的人性被扭曲了，一味图谋向大自然索取，而毫不顾及这种过度索取对自然产生的严重后果，其最终只能使人类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人是感情的动物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好像根本都不需要回答。人如果无情无义，与畜牲何异！但是在道家看来，把人看作有感情的动物，仍然属于“人为”和“强求”，把人的本性阉割了。
何谓人的本性？我们来看看庄子的解释：“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意思是说，牛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这是牛马的自然本性。而人却要羁勒马首，贯穿牛鼻，控制牛马的活动，这就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人类的生活也应当纯任自然，不能人为地去破坏人的生命的自然发展，打着文明的旗号，给人以感情的重负和礼仪的束缚。当然更不能牺牲自己的自在自得的自由生活去求名求利。世界万物，天性受之于天，称之为“德”。保持了自然本性，也就获得了个体人格的自由，才能做到“常德不离”。而外力强行去干预改变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命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所谓“失德”。
老庄反对任何人为修饰的东西，包括人的所谓道德和情感。那些所谓“善”的东西都不过是 “真”的东西中蜕化出来的，出于“真”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伦理、情感、逻辑和理性。就像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情，原始、强烈而真切，我们又怎么能用善恶来评价，用理性来分析呢？“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正感人的东西未必是文明的东西，未必是符合道义的事情，也未必是合乎理性的东西。自然无为，不强加，不粉饰，坦露的才是人的真性情。而违背人的“性命之情”的虚假矫情的东西，看似文明，实则虚假；看似含情脉脉，实则头悬利剑。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西周后期，为了克服信仰危机，以“仁”释“礼”，让人们到血缘情感中去寻找慰藉和依托。在老庄看来，这也是“人为”，也是对人天然本性的阉割。谁又说人的天然本性就是仁义呢？谁又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天经地义的呢？原来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但却活在自己的天性之中，恰恰得到了“德”。儒家要人们去追求“德”，则是表明“德”已经在他们之外了。一旦把“德”当作一个目标去追求，则是表明已经失“德”，在“德“之外了。正像虔诚的宗教徒，从来不期望哪一天看见上帝，因为他们已经因为虔诚早已经被上帝之光笼罩了，而那些期待看见上帝的宗教徒，由于功利之心的存在，上帝已经离他们很远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晚上，如果我们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我们并不会感觉自己在光亮中，而是觉得很正常。可是，那些刚刚进到屋中的人来说，光对他们可能很刺眼。很简单，他们原先是在光之外了。禅宗说，人间的至理都是“日用而不知”的，正是此意。就拿婚姻来说，原来的夫妻根本不知道啥叫爱情，但却能相濡以沫，白头到老；而今天的年轻人爱阿恨啊，整天把爱情挂在口头，却天天闹着离婚。所以老子说：“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无为而有不为。”对“德”，你谈论的越多，离它越远；你越是追求，越是得不到。这就是我们反复所说的历史的吊诡。正如庄子所说：“儒以诗礼发冢”，儒家的礼乐教化，不过是休起了一座新坟而已。
谈论“德”，本来就已经是“大道既隐”了，儒家又把仁义当成“德”，就更是阉割了。老子气愤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旦人的自然天性最后沦落到用“礼”来束缚，那还是自由的真性情吗？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才能符合天地运作法则而得顺境之时，社会上还能以“仁德”、“信义”维持基本的秩序。当社会上连“仁德”、“信义”都不能发挥功用时，社会上就会出现所谓“大智慧”的贤者，来建立典章制度供大家遵守；但是此时也往往会同时伴随一些沽名钓誉、虚有其表的人，假扮智者来扰乱社会。所以说，过于苛求，必然导致其反面。在这里，老子仍然在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正像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警察，你是感到有安全感呢，还是感到没有安全感？如果让老子来说，肯定是不安全。因为有警察证明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否则，出现这么多警察干什么！所以说，社会治理的境界是没有警察，而不是让警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圣人是不会作为的，顺乎大道而行，哪里来的圣人？
至于儒家所提倡的人伦情感，更是对人自由本性的一种戕害。只不过这种戕害隐藏的比较深，以至于人们很难发现。在老庄看来，情感很感动人，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情感也很折磨人。它能让人两泪涟涟，但也能让人痛不欲生、伤痕累累。对此，庄子在《大宗师》里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能及时离开，终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朝夕相处，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对方嘴里相互湿润以求生存。这情景的确感人，但是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虽感人，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如彼此互相忘记，畅游于江湖之中。这样，既没有了感动，也没有了伤害，剩下的只是自由自在地遨游。对于尧的贤德和桀的残暴，与其称誉尧而谴责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大道流转。
在庄子看来，混沌无知的状态，是万物最为适宜的状态。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与其他东西的处境是多么不同，或高或低，或热或凉，或干或湿，或净或脏，只要是合于自己的原本真性，它就会生活得很自在，以致达到什么都不感觉，什么全都忘记的程度。庄子把这种情况称为“相忘”，意思是完全适宜、无所感知。与此相反，一理脱离了与其原本真笥相适应的环境，它就会感到不适，甚至受到伤害，不管他眼下所处的环境在旁人看来多优越，多么令人羡慕，也毫不例外。情感很感人，道德很高尚，但是对人的本性却是一种违背和戕害。只是我们平时陶醉于其中的时候感觉不到，一旦它伸出力爪，你就会遍体鳞伤。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每一个失恋的人，也许都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人没有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自己又怎么会哭的死去活来呢？正如庄子那样，他老婆死了，他不但不悲伤，反而 “鼓盆而歌”。在庄子眼里，他老婆的生是成形于天地大道，而死也不过是复归于大道，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真是无情，难以接受！但在这种无情背后，我们是否还发现了一点别的东西？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人是感情的动物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好像根本都不需要回答。人如果无情无义，与畜牲何异！但是在道家看来，把人看作有感情的动物，仍然属于“人为”和“强求”，把人的本性阉割了。
