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银监会官员表示,像长期次级债计入银行附属资本不能反映商业银行真实的自有资金比例,将债务计入资本本身是一件颇为荒唐的事情。《巴塞尔协议Ⅲ》中资本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包括银监会官员和一些银行业分析师均表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以普通股为主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更有意义,而附属资本纳入资本范畴主要因其筹集相对容易,对于上市银行来说通过次级债补充并不难。 对于银行资本的质量,《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该指标剔除了原先计入银行核心资本的商誉、递延税收资产以及部分少数股东权益等难以真正用于抵御风险的资本。对于中国银行业,主要是需要剔除核心资本中的递延税收资产。 根据瑞银证券的测算,考虑2012年底前实行《巴塞尔协议Ⅲ》关于核心一级资本的相关剔除要求,预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届时需要剔除核心资本中的递延税收资产分别为186.96亿元、107.90亿元、247.74亿元、196.59亿元和58.21亿元。 情况远难乐观,平台贷款风险权重的重新认定、2.5%拨贷比的实施以及未来可能的不良贷款率回升,都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构成威胁。 据瑞银证券的测算,按照商业银行公布的2010年三季末的核心资本数据,如果按2.5%拨贷比计提拨备,则五大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下降最多34BP,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则将下降67BP、43BP和36BP。 银监会日前发布的对平台贷款风险分类的调整也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带来影响。 据交银国际测算,按照新的风险权重,披露平台贷款现金流四分类数据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2010年末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下降33BP、48BP、4BP和38BP。以整个银行业7.66万亿元平台贷款规模,按全覆盖、基本覆盖、本覆盖、无覆盖分别占65%、13%、12%、10%测算,则预计2010年末中国银行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从9.5%下降至8.94%。 融资数千亿元建立起来的银行资本并非固若金汤,除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自然消耗,它还随时受到种种可能的监管收紧措施左右。 转型难以短期内完成 许多业内人士都指出,要解决中国银行业扩张融资的恶性循环问题,必须要转变经营方式,加强资本约束和内生资本补充,走向一条资本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而国际上也有可资借鉴的案例,资料显示,德意志银行、恒生银行(00011.HK)、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和英国劳埃德银行等众多国际先进银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曾经历了一段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时期,而后顺应形势变化及时转型,纷纷走上了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麦肯锡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显示,对银行业来说,减少资本“浪费”和发展“轻资本”的商业模式这两项对提高资本充足率非常必要。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目前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仍然不断看到许多银行缺乏资本约束的投资行为,而信贷规模增长也依然是银行业发展的主题。 “轻资本”的商业模式对银行来说,就是要大力发展资本消耗较少的中间业务,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但是,正如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一个公开场合所言,以建设银行为例,这几年的中间业务增长速度已经令人震惊,目前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到20%以上。他表示,国外同行许多中间业务收入都来自衍生产品,而中国银行业又不能走这条路。可见,对许多银行来说,未来中间业务收入可增长的空间并非无限。 而一些银行业人士也指出,银行业要完成转型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革,在目前中国经济依然80%以上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情况下,指望银行业减少利息收入比重而增加非息收入并不现实。而且,在利率和汇率并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许多产品银行并无法涉及,因而利息收入成为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国际上许多银行转型的过程也是基于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放开了银行存贷款利率限制,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同时对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在此背景下,恒生银行迅速调整传统经营模式,实施集约化经营。在2003-2008年间,恒生银行在未进行融资扩股,资本净额年复合增长率仅为0.6%的情况下,总资产规模和一般性贷款年复合增长率分别接近9%和8%,年平均ROE和ROA分别达28.96%和2.12%。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即便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在开始,但完成真正的转型依然是一个更长期的命题,而近在眼前的两三年,资本轮回的魔咒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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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TomJerrysDad > 《股市》