何谓人的本性？我们来看看庄子的解释：“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意思是说，牛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这是牛马的自然本性。而人却要羁勒马首，贯穿牛鼻，控制牛马的活动，这就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人类的生活也应当纯任自然，不能人为地去破坏人的生命的自然发展，打着文明的旗号，给人以感情的重负和礼仪的束缚。当然更不能牺牲自己的自在自得的自由生活去求名求利。世界万物，天性受之于天，称之为“德”。保持了自然本性，也就获得了个体人格的自由，才能做到“常德不离”。而外力强行去干预改变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命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所谓“失德”。
老庄反对任何人为修饰的东西，包括人的所谓道德和情感。那些所谓“善”的东西都不过是 “真”的东西中蜕化出来的，出于“真”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伦理、情感、逻辑和理性。就像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情，原始、强烈而真切，我们又怎么能用善恶来评价，用理性来分析呢？“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正感人的东西未必是文明的东西，未必是符合道义的事情，也未必是合乎理性的东西。自然无为，不强加，不粉饰，坦露的才是人的真性情。而违背人的“性命之情”的虚假矫情的东西，看似文明，实则虚假；看似含情脉脉，实则头悬利剑。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西周后期，为了克服信仰危机，以“仁”释“礼”，让人们到血缘情感中去寻找慰藉和依托。在老庄看来，这也是“人为”，也是对人天然本性的阉割。谁又说人的天然本性就是仁义呢？谁又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天经地义的呢？原来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但却活在自己的天性之中，恰恰得到了“德”。儒家要人们去追求“德”，则是表明“德”已经在他们之外了。一旦把“德”当作一个目标去追求，则是表明已经失“德”，在“德“之外了。正像虔诚的宗教徒，从来不期望哪一天看见上帝，因为他们已经因为虔诚早已经被上帝之光笼罩了，而那些期待看见上帝的宗教徒，由于功利之心的存在，上帝已经离他们很远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晚上，如果我们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我们并不会感觉自己在光亮中，而是觉得很正常。可是，那些刚刚进到屋中的人来说，光对他们可能很刺眼。很简单，他们原先是在光之外了。禅宗说，人间的至理都是“日用而不知”的，正是此意。就拿婚姻来说，原来的夫妻根本不知道啥叫爱情，但却能相濡以沫，白头到老；而今天的年轻人爱阿恨啊，整天把爱情挂在口头，却天天闹着离婚。所以老子说：“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无为而有不为。”对“德”，你谈论的越多，离它越远；你越是追求，越是得不到。这就是我们反复所说的历史的吊诡。正如庄子所说：“儒以诗礼发冢”，儒家的礼乐教化，不过是休起了一座新坟而已。
谈论“德”，本来就已经是“大道既隐”了，儒家又把仁义当成“德”，就更是阉割了。老子气愤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旦人的自然天性最后沦落到用“礼”来束缚，那还是自由的真性情吗？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才能符合天地运作法则而得顺境之时，社会上还能以“仁德”、“信义”维持基本的秩序。当社会上连“仁德”、“信义”都不能发挥功用时，社会上就会出现所谓“大智慧”的贤者，来建立典章制度供大家遵守；但是此时也往往会同时伴随一些沽名钓誉、虚有其表的人，假扮智者来扰乱社会。所以说，过于苛求，必然导致其反面。在这里，老子仍然在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正像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警察，你是感到有安全感呢，还是感到没有安全感？如果让老子来说，肯定是不安全。因为有警察证明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否则，出现这么多警察干什么！所以说，社会治理的境界是没有警察，而不是让警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圣人是不会作为的，顺乎大道而行，哪里来的圣人？
至于儒家所提倡的人伦情感，更是对人自由本性的一种戕害。只不过这种戕害隐藏的比较深，以至于人们很难发现。在老庄看来，情感很感动人，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情感也很折磨人。它能让人两泪涟涟，但也能让人痛不欲生、伤痕累累。对此，庄子在《大宗师》里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能及时离开，终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朝夕相处，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对方嘴里相互湿润以求生存。这情景的确感人，但是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虽感人，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如彼此互相忘记，畅游于江湖之中。这样，既没有了感动，也没有了伤害，剩下的只是自由自在地遨游。对于尧的贤德和桀的残暴，与其称誉尧而谴责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大道流转。
在庄子看来，混沌无知的状态，是万物最为适宜的状态。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与其他东西的处境是多么不同，或高或低，或热或凉，或干或湿，或净或脏，只要是合于自己的原本真性，它就会生活得很自在，以致达到什么都不感觉，什么全都忘记的程度。庄子把这种情况称为“相忘”，意思是完全适宜、无所感知。与此相反，一理脱离了与其原本真笥相适应的环境，它就会感到不适，甚至受到伤害，不管他眼下所处的环境在旁人看来多优越，多么令人羡慕，也毫不例外。情感很感人，道德很高尚，但是对人的本性却是一种违背和戕害。只是我们平时陶醉于其中的时候感觉不到，一旦它伸出力爪，你就会遍体鳞伤。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每一个失恋的人，也许都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人没有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自己又怎么会哭的死去活来呢？正如庄子那样，他老婆死了，他不但不悲伤，反而 “鼓盆而歌”。在庄子眼里，他老婆的生是成形于天地大道，而死也不过是复归于大道，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真是无情，难以接受！但在这种无情背后，我们是否还发现了一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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